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完颜亮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除了对关系本国命运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策略，进行宏观指导外，还亲自参加许多重大外事活动。在外事活动中，他既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又纵横捭阖、随机应变、张驰有度、进退自如、机智幽默、乐观诙谐，在应对许多复杂局面和各色对手中塑造了一位伟人的国际形象，也为中国营造了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表现出优秀的外交素质。
中国只打自己的牌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邓小平虽然已经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并不主管外事工作，但在中苏两党处于微妙关系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曾委派他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赴苏参加党际交往活动。在苏联，邓小平表现出了既坚持原则又随机应变的风格，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在外事活动中的良好品格，不仅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连曾与邓小平“过招”的老对手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外交，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此时，中国外交也处于调整期。邓小平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考虑，开始确定新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邓小平说的这两个变化，一是改变了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调整了过去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战略，主张“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三是看清了世界主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基于上述三点，邓小平认定：在相对和平环境条件下，中国应该抓紧时间搞建设。新的外交方针是围绕党确定的基本路线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外交方针的核心是独立自主。
◆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曾经用“打牌”来形容中国要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1984年5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这些话讲得非常明白：中国只打自己的牌。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世界上是存在霸权主义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难免受到霸权主义国家的欺负和压力。面对霸权主义的压力、威胁，邓小平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性格。1982年9月，他曾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铿锵有力的话，表现出了邓小平的坚强意志。
轻松处理“大三角”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上美、苏、中鼎立，国际政治家称之为“大三角”。中国如何处理同苏联、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需要处理的重大课题。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就可能遭到强大压力，陷于孤立，不会有搞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当然首要考虑的是处理“大三角”关系问题。但是，邓小平处理这个复杂多变而又重大的问题，却信心满满，游刃有余。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即打开了中美关系，此后中美高层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联系从未中断，但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两国贸易还没有发展起来，而中国搞建设，与美国这个经济大国进一步发展关系非常重要。邓小平看准了这一点，于1979年1月，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亲自飞往美国访问。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卡特总统及美国人民的隆重欢迎和礼遇。这次访问，不仅增进了两国相互了解、友谊和信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许多实质成果：邓小平、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这些成果为后来中美关系持续发展，为中国引进美国技术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在亚特兰大的致辞时说了一番实在话：“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
中美毕竟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双方对立、隔绝几十年，邓小平在美国期间难免会遇到一些挑衅性问题。据当年为邓小平担任首席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邓小平访美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向邓小平提问：“中美两国间继续这种愉快的蜜月时期会有什么主要危险呢？”邓小平反应敏捷，表现得非常自信。他毫不犹豫地诙谐作答：“我看不到危险。蜜月将继续存在。”邓小平的答话引起周围记者会心的笑声。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美。图为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阳台上。
邓小平访美时曾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席间，布热津斯基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但是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时，邓小平则予以坚决回击。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拉拢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对此邓小平以他大政治家坚毅的性格坚决抵制。他在会见外宾时坚定表示，中国不怕美国制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要采取主动。要中国去求美国，办不到！在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面前，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不得不主动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
在香港回归祖国问题上，邓小平面对美国的盟友英国的干扰，同样表现出了他的坚定性。他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坚决驳回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英国不配合，15年过渡期内香港发生波动，中国就要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奠定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牢固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还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中苏边境仍然陈兵百万，导弹也对准中国。这对中国和平建设是个重要威胁。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是邓小平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邓小平判断，中美建交及两国关系改善会对苏联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苏联方面会有所动作。果然，1982年２月１日苏联政府主动照会中国政府，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同年3月24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提出了四条新内容：第一，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第二，不支持“两个中国”。第三，苏联不对中国进行威胁，不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第四，记得中苏友谊时代，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
邓小平敏锐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认为苏联方面已经采取主动行动了。他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商量对策，一致认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要撤除对中国的军事包围。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人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其琛回忆说：“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主楼门厅进行。钱其琛回忆：“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第二天钱其琛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中国方面这样做，也是表明中国愿意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他向苏联方面转达中国高层对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信息我们注意到了，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主要是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在我们的边界屯兵问题。邓小平说，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响应他的“建议”，但“他总要把它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但邓小平没有放弃改善中苏关系的任何机会。1982年3月，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后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应中国邀请访问北京。这是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苏联公开的官方报道只是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４月份，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苏联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府杜尚别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邓小平分析局势后，决定加快改善中苏关系。钱其琛回忆，1982年夏季，“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按着这次会议定的原则，中国采取了主动行动。6月份和9月份，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7月份，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贾丕才访问北京后，1982年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视察使馆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中方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苏方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对此中国方面又做出积极回应。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力主改善苏中关系的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邓小平认为这是改善中苏关系的机会，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邓小平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而又实事求是的谈话，并专门请胡乔木同志起草。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会见黄华，同他谈话的时间最长。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会见了黄华。会见结束后，塔斯社报道说，黄华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1982年11月16日，《真理报》编辑在东京对日本记者说，“中苏两国应该同意在两国边境地区减少武装部队。”他还指出，苏联军队将最终从阿富汗撤走。苏联并不打算在阿富汗建立苏联式的政权。他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他的讲话与葛罗米柯提出的“排除障碍”完全一致。1982年11月18日，黄华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的方式。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后认定，在国际“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如果一味强硬反苏，不但给中国带来很大困扰，也使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也不利于形成中国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他决定抓住担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契机，进一步推动中苏关系改善。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邓小平立即注意到了苏方对中国称呼的改变，指示外交部做出积极回应。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国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紧接着，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1982年12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对该贺电作了报道。1983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公开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1983年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做出回应，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邓小平对苏政策的改变，已经跳出过去僵化地以意识形态争议为主导的圈子，转入以中国国家利益作为考量标准。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苏联方面非常看重这一点，由此加快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步伐。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安德罗波夫亲自提议，派遣苏共内部的亲华派代表性人物、从1950年至1958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与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改善双边关系。同时安德罗波夫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也是外交部副部长的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由他直接负责。苏联方面传来此信息后，邓小平和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立即做出积极回应，欢迎阿尔希波夫访华。中苏之间仍然存在“三大障碍”，但邓小平致力推进中苏关系改善的决心没有变，他在1984年2月22日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逝世，中国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主动政策，委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在葬礼之后接替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契尔年科同万里进行了简短会谈。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后，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国给予他很高礼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先后会见了他。他此行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国再次采取主动行动。钱其琛回忆：“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
1985年3月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为了使中国获得更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也为了抑制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邓小平决定采取更主动行动改善中苏关系。按此意见，中国方面在契尔年科逝世所致唁电中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钱其琛回忆：“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邓小平采取的主动行动非同小可，它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中苏关系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中国主要决策人邓小平愿意会见苏共最高领导人。这是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推动，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转折点，也促使苏联方面接受邓小平消除改善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意见。钱其琛回忆：“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这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决定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公开答复。
此后，经过中苏两方长期谈判以及外长互访，在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中苏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并且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之后，中方立即对他发出访华邀请，终于促成了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
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来访十分重视，一般不在具体细节问题上作指示的他此次连接待礼仪也考虑到了，他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两国领导人都经过更换，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以及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并且得到不断发展。现在中俄两国已经发展成了亲密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邓小平高瞻远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改善了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轻松处理“大三角”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在制约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中国不当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先是东欧国家政权先后易手，苏联经历动乱后也政权易手，随后解体。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受到西方“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如何自处？外交局面如何打开？有各种意见。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力主冷静观察、埋头实干。1989年9月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小平提到的稳住阵脚意味深长。而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又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说，中国内部要稳定，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没有错，都不能变。“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无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在此方针指引下，中国挫败了西方国家对我“以压促变”的方针。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我国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同作为决定国与国亲疏的标准，而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保持和发展了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苏联解体后，中国立即承认俄罗斯联邦并相继和新成立的独联体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西方国家对我抵制的时候，我国通过国际组织开展了活跃的外交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和西方国家逐一恢复了正常关系。
经过冷静观察，邓小平认识到，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形势也有对我有利之处。苏联的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利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苏联解体后，西方联盟的凝聚力减弱，美欧、美日矛盾、摩擦有所增加。经济上，美国、欧洲、日本已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争夺和竞争加剧。防务上，美国强化在欧洲的存在，而欧洲国家则要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争取拥有独立防务，以期摆脱美国的控制。面对这种局势，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方针。“韬光养晦”是指谦虚谨慎，不说空话，多做实事，不事张扬，不当头。“不称霸”是毛泽东在世时确定的国策。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曾希望中国能够当第三世界的头，但邓小平却坚决地说：中国不当这个头，从而在“不称霸”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当头”的根本国策。邓小平讲过这样的道理：“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中国不随便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要少说多干，认真地把中国自己的经济搞上去。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同时，中国要“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中国要“韬光养晦”，但在国际问题上仍然要“有所作为”。邓小平1985年会见日本访华团时曾谈到，“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尽管单薄，中国却也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核大国之一，有较强的综合国力。正如邓小平1990年指出的，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化之中，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总是一极。“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按照邓小平这一方针，中国历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强。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