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
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与现代社会价值
（中国武学文化研究）
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五步神拳、先天无极道圣拳、无极道圣道圣拳、义和拳等，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拳系之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拳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有着丰富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历史渊源久远；其源头远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近可明查于明末清初，记载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传承有序，源流清晰，全国传承分支众多。文圣拳发源于山东鲁西南地区，是历史上义和拳的源头，因其历史上与八卦教和义和团（拳）运动的密切联系，更倍受世人所瞩目。它主要传承于山东济宁古运河两岸，在济宁、嘉祥、郓城、汶上、梁山、巨野、金乡、微山，江苏省丰县、沛县，河南省商丘、夏邑，河北省临西，以及陕西省西安等地有着广泛的传统，在其它地区也有众多习练者。该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国家体委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组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宋庄得到挖掘整理。2009年9月27日，文圣拳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国家非物质遗产的重点保护项目。
文圣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山东四大名拳”之一，后被誉称为“中华历史文化名拳”、“中华文圣拳”，“中华圣拳”，是中国古老著名的内家拳种之一。文圣拳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马上征战功夫，是沙场征战中马上实战功夫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强的实战功能，同时也拥有显著的养生价值。它是一部中华武学的修炼大典，文武合场，内外兼修，性命双修，文成武就，是汉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杰出代表。文圣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出来的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是中国古代先哲和历代先师前辈遗留给后人的武学文化瑰宝，它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和富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重要文化遗产。文圣拳是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华武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特别是它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脉，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儒家、墨家、阴阳家、道家、兵家等各家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兼容并蓄的传统，《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朝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朱熹、王阳明等人倡导的“理学”运动，以及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等。金、元时期的全真道王重阳以三教合一为旗帜，大量糅合儒、佛二教之内容，构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他明确提出了将三教合一理论作为基本教理，鲜明地举起三教一家、三教平等的旗帜，实行三教联合的传教路线，使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理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全真道教经过王重阳、马钰、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几代掌教的宣传，以及当时金元两个朝廷的推崇，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文化，经过儒释道三家的调和、并立和圆融的过程，实现了三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互补，不断树立了以其本教为主倡导的“三教归一”，并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和文化。它丰富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涵，从而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多元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要资源，多元文化共存促进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武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理论源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同时也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圣拳鲜明的多元文化观的提出，揭示了文圣拳武学文化的内涵和属性，对于人们正确、全面认识文圣拳和中华武术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浩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圣拳武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圣拳武术理论、思想和精神的源泉。文圣拳是一种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族运动形式，它以道家、释家、儒家、兵家、墨家、医家、阴阳家等思想为核心，以古老的“天人合一”人天观、整体观为基石，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它以养生强身健身为主，同时具有极强的实战威力。文圣拳产生于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之中，三教合一文化是其重要的理论思想源泉，其文化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它鲜明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中华武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而使之成为独具代表性的中华武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也是世界多元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法四家文化思想交相辉映，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支撑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石。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其在三家思想矛盾斗争中完美的融合与发展，儒释道三者之间彼此补充，相互辉映，各彰异彩，和谐并存。以三教合一文化为理论支撑的文圣拳，其思想和文化内涵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多元文化的杰出代表；它的形成与发展与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文化和思想影响着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文圣拳的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观是其重要理论特征，它的兼容百家、和谐包容的思想，在中华武学文化中大放异彩。深入探索和研究文圣拳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华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的基本内涵及特点
文化多元化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基础上，兼收并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形成以本国或民族文化为主，外来文化为辅的文化传统。汉民族文化思想浩瀚，它文化多元并具有强大而深邃的同化力和包容性，中国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相互融合，促进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具魅力和特色的文化，并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文化。《论语·子路》：“和而不同”的观点，代表了古代先哲对多元文化的态度和思想，多元文化并存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架构和体系。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魂魄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和精神土壤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生活方式共同构筑出中国武术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有着多元文化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众多武术门派和拳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群星璀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明灿烂，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也扎下了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之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斗争，又日趋融合，统贯着中国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各自为了生存与发展，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从而使自己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它们在不断完善自己理论的同时，也促进了三教思想和文化的融合统一，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它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唐宋以后的这种三教合一思潮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结构，适应了维护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在二千多年儒家孔孟之道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以儒家为主导，以道、释为辅的三教合一文化，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宗教的和谐与发展，有力的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教合一文化对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理论源泉，构建了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宗教文化。由于儒、释、道三教都是封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有效工具，所以历史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潮。
中华武术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创造、逐渐形成的以技击为内容、通过套路、格斗和功法等运动形式和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武术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其多元文化性，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它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社会，与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同步，其起源久远。远古的狩猎岩画真实地反应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岩画中狩猎方式和工具记录的远古人群徒手或持简单器械攻防格斗的生存技能，它们是武术基本技术起源的雏形；而战争岩画中的兵器、格斗姿势真实地记录的远古人类战争中的兵器技艺、格斗技能，它们是武术器械使用和对练形成的基础。武舞岩画中各种舞姿记录的原始武术动作与舞蹈的交融，是一种原始武艺演练艺术，也是武技动作的简单套路化，是武术套路表演艺术化的渊源。武术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在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所凝聚的高级的生存智慧，成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特殊文化形态。武术的理论源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联。中国武术门派众多，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而文圣拳是中华武林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文圣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深受中国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熏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武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它是中国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文化典范。三教同宗同源，殊途同归，三教合一，万法归宗，万道归一，以及万法归一的文化观是文圣拳的重要思想理论和文化内涵，也是中华武学中特殊的文化现象，以其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巍然屹立于中华武林之中，成为中华武苑中一面光辉的旗帜；它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华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它在中国传统武术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共同推动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圣拳发源于鲁西南地区，这里是始祖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的交汇地，多元化、多样性、包容性的中华文化铸造了文圣拳武学文化，彰显了思想和文化的深厚，具有大气包容的风范，其精神具有泰山和黄河文化的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深入探索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文圣拳文化是建立在历史上民间宗教八卦教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基础上的，浸染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之中，并汲取和融合了其它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在中华武林中独具代表性的武学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哲学文化内涵。主要经典有集儒释道三教文化思想为一体的《根源经》、《五圣传道经宝卷》和《八卦八书歌》、《禀圣如来》、《锦囊神仙论》、《八卦图》和《六甲天元》等。其中《五女传道书宝卷》和《八卦八书歌》是八卦教的主要传教经典，它将修炼道家内丹功夫作为其修持的最根本要求，佛道双修，内外兼练，性命双修，内容是气功内丹修炼的方法和要求，阐明宗教教义理论和思想，以及道德礼仪教化等。主要宗旨是传经布道和追求长生不老之道，修炼身心，得道成仙，度化众生，济世救人，教化向善。八卦教炼内丹(气功)修长生的教理，深受下层民众广泛信仰，使八卦教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蔓延发展。八卦教是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一面旗帜，它在中国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它的传教教理、经典和思想被明清时期的其它民间宗教广泛采用，它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和传统武术在民间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圣拳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族运动形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通百家之术，儒、释、道、兵、法、墨、医等百家之说是其思想根源。它与哲学、宗教、艺术、文学、天文学、兵学、美学、力学、中医学、养生学、社会学、伦理学、运动学、动力学、生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信息学、控制学、仿生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及广泛，广博精微，综罗百代，理法精妙，内涵含藏万象，可以说集中反应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特征。它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一部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综合性学科，涉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与人体本身有关的问题，体现出东方哲学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观﹑人生观﹑竞技观；它将气功、技击、哲学、文化、宗教、健身、艺术等融为一体，拳理兼容万家，气吐宇内，大气磅礴，气势恢弘，自成一家，包含着“哲学，道德，体魄，修为，精神，宗教，科学”等领域的重要内涵，被誉为“中国武学文化的百科全书”。文圣拳传承着民间宗教文化“基因”，其思想渗透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习练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观念的形成。
文圣拳功夫体系以河图络书为文化为源头，以先秦的《老子》、《庄子》、《易经》、《易传》等经典为基本理论内核，同时将《清静经》、《黄帝阴符经》、《黄帝内经》等经典作为其理论的重要精神；它将儒、释、道、兵、墨、医等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将“道修真、释参悟、儒修身”寓于一体，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圣拳是一部千古传承的马上征战功夫，是由道家静坐修炼养生之法与古代沙场征战中所使用的大刀、大枪、硬弓等架式和实战的功夫组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华武学修炼体系。兵学文化在文圣拳武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经历千百年来战场厮杀的洗礼，是中国武术中“马上功夫”和“地上功夫”的有机结合，它将冷兵器时代马上征战中大将所使用的大刀、大枪、强弓等架式和实战技法自然地融入五步拳架之中，是大刀、大枪、强弓等功夫的延伸和升华。“沙场征战保社稷，马下托枪圣贤法，一阴一阳通明理，文武同修显神奇”，历史上文圣拳被誉为“马上保朝”之拳。
文圣拳法天地，通阴阳，顺自然，重武德，讲武学，它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为指导，具有积极的世观界和方法论，有深厚哲学文化内涵，是中华武术中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拳”、“先天之学”、“帝王之学”、“圣贤之学”，将才之学“、“大道之学”、“万法归宗之学”。它是中华武术中沙场征战功夫即“将门武术”的优秀代表，为无数英雄豪杰所仰慕和倾倒，是中华武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文圣拳“文武合场”，以文助武，以武促文，文到武成，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一阴一阳，内外兼修，性命双修；拳法、步法、身法中带有阵法，法天地造化之象、日月运行之度，踏罡步斗，技法高深，奥秘无穷，具有重要的养生价值和实战功能。它的文武功法各具有完整独立的修炼体系，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大道天成，融为一体。文场是文圣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其武学文化中具有统领的地位，以文场统领武场，以武场促进文场，文武大道通天下，圣拳之法定乾坤。文圣拳在修炼上有文场和武场单修和双修之说，文场有“文弟子”，武场有“武弟子”，文武合修，可达武学至高境界；它“文武合场”的武学文化在中华武学中独具特色，独树一帜，绽放出灿烂的文化光辉。文圣拳几百年来只能在民间隐秘传承，历来传承有秘传口授之古习，有“三人不传，六耳不道”之说，弟子亦有门内和门外之分，门内弟子可以得文圣拳内功修炼之奥秘，门外弟子只能修炼拳法拳棒功夫。它的“脚不插是非之地，口不说恶言诳语，手不取不义之财，眼不观花红灯绿，耳不听闲言碎语”等规矩更是文圣拳弟子所要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同时要严格遵守“不惹事，不生事，自然无事”的信条，以进一步规范门内、门外弟子和爱好者的处世行为和求保平安之道。在文圣拳修炼中，可以唤醒人们良知和理性，教化去恶从善，养天地浩然正气，得到思想和灵魂的升华。
文圣拳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与武术融会贯通的文化和丰富的兵法理论战术为底蕴，以武术独特的理、法、术、技、功为根本，以道教丹道术、佛教禅宗、神仙方术等修行手段，融合出一套阴阳结合的武术功夫体系，具有阴阳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和方法论；它在方法上主要是道家内丹修炼，并兼用符箓、咒语、印法和道术，以及佛教密宗密法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内功修炼理论，修炼是文圣拳武学的核心内容，它在传承中保持了历史上文圣功特色，是一部经过修炼而形成的一门绚丽多彩的武学艺术。文圣拳古传武功秘籍是一部夺天地造化之机、旋转乾坤之能、参悟万物化育的《太阳真经》，也称《无字天书》，其采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天道自然，大道无极，得自然变化之深玄。文圣拳的“天道，地道，人道，文道，圣道，武道，兵道，医道”之“八道”文化，博大精深，深奥精微，内涵丰富，涵盖八方，道通天地，一通百通，得一道而通万道，通一道而扬天下。“文圣拳泰山论道”和“文圣拳华山论剑”（简称文圣拳“两论”）形成了文圣拳思想和主要功夫两大体系，它是文圣拳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当今文圣拳发展的基本格局。“两论”文化在文圣拳武学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圣拳文化博大，内涵精深，功架绝伦，玄妙深奥，体现了中华武学的“大道”文化。
文圣拳“一个思想”、“一个灵魂”、“一个文化渊源”的理论（即“三一理念”：1、文圣拳武学思想：道法自然，尊道贵德，圆通武学，和谐共生，万法归一，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发展。2、文圣拳武学之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高尚其灵魂，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3、文圣拳思想文化渊源：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集中体现了其思想文化价值，在中华武学中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文化色彩。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积淀和成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圣拳武学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饱经沧桑，自强不息，顽强发展，凝聚了历代先师前辈和无数武术先贤们的智慧，同时因它与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密切联系，内具宗教信仰的力量和精神，民间宗教的思想和力量促进了文圣拳的传承和发展。文圣拳也是中国“宗门武术”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武术中“将门武术”和“宗门武术”有机结合的武林功夫，二者结合为一，从而形成了中华武林中具有代表性和独具文化魅力及影响力的武学文化。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文化对民间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也同时对文圣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它具有连续性和开放性特点。文化的多元是民间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民间宗教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的宗教理论和信仰体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宇宙同根同归的整体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融会贯通、殊途同归的理论基石。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思想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王重阳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以及“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 、“教虽分三，道则唯一”（《全真教》）等都积极倡导三教合一和促进三教的融合。三教合一对中国哲学、文化和艺术影响深远，明代小说家吴承恩著作的《西游记》，是典型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在古典文学上的重要体现。
在当代中国宗教当中，除国家认可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以外，尚有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中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释、道、儒三教合流的特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它文化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果报思想，以及道教的修炼方术等文化，在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它与社会“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协调控制、心理调适、伦理教化、社会交往等功能，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世俗性等特点，它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上承原始宗教，下受儒道佛三教的滋育，源远流长，演化成民风民俗，构成民众的生活方式，它潜移默化的自然地形成了中国人的气质与性格。历史上民间宗教一般多在农民和城市平民阶层中流传，有着广泛和天然的群众基础，而且与武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众多民间武术团体与民间宗教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宗教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和表现形式，在明清两朝发展到鼎盛时期，逐渐形成了带有民间宗教文化色彩和思想的武学文化体系。宗教与武术是人类创造的宝贵财富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与武术的结合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它对武术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理念、技术战术、内功修炼等多方面给予深刻的影响。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他们多以结盟、传教、习武等活动为凝聚，操练拳棒，坐功运气，强身健体，传经布道，凝聚人心，治病救人，活跃生活，对促进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习拳练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推动传统武术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圣拳发源于山东鲁西南地区，是炎黄文化、黄河文化、齐鲁文化、圣贤文化，以及东夷文化等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文圣拳起源于明末清初，祖师刘奉天。刘奉天（1617-1693）于清顺治初年创立五荤道或收元教（后称八卦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之一；原是河南白阳县城阳庄人氏，后迁入山东省曹州府（菏泽）单县刘格庄。他是李唐朝皇族后裔，武学修炼大家，具三教圣人之善德，通天地变化之阴阳，是觉悟大智慧者，教门中称“先天刘爷”，被尊为“文圣拳第一世始祖”。刘奉天传其弟子离卦教之主“武圣人”郜云龙（也称“郜皇代”、“透天真人”），河南省商丘人，生年不祥，应为明末清初人，从事宗教活动的年代当在康熙初中叶，中国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被尊为“文圣拳第二世先祖宗师”。郜云龙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后裔，宋朝灭亡后，将赵姓改为郜姓，精通祖传的宋太祖三十二式长拳。刘奉天与郜云龙师徒二人文武功法结合共同研创了“文圣功”；其时享誉山东、河北、河南、直隶、山西一带。该拳由郜云龙后人的女儿嫁到了山东省冠县桑阿镇杨朵庄，她将该拳文武功法全部传于其子杨四海（1714—1784，原名杨治明，为乾隆年间文武双进士，也有传为“监生，被尊为“文圣拳第三世先祖宗师”），杨四海传山东省嘉祥县黄垓乡井庄的杜恒信（1756—1838，被尊为“文圣拳第四世先祖宗师”）。由杜恒信先师进一步将文圣拳传遍运河两岸，大江南北，传承八方，弟子八百，从学者甚众，影响巨大，震惊朝野，有“南京到北京，条河两岸都是杜家兵”之称。刘奉天、郜云龙、杨四海、杜恒信等四位真人在中华武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后代传承人共同尊称为“先祖宗师”，在民间又有“刘爷、郜爷、杨爷、杜爷”之称，显示了后代习练者尊师重道之美德和对先祖宗师的崇高敬意。三四百年来，四位先祖宗师在民间宗教八卦教和本门武术流派中具有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受到众人敬仰和膜拜，在民间享祀不绝。
文圣拳于清末期间有一支传承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宋庄，主要传承人是宋隆康、宋传平及其他宋氏族人；在此支传承中，宋传平师承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黄垓乡井庄杜金房，宋传平传其子宋如一，宋如一又传子宋连洪，宋连洪传宋亚伟、宋培壮等。宋庄文圣拳在当代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传平、宋如一、宋连洪祖孙三代，及其他代表性传承人王安林、杨承华、宋国旗、周中华、宋印芝、宋连洲等为文圣拳的弘扬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一代宗师宋传平先生，以94岁高龄参加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获雄师金奖，享年104岁。该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汶上县南旺镇宋庄进一步发扬光大，名震中外，先后有美国、委内瑞拉、英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南非、西班牙、阿根廷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友人到文圣拳传承地拜访、学习，为文圣拳在国内外发展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庄文圣拳是文圣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汶上县人民政府和南旺镇政府、宋庄文圣拳在申请文圣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圣拳早期传承，由祖师刘奉天和其弟子传承八方。刘奉天有八大弟子，郜云龙（离卦）、郭图元（坎卦）、陈南兴（巽卦）、张照祥（震卦）、姬易学（乾卦）、刘兴邦（坤卦）、邱执奉（兑卦）、王国清（艮卦），统称“八卦真人”。（另据“根源经”记载：姬“春元”家子占西北他为乾卦，郭“玉璞”家后占正北首领朝坎，张“锡寿”占东方为震宫，陈“宗圣”占巽，南方“郜”皇代占离，邱“明月”占兑，王“承光”占艮，柳“善蛟”家占坤），分九宫八卦，四正四隅，定支干合门牌一齐度人，分八卦八方，传承天下。历史上各卦支文武功法在民间隐秘传承，地域辽阔，有庞大的体系，习练人数众多，且相互融合，异彩纷呈，其最具影响力的有离卦、坎卦、震卦等，它们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文圣拳历史上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过去只能在民间隐秘传承，入门者规矩要求甚严，秘不外传，多以家族传承为主，各家传承有序。外传习练者多以武功见长，然历史上本门上乘文功法成就者颇多。清朝时期众多习练者历经清政府残酷镇压和迫害，主要传承人和众多门徒多因反清复明起义和暴动而牺牲，或因“民间宗教案”罹难或发配边疆不毛之地，各地门徒多隐姓埋名隐秘民间或流落他方。文圣拳历史上修炼者百岁老人颇多，有“八十出功，九十步松”之说，故又称其为可使“弱者强，强者仁，而仁者寿”的“长寿拳”。该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众多传承人思想逐渐开放，自此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这部几百年来隐秘民间的武学逐渐走上社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文圣拳是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集大成者，一部中华民族的国学经典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武术与民间宗教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融合的产物，儒释道三教合一包容和谐的思想和文化，蕴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圣拳武学。文圣拳是中华神奇大地汉民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地理环境、尚武精神、人文特点、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哲学艺术、审美观点等多方面文化集中表现的特殊形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在武术中的积累和沉淀，渗透着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艺术、伦理学和医学等博大、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其深奥的理论和精湛的养生、技击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极富东方文化神奇魅力。文圣拳武学内容主要是修炼道家内丹术，在武功上集大刀术、长枪术、硬弓术，形成了实战性很强的功法体系，集中体现了冷兵器时代的技击技术和军事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医学理论、人体科学、哲学艺术、天文地理、技击养生、修行养性、道德伦理等学科文化的凝结和浓缩。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东方哲学蕴育和促进了文圣拳的成长与发展，使之成为代表性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瑰宝。文圣拳功夫是由人体内在的物质所产生的辩证运动，博大深奥，弥纶天地大道，其拳中有山河，脚下有日月，腹中有乾坤。它以天之阴阳与地之刚柔变化规律为准则，演练时处处讲究阴阳变化，连绵不断，一气贯通；其科学合理的架式，对于习练者意、气、力、形、神的修习要求，符合人体生理、心理、精神的需求，它用意念统领全身，以意导气，以气催力，气到力到，意气力合一，其“拳如大海，滔滔不绝”。常练此拳可平衡阴阳，内壮肺腑，外强筋骨，畅通经络，力大身灵，强身体魄，益寿延年。
文圣拳深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观点之一，也是文圣拳的理论基石，深得“黄老学说”、“诸子百家”文化之精髓，依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论，主张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它把拳术动作与道家的导引、吐纳术相结合，注重意识、呼吸和动作的内外统一；把拳术中的螺旋缠丝运动、几何学杠杆原理与中医学的人体经络理论相结合，它的外在运动规律和内在体会都能体现出自然而然的特点；其动作是后天返先天的自然追求，能使修炼者领悟天地自然大道和“圣功”深玄之奥秘。几百年来, 文圣拳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简单实用，养生与实战为一体，以及二次呼吸和二次、三次发劲为特色的独有风貌。历史上文圣拳是八卦教的内传功法和重要文化内涵与精髓，也是八卦教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和文化载体，其时影响力与白莲教齐名，威名震惊朝野，民间俚语有“五步架子，白莲教，皇上听了吓一跳”之说，“五步架子”就是指流传至现在的文圣拳。文圣拳拳架由活步架和实步架功夫两个体系组成，活步架是在实步架（过去称“死步架子”）基础上发展而来，两个体系各有其头趟架和二趟架单练、对练套路和二趟托打对练、单练套路。头趟架是文圣拳拳架套路的基础和精华，内外兼修，有“一部头趟架走遍全天下”之说，足见其重要价值和在传统武术中的影响和地位。文圣拳头趟架是文圣拳法基本功和精华，其功法按照人体阴阳五形相生，以练气为主强化训练四肢根节，内练五行之气相互生化，外练皮肉筋骨之气以抵御外邪。它是由内到外由里及表，强化训练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泌尿系统、经络运行系统不断运行过程，平衡阴阳，疏通经络，内外兼修，五行合一，形神交融，健身祛病，延年益寿，起到练气、增力、防病、去病、强健体魄和涵养精神的作用。文圣拳充分吸收了少林、武当功夫的精华，它既有内家的柔，又有外家的刚，有“似太极，非太极，而胜似太极”之誉；在技法讲究粘、沾、连、挤、推、托、靠、钻等，手法多变、快捷实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技击特点：侧身击打，化打一体；瞬间近击，得机得势；守中用中，争夺空间；整体发动，入位夺位；沾粘连随，挤跟靠打；神定势严，稳准狠衡。文圣拳主要内容体系包括基本功法、拳术套路、器械套路、对练套路（徒手套路对练、器械套路对练）、实战技术等；器械内容繁多，有九路文圣关公大刀、大枪术、大杆子、剑术、刀术、鞭术等。文圣关公大刀、大杆子、大枪术威震江湖，深得杨家枪、赵家棍、关公大刀之真传，门内俗语有“杨家枪、赵家棍、关二爷大刀不用问”之说。随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文圣拳的套路和器械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文圣拳武术比赛规范套路的创编，以及文圣拳“大铁锹功夫”和“麒麟鞭”等功夫的挖掘整理，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文圣拳功夫体系。
文圣拳具有完整的丹道修炼体系，深得阴阳五行变化之玄妙，功理法于天地自然之大道，成为修行者理想的修道途径和方式。它的“动功”即拳架功夫，将意念、呼吸、肢体运动结合起来，以调身导引为主，外动内静、动中求静，动静结合，阴阳互变，五行合一；它的道家修炼长生内功，吸纳了道教中身、语、意、咒、印、符等修持方法，内涵异常丰富、奥妙无穷，蕴藏了天地间玄妙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先人超人的哲学智慧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是中国几千年来道家、儒家和佛家等传统文化思想精粹在中华武术中的集中体现。道德弘清静，法源广大成，含元时抱一，长合圣贤心。历史上文圣拳出现众多了拥有阴阳辩证思维能力和掌握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大修炼家，他们以圣贤之心悟拳法之道，得天地之机，道深德厚，与世无争，道德巍巍，淡泊名利，处事正派，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他们道法自然，养志修道，对信仰无比虔诚与坚定，有信仰，有责任，有担当。进则兼济天下，退则山水田园，有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行善乡里，仁爱天下，度化众生，传经布道，人化其德，教化世人，深为后世习练者所仰慕。文圣拳在加强道德礼仪教化、修身养性、修正向善和培养民族气节，以及在培养习练者爱国、爱家、爱人的情怀和优良的意志品质，陶冶高洁美好的情操及提高生命的质量，养浩然正气，特别是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至理通天地，精神参化育，传承文圣拳不但是教授拳术、套路、功夫、功法，更重要的是传播文圣拳文化、思想和精神。文圣拳武学文化在中华武学中具有代表性和统一性，它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它在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兼当时条件下对人类的教化、引导民众崇德尚善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民间宗教武学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主要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优秀代表，蕴涵着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民间宗教对中国传统武术在民间的普及、传播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曾经激起成千上万芸芸众生的朴素情感，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明清时期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内容的各种民间宗教教派中，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八卦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民间重要的社会力量，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潜力，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以宗教思想为指导的农民起义和反清运动；同时作为八卦教文化载体和纽带的文圣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八卦教同教异名很多，由其派生的各个教派，如无为教、龙天教、收圆教、圆顿教、混元教、清茶教、清水教、天理教等，它是“反清复明”运动的一面旗帜，它的“反清兴汉”的思想，广泛地影响了八卦教教徒和其它教派的反清运动。活跃在华北地区的八卦教，是清代历时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支民间秘密宗教，而在八卦教中离卦教又是建卦历史久、独立性强、传教时间长、实力大、影响深的教派之一，它在各卦中起统领作用，其活动时期几乎与清朝相始终。八卦教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中均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其反清运动给封建统治阶级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无生老母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中至高无上之女神，为拯救苦海中之人类的救世主，是民间宗教的广泛信仰；民间宗教“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的信奉，又与当时号召下层民众解脱苦难的反抗起义运动联系起来，使之成为鼓舞人们与封建专制统治者斗争的精神动力。
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以清水教（八卦教同教异名）在山东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等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林清、李文成等的领导下，在河南和直隶率众起义，并发动“癸酉之变”，攻打北京紫禁城，震动国内外。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以及嘉庆元年川楚陕地区爆发的震撼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史称“白莲教起义”，实际上也与八卦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北方农民起义军（即捻军）的反清运动，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都与八卦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八卦教的反抗运动反映了劳苦大众要求改变不合理世界的一种抗争，提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道理，表达了民众不畏强暴，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其追求正义，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必将成为历史长河中巍峨的丰碑，流芳百世，光耀千秋。文圣拳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圣拳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它不断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来充实自己而发展壮大，具有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历史上它虽经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和限制，历经磨难，波经沧桑，艰难生存，但依然生生不息的传承下来。它的武学文化内涵具有自强不息，包容厚德，爱国爱家，济世爱民，忠信仁义，富有民族精神和气节，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不畏艰难，坚韧不拔，奋发有为，普济天下的大义情怀和品格。文圣拳在培养健全人格、品德修养、强身技击、健身养生、祛病延年、开悟智慧以及传统文化教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文圣拳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它的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顺应社会潮流与时代同行，从而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时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完善和提升文圣拳武学文化的水平，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更加灿烂的文圣拳武学文化，为促进中华武术向前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文圣拳多元文化观与中华武术思想文化主要特征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以攻防技击为本质特征，以健身、修身、防身、悟道为主要功能，它的文化和武术的运动形式、技术特色，以及技击等，是以人体运动形式表现的中国文化形态，无处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武术是中华国学经典文化和民族文化之精粹，是中国人防身自卫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武术在千百年的演变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其文化兼容百家，博大精深，主要文化内涵为儒、释、道、墨、兵、医，以及中国儒释道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吸收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养分，它以独特、内容丰富的技法形式，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人生哲理。它不仅是一种技击技术，更是一种民族精神、文化、哲学和思想的象征，它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以文治国，以武安邦”的思想，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与武互为其根，相辅相成，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两者缺一不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着练武强身的传统，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无不把武术作为必修功课用心修习，武术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
武术包含拳打脚踢，兵法谋略，文化传承，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治病救人，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兼济天下。武术大可驰骋天下，安邦定国平天下，造福黎民百姓；中可上阵杀敌平乱，保家卫国，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惩恶扬善，锄强扶弱，护佑乡里，维护公平正义；小可启迪童蒙，防身自卫，看家护院，强身健体，礼仪教化，养家谋生，正心修身，陶冶性情等，这也是中国五千多年来“文武合一”教育的终极目的。武术集中体现了中华古老的哲学思想、兵法谋略、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审美情趣、人生理想和道德伦理等。武术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习武者经过长期艰苦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锻练，以及拳学谚语：“一日学一日功，一日不学十日空”、 “打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等要求，体现了功夫修炼的实践性和长期性，可有效地磨炼坚强的意志品质，锻造民族精神，提升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能力，这对于树立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武术所体现的重要社会价值之一。武术是中国全息文化的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既有以技击技术为核心的运动形态，又有着诸多相关联的学科知识。突出理论与技术相统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其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层面文化内涵。
武术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武以德立”、德为艺先”，将德行的修养放在首要位置，反映出中华民族树立以“仁”为核心价值观和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观念；武术防身强身、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反映了刚健有为、入世进取、匡扶正义、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传统；武术追求个人技艺的纯熟、神韵和意境，体现了习武者人格完美的传统审美标准要求；习武之人聚一身正气，也具有一种自然的内在威慑力，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一种德与力、刚与柔、虚与实、动与静、内与外、形与神之美；也展现出一种“劲”与“力”之自然刚健、舒展之美，一种世间“刚健力”之万物之灵的美；是一种“精、气、神、力、意”和谐之美的完美表现形式，更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品格和气节。具备这种“力”和“精神”之美，可以天地惊，鬼神惧，摄人心魄，可以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和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和能力。武术的本质属性是对抗性，在技术中有“轻力”“尚巧”、以巧智取、顺势借力的技击原则，反映中国人礼让为先、有礼节、刚强而不张狂，功力扎实求内在的竞争特点。武术是生死相搏的技术，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以寡敌众、保家防身立命之技，强民、强种、强国之道。文武之道，阴阳之道，一张一驰，二者不可偏废，文昌武强，民族兴旺，文弛武废，民族衰亡。武术从原始野蛮、血腥的搏杀格斗技术嬗变为一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其作为一种动态身体文化符号，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折射出中国古典的审美特点。武术在历史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存在价值，是经过中华民族千锤百炼而成的优秀文化，民族文化的力量已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生存智慧和自强不息精神。它同文、史、哲、理、兵、医，以及宗教等诸学科互相渗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艺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伟大人文精神的体现。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体现了华夏文明大国的精神、智慧、自信、气度和风韵，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鲜明的名片；中国功夫誉满天下，从而也揭示了武术在中国大文化中的地位。武术与书艺相通，书法每往必收，每垂必縮，含蓄蘊藉而鋒芒不露，不轻挑浮躁。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疏证》中说：“学书如学拳，至学拳已成，真气养足，其骨节节可转，其筋条条皆直，如对强敌，可以一指取之于分寸之间，若无事者。”文以修心，武练其身，习武学书是古代武将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武术与书法艺术相互融合，需要建立在多学博闻的基础上，汇聚各家之所长，熔为一炉，更需武外求武，文外求文，方能成为武术、书法大家。
中国历史是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在多元化文化融合形态上具有自身的特点。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思想统治工具，使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思想，也使社会主流文化成为一家独大的现象。以儒家为主导，以释、道为辅的多元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各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儒家、道家、释家、墨家、医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流派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夯实了中华武术文化的根基，这些文化为武术技击术注入了活的思想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彼此借鉴，从而也使武术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技术体系的中华武术文化；同时武术文化的发展又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的思想和文化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武术在发展中不断汲取传统哲学、伦理学、养生学、兵学、中医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使之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武术礼天地道器，志宏远精微，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德艺兼备，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修心悟道、参悟人生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效能，武术的这些特点是其它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所不能同时具备的。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基础，也赋予了中国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中国武术不断发展的思想和文化源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武术经千年沧桑而不衰，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蕴育了武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支撑着武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传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儒、释、道、墨、兵”思想和文化奠定了武术文化根基，成为中华武术的五大文化精粹。从儒家的“仁爱”、“忠义”的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的“非攻”、“兼爱”的精神，兵家的“谋略”、“诡道”文化，以及西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广泛影响，彰显了武术在传统文化中之特殊文化属性和内涵，从而也体现了武术文化的重要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武术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在漫漫发展历程中又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包容百家、内涵深邃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而且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武技的特殊性，为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介入与牵引的作用下，使中国武术的技击格斗远离了凶悍、斗狠甚至充满血腥搏杀的野蛮运动，使中国武术套路成了具有生命美感的肢体运动，也使中国武术具有了中国文化的身份特征。中华多元文化一体的特征也是武术思想和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特征。
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特别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观，丰富和完善了中华武术思想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武学的一座文化宝库和哲学思想高峰，其武学文化是中华武学文化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普遍性和包容性。对中国武术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文圣拳多元文化观比较充分地反应了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精粹，在中华武学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探索和阐述中国武术思想文化主要特征，对于全面、正确的认识文圣拳武学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基石
中国古代哲学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而“天人合一”思想又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其哲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武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武术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一脉相承，蕴涵着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国道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天人合一”整体观筑牢了中国武学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庄子阐述“天人合一”，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表达心物一元的观点。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安常处顺”、顺应“天道”、与天地相通，以及“贵生”、“为我”、“达生”、“忘我”的思想对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易传·系辞》对《易经》所包含的“会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作了哲学上的发挥，阐明了“天道”、“地道”和“人道”会通之理。《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阐述了人和自然相通变化之理，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人是万物之灵，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天人相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依为命，共同存在，和谐发展。《易经》是人类全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变化规律的总结，为古代儒家“六经”之首，群经之王。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是哲学、宗教、巫占、艺术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所有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总结，具有“全部信息”的全息性和“无处不在”的包容性，乃为中国文化之本源，它是武术哲学、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根源。《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即三才统一一个整体，三才虽各有其道，但又相互对应、相互联系，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也是一种内在生成的关系。
《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天人合一”是一个的古老的哲学思想体系，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具体体现，它构建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它的哲学思想是武术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武术的功法练习是通过顺应自然规律的习武之道，以达到身体强健的目的，充分体现了武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特征。练拳时要合乎自然规律，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合乎拳学的基本规矩即拳术修习的自然法则；以自然为特征的练拳思想的实质，就是拳术的修炼要以修为内劲为核心，以激发人体潜能，达到拳术修炼的最佳效果。中国武术所体现的“天人合一”、“和谐、平衡、有度”运动理念，与重视身体潜能的无限挖掘，体现出中国文化身份的独有特征。
“天人合一”理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老子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文化及生活提供着积极的智慧。《老子河上公章句》：“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在宇宙范围内是本体全息的合一状态，“天人相应”原本就是人体具有的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统一一个整体之中。武术是人体的运动，只有恪守自然法则，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无为思想，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运用于武道，即“无为乃拳道无上之境界”，此诠释了道家思想无为而无不为之理。武术顺应自然的思想基础也深受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的“天人感应说”的影响，注重宇宙事物的有机统一、自然协和、生生不已和整体观，进而把宇宙人生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做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明确地解释了天体的演变和人体在自然力影响下的功能变化。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人体是宇宙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运行规律一样，天与人产生互相感应、互为反应、互为映照。太极图：“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周子全书·太极图说》)，天数之道，顺者盛，逆者衰，这些思想形象化地表达了事物阴阳转化、相反相成的自然界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哲理。阴阳五行理论是内家拳的重要理论基础，五行是中国道学的一种系统观，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太极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特别是内家拳术的重要理论依据。
武术是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哲学的载体，古代哲学思想对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武术在“道”和“武”的结合中，体现了丰富的哲学精神与文化内涵。武术通过实践并结合哲学认识，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搏击功能发展到极致，同时修炼成能启发众生智慧去战胜苦难的高尚精深的内心世界。武术的整体运动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观、悟道观、道论、气论、劲论，精气神论、以及动静说、刚柔说、体用说、尚武崇德说等，都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光彩。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提示了宇宙万事万物生成、变化、运动之理。河络、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玄学理论，是传统武术的重要理论源泉和理论依据。在武术修炼中“定、静”是一个最基本而又始终一贯的要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中庸》）。“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清静经》），《道德经》：“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进一步阐明了修道之法在于“虚静”，“虚静”是实现武术道成与自然合一的必然要求。动与静是中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哲学命题，动静学说的形成对中华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武术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古代的哲学思想指导修炼和分析解释自己演练的拳法，并能融会贯通地创造出不同风格的拳种，如“内家拳”的文圣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八极拳、肘捶等拳种，其每招每式从名称到架式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力量，拳理无不与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连，内含丰富的哲学文化内涵。武术中的刚与柔、阴与阳、虚与实、内与外、静与动等理论，无不是体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道理。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倍受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 。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追求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为最高目的，中国文化侧重于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探讨，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是要试图解决“修齐治平”、“性命双修”、“法身慧命”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思想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武术从整体运动观出发，强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也是“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武术讲究“内外三合”的统一，（即：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注重心、神、意、气与动作协调配合，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武术的精彩就在于它蕴含养生健身及技击艺术的多姿多彩和博大精深的哲理，无论任何一家功夫皆循此自然之法则。；天下武功，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理一也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阴阳平衡互易的道家思想是构成武术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武术追求的永恒思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论构建是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
（二）以儒释道与三教合一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指导
中国武术的思想揉入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儒家、释家、儒释道三教合一等文化和思想，这些是武术多元化文化观的重要体现。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神学等信仰领域有着密切联系，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武术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信仰是武术文化的灵魂。认真探索研究武术与宗教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武术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是汉民族文化中信仰世界的重要思想，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长期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重视，从而使之不断发展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等都提出了“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修身”的思想，三教相互融合，和谐发展，三教归一，万法归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教合一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朱元璋对儒、释、道三教的作用都有着较深的认识，对儒、释、道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认为三教之间可以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在其三教合一的政策体系内，确立以儒教为主，以佛、道二教为辅的思想，将三教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之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他将三教合一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从而也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儒释道贯穿于近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潮流。儒释道与其相互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总画面，它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也寓示着武术文化和思想的同一性，中华武术不分南北，各门各派虽形式不同，但万法同理，同根同源，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提高，和谐发展。各家武术在发展中不断吸取和借鉴其它门派功夫的精华，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天下武林是一家，共同组成了中华武林的大家庭。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向善性，进步性与和谐性，对文化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实践中，凝聚着无数武术先贤们的智慧，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综合性学科。宗教与武术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各种宗教文化和信仰是中华武术赖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它是武术信仰的重要内容，宗教在促进武术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武术的产生和发展到形成庞大的武术流派体系，源自于民间，寄存于宗教、宫廷、道观、寺院等场所，行之于江湖之中，实践于沙场征战。武术充分借鉴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儒、释、道、墨、兵等思想为文化底蕴，以武术独特的理、法、术、功等为深厚内涵，而经过修炼而成为绚丽多彩的武术艺术。诸子百家中儒家、墨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学派，他们对武术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以及对军事谋略、战阵格杀、武术技能、武德规范等都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和影响。随着儒、释、道、墨、兵等主流学派思想的融合和影响，使中华武术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和武德规范。武术不仅是一种国术技艺，同时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思想文化和强大的生命力及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以至到现代众多热爱武术运动的人们仍然在孜孜以求地探索和追求它的应用价值和艺术魅力。儒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影响很深。《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以之代表的儒家经典，启迪了炎黄子孙对宇宙自然的体悟、对人生哲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伦天理的创造性阐释，提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理想，它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始于公元前1046年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即所谓“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古老的“六艺“教育是中华民族教育思想之根, 对规范社会、教化子民具有重要的影响。“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教育，其中射、御是重要的武艺，礼乐之中的武舞与武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礼”是武艺道德规范，“乐”是“礼”的表现形式，“礼”与“乐”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六艺”教育对中国武术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中华民族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一代贤圣、教育家孔子崇文尚武，其学无所不能，文武并用兼通，《吕氏春秋》说“孔子之劲能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论语·子路》记载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家语·相鲁 》：“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重视对民众武术的训练。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以及忠、孝、仁、义、智、仁、勇、宽、信、礼、温、良、恭、俭、让等传统文化内容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影响巨大，特别是对“武德”的要求影响更加深远。中国武术历来将拳脚功夫被看作是“末技”，而在修炼过程中所体现的“尊师重道”、“恪守门规”、“仁、义、礼、信、勇”等伦理观，成为衡量习武人武学修养的重要标准。武术将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伸张正义，除暴安良作为习武之目的。因此，武师择徒，对其品德要求甚严。缺乏武德者，不仅难得真传，最终将会被社会所遗弃。
“礼”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它的观念代表着武术文化的一大价值取向，“礼”是“武德”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与武术相互依存。儒学文化以人为本位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与特点，对武术礼仪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论语》：“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国尚礼，则国强，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正，心尚礼，则心泰。武术礼仪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无数习武者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髓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传统伦理和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守礼”是中华武术的一向传统要求，集中体现了重视对习武者的心灵进行内在约束和外在规范的伦理观念。武术礼仪是习武者应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习武之人文明礼貌的一种体现，也是武术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的重要内容，反映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哲理、生存技巧和生存理念。中国武术具有的“门规戒律”、“尊师重道”、“修身养性”、“礼让”、“谦虚”、“仁爱”、“止戈为武“等思想，恰是儒家教化功能的体现。武术礼仪在武术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观念早已渗透到武术这一国粹之中。武术礼仪作为一种规范和行为模式，对习武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是“武德”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重视武术礼仪的培养对于提高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现实社会生活中武术受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环境以及武德礼仪、传统伦理、门规戒律、国家法律等因素的限制或约束和影响。
中国武术中处处讲究礼仪，抱拳礼、鞠躬礼、持械礼、拜师礼等等。俗语有云：“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拜师礼是武术尊师重道的体现，也是师徒结拜的见证。“抱拳礼”为武术代表性的礼节，是武术道德修养和礼仪教化的一个符号，与古老华夏民族文明道德礼仪一脉相承，成为武术界一种礼仪行为规范，它体现了武术的精神和内涵，广泛用于武术竞赛和武术活动中。随着武术实践和理论体系的完善，“抱拳礼”逐渐上升到了文化伦理道德的高度，是一种理想武术人格的模式，为习武人的精神追求提供了目标和典范。“抱拳礼”左手四指伸直并拢向后伸张、大拇指内扣为掌；右手五指卷紧，拇指压于食指、中指第二指关节上为拳。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两臂撑圆，拳、掌置于胸间。右手握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寓意四海武林团结奋进；左掌大拇指内扣，表示谦虚，虚心向对方请教，永不自大；两臂屈圆，两手相合表示习武者要文武兼备，彰显习武人不但要有高超的技艺，还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寓意“天下武林是一家，五湖四海皆朋友，”理念。“抱拳礼”蕴含着儒学中“和”的思想，寓意“崇文尚武”、 形神兼备”、“内外合一”。 武术礼仪主要作用是用这种“以德统武”、“德武合一”的礼节来制约人的行为，要求与人相处时要真心诚意，彬彬有礼，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使武林整体保持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武术礼仪对武术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中国武术是一种非常讲究“德”的功夫，武德是忠、信、勇、仁、义的化身。武德之说最早始见于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武德有七，禁暴、戢战、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 武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武德已成为忠、信、勇、仁、义的化身，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崇尚武德是武术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对习武者人品和道德的标准有很严的尺度，德重于体，修德养体，德体兼备。德为立身图强之本，文以德彰，武以德显，武术的真谛在于重德，重视道德的教化，要求习武之人要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德”是一颗明辨是非之心，即所谓“人品见拳品”。武术与武德紧密相连，武德不好，人品不好，武功境界也一定上不去，另一方面一个德性不佳的人，无论功夫水平有多高，也会被世人所不齿。德符合万物的规律，“百行德为先”，“拳以德立，无德无拳”，“身正为师，德高为范”，“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传统武术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立德树人，“武德”是习武者安身立命之本。“武德”是指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由于武术是一种内含强大精神和力量的技艺，具有致人于死命的威力和功能，其技能本身具有很大的破坏力，要求习武之人必须有“武德”、“礼”及“门规”等约束和教化，否则将会贻害一方，危害社会。学艺先学礼，习武先习德，体现加强“武德”修养的重要性，要求所有习武者要具有高尚的武德修养，尊师重道，做到“崇义尚礼”、“孝悌仁义”，“技道并重、德艺双修”，不妄自尊大，“切戒逞血气之私，好勇斗狠之举”，要有智慧、仁爱、勇敢之心，主持正义、扶危济贫、为民除害的精神和品格。崇尚伦理、讲求仁义忠信，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历史上武术文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天下国家”为已任的忠君、报国思想，以“民为贵”为核心的爱民、护民的思想，以及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见义勇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武德”、“礼仪”和文化的传承一脉相承，尽管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江山易主”，历史变迁，但是武术的指导思想、武德规范和武术的人文精神一直传承下来，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
儒家对“武德”和尚武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武德”文化的建立对于构建中国武术“道德伦理体系”起到重要作用。《论语》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舍生取义的精神和品质，《孟子·滕文公下》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气概和独立人格，《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情怀，都对习武者精神和灵魂的塑造起到重大作用。在武术运动的练习中，从“武”的根基上，兼修“文”的功夫，文武结合，无处不凸显出自强不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传统文化精神。练武不是为了逞勇斗狠，而是为了防身自卫、强身健体，涵养精神；练武者，武德为先，武技次之。习武崇尚“武德”、重视伦理，讲求仁义忠信，仁爱待人，以及礼让三先等都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仁”为修己之学，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武术的孕育和发展一直遵循着这一思想基础与伦理标准，在主观上有形无形地赋予了中华武术“仁”的文化特征。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武术动作本身受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思想影响，从动作形态上讲究以中为度，中正和谐，过犹不及；在练习技术上要求意气形神的统一，都包含者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观念通过拳术的修习也可以使习武者的精神气质产生变化，从而使心性与行为皆合乎“中庸”的标准。《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道是圣贤之道，武术得“中庸”者或体或用皆能合于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既无过又无不及，既无偏又无塞，守中用中，此为“中庸”之性；仁义礼智勇兼得而备，浑然一体。“中庸”的基本原理是“中和论”，“中”与“和”理论构建了儒家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中庸“也是人性最高的学问，拳术之善不以刚猛为勇，不以矫变为能，惟以“中和”为宗；故拳术得“中和”之妙，使人之精神气质升华至“中庸”境界。得“中庸”之道者，习武自然形成一种气势、气概和气节，有一种雄浑之气，正义之气，浩然之气，飘逸之气，豪放之气，忠义之气。“中和”是拳术至善境界，它体现了在拳学修为上的重要功用和价值。儒家文化对武术影响是全方面的，在习武人的思想、精神、志向和情怀上，深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之理想的影响，承武德、达天下，为武术人施展抱负，保家卫国，创功立业，以及为树立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指明了光明大道。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和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道教修炼的基本主张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在武术上的至善境界是“武道合一”；它对“神形”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哲学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反应出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种特殊现象，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道教的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具有独特的强身健体、增益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功能作用。内家武术中“行气”和 “运气”，“气达四稍”、“舌顶上颚”、“津液满布”、“沉气”、“清升浊降”、“气沉丹田”等要求无不渗透着道家的养生思想和修炼方法的文化传承。中国武术所体现的“舍己从人”、“引进落空”、“以柔克刚”、“守弱抱雌”的技击思想，体现出明显的道家文化的核心要义。中国武术既讲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以文圣拳、太极拳、武当等为代表的内家拳派武术，功理功法具有哲理性和辩证法，体现内功修为和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道家武术以道教哲学及道教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等成果，将武术技击术和健身术融为一体，讲究经络、穴道，注重内在的修炼；炼坚实内功为筑基，以气发力，借力打力。在技术上擅长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具有刚柔相济，技巧性强、以静制动、避实击虚、灵活圆转等特点。习道教武术者“外能技击抗敌以自保，内能强身健体以养生”，可兼得技击和养生之妙。
道教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其“贵生乐生”的生活态度，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慈爱和同的处世方式，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以及天人和谐的生态理念等等，都对武术思想文化有着重要影响。道家洞明人性中的自然本质，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贵真”，“返璞归真”，顺应自然，自然无为。道教的“道”、“静”、“心”、“性”、“命”等哲学思想是武术修炼的重要理论指导。武术内行心、神、意等心志活动和气息运行，外施手眼身步等形体活动，其“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特点主要通过武术功法和技法来体现。中国武术的一百多个拳种中，每个拳种都有其显著的独特风格、思想和理论，演练要求各异，有的讲究松柔舒缓，有的讲究刚强迅猛，有的要求沉稳浑厚，有的要求轻灵敏捷，且拳种习练分布，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色。流传于山东省的众多拳术，如文圣拳、太平拳、太极拳、四通捶、孙膑拳、螳螂拳、查拳、肘捶、长拳、大红拳、小洪拳、红拳、梅花拳、地躺拳、八极拳等，其要求无不体现出“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特点。太极拳主张身心合修，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文圣拳讲求用意念统领全身，以意导气，以气催力，气到力到，意气力合一，处处讲究阴阳变化，要求精、气、神、意、力的统一；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少林拳也要求精、力、气、骨、神内外兼修等等。此外武术套路在技术上也要求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之“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阐述了武术运动规律的“弱与强”、“有与无”的对方矛盾转化关系。“道”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万物之宗”，中国的内外家功夫无不循“道”而行。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武术是实践“天地大道”的技艺，通过武术的修炼，达到以武证道，以武明道，以武悟道，以武载道，以武践道、武道合一。《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求习武者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以武入道，以武载道，术道并用，无为而为，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中华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与道教文化的依附关系；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道家文化奠定了武术理论认识论基础，它为中华武术三大功夫理念体系之“道论、气论、劲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崇尚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的最高理想，为中国武术的修炼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老子的“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伦理观体现在中国武术技术方面，演化成了“拳法自然”，要求习练者全身放松、心无杂念、收敛精神，达到“松、静、柔、无”的境界。在技击的过程中，道家不争的思想成为中国武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思想的源泉。中国武术通过对习练者身体的规训，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中，反映在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世的价值取向中，体现着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宽厚仁慈、弱化竞争、谦虚柔和”的伦理思想，使中国武术彰显出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内家拳是依据道家和道教哲学及易理建立起来的，其理论技法与道家和道教的本体论、人生论、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内丹、养生、医学等有内在的密切关系，是道家和道教文化与武术结合的产物。以道为体，以武为用；由武证道，道武合一，在这里武术不再是较为单纯的技击格斗术，而是将道家和道教的传统信仰、精神、理论融会于拳理拳技之中，使之形成兼具悟道、内练、养生、怡情等道家与道教文化特有价值取向的武术文化。
历史上佛教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深远，它在中华武术的发展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武术所追求 “圆”、“空”、“静”、“无”的境界，体现出明显禅宗思想的文化品位。武术与佛教的经典融合形成了佛武一体的禅宗文化。禅宗也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它超脱印度佛教的一些高深理论，是修行者凭借自身的体验，感悟宇宙的永恒，这与中国武术的道教的修行是相通的，中国武术的习练除了师傅的口传身授以外也更多的是要求自身的体悟。佛教禅宗与武术的内在联系使得禅宗以武术为佛道，以禅入武，禅武合一。佛教武术以禅为武的灵魂，武为禅的形式，禅为武之用，禅武修正果，明心见性，形神一片。禅宗修行是功夫的积累，参禅悟道、以禅入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觉悟“成佛”、“入道”。禅宗与少林武术的“禅武合一”相统一，少林武僧把武术训练作为佛教禅修的一种目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将禅修之思想贯彻于武术运动训练中，以武术运动为禅修，禅拳一体，以武悟禅，以禅导拳，在武术训练中开发智慧。以少林拳为代表的武术训练贯穿于佛教修行，并以之思想指导武术训练的具体实施。以禅入武循智慧之源，禅武思想合二为一，以智慧光辉照亮通向武道巅峰的艰难路程。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讲孝道论、仁道论、纲常戒律论，它们都为中国武术“武德”的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借鉴，使得武术的思想与内涵更加的丰富。武道合一，禅武合一，排除私心杂念，思索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哲学问题，潜心修行，以期修炼成圣贤之能来普渡众生。作为承载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佛、道二教同属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互为因果、相互渗透和影响。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佛、道二教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而武术也丰富了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内涵。佛家对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以及“武德”的完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儒、道、佛三家丰富的文化积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多彩的文化样式，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精神需求,对习武者的心灵净化、境界提升、灵魂安顿以及人际交往提供支持。佛、道、儒“三教”作为传统文化在武林、江湖世界中得到了充分的投射，现实社会和武侠小说中关于佛道儒各种传统文化思想的元素也是比比皆是，佛道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截然不同而又相辅相成。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儒家讲的都是为人处世、做人的准则；道家则更强调哲学高度，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相克；而佛教则是纯粹的宗教哲学，悲天悯人、因果轮回。中国的文化人无论在生活上、思想上，他们的潜意识中自然或不自然的接受并体现着这些思想。几千年来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青史留名、退隐山林，即所谓“笑傲江湖”。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种浪漫的理想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人几千年的梦。
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不断相互交融、渗透；宗教文化为中国武术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源泉和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武术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所需要的客观条件。武术以其独特的形式传承着宗教文化的理念，从而也推动了各宗教的发展与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说，武术的至高境界和归宿，必然将会走上哲学、信仰和宗教。中国民间宗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氛围，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果报思想，以及道教的修炼方术文化，其与社会“正统”宗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社会交往的功能。明清时期对武术发生直接影响的宗教多为民间宗教，其时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们是具有宗教色彩和礼仪规范，从事特殊社会活动的秘密团体；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借助武术来宣传教义，它们多以结盟、传教、习武、行医等活动为凝聚方式，传经布道，教化民众，从而也促进了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武术在民间的普及与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民间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承载武术发展的秘密结社组织，其习拳练武活动也往往与宗教结社相结合，历史上很多信仰民间宗教的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斗争运动，有效地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为推动武术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很大地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武术的交流与发展。以民间宗教思想为信仰的众多武术拳种和门派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明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文圣拳是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杰出代表，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华武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加强文圣拳武学文化研究工作，对于建立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它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等各个方面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它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儒家“中庸”，道家“无为”，佛家“空无”等凝聚而形成了三教合一文化，它的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超越了儒释道三家各自文化的局限性，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和文化。历史上三教合一思想被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所接纳，它为中国民间宗教理论注入了活的灵魂，促进了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武学中以三教合一或民间信仰为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民间沃土，在中国武术中越来越凸显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以三教合一文化为思想理论特征的文圣拳武学，在文化上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内涵上有极大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厚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其包容厚德之特征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拳法理论和精湛的功法体系，以及在“反清复明”农民起义和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武术中的崇高地位。
（三）以墨家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思想与儒家观点相对立，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有“非儒即墨”之称，并与儒学并列为“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交相利”等观点，提倡“德”、“力”并重。墨子宣扬仁政，倡导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兼爱”是“非攻”伦理道德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武术精神有着实质的联系。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和“救守”思想，反对以大攻小，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战争。“救守”是“守小国”，“大国之攻小国 ,则同救之”（《墨子·非攻》）。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也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武术的精神相契合，也是武术精神重要价值之所在。
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墨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杰出的部分，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武术的发展继承了墨家的思想和文化；墨家提倡“德”与“力”并重，“尚力”、“贵义，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严密的社团组织形式等思想和文化对武术思想、技术的发展和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论述作为弱小国家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形成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倡导“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家弟子均为武艺高强、慷慨侠义之士，墨子本身也是军事和武艺的实践者，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墨子身先士卒，“自苦而为义”，其门徒也竞相效法，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表现出英武豪爽、见义勇为的侠客义士。墨家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有知识的劳动者，“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俭朴，信念坚定，意志坚强，舍己为人，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他们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非攻下》墨子：“人守则固，出诛则强”，提出“救弱小”和加强武备训练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墨子为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其以民为重、游侠四方、利义并重、行侠仗义、主持正义、抗暴安良的观念和文化，广为后世习武者所推崇。墨者任侠尚义和军事“救守”的思想，促使了武术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和传播，它的武侠精神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武侠精神成为中华武术的重要内涵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与争霸，战争频发，社会大动荡，这也促使了对技击格斗术的要求和提高。当时的步兵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靠手中的兵器来杀伤敌人，在使用器械上从形状到质地都有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已能出产质精物美的青铜剑，出现了干将、欧冶子等最负盛名的造剑匠。民间的习武之风盛行，社会上出现了“剑客”、“侠士”、“武士”等以练武为生的“士”人，他们为了追求独立的精神价值和理想目标，虽琐身而不恤，轻生忘死，客观上促进了武术的发展，对武术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对墨家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墨家的组织、成员、结构特点使武术技艺主要流传于民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实践性特征。墨家“尚力”、“非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武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即“任侠”。墨家思想成就了当时的“侠士”精神，它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贯穿了中国几千来武术思想和精神之根本。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武术保持了自身特有的魅力、独特的文化内涵。而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思想对以后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下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很不良的影响，限制了民间尚武精神的发展，至今流毒仍贻害无穷，这种观念已为当今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墨家以“非儒”起家，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反对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战争行径，它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墨家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之中。虽然墨学到了汉代逐渐衰落，但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就是墨家“兼爱”、“非攻”、“尚贤”精神的继承者。墨家思想具有进步性，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流传着，它的思想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和采纳，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家和道家文化；虽然墨家文化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其“兼爱”、“非攻”、“尚贤”等重民、民本思想和精神至今仍散发着中华民族文明灿烂的光辉。文圣拳充分继承了墨家的思想和文化，追求正义，济世救民，惩恶扬善，大爱无疆，大义千秋，度化众生，从而形成了中华武林中独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武学文化，也铸就了文圣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高尚其灵魂，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之武学之魂。一个真正的文圣拳武者要文武兼备，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修养，有精神，有信仰，有德行，有责任，有担当，传经布道，功德四方，方能为后世所景仰、尊重和推崇。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在起作用，还有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凝练，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它的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弘扬中华武术对于促进中国“士”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武术是培养“士文化”的重要途径，武术磨砺习武者的人格，锻造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和阳刚之气，是一个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武术精神也是“士文化”精神之重要体现。自古华夏民族具有“士”精神，“士志于道”，“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八德”是“士”人生观和律已的标准。“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论语·泰伯章》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义的精神，为后人敬仰。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化的传承昭示着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文化”饱含着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积累的丰富硕果。“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虽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逐渐衰落，并使社会“士”阶层不断消失，从而也使国家和社会“精神精英”的传承与使命随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励着人们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继续肩负起国家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随之而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明清“八股取士”是明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民众的聪明才智，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危害极大。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丧权辱国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重要是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恶果，反应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是清朝的文化专制、奴化教育导致了中国积弱贫穷和民众心理素质懦弱。另一方面与国人的“士气”不张和“士文化”的衰落有着重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长期“重文抑武”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专制文化将“士”人铸造成了缺少“士气”的儒生结果；致使中华民族精神确少了阳刚之气，培养了国人的奴性和懦弱，麻木了国人的精神和灵魂，钙化了国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杀了国人后天的竞争力，以致这让炎黄子孙饱尝了切肤之痛的近代史教训。中国“士”的精神被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阉割，不断隔断了中国“士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扭曲了民族灵魂和性格；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情怀与精神的回归。现代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缺少是“士”的精神培养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让中国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气节、思想和品质，让“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而使这个民族不断迸发出喷薄向上的活力和力量。“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的瑰宝，必将以其辉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来历史发展中大放异彩。弘扬和重视墨家思想和文化，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培养出国人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贵的品格，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成为有坚定信仰的人，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敢于维护正义的人，勇于舍生取义的人，以及为民族大义和兴亡而舍生忘死的人。
以 “墨子”、“庄子”为代表的 “侠客” 和“江湖”文化，对于促进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对现代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武是侠的立身之本，侠是武的人格升华。武侠精神深受墨家“兼爱”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诚信守义重承诺，匡扶正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居功自傲，救危扶困，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侠义”精神和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武术的神秘与错综复杂的江湖文化密切相关，亦即江湖的武侠文化。“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吁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无处不在。江湖中的豪情，义气，恩怨情仇，让世人刻骨铭心，让人们对它充满了无限地遐想。作家古龙武侠书中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仇难却，恩怨无尽”语言，道出了江湖的侠肝义胆、忠义壮烈，江湖险恶、快意恩仇，这也充分反应出了人在江湖中的“沉重”、“潇洒”、“无奈”、“苍凉”、“悲壮”和人生无常的感慨，以及对人们追求自由生活的向往。中国一些古典文学名著和武侠及影视作品，特别是现代传媒的武林传奇和现代体育的塑造等对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战国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击剑为生的“剑客”，如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养了3000多“剑客”。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剑客”的兴起对提高武术技击理论和水平具有巨大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越女论剑：“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综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
“书剑文化”对武术也有积极的影响。自古文人多习武，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常常带有逼人的武风，具有崇文尚武的精神。他们的腰间佩有一把宝剑，而自称“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的唐朝大诗人李白亦有诸多如“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等关于剑的诗句。读书人所佩之剑与武将不同，此剑不是御敌的兵器，更多的是象征着尚武、风雅的佩饰。在古人眼中，宝剑有君子之德，文人佩剑，也意味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古代的一些读书人无论多穷，也要仗剑而行，这代表着身为“士”族的风骨和尊严，也包涵着礼制和修身养德的含义。如西汉初年军事家韩信穷困潦倒时，但仍佩带宝剑。古代文人佩剑反应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书剑”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
（四）以古典中医理论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根本
中国武术与传统中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医武同源于易，同根同源，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武术与中医的背后蕴藏着高深的理论和完整的系统。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是阐释人体阴阳、虚寒、病理等基础理论问题和防治疾病；而武术是从健身、养生、训练和技击等方面进行实践，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融，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中医的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机、治则、养生等理论和思想，广泛被后世武术大家作为健身、养生、训练、技击等人身运动生理理论的基础依据。中华文化肇于《易经》，医易同源，《黄帝内经》的经络理论及气化学说、筋经学说等都是在《易经》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也是武术中训练和修习的重要理论指导；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中医经典在中国武术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武术与中医同根同源，都源自于《易经》理论和思想，是同一种文化下的两个分支，共同成为中华国粹的重要组织部分。儒、释、道、医、兵、武等多家文化数千年来各自发展、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建构起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在这样包容性、独特的文明熏陶中，中国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修炼方式和丰富的修养内容。习武者可以在武术锻炼中增长传统文化知识，启迪人生生存智慧，提高防身自卫技能，涵养志意，充实精神，修身养性，从传统武术文化特别是中医的实践中，悟养生长寿之道。武术与中医同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武术在提高健身强体、技击技能的同时，也注重人的教育和其它各项能力的增强；它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长期锻炼可以提升高贵气质、修炼身心，可提高人们对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适应的能力，锻炼人的意志品质，树立自信心，塑造强大的心灵，使人得到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武术可以培养武术精神和武侠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很重要的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与古典中医基础理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对中国武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古典中医基础理论与武术思想文化一脉相承，是武术基础理论的重要依据。武术的理论基础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脉穴位相关，中医与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多密切的联系。《黄帝内经》：“夫五运阴阳之道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能乎”。武术家在修炼武功的过程中，依中医的经络理论，来实现人体运输精气神的路径。大周天就是十二正经的循行，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的循行，而作为武术“三宝”的精气神也来自于中医的“精气神观”。练武讲究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子午流注、食养药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武术中很多动作招式的命名，也都包含有中医的命名特点和文化色彩，比如气沉丹田，力劈华盖等，这些内容和中医文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医所阐述的人体内在的“气”以及与天地自然之“气”合一的理论对武术修炼理论影响很大。“气”构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共同原始物质。“道”是世界的本源，“气”是“道”的体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在古代武术理论中，“气”为武术的原力与本根，是武术生命的精微所在。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武术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气”将天、地、人聚拢在一起，汇归为绵绵相续的大生命；人的生老病死与人体自然形成的“气”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生命的盛衰变化都是“气”作用的结果，人体“气”的质量好坏决定着生命状态的优劣，因而“气”也被视为武术养生的理论基点。
阴阳五行与脏腑相对应。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五脏与六腑表里相应，化生气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泉，主肌肉四肢。肾为先天之本与膀胱相合，藏精气、主骨、生髓。肝藏血、主筋与“中精之府”胆表里相合。肝血充盈筋得其养，故行走强劲有力。心主血脉与小肠互为表里，血脉之畅通全凭乎心与意也。肺主气，司呼吸与大肠相表里。五脏与六腑表里互应，一虚一实，共同化生气血，濡养四肢百骸。脏腑的表里、虚实、寒热、阴阳之八纲关系，与拳术中之刚柔、动静、伸缩、开合而对应。故吐纳是为鼓荡内气而调理三焦；导引是在鼓舞气血而疏通经脉。拳术中手臂之左右、前后、上下之圆转周折运动与少阴心经与太阳小肠经相合、厥阴心包经与少阳三焦经相合、太阴肺经与阳明大肠经相合。下盘腿脚扣摆旋转则是练习少阴肾经与太阳膀胱经相合、厥阴肝经与少阳胆经相合、太阴脾经与阳明胃经相合。气血在经脉之中运行，随经脉之逆顺方向而循行亦随昼夜阴晴、四季更替之变化而运行。经曰：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人体经脉有正经十二与奇经八脉。十二正经之作用，贯通五脏六腑之气血，濡养四肢百骸。十二正经之手三阴经与手三阳经表里相合，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相合。久练功夫者，强本固源，养先天之精，强筋骨，通经脉，补肝血，壮肺腑，此为修身养生健身、强身、延年益寿之道，于搏击一道亦有临阵不战而胜之功。
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孕育成长的中国武术，蕴含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兵学等哲学思想，一直是指引中国武术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支撑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对武术发展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天地之道乃阴阳之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五行包涵着阴阳演变过程的五种基本动态:，说明了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在中医学里不仅把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主要说理工具，而且在临床诊治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实际内容。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拳术特别是内家拳术发展演变的依据，武术的技击也都是以阴阳消长理论为根本，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表达了武术对立统一和普遍系统论的观点。在以“阴阳五行观”为代表的传统武术中，如以阴阳八卦化生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思想原则的形意拳，以太极哲理为精髓的太极拳，以阴阳五行八卦理论为核心的文圣拳等等，以及以《孙子兵法》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武术技击战术观等，都体现了阴阳五行变化的原理和规律；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
医道认为，人有“三宝”，即精、气、神。精、气、神乃生命之根本，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中国传统的“精气神”论，“经络原理”，融摄于武术之中，构成武术理论的重要内涵。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功夫；重视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内炼精气，导引形体，固气壮丹，外练筋骨，手足矫健，防身强身，讲究阴阳结合、动静结合，历来也被人们视为养生之道。武术吸收了道家、中医等诸多理论,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武学理论体系。内家拳多以道学理论和道家内丹功结合，创出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理论，都是遵循了《黄帝内经》中的经脉理论所创出的集技击、养生于一体的武术功夫。“精盈则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类证治裁》） 拳经云：“练精化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练虚合道”，武术练功依照这一规律，通过各种练功方法促进精气神的转化，同时提出了“调身、调息，调心”的健身原理。武术的功法练习，通过顺应自然规律的习武之道，以达到身体强健的功效，充分体现了武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特征。武术实为无内、外家之分，皆以善养浩然之气之别尔，然无论内家、外家都注重内外功的修炼，以达到固本培源，促进体能、血液循环，增长功夫，在提高打击能力的同时，来达到强身健体、养生延年益寿的目的。
武术之道为阴阳也，非“气”之学无以领悟功夫之真谛，亦难能达上乘功夫之境界。气功与武术密切联系，武术修为要与气功修为相结合。气功是生命科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充分放松的条件下，使大脑皮层活动在主观意识调动下机体内环境的自稳态，长期修炼，可以促进体内阴阳平衡，提升人体机能，开发人体潜能，增壮人体内气和内力。传统武术运动中所讲的“气”，既包括自然界的“气”，又包括人体内部的“气”。人体内部的“气”，又有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之别。“五行百体，总为一元，四体三心，合为一气”。“气”的本质是一种能量，武术界的各门各派，各个拳种的理论都离不开“气”，拳谚云：“内练气势，外练姿势”，“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自然界的“气”与人体内部的“气”，内外交融；汲取天然之气，借助“自然之力”，将“己之力”与“自然之力”合二为一，达到技击和养生的最大效果。武术的“气法”，是在武术运动的过程中，以意识支配呼吸和人体内气运行的方法，以养气和练气为基础，以符合一定的劲法要求与一定的形体动作相统一为标准，以达到“以气助势，以气助力”的目的。内家拳派的内功，就是养气和练气的主要手段和方法。“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阳和谐，气血健旺，经络顺畅，百病不生。在武术运动中意念有利于身体气血调和，激发调动人体的内在潜力，诱发集聚人体之内气，使之可聚可发，聚则储存于腹部，发则以意导气，发挥人体最大潜能。武术用意念统领内气循经络运行于全身，以疏通经络之气血。中医养生贵在养德，《黄帝内经》中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要求保持精神、情感、以及心理上的健康。养生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顺应自然环境、四时气候的变化，主动调整自我，保持与自然的平衡以避免外邪的侵入。遵循阴阳五行生化收藏变化规律，保持生命的活力；在强调在运动的同时，达到强身健体，增强意志、促进消化循环，增强免疫力的目的，这些都是与武术的养生观相一致的。历史上很多名医是武术大家，以医合武，武医同源，行道天下，如东汉的华佗，唐代孙思邈，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既是大医学家又是大武术家的人物。在医武实践中，将武术的动作或功法应用于防治运动损伤和防治慢性病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医伤科、针灸、推拿也与武术有很大的关系，武术家在练武交手的实战中，也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骨伤科学的治疗与诊疗方法，为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创新制造了大量的临床契机；也有很多著名的民间“武术家”会“接骨拿环”，“推拿按摩”，治病救人，名气乡里。中医药的一些保健治疗方法，为武术家日常的锻炼和受伤后肌体的恢复提供了保障，比如练功后的药浴与针灸，就可以舒经活血，解除疲劳，消除炎症，从而增加体能和功力等等。
中医学的“精气神论”，对武术理论与实战技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要养生保健长寿延年，必须“常使内三宝不逐物而流，外三宝不诱中而扰”。 明代医家张景岳说:“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所以要保养精、气、神三宝，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清心寡欲，则心不外驰、意不外想，神不妄游，情不安动，气不外耗。精足、气盈、神合是养性延年益寿之根本，固本生精，精生而化气，气生而化神，神全而身健。气功中的静养功法，就是通过自我调节，控制心身，是养足人体精气神一种较好的手段。它要求静心宁神，摒除杂念，放松全身，达到万念皆空，使大脑皮层处于一种保护性抑制状态，久久行之，能收到保养精气神的功效。精满、气足、神旺，则精神焕发、行动矫健，老年人能鹤发童颜，延年益寿，青年人可长葆青春，推迟衰老。中医上的“精气神”观是武术“精气神”的理论之源。从健身的角度，传统武术在功法上直接而完整的吸收了中医的“精气神观”，采用意念、动作、呼吸相协调的方式，以固精、养气、调神，从而达到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养生延年的目的。精气神在武术中表现出形神兼备的整体武术意识，无论是在传统武术还是现代武术中，无论是从内在还是从外在看，精气神都密不可分，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其一。
（五）以兵学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灵魂
中国古代战争不断,战争中的军事武艺促进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兵法是战争的理论指导，而武术是从事战争之个体的技艺支撑，兵法和武术同时在战争中得到发展、检验和运用，兵学文化是武术理论指导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兵迹》：“民物相攫而有武矣”，“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乃大武术，武术乃小军事”，兵武一家，一脉相承。从古代人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武术技击之术，可以直接用于战争搏杀，连同车战、马战、步战等，武术技击术是古代军事技术的一部分，几千年来，武术技艺一直是古代军事斗争取胜的重要手段。“拳兵同源”，“自古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练拳”，用兵法来培育和启迪武术技击思想，提高技击理论水平，指导技击实践，增加武术的技击实用性。借鉴兵法中的将道思想培养习武者的优良性格和精神品质，以及用于从事武术技击的教练指导工作，如《孙子兵法》的将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德”）。兵学中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等要求，对武术的精神和“武德”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古代武术的发展与军事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其技击性；古代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是“田猎”和“武舞”，“田猎”包括“空手以搏”和“手格猛兽”的搏斗技能。“武舞”是根据兵器性能，把击刺同阵形、队形结合起来的武舞式训练，这种将实战技能按一定程序进行训练是古代武术由感性向理性认识的升华，也是后来武术套路发展的雏形，是武术向系统化演进的象征和过程。武术最真实地继承了战场厮杀的模拟和建立在真实反应战场对抗的策略与战术，对于人的精神素质、智慧水平和意志品质训练的提高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春秋时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等，这些兵书阐述了带兵、打仗、布阵等军事方面的规律问题，同时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来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对中国武术技击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武术在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中,由于自身技击的实效性，使得其与军事战争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战争中兵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又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武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具备古代兵学思想的元素，逐渐形成了“诡异多变”、“奇正相生”、 “避实击虚”、“声东击西”、“重意轻形“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技击思想。古代战争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的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武术讲究攻防兼备、刚柔兼济、动静结合、内外结合等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经过严格训练后，合理地、协调地互为补充和相互转化的指导思想，也来自于兵学理论和文化的指导。孙子兵法奇正相生，出神入化，莫测高深，拳战与兵战，皆以避实击虚为核心，克敌制胜为目的；拳无常势，身无常形，“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强调了知彼知己在武术技击中的重要性。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孙子·九地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九地》），这些原则都要求武术技击时能随机应变、拳贵神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感而逐通，使技击成为自身本能自然运作的一种行为，以机体最小的消耗来获取胜利。武术之灵妙，全在之变化，招式动作的运用，妙在分寸之间，实战要深通阴阳变化之道，变化无穷，阴阳不测谓之神。
《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察也”，《管子》中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家之圣”，集中体现了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它的思想和谋略战术对中国武术技击理论和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武备者，武技其一也，拳者握权也。《孙子兵法·虚实》：“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权者”权衡利弊、轻重以知势。拳术之贵，贵在有术制人，不贵无术被人所制。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之，千古不变之理。《孙子兵法·军争》：“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形象地体现了武术技击之时，要想战胜对手，不仅要靠本身的战斗实力和胆量，做到精、气、神与手、眼、身、法、步和心志、意、气的内外合一，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拳术招法千变万化，拳战与兵法水乳交融，凡与人交手，宜知乘虚，如彼手向上则下虚，彼手向左则右虚，乘其虚以攻之，攻其无备，取其不意，乃技击中避实击虚之道。中国武术“以弱胜强”、“舍己从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等技击理念，无处不体现出中国人兵谋思想和“守静”、“守弱”的生存智慧和处事方式。
《孙子兵法·虚实》：“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融通拳无常势，兵无常法，贯通避实击虚之理。拳诀曰：“未习兵法莫习拳，”、“不通阴阳莫用兵”，“武道”重视“势、威，精、气、神、意”等内涵的培养，用心法技法窥测敌之来意攻意，驾驭去意守意，做到劲整势严，随机变化，克敌制胜。《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拳道与武道相通，“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静如止水，动如江河，“水”的境界是武术技击的至高境界。中国兵学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丰富的文化传承和大量社会实践，包含着高深的智慧和深厚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精神理念，蕴藏着促使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巨大潜力。“善胜者不争,善争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受中国兵学文化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孙子兵法》的影响，使武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蕴涵着众多的谋略因素，兵学文化为武术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空间。
武术集太极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以及八卦图易理象形取意等诸多元素融入拳学拳理之中，同时汇聚兵法睿智用于实战之妙，一理求万变，万变求自然，千变万化，不可胜穷。拳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或因敌而动，或以我动待敌动，以动应变，致人而不致于人。“拳以诈立”，深得兵谋权诈之妙。“兵者诡道也”，操拳用武力求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使对手难知我真意，体现了武技与兵法的交融关系；辩证法中的阴阳、虚实、强弱、奇正、有无等都是武术理论所遵循的原则和思想。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变化，从甲骨文中几种“武”字的变化演变看，其原始本意并非止戈为武，而是形象、完整的表述了一个人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兽斗。狭义的“止戈为武”出自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而广义的“止戈为武”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是古代兵学文化对武术思想影响的一种重要体现，进一步丰富了武术的概念和武术文化内涵。武，止戈为武；术，思通造化，随通而行为术。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战事的实力。“止戈为武”需要建立在足够的实力和恢弘的气度之上，在现代武术文化中它只是反应了一种思想、理念和境界。
中国武术也是一种兵学文化的展现，能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抵御外侮，抗暴安民，它既能振奋民族精神，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与《孙子兵法》等兵学文化同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武术技击原理和军事战略、战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武艺高强者参军实战后，增长了兵法知识，成为将帅之才，如历史上的岳飞、戚继光等。明代是武艺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技术流派、拳术和器械功夫，这个时期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同时军旅武术流入民间形成了民间武术，促进了中国民间武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纪效新书》﹑《武篇》﹑《耕馀剩技》等，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拳术﹑器械的流派、沿革、动作名称、特征、运动方法和技术理论等，特别是在理论上总结了过去的习武经验，为后世研究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戚继光《纪效新书》看中国武术和军事技术的结合中，可以看出武术理论的血液中融化有不少兵家理论，有效地增加了武术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这些著作有助于对武术理论、武术实践的指导。传承武术绝不能离开传统兵学文化的底蕴，武术与兵学文化的高度融合将进一步促进武术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提升武术的文化内涵，中国丰富的兵学文化是武术思想文化之灵魂。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它伴随着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走过了几千年风雨沧桑的历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之“魂”。武术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它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结晶，它的精神已深深的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历史长河中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点燃国人自强不息、勇敢奋斗、抗击强暴、抵御外侮的胸中之火，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责任和担当意识，也体现了中国人以武止戈、慈悲为怀的情怀。武术大道的魅力在历史上倾倒过多少帝王将相、英雄好汉，造就了无数传奇英雄、壮士侠客，他（她）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术精神具有不向强暴屈服的坚强性格和庄严自强的民族魂魄，侠骨傲群雄，铮铮铁骨，较技中生野性，温和中有血性，搏击惊险中闪灵性，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中，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武林豪杰，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真正的武术能够制止暴力和邪恶，保家卫国，捍卫正义与和平，特别在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武术就会迸发出惊心动魄的力量，激发出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民国初年，军阀混乱，列强侵占，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以霍元甲为代表的众多仁人志士在国家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之际，练武强身救国，使武术让外国武者闻风丧胆，洗刷了列强给中国人枉加的“东亚病夫”的耻辱，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谱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民族正气诗篇。中华民族经历种种磨难而不衰，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中华武术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与自然、生命、灾难和社会抗争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之集中体现，这种精神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血液之中，激发起一代代中华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生存而奋斗。
多元一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国武术根植的文化沃土。武术在中国多元文化氛围中形成与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武术门派和拳种，内、外家功夫异彩纷呈。武术在多元化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处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多元文化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各种文化彼此之间是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融合。在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每一种武术文化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进行自主的选择，吸纳来自于异质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创新，必然会有对外界其他文化的吸收，这种创新和吸收导致文化的不断变化，有变化才有发展，它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武术文化的多元共存为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条件，各种文化在彼此借鉴优势、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共生性，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中华武术文化。没有文化的多元化融合与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中华武学文化。武术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的人与自然、社会生产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很久以来，人们和社会对武术的本质属性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对它的价值和功用更是认识不足，也曾一度将之归为“下九流”之列，没有将这门国学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这严重地影响了武术的发展，教训是深刻的。
武术是一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文化性，要树立“文化是武术灵魂”的思想和观念，真正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保护和发扬光大。当代很多武术工作者往往存在对中华武术的片面认识，或者受于一定文化和思想的局限，多数都是只以“功夫”而论武术，而没有真正将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来认识和理解，缺乏对武术的哲学、思想、精神和文化等领域的认识和研究工作，没有正确的把握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更有甚者将当代流行的散打至于武术之上。散打源于武术，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并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服对方的、徒手对抗的格斗项目，但它只是一种体系运动项目，而其本质上已失去了武术的重要文化属性，散打不能等同于武术。当今社会和国家仍然对武术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人们对武术的内涵、思想和文化的认识模糊不清，武术文化身份的迷失是中国武术发展问题丛生的重要根源之一。一百多年以来，在以西方体育改造中国武术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中，导致现代中国武术与传统的原生态武术之间产生了文化断裂。中国武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曾经的“武林”正在西方体育的强势挤压下渐渐“逝去”，进而也导致了一些武术研究者对武术未来发展的迷茫。脱胎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武术，在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搏杀格斗的身体运动范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一种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国传统文化是武术的根基，也是武术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运动特点的关键所在，如割裂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武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武术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再不能片面地从体育的角度认识武术，克服对武术偏见和肤浅的认识；体育只是武术的基本属性之一。当今将武术放在体育的范畴之中，本身是对武术文化的曲解和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割舍了武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而使武术不断向边缘化、庸俗化发展。另一方面过重的强调了武术的政治化，这也限制和制约了武术在民间的发展。武术不仅仅有健身强体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是有着育人教化的功能，修心养性，导人向善。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与“文”平等并重的一个重要学科，它通过一整套武术的文化内涵和背后的文化支撑以达到育人的目的，它是在习练中促使习武者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修炼成人、内圣外王。武术开启了人与自然、社会斗争与生存的智慧大门，拓宽了习武者思维的宽度和高度，提升了人们的生存技能和精神价值。现代社会由于国家和社会的一些因素，使武术的精华遭之大批遗弃，民间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取而代之的是顺应现代社会的健身武术，逐渐失去了武术的精神和灵魂，振兴中华武术任重道远。
习武之人与之自然具有的威慑力和骨子里透出的忠义之气，正义之气，豪雄之气，体现出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力量，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更让平常人产生一种敬畏的力量，这是武术的独特魅力所在，这也是中国其它运动项目所不可企及的。武术有独特的礼仪和境界观，武者止戈为武，武的最高境界是平和、不争和无为，这些思想也都是其它体育项目所难能达到的。武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项目，也不是单纯的一种技击术，它同时具有体育和文化的重要属性，但从其属性来讲它高于体育。武术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数千年，以其不朽的生命力，不断地传播发展、丰富壮大，深深地植根于广袤的民间沃土之中。武术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遗产和国粹，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它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整合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传承形式和民俗，以及由他们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保身立命生存智慧的结晶。武术源于中国，文化属于世界；武术当之无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文化。中国武术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底蕴，源自于中国军事思想演进的深邃睿智，这种“尚武”精神源自于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强烈的进取意识。“尚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塑造民族尚武精神和性格的重要途径，尚武精神让中华武脉历久弥坚，让民族文化绵延不绝。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形成了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它所蕴含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变化。
和平时期，尚武精神以它尚礼、尚仁、尚德的道德与伦理精神联结着华夏民众的情感纽带，成了中华民族亲情意识与和睦精神的重要构体。中国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共同价值追求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中国武术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文武之道；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武慕德，尊师重道，贵义尚礼，自强不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不畏强暴，修正向善，宽容忍耐，担当责任，保家卫国，坚韧不拔，仁爱天下，以和为贵，侠义情怀，止戈为武的伟大民族精神。“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尚武精神在全民族范围普及是武术精神当代价值最直接体现。习武之人所具有的正义感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武术的文化、思想、精神和力量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塑造精神和体魄强大的优秀民族，它的思想和精神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用武术精神唤醒民族的精神，激发民族的坚强意志，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文明进步。武术之道是强民、强种、强国之道。塑造中华民族的武术精神，中国武术界责无旁贷。武术精神在当代的价值体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急迫性。
三、文圣拳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价值
文圣拳是具有鲜明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是中华武术以及民间宗教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融合的产物。儒释道三教合一包容和谐的思想，蕴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圣拳武学文化；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武学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儒释道三教的分合贯穿于近二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历史上三教合一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长期以来它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哲学、文化、艺术和思想等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入挖掘、研究中国武术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特别是它的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对于完善中国武术思想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现代社会多元化文化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文圣拳多元文化观与完善中国武术思想文化休系
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中国大众生活之中，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影响着哲学、艺术、文学、思想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继承、研究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传统文化，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儒释道三教之外，传承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国社会历史现象不可忽视的一面，对于促进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的重要特征，它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弘扬文圣拳多元文化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的思路，以及从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视角来研究它对中国传统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发展，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武学思想文化的高度和深度，对于促进中国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以及其和谐包容的思想，在中华武学中具有代表性，充分展示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特征和独特文化魅力。
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为理论特征的文圣拳武学，全面反应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华武术思想文化体系，也为构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华武术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文圣拳作为中华武学国学传世之经典，它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广大民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它不仅是一门国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人文关怀和哲学的思考。传统武术的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信仰是武术的重要内涵之一，武术需要有信仰来支撑和发展。任何割舍、淡化、否定信仰在武术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对中国武术发展不利和有害的。信仰是人类最深层次的追求，在信仰中使人们思想得到自由和解放，信仰能够丰富精神世界和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能够提升传统武术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可以使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在传统武术领域的发展，从面也为传统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撑。倡导和重视传统武术的信仰，正确认识和提升信仰文化在传统武术中的地位，以信仰和文化力量促进中国传统武术可持续和向高层次发展，这对于凝聚中华武术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发展中武术与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武术精神也是一种信仰，信仰是武术文化和思想的灵魂；信仰是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所在。武术的信仰形成于武术发展之中，它是武术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能够对人们的人生具有一种解释和指导作用，对“武德”的培养也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武术门派和拳种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信仰的多样性或多神性，任何一门武术都蕴含着一种精神和信仰。。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巫术祭祀与武舞是其重要内容，从而使武舞与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人、每个武术门派都有着不同的信仰，习武者把内心中认为最神圣的东西作为武术的信仰，从而来支撑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失去信仰精神支持的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信仰的武术就会失去灵魂。一般说来传统武术的信仰是释道儒三教的传统文化观念，如对“天地君亲师”的信仰，对“武神”“关公”的信仰，对一些神灵或英雄的信仰，以及对宗教的信仰等等。武术作为一种“神圣“的技艺，代表着正义、精神和文化，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神奇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信仰的力量历久弥新，一往无前，源源不断；信仰的传承筋骨相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一个民族要有信仰，一个人要有信仰，一部武学也要有信仰，信仰的力量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能够支撑人们战胜任何困难，能够促使修炼者功夫达到至高至善之境界。一部有着思想和信仰文化支撑的武学，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正确认识武术信仰领域的重要作用，时代呼唤对武术文化信仰的重建。宗教信仰是武术精神世界的重要领域，特别是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它们对武术的影响巨大。文圣拳作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集大成者，体现了民间宗教文化对它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三教合一文化和民间宗教“无生老母”最高神的信仰对文圣拳武学文化及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哲学与宗教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文圣拳武学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圣拳武学重要学术和现代价值的体现。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解决了人的生死观问题，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的拯救与解脱。重视武术与宗教信仰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武术的内涵和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文圣拳是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武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力，它见证了明清时代社会历史的变迁，汇聚着中华先人优秀的品质、精神、文化和智慧，它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和其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称“中华武学之魂”，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武学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加强对文圣拳武学思想、文化、精神和价值的研究，体现文圣拳多元文化观内涵及时代精神与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更好地能够以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助推中华武学向前发展。文圣拳武学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华武术中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即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武学文化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认识了文圣拳武学文化，就理解了中华武学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文圣拳武学研究另一方面重要意义在于弘扬了儒、释、道、墨、兵、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哲学和文化的建设，这对于2000多年来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深入研究文圣拳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华武学思想文化体系，全面认识文圣拳和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丰富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内涵，以及促进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文圣拳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它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和思想，必将以其灿烂的光辉在中华武林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
（二）文圣拳多元文化观与中国现代社会多元一体文化
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于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到典范作用，它的理念超出了现有宗教的思想范畴，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起到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多年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具有进步性、开创性和进取性，它对人性完善和社会秩序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它最大的特点是以包容、和谐和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矛盾冲突，在融合中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它能够吸取各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断丰富其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民族文化文明的高度。它也是一种超越世俗、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汇共生与和谐发展，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社会价值。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最广大下层民众性格和精神的重要基因，影响着人们思想、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也是文明进步之源。三教合一有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取向，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它具有清晰有序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的并对历史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化，理应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视和社会的共识而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土壤，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它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宗教、风俗与心理等，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武术是涉及众多学科的综合学问，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底蕴，有自己的规律性和本质属性，认真探索和研究其内在规律性，全面认识其本质属性范畴，对于帮助人们正确的认识武术文化将起到重要作用。武术作为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它的属性具有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体育性、民族性、民俗性、群众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是中国文化中跨多学科的学问，其文化内涵几乎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武术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渗透了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中国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其思想和精神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武术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在发展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政治因素、社会环境所影响或制约。在中国古代封建朝代中传统武术是统治者实现其政治权利、维护巩固政权、对外扩张的重要领域，它具有的政治功能是为统治者政治需求服务的。武术能够造就有思想和精神的“强民”，而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者认为“强民”的产生会不利于对国家的控制，以致威胁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历史上中国“重文轻武”、“重文抑武”，以至“禁武”是历代的通病，使武术文化受到压抑或贬低；武术在民间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禁止或限制，它的发展往往受到朝代政治环境或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所影响。处于不同时期的中国武术，一直与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充分反应了其具有的政治属性；宽松开明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武术生存发展的良好土壤。我们要克服历史的偏见，树立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和文化自信，正确认识武术的本质属性，克服“重文轻武”的观念和思想，真正将武术作为中华文化国粹得到重视和发展。深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以开放积极的思想，正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的吸收和接纳、继承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浓缩的部分，并有勇气抛弃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指导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的明灯，从而促进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使中华文化凝聚起新的力量，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思想和文化动力。
增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信仰的力量，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创新与发展，以开明的思想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大力弘扬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提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多元文化和思想并存的环境和氛围，培养先进文化发展的土壤，促进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和振兴。历史上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三教合一文化几度兴衰，虽然它作为一种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支配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始终不能保持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它不能象儒释道三教社会主流文化那样得到高度重视和发扬光大。中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既有以人文理性为特征的儒家仁礼之学，也有以神、道、佛崇拜为特征的诸多宗教信仰，它们具有多样性与和谐性，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都重视行善积德、道德教化。从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都能在这片大地上共同生存、和平相处，各教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力流血冲突，更没有发生过西方宗教史上那样的残酷而长期的宗教战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民族是有理想、有目标、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有精神、有思想、有信仰的民族，这个国家才不会迷失方向，会越来越强大。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和长处，既值得我们自豪，更需要我们认真去继承发扬，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代武术文化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术已不再是旧中国把式房中的拳脚功夫和走江湖的棍棒技艺，它已成为一种完善的“武术文化学”融汇于现代体育运动的行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沟通的桥梁。武术的哲学观越来越被众多习武者所认识，特别是李小龙的“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的武术哲学思想，倍受世界武术界所推崇和重视，进一步使中国功夫作为一种文化享誉全球。从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武术应该在走自身民族特色道路的基础上，将势必要与新的社会要素相结合，产生新的价值，以更好的促进武术的生存和发展。在历史进程中，中国武术正是不断与军事、教育、医学、旅游、影视、艺术等相结合，才衍生出不同的武术价值和文化，方得使中国武术保持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武术是思想与肢体语言的结合，是艺术与美学的结合，是力量与技能的结合，是一项开发人类大脑和肢体相互协调发挥的运动，是一门人类通过修炼促使自我完善的技艺和大学问。武术可以振兴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升华民族的思想；可以培养和塑造健全人的性格，促进人性的回归，可以磨砺优秀的意志品质。增强国人的整体素质，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支撑，具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对习武者“精气神“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习武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武术也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同时文化多元化作为武术文化发展的态势，它的发展以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多种文化长期并存、交流、创新和发展的历史，中国武术也是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中不断壮大，以至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着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在现代社会武术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形式，特别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武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使武术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的问题，但无论它形式如何变化，但始终要保持武术传统的精髓，不能迷失自我，不能丢失武术的灵魂。失去了传统文化理论和思想的支撑，武术就失去了其精神和灵魂。要传承和弘扬传统武术，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挖掘传统武术的主要特色，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激发武术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既要吸纳、融合各传统武术文化与拳理中的共性，又要与现代竞技武术相结合，促使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共同发展，全面展现各武术拳种的独特魅力。要高度重视武术文化的发展，转变社会对武术的片面认识，充分发挥政府体育政策和舆论导向作用，切实从促进和振兴民族文化的高度出发，全面重视和扶持武术的发展。大力提倡全民族“崇德尚武”的精神，让武术真正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启发民族智慧，养民族浩然正气，铸造民族之魂。要提高武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让习武之人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崇尚，营造全社会良好的“尚武”风尚和氛围，为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提供强劲地前进动力。培养武术人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对民族和国家忠贞爱国思想，增强国人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强大精神力量与坚定信念，让武术的“热血”在中国人的心中流淌，从而激发出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武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也不只再是民间的一种传统技艺，而是中华文化体系中一部大学问， 它应与“文化课”的学习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要真正将武术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发展光大，并得到世人的认识和崇尚，使之成为民族内在精神的象征和崇高的文化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形式，要将武术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象重视“文化课”学习一样重视武术的教育工作。武术教育将积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于民族的兴旺意义重大。在人才的培养上树立在“武”的根基上兼修“文”的功夫，切实重视和提高武术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坚持以人为本，形成武术教育长效机制，做到现代教育文武并重，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文武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要大力弘扬武术文化，转变世人对武术的片面认识，切实恢复中国武术文化传统，保持和发扬传统武术特色。认真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武术理论，形成一套完善的中华武学教学体系，以理论指导实践，扎实武术教育基础，真正将武术国学发扬光大。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武术搏击的实用价值降低，但武术模拟军事对抗的直接和逼真在和平时期对于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当代价值却凸显出来。现代社会武术的首要功能并不单是为了强身健体和追求技击技术的发展，重要的是通过武术教育和锻炼铸造国人强大的灵魂，培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唤醒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最深沉的精神和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集聚最强大的精神和力量，让中华民族真正拥有坚挺的脊梁，顽强的斗志和凛然的正气和气节，永远以蓬勃的朝气立于文明世界之林。“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体育之宗旨，武勇也”（毛泽东1917年《体育之研究》），体现了通过体育培养国人的武术精神的重要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中国武术，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为人民群众服务应该成为中国武术发展的首要任务。
文圣拳在中华武学中具有代表性，它集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墨家、医家等传统文化之精华，同时融三教合一文化之灵魂，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圣拳武学文化，它的多元文一体文化特征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发展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允许多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共存，是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是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的一种精神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它根置于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土壤”之中。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重要基础。文圣拳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典型代表，弘扬文圣拳以三教合一文化为特征的多元文化是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对于重塑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体系，提升国家对外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意义。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三教合一文化是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继承、研究、融合、发展儒释道和其融合的三教合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和创新发展。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中，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让中华文化展示出永久的活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将民间宗教真正与儒、释、道三教那样，拥有社会主流宗教的地位而发扬光大。民间宗教要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众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使自己在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创新理论，改革自身文化，适时的对原有的教义教理做出调整与改变，在改革与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完善、转变与发展，在创新与改革中展现宗教文化对当代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使之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要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心态，有海纳百川之胸怀，融各家之长，采诸教之善，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完善。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和文化传统，要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让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需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不断吐故纳新，取传统文化恒久之精华，去旧文化陈腐之糟粕，既坚持自己独特的根基，又博采世界各民族之众长，才能建设起中华民族活力喷薄、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的共有精神家园。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在现代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下为中国文化和思想及宗教的发展开辟出了新的路向，同时这一成功范例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构、对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和中国21世纪的文化战略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文化的力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让儒释道三教合一之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文化，成为促进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崛起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从而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进步的磅礴力量，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三）文圣拳多元文化观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社会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有助于开拓思想理论视野，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从而能够促进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更好地总结历史传统，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并不断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互鉴，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振兴。三教合一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以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为代表的文圣拳多元文化观，为现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经验。任何事物都会在“和谐平衡”发展中不断走向壮大，或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但三教合一文化在经过二千多年的融合发展中，经过儒释道三教相互对话和论辩的方式，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促进发展；它们不但在发展中并没有因为融合而消除其自身的特点，反而保留了各自的主体性，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协调不同宗教关系的高超智慧和艺术。三教在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发展，其中虽不乏对立，但融合依然是历史的主流，这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和探讨，这也是解决当代宗教关系和民族关系矛盾的宝贵经验。当今社会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在不同文化、不同思想流派的冲突和交融中，如何立足于时代之需要，消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与冲突，整合不同文化系统和思想流派的积极因素，积极主动的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成果，适时调整自身，以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发展。在与其它文化、其它宗教的共处中保存、发展和完善自身，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信仰都面临着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三教合一思想和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创自于明代、藏之于嵩山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又称《和谐图》，图中将佛、道、儒三教圣人合为一体，象征着儒、释、道在中华大地上的融合，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三教合流、和睦相处的思想宗旨。三教合一，导人向善，和谐平等，世界大同。
三教合一之“合”是一种积极的“合”，是一种积极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合”并不是无原则的融合归一，三教同根同源，三教“同归于善”，归一以“善”为根本，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归一的思想基础。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对儒释道三教造成了冲击，但同时又促进了三教文化的创新、发展与进步。文圣拳多元文化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它思想文化包容和谐，兼容百家之长，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盖兼百家而无百家，旷千载而备千载者也”，这一思想将对后世中华武学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必将会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圣拳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时代价值，也为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一种交流模式。这种儒道释三教互为补充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这一文化将历久弥新，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也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在解决世界“文明的冲突”中，已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榜样”，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已成为文化发展必然趋势。三教合一文化成为推进世界各个宗教和文化间进行非暴力公开对话的有效模式，同时为增进世界不同宗教及信众和无信仰民众之间相互了解与和平相处，为促进世界各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走向宗教大同之路，实现全人类认识进程的重大跨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三教合一理念超出了现有宗教文化的范畴，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发展将起到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以三教合一开放创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来丰富中华思想理论宝库，不断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不断升华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水平，让自由和积极的思想文化创造更美的未来。我们要让三教合一文化和思想成为世界性普遍文化信仰之典范，给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带来力量，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不断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哲学高峰，二者思想和文化殊途同归，它们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法宝，深入探索研究文圣拳多元文化观思想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对于现代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120万字的武学巨著。
(公元2017年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一丁酉年）【卢飞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