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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旧街景
老舍先生是北京旗人，满族，生于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三日（公元1899年2月3日）酉时。在他降生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发动的改良新政遭到后党的反对而半途夭折，中国社会上空刚刚冒头的一点点曙光又被彻底扑灭，偌大的东方古国重新陷入一片黑暗，整个社会动荡不堪，孕育着一场大的变革。山东农村爆发了义和拳运动，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这一连串的大事，一个接着一个，也落在老舍一家人身上，那一年他才一岁。
老舍的父亲，叫舒永寿，是个旗兵，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小羊圈胡同，每天天不亮的时候要到皇城里去当差，负责巡逻和守卫皇城。
抬枪的失败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是1900年8、9月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但是守城的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做殊死的抵抗，坚守在北京城墙的各个城门上。
舒永寿就镇守在北京的前门上。前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叫正阳门，背后就是天安门和皇宫。舒永寿的防守阵地就在这里。他和他的战友使用的火器是落后的抬枪，抬枪很沉重，铸铁做的枪管很长，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一个人在前方抬着枪管，另一个人在后边瞄准射击，使用的炸药还是黑色火药，呈粉面状，使用起来很麻烦，先由枪管口处向里倒炸药，再装枪弹，然后再发射。
在往枪管里灌装炸药时，黑色火药不免要撒落一地，这很危险，一个火星就会火烧连营。负责攻打正阳门的侵犯者是日本部队，他们深知中国部队火器的弱点，所以除了一般炮弹之外还使用了“燃夷弹”。一发炮弹打过来，城墙上便是一片火海，舒永寿被严重烧伤，退下城来。
他艰难地爬过天安门广场、顺着西长安街再向西，到了南长街再向北，这是回家的方向。到了西华门，再也无力向前，见街道西侧有一间粮店，叫 “南恒裕”，半掩着门，主人已逃走，便爬进去躲了起来。
时候长了，敌军破城而入，前方的我方部队溃败下来，路过此地。有一名士兵进来找水喝，发现地上有人，噢，是“永爷”。他们相互认识，还是亲戚，来者叫福海二哥。福海二哥执意要背这位负伤的姑父回家。永寿不肯。他已不能说话，哆嗦着提起因腿肿而脱下来的一双布袜子和一付裤角带，示意要福海抓紧时间快跑，回家报信。福海无奈，哭着离去。
家人知道消息之后，城内已大乱，八国联军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挨家挨户搜刮，无恶不作。老舍母亲的小院子也不能幸免，进来了一拨又一拨的侵略军。大黄狗扑上前去护院，被一刀刺死。侵略军进屋翻箱倒柜，连一根头簪也不放过。等他们走后，蹲在院角的母亲赶快进屋，只见一只箱子正扣在坑上的小婴儿身上，幸亏小儿子命大，还在熟睡。刚才只要他一哭，说不定也得遭遇大黄狗同样的命运。
等到城里事态稍微平息了一些之后，家人急忙雇了一辆大车到西华门南恒裕粮店去找受伤的父亲。可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彻底失踪了。一家人哭作一团。没办法，只好用一只小木箱，里面装着那双布袜子和裤角带，还有生辰八字，埋葬了一家之主舒永寿。坟地选在北京德胜门外明光村外的一个小角落里。
从此，老舍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小羊圈胡同里度过了他的清贫童年。
清冷的月牙儿
父亲阵亡之后，母亲得到的抚恤金实际上是一个护军减半的钱粮，而且此时国运不济，已不能按时发放，拿到手的也是成色不足的银子，含银量大打折扣。母亲的负担很重，除了刚一岁的小儿子之外她还有两位未出阁的大女儿和另一个年满八岁的儿子，还有一位大姑子跟她们同住。
母亲只能靠替别人洗衣服、补衣服、做活计来维持生计。在老舍的记忆里，母亲的双手永远是红肿的，表皮极粗糙，用她的手背给小孩子挠痒痒倒很合适，可惜并不敢再劳累她。母亲常被那些店铺伙计送来的脏衣服熏得吃不下饭去，但她从不歇息，直到深夜还抱着一盏小油灯缝缝补补。
母亲娘家姓马，是住在北京郊区北土城 “蓟门燕树”附近的农家。她本人是个不识字的满族妇女，生性好强，一生勤劳。她内心的刚强、正直和外表的和气、热情一直影响了她的后代，融入了他们的血脉，铸造了他们的性格。她是老舍的不识字的人生导师。
她最犯愁的事是每当领了钱饷回来，不知该如何分配这些为数可怜的银子，是还上月的债呢，还是安排下个月的嚼谷呢。她坐在坑上，把铜钱分成两摞，一摞是该还债的，一摞是打算用在下个月的开支的，倒过来翻过去，怎么也不够用。索性都还了债，无债一身轻，但下个月怎么办呢，只能喝西北风了，难啊。
街门外的墙垛子上有两排用瓦片刻画的记号，每五道为一组，颇像鸡爪子，到月底按鸡爪子的多少还钱，其中一组是买烧饼赊的账，另一组是买水赊的账。那时院里并没有自来水，大家都吃井水，靠送水的车子挨家挨户地送。每送一挑水，就在墙上划一道记号，先赊后还，月底结账。母亲只让送水的和卖烧饼的和“鸡爪子”发生关系，别的任何消费都不再允许发生。
老舍先天不足，母亲奶水不足。他是靠吃“糕干”长大的，他常常开玩笑说，以至后来他长大了始终是 “一脑袋的糨子”。
老舍到三岁都不会说话，大人们很为这个瘦弱的孩子担心。他甚至到三岁也不会走路，永远坐在坑上，一声不响，很乖，给他一小团破棉花，或者一小块生面，就可以玩半天。长到四五岁他也没有一件像样子的玩具。偶然在小南屋找到几个磕泥饽饽的泥膜子和一付涂了红颜色的羊拐，这是他唯一拥有过的小玩艺儿。剩下就是院墙外大槐树上吐丝而下的绿槐虫——“吊死鬼”，那是他不用花钱买的活玩具。
母亲有时候带着小儿子去城外给父亲上坟，那是要走很长的路的。路上母亲会买一些热栗子给他吃。即至到了坟地，母亲放下儿子，自己抱着坟头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周围只有几只乌鸦，偶尔发出几声难听的鸣叫，怪吓人。一阵小风吹来，将未烧尽的纸钱卷向天空。
天色渐暗，母亲有些害怕，背起小儿子向回走。月牙儿爬上天空，灰暗的旷野一片清冷。小儿子在母亲背上仰望天空，月牙儿一直跟着走，闪着冷光，惨白惨白。母子二人一语不发，心中却因孤独而悲伤，四周也越发寂静。那月牙儿便永远地停在了心中，成了清贫童年的长久的记号。
卖花生米·上学
老舍先生一辈子大部分时间不爱过年，不爱过生日，因为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他便想起自己可怜的母亲。那个时候，过年对母亲来说是一关，是很难过的一关。
小的时候，他常常看见街上的人家为过年而忙碌，便一会儿跑回来向母亲报告，谁家买了多少鞭炮，谁家请了一台蜜供，比桌子还高，谁家正在剁肉馅包饺子。母亲在这个时候会很平静地对他说：“我们不和人家比，别着急，我们也会动手包饺子，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虽然咱们包的菜多肉少。 ”
母亲精明强干，对能做得到的礼仪一点也不含糊。她会把炉灰面筛得很细，用它来擦拭缺胳膊短腿的家具上的包角铜活，擦得锃亮，还会把一张不知怎么保存下来的老画《王羲之爱鹅》挂出来，再点燃一支小小的红蜡烛。不过，到底是没有多少好吃的和好玩的，母子二人早早地就上了床，听着别人家的鞭炮声渐渐入睡。
这样的年，让老舍很伤心，不愿意过。
所以，他后来说，他天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样，熬到老舍七岁，按常规，他应该上学了。可是，母亲很犯愁，没钱啊。那时，上学是一件多少要点钱的事，母亲早就盘算好了，让小儿子先挎个小篮子上街上去卖花生米，做点小买卖。再大一点，就送他去铺店当个学徒，学一门手艺，或许还能养活自己，不致饿死。
恰在此时，忽然有一天，小胡同里有了大动静，前呼后拥地来了一位贵人，来找老舍母亲，说是有事相商。来的这位叫刘寿绵，是个黄带子，就是满族的贵族，祖上地位显赫，三代单传，到他这一代，家产中光房产一项，如果把他家的房子排列起来，长度可以相当于西直门大街的半条街。
这位公子哥比老舍母亲年轻一些，管她叫 “大姐”。老舍的曾祖母曾经服侍过刘家祖上的女主人，还陪同刘家到过云南，所以后代一直保持着一些联系，虽并不密切，但毕竟没有完全忘记。刘寿绵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他人并不坏，心眼好，很爱做善事，在街面上有“刘善人”的美称。他有一位女娃娃，和老舍同岁。
女娃娃该上学了，便忽然想起舒家也有一个小男孩该上学了，便前来相助，进门就高声大叫：“大姐，我来带您的小孩上学去！ ”他告诉母亲，一切都不用她操心，他会送来课本，会送来做一身服装的布料，会带着孩子去学校。原来他办了一间私塾，请了老师，有专门的地方，给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上课。
就这样，老舍意外地进了学校，从此走上了一个成为知识分子的路，虽然，前途依然充满荆棘，依然困难重重，但他太喜欢念书，年纪小小，决心不再离开书本。
他高兴得要飞起来。
果然，第二天，刘大叔拉着他的小手，送他进了私塾。
这间私塾设在离家半里多路的正觉寺，胡同也因寺而得名。当时此处是个道士庙，在其最里进有一座大殿，被辟为刘家的私塾。老舍在这里念了一年书，得到了初级启蒙教育。老舍先生一辈子都记得刘善人的恩情。
后来，刘寿绵真的出了家，当了和尚，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出了手，救济了穷人，成为京城远近闻名的大德高僧，法号“宗月法师”。抗战中期，他圆寂于北平的广济寺。消息传到后方，远在重庆的老舍先生，立刻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在文章的最后，老舍先生写道：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二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么巧。真是无巧不成书。
师范成材
离开私塾之后，老舍又连续上过两个正规小学，最后毕业于位于西直门南草厂的京师第十三小学的高等小学校。然后考上了位于祖家街的北京第三中学。
恰在此时，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对北京的旗人来说，又好又不好。好是结束了封建帝制，也结束了束缚旗人的佐领制度，还他们以自由；不好的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没有了“铁杆庄稼”，没有官饷钱粮，完全得自谋生路。可是，绝大多数满族旗人是以世代当兵为职业，不会也不允许有其他技术，一旦没有了官饷钱粮便只能干瞪眼挨饿。所以绝大多数满族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一下子就沦为了穷人，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其中就有老舍的母亲和她一家人。
母亲是个有尊严的老实人。她去当了工友，当了女佣，给学校的女老师打饭帮忙做杂务。可是，她已经完全无力供养她的孩子继续上学读书。
老舍中午下学回家吃饭，掀开锅盖，一看锅里空空如也，不出声，一声不响地扭头便走，空着肚子去上下午的课。姐姐见他脚上穿的布袜子上的补丁已经补到了脚面上，便送给他一双新的袜子。他拒穿，说自己不会和别人去比穿戴，假如比这个，自己永远也比不上人家，要比，就比功课。
他的性格极像母亲。他的发小同学罗常培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幼儿时的老舍：“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眼泪珠或讨半句饶。 ”
在北京三中上了一学期初一的课程，眼看就再也难以为继了。他突然看见报上有北京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
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件新鲜事，其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小学师资，课程设置完全是效仿日本的师范中等学校，也就是说，除了国文还是古典的汉语之外，其他一切课程都是参考西洋和东洋的教材，一句话，师范就是洋学堂，是中国教育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而且着眼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由儿童抓起。
最打动老舍的是，师范学校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全部公费，由国家包起来，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正像老百姓所说：“师范师范白吃饭”。
招生五十名，消息传出，一下子报名了一千人，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老舍没跟母亲商量就报了名，考了试。到发榜的时候，他榜上有名，这个时候，他才对母亲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他和母亲都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可以继续上学了，可以继续念书，可以不离开学校了；母亲高兴的是，终于可以不再为儿子的学费而发愁了。
这时候是1913年的年初。考上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带给老舍的头一件礼物，几乎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他搬到学校去住宿，从此，他离开了那个穷苦的家，除了短暂的看望母亲之外，再也没有回来长住过，这一年，他刚满十四岁。
入到班里，他才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河北各地的孩子，口音都很重，真正的北京孩子倒很少，原因是乡间的孩子功课扎实，成绩较好，人又都本分老实。
当时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强，校长和语文老师都是国学宗师，后来大学数量多了以后都晋升为有名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教员中许多人出身于留学生。学校的硬件也很齐备，有中西结合风格的现代校舍，有理化生物实验室，有大图书馆，有劳作室，有风琴，有洋鼓洋号，还有真枪实弹可供军事演习。学生每人都发呢子制服和呢大衣，发皮靴，发帽子。学校的校制是一年预科，四年本科。
学习的课程很齐全，也很现代，包括博物学中的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还有心理学、教育学，学生一律要学英语。老舍这一届是北京师范学校的第一届科班学生，学到1918年正式毕业。更神奇的是，老舍的下两届同学，毕业前居然全班开赴日本去实习。
据统计，一百年前师范学校在全国各重要城市同时兴建了一大批，培养了上万名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还涌现了一批名人和巨匠，其中湖南的毛泽东、北京的老舍最有代表性，而老师中鲁迅先生则是其中最负名望的。
老舍在校时，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先后有两位，方还先生和陆鋆先生，都是大教育家。他们爱学生如亲子。老舍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老舍先生后来一辈子总在自己的书桌上方悬挂着方还校长的题字，可见他对方还校长的尊敬和爱戴，可谓感恩不尽。
老舍先生在1949年以前，一直不提自己的满族出身。他曾对好友吴组缃先生私下说，他羞于承认自己是旗人，是满族人。他的这个特点带着浓郁的辛亥革命色彩，他为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的无能和腐败，以及对外的屈服和软弱而感到羞辱，不愿意承认和他们是同族。
后来，溥仪对日本的投降和卖国更使他气愤和伤心，愈发不愿意明说自己的族籍，甚至不在自己作品中明说哪一位主人公的身份是旗人，是满人。这种心态直到他1949年底从美国回来后，特别是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口对他说满族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秀民族，康熙大帝是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在确定这块中国版图上、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在民族团结上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对历史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也有深远的影响。
这之后，老舍先生的态度才逐渐地有了转变，而且最后终于以作为满族的代表而自豪，并且在作品中，如在小说《正红旗下》里，开始正面地描写满族人，以致小说《正红旗下》不仅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还被誉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最辉煌的杰作之一。
老舍先生在自己的散文中曾经动情地描述过他刚上北京师范学校时的情景。那一年因为刚改为公元纪时，春节不放假，他在除夕回家探母时，不得不说，呆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不能陪母亲一起过年。出了门，他走在回师范学校的路上，两眼完全看不到周围的热闹景象，而是充满了泪水，心中只惦念着自己孤独的老母。
及至走到校门，学监正在门口等他，亲切地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吧。他听了此话，狂奔到家。进了家门，看见母亲一个人正对着小红蜡烛发愣。母亲见到儿子又回来了，非常高兴，站起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草纸包，里面包了一点杂拌儿，说：“小子，拿着，刚才忘了给你。 ”
五年之后，老舍终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分配到京师第十七小学校去当校长，那一年他19岁。他对母亲说：“您现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一串的眼泪。
老舍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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