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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使命》，[英] 约翰·托什著，刘江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版，52.00元

关于历史，有不少古老的“老生常谈”，如“历史有什么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嗨，这话真是击中要害！”话说得够狠的，但是在逻辑上却有问题：最起码不是已经学到一样东西了吗？还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说得比较老实：在证明历史的其他用处之前，起码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历史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可以触发兴趣。十几年前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虽然同类的史学导论性著作有不少，而且有些作者的名头比托什还要大，但是总觉得他的全面而清晰的阐释是最出色的，留给读者的只是领悟深浅的问题而已。

近日读约翰·托什最新的修订版著作《历史学的使命》（原书名Why History Matters， 2019；刘江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发现它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史学导论》的第二章“历史学的功用”，但是从中发展出新的系统性的史学方向：“应用史学”和“公众史学”。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和现实意义来看，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有现实感和最接地气的专题性史学导论著作。就这个研究视觉与具体议题而言，本来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很有（或者是更有）感受和发言权的，但好像还没有读到比托什更有针对性、更有现实感的著述。

该书原书名是“Why History Matters”，译者说“为了更加凸显托什大著的主旨，我没有把书名直译为‘历史学为什么重要’，而是取其‘笔法’，定名为‘历史学的使命’”。（译后记）从原书的主旨来看，这个译法当然是对的。但我有点担心的是因为“高大上”了，可能会掉进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说的那种流行语境中。因此可能倒不如直译好一点，不沾那种语境。如果要意译，或许就“把历史学当回事”，口语的质朴中还有一点揶揄的挑战——作者既是向历史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呼吁，同时也是对大众喊话：历史学是重要的，别不把它当回事！

托什说公众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政策话题，却没有人充分解释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公众也不知道在过去的记录中有什么是与之相关的。（序）这的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应该补充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残酷的战争冲突，公众更需要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和现实发展的可能。

这时候就需要历史学家站出来说话。当然，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站出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未必都是讲的人话，在纳粹时期不是没有为反犹和德国侵略战争辩护、叫好的历史学家；二是历史学家如何才能站出来，也是个问题，托什并没有站在“使命”的道德高地上要求历史学家，更没有把责任推到历史学家身上。社会不能没有历史学家，但在关键时候也不能光靠历史学家。我说约翰·托什的这部书很接地气、很有现实感，就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论述的重要议题。

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让社会能更明智地处理棘手的公共问题——作者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对该书最浓缩的概括。当然，光是依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作者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要说明，在更广阔的层面理解史学思维可能会更接近培育批判性公民这一理想。”（第1-2页）应该以史学思维培养公众，因为知识是一种权力，关于历史的知识更是一种重要的权力。但是作者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关于历史知识的权力分为两种。一种掌握在某些人手中，把人们牢固地捆绑在对过去的同一性叙述之中，历史被用来灌输和强化认同感；另一种权力掌握在有作为的公众手中，是他们观察世界、认识现实的思想资源。在生活中这两种形式的权力并非泾渭分明，但两者仍然有显著区别：第一种权力使人们保持言辞上的一致，第二种则让思想获得权力。作者说他探究的是第二种权力的功能，考察如何将其运用于处理当代问题。（参见第2页）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应用史学”，指基于学术追求而构建的历史知识；同时，这些历史知识又与当前公众关注的问题有关，要让史学承担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公众史学”，虽然有多种不同含义，其内涵需要被详细界定，但共同之处是历史应被公众而不是学术界占有，因为大部分读者是普通大众。因此作者将“公众史学”理解为同时也是一种专业史家将其知识提供给大众的传播性工作。（第3页）具体来说，是指专业历史学家通过新闻、电视节目或政策建议使他们的工作引起公众注意，也是指与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联合开展的史学工作，以及支持和建议普通人通过口述史、家族史及其他社群内的项目开展史学工作。（105页）作者认为，历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使青年人具备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面对目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不会不知所措，能够区分当下短暂或持久的现象，能够使时代中正在进行的变革与自己建立联系——“这些都是‘用历史学来思考’的要点。本书各章将展示这些要点在培育积极有为、参与性强的公民之精神素养方面的作用。”（第3页）

在上述两个核心概念之中，“应用史学”的概念显然更为复杂和更有争议性。因为恰好是二十世纪的历史揭示了应用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的阴暗面。“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来说，‘经世史学’确实令人产生不安。纳粹德国和……对历史学术性的歪曲是众所皆知的……”牛津大学中世纪学者V.H.加尔布雷斯（V.H.Galbraith）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最近国外的经验表明……带着实用的偏见来进行历史研究是可行的，但坦率地说，其代价是将历史研究变为宣传工具……事实上，不可能从历史中获得回报。”（19-20页）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应用性避之不及。托什说，历史学家个人生活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体验有助于解释为何学术界对“经世史学”充满敌意。（20页）但是在今天，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互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没有理由因为应用史学在过去曾被滥用、在未来也仍然有这种可能而放弃了历史学对社会负有的责任与使命。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就说过：“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知识可以以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的方式得到有效运用。”（第3页）他在书中引述的大多数应用史学作品“都是为了增进公众对如何管理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社会等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最广义的‘政治’”。（21页）“很大程度上，批判性的公众史学的价值就是其所传达的知识的‘张力’。这样的历史学向外行传播得越多，我们就会越明显地看到，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引发而不是结束质疑，在于揭示选项，而不是坚持寻求答案。”（22-23页）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相信的是“了解过去，使得我们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能够以更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在的情况，并对现在与过去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不同变化保持敏感”。（29页）

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如何使历史学与公众心贴心，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或研究成果，只需要拿出实际的行动——通过正式出版物，使历史回顾与对现实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作者介绍了英国费伯（Faber）出版社在1986年至1991年出版的一套“历史学手册”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该丛书以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为特色，介绍了失业、住房、违法者的处罚等特定政策领域的历史知识。阿夫纳·奥弗（Avner Offer）是这一丛书的幕后推手，他非常熟悉美国的公众史学，并希望对“应用史学”有更敏锐的感知。丛书中的大多数书都关注特定主题的历史演变，并注意历史记载所揭示的不同政策方法。但是，这些书几乎没有以其历史研究来影响当前政策的意思。（120页）作者没有详细举例说明这套书的写法，我想这些书的作者只是希望为公众提供历史知识作为思考现实政策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就是让“公众史学的思考方式在批判性的公共话语中发挥的作用”。（同上）

如果说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那么也可以说生活就是这本教科书的最好推销商——生活中发生的大事、舆情关注的超热点，都可能促使人们从历史书中寻求答案或慰藉。比如两年多前疫情暴发，关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史书就火起来。当历史学家还在沉默的时候，书库中的旧版历史书就已经摆到热销书柜台上来，因为商机来了。由此看来，托什的这部著作还可以增加一个章节：公众史学与图书市场，既培养了公民史学爱好者，又拉动了内需。

总之，历史叙事早已扎根于公共文化之中，给人们带来娱乐，同时也有历史学家正在探索如何在时事热点中运用他们的知识——通过广播、网络以及印刷品——以证明历史可能具有的重要公共价值，证明历史可以成为代议制民主下积极的公民能够调度的重要资源。（第3页）

在传统的出版物形式之外，英国有一个创建于2003年的“历史学与政策”网站（www.historyandpolicy.org）向公众提供最新的与政策相关的史学观点。其意图是既希望影响政府政策的形成，又刊载公众的辩论。自建立以来，这个网站发表了近两百篇历史学家的短文，关注重点是英国国内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对当下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观点都是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核心原则来写作，比如按照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或在充分考虑历史差异和历史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类比推理；同时也清楚表明，在谈论超出寻常范围的政策和重要事务的时候，历史学家常能提出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观点。（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