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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有《上李鸿章书》的《万国公报》

没错，《上李鸿章书》洋洋近8000字，主题就是富强之本。当年9月和10月，广学会下的《万国公报》月刊，以《上李傅相书》为题分两期刊发此文。从《万国公报》的文本看，这是篇野心很大，口气比野心更大的雄文。雄文的精华在第二段，西医给岌岌不可终日的大清开了一剂药方——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不消细品，“窃”之后百十来字，有难以掩饰的居高临下。想让中堂大人照方抓药？作者说话的调门，显然高了点。位卑不敢忘忧国，那是你的想法。位卑就没有资格忧国，那是大清的章法。

好在有些愣头青能成事，多半在于起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此事断无胜算。

孙中山在青年时代是个愣头青，愣头青身边有几位大逆不道的同道。譬如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就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结识的朋友。四人过从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并称“四大寇”。“四大寇”加上孙中山的同村发小陆皓东，组成了一个聊天群。聊天群的官方语言是夹杂着散装英文的粤语，日常话题一些排满反清的牢骚，意见领袖是自诩“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

“洪秀全第二”何以竟要上书李鸿章？这反映了他立场在1890年代初的短暂游移，部分接受了温和改良的思想。微妙的转变，源自香山耆宿郑观应的影响。孙中山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澳门，郑观应恰好在澳门丁忧守制。在此期间，两人有着深入的观念交流。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收录了孙中山的《农功》一文，而《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方案则出自《盛世危言》序言。两者之间的关联，陆皓东再清楚不过。

在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陆皓东算不得主角。有一句台词观众可能印象深刻，面对白莲教愚民他哀叹“中国没得救了”。可在孙中山30岁之前的人生舞台上，陆皓东却占了不少戏份，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迷弟。他少年时的惊天伟业，是跟着孙中山捣毁了翠亨村村庙里的神像。后来他被历史记取的身份，是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还有个“第一”，《上李鸿章书》的第一读者。孙中山返乡写作，陆皓东是陪同者。孙中山每写一段，都会把陆皓东叫来，诵读、推敲。迷弟“好犀利、好鬼劲”的赞佩声，回荡在孙宅二楼的书房。种种迹象表明，陆皓东在为《上李鸿章书》击节叫好时，提出了一个更忘乎所以的建议：为什么不直接找李鸿章面陈要义呢？这一次轮到孙中山赞许迷弟了，合心水。

都说广东人敢想敢干，此类优秀品格的要害是，很多环节还没想通透，就已经决定干了。孙中山决定面见李鸿章，理由倒是充分，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是挂名师生关系。孙中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李鸿章是学校庇护人。学生想见老师，天经地义嘛。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见？暂告八字没一撇。

眼面前的麻烦是，孙中山在翠亨村蒙头写《上李鸿章书》时，他的东西药局账面上仅剩十几块钱。“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收到药局伙计的信，立刻从香港赶回广州，替孙中山把药房收拾好，交还给股东。陈少白的举措只是应付股东追债的权宜之计，待孙中山怀里揣着《上李鸿章书》“由澳回省”，东西药局已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一家药局的破产，一般原因是执事医生不但想为百姓救死扶伤，而且想为国家寻诊把脉。

药局破产对孙中山来说是小事一桩，他要操作的是更大的事，国家的事。回到广州，医生把他为大清开的药方交由几位朋友审阅。心思缜密、处事周全的陈少白在文章中添加了一些敬词、谦词和必要的客套话，使之更适合体制内的口味。晚清的广东人，对体制有刻板印象，那是一群满身官气的北佬。李鸿章就是端坐在体制金字塔高处的人。尽管他有着洋务派的开明形象，但草野小民真想与他面对面，关山重重。

孙中山要面见李鸿章，此事摸着门道，已经是1894年6月。欲会李鸿章，先见盛宣怀。六度寻人的游戏，盛宣怀是通关要诀。盛时任津海关道，驻守天津直隶总督公署，三封推荐信铺就了通往公署的路。

第一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魏恒，赋闲广州的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写信出于感恩，因为孙中山治好了困扰他多年的痔疮。魏恒推荐信的收件人是他的好友盛宙怀，盛宙怀任广东候补知府，却常住上海。在信中，魏恒向盛宙怀介绍了孙中山，并请求盛将孙推荐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孙中山携魏恒推荐信，于6月初起程赶往上海，表兄谭虚谷资助了部分差旅费用，陆皓东随行。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上海之行，他一生总共27次莅临此地。

盛宙怀收到魏恒的信后，接力致函盛宣怀。他是第二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人。

第三位给孙中山写推荐信的是老熟人，郑观应。拜访盛宙怀的那几天，也就是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巧遇郑观应。名为巧遇，更像是约定。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出大戏里，郑观应是剧情的推动者，不动声色，适时出现。郑观应此番出现，貌似就是为了助力小老乡。

在三封推荐信里，郑观应的这封内容最详尽、言辞最恳切，对孙中山的评价亦最高。他请求盛宣怀提携后辈，从中疏通，使孙中山有机会“一白其胸中之素蕴”。郑观应还在信中额外提了一个请求：孙欲游泰西各国，考察农务，请盛代求李鸿章，为孙办理一份出国护照。是的，申请护照也是孙中山面见李鸿章的诉求之一，可能是更实际的诉求。出国考察之目的是修习西法以改良中国农业，而核心主张是在广东自种罂粟以抵制印度烟土。这个主张，写在《上李鸿章书》的倒数第三段。

在郑观应家里，孙中山还认识了几位朋友。其中一老一少两位，对孙中山大有助益。老者王韬，66岁，维新思想大家、中国报业鼻祖。王韬利在当时，他为《上李鸿章书》润色并定稿，还为孙中山附加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少者宋耀如，31岁，晚清实业巨贾、基督教传教士。宋耀如功在后世，他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资助者，当年秋天他承印的《万国公报》刊发了《上李鸿章书》，而他四岁的次女宋庆龄未来将成为孙中山的妻子。

1894年6月的孙中山还想不到那么遥远的事，当务之急是去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大约是6月25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还是陆皓东陪同。佛照楼旅舍的广东籍掌柜，看着家乡来的两位青年，风尘仆仆入住，又步履匆匆出门。孙陆二人赶着去天津直隶总督公署，拜会盛宣怀。盛宣怀耐着性子接待了孙中山，精通洋务、有志新政的青年，无论怎么说都可堪一用。他在堂弟推荐信上的批注日期，暗示了孙中山行程的紧凑，6月26日。而经王韬润色过的《上李鸿章书》和他的推荐信，也在同一时间递到了罗丰禄手里。随后几天，佛照楼旅舍的两位住客像换了人似的，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偶尔，其中一人会到客堂，向掌柜打听，有无官差来找他们。对于孙中山来说，这是天大的事。

平头百姓，包括孙中山这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那几天，那个月，乃至那一年，天下最大的事，其实不是他求见李鸿章，而是一触即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不能怪孙中山，大清封闭的政治决策和信息传输体系，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设置了无法穿越的屏障。在铁屋般封闭的体系里，李鸿章是主事人、操盘手，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角色，外有敌寇进逼，内有清流攻讦，此等酸爽不足为外人道。不过，李鸿章要应处的国家大事与孙中山心中天大的事，在时间上倒是有几处偶合。

1894年2月15日，广州《中西日报》刊发孙中山“由澳回省”告示那一天，朝鲜爆发了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东学党起义，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1894年6月3日，差不多孙中山从广东动身北上的时候，朝鲜李氏王朝正式照会袁世凯：“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李鸿章立即复电：“韩国请兵，中国势必准行。”清军分水陆两线进兵朝鲜，李鸿章则驻节天津北洋大臣衙门，运兵筹饷。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他能够嗅出朝鲜内乱背后日本的味道。他知道清军的对手根本不是东学党，而是日本。事实上，日本已先于大清做好了战争准备，半岛驻军迅速增强。李鸿章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的策略调整为中日双方均从朝鲜撤兵，保全和局，并寄望于英俄的调停。6月中下旬，李鸿章坐镇天津，指挥着汉城和北京两张谈判桌上的对日交涉。

18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廷，强硬拒绝从朝鲜撤兵的提议。三天后，光绪电谕李鸿章：和议难遂，加紧备战。这一天，应该是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日子。孙中山赶场拜访盛宣怀、罗丰禄的那几天，李鸿章正焦头烂额、日理万机，他每天处理的电报、文书近百件。有证据表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确呈到了李鸿章的案头。然而，李鸿章是否拨冗读过孙中山的大作，又有何评价？不得而知。十万火急的军情等着中堂大人裁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云云绝非急所。对等着冷馒头充饥的人，大谈膳食均衡，稍显不合时宜。抱歉，中堂大人实在无暇聆听西医的治国方案了。孙中山在佛照楼旅舍枯等数日，等来一本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和一句算不得敷衍的承诺：“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天津之会，由此错过。

后来，仗打完了，仗也打败了。曾为大清奉上药方的西医，已经抛弃了幻想。自津返粤不久，孙中山前往檀香山。1894年11月24日，日军攻陷旅顺并大肆屠杀时，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这一次，西医换了个药方，他不要改良了，他要实打实的革命，革大清的命。

诚然，错过天津之会的孙中山，此后与李鸿章还有再续前缘的可能，但他与大清早已一刀两断。回头一看，《上李鸿章书》竟是孙中山给大清下的最后通牒，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二、1896年9月，纽约，“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

甲午战争，是大清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马关条约签订，曾经的股肱之臣成了天选的背锅侠。1895年8月，条约签订四个月后，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此人事调整本质上是下野，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头衔被剥夺。下野有个雅气的说法，叫投闲散置。

投闲散置的李鸿章，避居北京贤良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裱糊匠之叹”油然而生，中堂大人一肚子的怨气：“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宦海沉浮中的政客，多半会做吹角连营的梦。真能黜而复陟者，并不多见，何况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叟？

李鸿章的幸运也是不幸在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并未停止对中国的蚕食。李鸿章下野后，在这场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对局中，清廷再也找不到一个可负其责的棋手。侠之不存，锅将焉附？更重要的是，清廷逐步认识到，李鸿章当初的构想——联俄制日——老祖宗“以夷制夷”的新款马甲，才是痛感最轻的挨打模式。

俄罗斯人以他们特有的直率，回报了李鸿章的青睐。1896年5月，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指名道姓邀请李鸿章作为大清使节前来致贺。末代沙皇人生中最盛大的仪式，成了李鸿章东山再起的契机。慈禧送了个顺水人情，她召见李鸿章，叮嘱了几句：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

3月30日，吴淞码头一声汽笛，垂老远游拉开帷幕。此一去，历时190天，行程90000里，遍访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荷兰、比利时、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李鸿章欧美之行，是他重返国际政坛的亮相之旅、走出甲午创痛的疗伤之旅，亦是为困境中的大清寻求突破的外交苦旅。

自东向西环球巡游中，有一段令李鸿章大开眼界、瞠目结舌的旅程，也是无比惬意、屡造花絮的旅程，那就是美国之行。

1896年8月28日，纽约港炮台鸣礼炮19响，10艘引导舰分左右两翼，护着“圣路易斯号”邮轮缓缓驶入泊位，码头上《拉德斯基进行曲》高奏。李鸿章走下舷梯时，聚集在码头的数万市民，执旗列岸而迎，脱帽欢呼，万声如一。身着黄马褂的高个子老人，在纽约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此前，他刚刚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

新大陆扑面而来的新气息，万物更始，欣欣向荣，让老迈帝国的失势老臣产生了天然的好感。纽约，是李鸿章美国之行的第一站。他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值得他长久回味咀嚼。

8月28日，未安排其他活动。李鸿章登上大马车，直接由码头前往行邸华尔道夫酒店。纽约街头，万人空巷，巡街捕役在马车前开道，好奇的市民挤在人行道上，争睹大清头等钦差大臣的风采，建筑物上挂满了大清的龙旗。

8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和多位政府高官，取消例行休假，赶赴纽约会见李鸿章。宾主双方互换国书，并就关税问题进行交流。会谈之时，李鸿章状态甚佳，悦人话语张嘴就来，“（在欧洲时）有人劝我从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回国，被我拒绝，因为我一定要来美国看看。”

8月30日，李鸿章祭扫好友、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墓地，并在格兰特儿子富德立陪同下看望了格兰特的遗孀。

8月31日，休整一天。

9月1日，李鸿章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弥撒布道并发表演说，讨喜辞令再度派发，“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恒谓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当晚，中堂大人探访纽约下城区唐人街，当地华人奔走相告，兴奋异常，迎接来自故土的贵宾，马车几不能行。

9月2日，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他借访谈之机，为在美侨胞遭受的歧视而发声，呼吁美国废除排华的《格利法》，“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