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晚清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国力衰弱，陷入深重苦难。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次次遭受屈辱，香港岛、九龙、新界先后被迫离开祖国怀抱。然而，香港的命运从来都是与祖国密切相连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并以此为指引，通过同英国的外交谈判，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解决香港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事业的奠基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实际运用到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租界新界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香港的能源和主要工业均在新界。离开新界，香港岛、九龙无法单独生存。1979年，香港新界租期还有18年即将期满。这时，英国政府提出香港未来地位问题，试图向中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
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尽快解决香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麦理浩提出的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
针对香港问题，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收回主权，保持繁荣”的八字方针。1981年12月，党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同时，对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开启谈判的序幕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正式拉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英国的统治，并说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变，将对香港产生灾难性影响，强烈表示不能单方面废除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地回应道：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接下来，邓小平逐一解答三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他强调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针对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对于第三个问题，在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后，邓小平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关于“另做考虑”的回应，态度坚决，斩钉截铁，有理有利有节，代表了党和政府应对过渡期内可能发生较大变故的严正态度。最后，邓小平向撒切尔夫人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对此，撒切尔夫人表示接受。
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发表声明：“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中国新华社在报道上述声明时，补充了一句: “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 众所周知的”。
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党和政府按时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充分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通过这次会谈，中国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解决香港回归祖国问题的基调，就这样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定了下来。
谈判桌上的斗争
1982年10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从 1982年10月到1983年2月，中英双方先后举行了第一阶段的五轮会谈。在这几轮会谈中，双方需要首先就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英方认为应以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标，中方则强调必须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前提。
1983年7月1日，中英两国同时宣布：“中英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1983年7月12日在北京举行。”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英方试图以主权换治权，即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但是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对于中国而言，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是得到主权而没有实际管辖治理的权力，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中方在谈判中坚持的立场就是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的，治权就是主权。
带着这种分歧，中英双方开始了胶着的谈判。这次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共进行了22轮，历时长达14个月。在前四轮谈判中，英方仍然坚持以主权换治权。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相希思。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
第五至六轮谈判，英方不再坚持香港治权，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谈判的主要障碍清除之后，从第七轮开始，谈判进入了正常的轨道。
从1984年4月的第十二轮谈判开始，中英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问题。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的问题，是这一时期谈判中较为困难的问题之一。中方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小组。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1997年前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1984年4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费里·豪访华。邓小平对他说：必须看到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最后中英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此外，在香港进驻军队的问题也是谈判中遇到的复杂、敏感问题。经过双方反复交涉之后，英国不再反对中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在香港驻军。
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中国终于克服重重阻力，解决一个个棘手的难题，使这场外交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9月，中英双方在中方政策基础上达成协议。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84年10月，邓小平回顾这场谈判时, 感慨地说: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 , 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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