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越来越多富有的首席执行官承诺要捐出部分财富，通常被理解为是为了帮助解决公司造成的社会问题。有人称之为“慈善资本主义”，这仅仅是企业虚伪的表现吗？日前，《卫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详细剖析了这些首席执行官做慈善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首席执行官不再满足于做生意的社会，他们也想要去控制公共事业。文章摘自于《CEO Society: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Everyday Life》一书，作者为卡尔 · 罗兹（Carl Rhodes）和彼得 · 布鲁姆（Peter Bloom），由36氪编译。
一、2017年2月，Facebook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因为慈善活动登上新闻头条。为了帮助解决硅谷地区的住房危机，这位科技界亿万富豪和妻子普里西拉·陈（Priscilla Chan）创办的“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提供了300多万美元的赠款。陈扎克伯格倡议负责政策和宣传工作的主席大卫·普拉夫（David Plouffe）表示，这些赠款旨在“支持那些致力于帮助陷入紧急危机的家庭的人，同时支持新的研究，以找到长期解决方案——这是一项两步走的战略，将指导我们大部分的政策制定和宣传工作向前推进”。
这只是扎克伯格慈善帝国的一小部分。该倡议已承诺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慈善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其中特别侧重于推动科学、医学和教育研究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是2015年12月开始的，当时扎克伯格和陈给他们的新生儿麦克斯（Max）写了一封信，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承诺，他们将在有生之年将自己持有的99%的Facebook股份(当时价值450亿美元)捐赠给“提升人类潜力、促进平等”的“使命”。
很显然，对住房的干预，实际上是在 Facebook 门洛帕克总部的门口处理问题。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这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00万美元左右。
总的来说，旧金山是一个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的城市，房价也是美国最贵的。陈扎克伯格的干预，显然是为了抵消房租和房价飙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连六位数工资的科技工作者都难以应付。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地区科技产业的繁荣——Facebook一直走在最前列——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正如社区住房组织理事会的彼得·科恩（Peter Cohen）解释的那样:“你面对的不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解决住房问题。 你面对的是正在将住房作为房地产投机商品来处理的问题。”
扎克伯格表面上的慷慨，似乎是对他所在行业的成功所引发的一个大问题的一个小小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住房补贴正试图给Facebook和其他海湾地区公司带来的问题贴上膏药。扎克伯格似乎是在以慈善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的一小部分利益重新导向，试图解决允许财富集中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
扎克伯格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首席执行官英雄——他曾经是一个普通人的孩子，他的天份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决定把这笔财富用于造福他人。他所塑造的形象是利他主义，而不是自私自利。尽管许多人称赞扎克伯格的慷慨大方，但这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公开质疑。
根据扎克伯格2015年公开信中的措辞，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他打算向慈善机构捐赠450亿美元。正如调查记者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当时所报道的那样，陈扎克伯格倡议的这笔捐赠，不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基金会，而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作为一家公司，这项倡议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慈善活动：它的法律地位赋予了它投资其他公司和进行政治捐赠的权利。实际上，这家公司并不会限制扎克伯格对他想用钱做什么；因为他就是老板。此外，正如艾辛格所描述的那样，扎克伯格的大胆举动，为Facebook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尽管看起来他只是“将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为此纳税”。
陈扎克伯格倡议的创立——绝对不是慈善组织——意味着扎克伯格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控制公司的投资，同时获得重大的商业、税收和政治利益。这一切并不是说扎克伯格的动机不包括他自己的慷慨捐赠，或对人类福祉和平等的真诚渴望。
然而，它确实表明，首席执行官的慷慨大方、寻求保持对赠款的控制和期望获得回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这种对慈善的重新表述是“首席执行官社会”（CEO Society）的标志：一个将与企业领导相关的价值观应用到人类努力的各个方面的社会。
二、在当代的首席执行官中，马克·扎克伯格并不是第一个承诺、并发起大规模捐赠财富给自我提名的公益事业的。这已在被称为“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的慈善活动中制度化，这是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2010年发起的一项慈善活动。这项运动以全球亿万富豪为目标群体，鼓励他们捐出大部分财富。承诺中没有具体规定捐赠的确切用途，甚至没有规定是现在捐赠还是死后捐赠；这只是一种将私人财富用于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普遍承诺。它也没有法律约束力，而是一种道德承诺。
有很多人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马克·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也在场，还有其他的174人，包括理查德和琼·布兰森、迈克尔·布隆伯格、巴伦·希尔顿和戴维·洛克菲勒等家喻户晓的人物。看起来，世界上许多最富有的人都想把钱捐给慈善事业。人类学家伊恩·海伊（Iain Hay）和萨曼莎·穆勒（Samantha Muller）怀疑地称之为“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超级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海伊和穆勒在2014年的一份论文中写道，这些新的慈善家给慈善事业带来了一种“企业家气质”，但他们认为，这种气质“转移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的缺陷的注意力”，这也可能是国家收回公共开支的替代品。
沃伦·巴菲特宣布向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300亿美元。 图片来源: Justin lane / EPA
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从民主机构转移到富人手中，由一个行政阶层来管理。在首席执行官社会中，社会责任的行使不再时争论企业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商业利益负责。相反，它是关于如何利用慈善事业来加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使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财富的。扎克伯格对解决海湾地区住房危机的投资就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例子。
依靠亿万富豪商人的慈善事业来支持公共项目是所谓“慈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解决了慈善(传统上侧重于捐赠)和资本主义(基于追求经济利益)之间的明显矛盾。正如历史学家米克尔·索罗普(Mikkel Thorup)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机制在创造经济和人类进步方面都优于所有其他机制，市场和市场行为者现在是或者应该是良好社会的主要创造者”。
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不仅仅会给个人带来好处。更广泛地说，慈善事业有助于使资本主义合法化，并使资本主义越来越深入到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
慈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慈善行为，它还包括灌输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领导它的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们的化身。慈善事业被重新塑造，就像首席执行官考虑创业一样。慈善捐赠被转化为一种商业模式，采用以效率和量化成本和收益为特征的市场解决方案。
慈善资本主义将商业公司的管理论述和实践应用于慈善工作。重点是企业家精神、基于市场的方法和绩效指标。这个过程由超级富豪商人出资，由有商业经验的人管理。其结果是，在实际层面上，慈善事业是由首席执行官以类似于他们将如何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的。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慈善基金会近年来也发生了变化。明尼苏达大学法学教授加里·詹金斯( Garry Jenkins )在一份文件中解释说，这涉及到“在与受赠公共慈善机构的互动方面，正变得具有指令性、控制性、以度量为中心和以商业为导向，试图证明基金会的工作是‘战略性的’和‘负责任的”。
这并不是一种向不同的、更好的做事方式的良性转变——正如詹金斯所说，这是一种“通过商业思维和市场方法拯救世界”的首席执行官的风格。 相反，慈善资本主义是商业利益集团对慈善事业的接管，这种对他人的慷慨大方，将会让首席执行官社会模式及其公司机构占据总体上的支配地位。
三、现代首席执行官在政治和媒体舞台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虽然这常常导致首席执行官成为自吹自擂的名人，但这也使得他们有可能成为经济不平等的替罪羊。首席执行官们越来越多地扮演公众角色，这与企业重新关注其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有关。现在，企业至少在修辞上要对利润和社会结果进行权衡，并给出双重承诺。这反映在促进“三重盈利”上，把社会、财政和环境等优先事项结合起来，并出现在企业的财务报告中。
对于首席执行官来说，这种向社会责任的转变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尽管企业可能愿意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而牺牲一些短期利润，但这种交易很少提供给首席执行官们自己决定，他们会根据季度报告以及他们为股东的财务利益服务的程度来判断。 因此，尽管社会责任战略可能赢得公众的赞誉，但在董事会的范围内，情况往往不同，尤其是在审议预算的时候。
为了避免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对他们的运营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首席执行官的大部分薪酬通常由公司股票和期权组成。 接受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关闭血汗工厂对社会来说可能是好事，但是对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也就是说，在伦理上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对公司具有具体的价值，也不一定对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有利。
许多公司都试图通过高调的慈善事业来解决这一矛盾。随着企业将纳税贡献公之于众，剥削性的劳工做法或不当行为被掩盖起来。与不断调整的基本业务运营模式相比，这种捐款可能是相对较小的代价。同样，给慈善机构捐款是首席执行官们的绝佳机会，让他们可以在做好事的同时，能够不惜任何社会代价获利。慈善活动允许首席执行官们从事慈善事业，而不是推动经济上的进步或政治上的民主。
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更直接的财务考虑。慈善对资本积累是绝对有利的：公司慈善已经被证明对股票市场分析家的看法有积极的影响。在个人层面，首席执行官可以利用推广个人慈善事业的机会，分散公众对其他不太好的行为的注意力；作为一名高管，他们可以从引人注目的慈善策略中获得资本收益。
四、企业社会责任( CSR )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道德掩护，让它们以相当剥削性和社会破坏性的方式行事。但在当今时代，社会责任被描绘成首席执行官的个性特征，从而让企业可以一如既往地不负责任地运营。首席执行官非常公开地参与慈善事业，这可以理解为是声誉管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也是公司本身营销的一部分，因为企业领导做好事，也体现了公司整体上是善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慈善资本主义也赋予了企业道德权利，至少在公众意识中，是社会不负责任。 对首席执行官个人慈善行为的鼓吹，可以赋予他们的公司一种隐含的权利，即他们的公司可以无情地行动，而不考虑它们活动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反映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的一种紧张关系: 首席执行官越有道德，他们的公司可能就越不道德。
声称致力于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的首席执行官所暴露出来的虚伪，也暴露了一种在首席执行官社会中盛行的更深层的威权道德。 慈善资本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全球自由市场的社会正义的组成部分。充其量，企业慈善，是1%的人为创造这样一个经济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所付出的一种自愿性的税收。然而，这种“奉献”文化也有助于支持和传播一种明显专制的经济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反映了主要为其提供资金的高管们的专制领导风格。
全球慈善和赋权的市场化具有超越经济学的危险含义。它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兴政治遗产，在这一遗产中，民主被牺牲在行政权力的祭坛上。在政治上，自由市场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基本要求。然而，最近的分析，揭示出了市场化进程与威权主义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特别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施这些经常不受欢迎的市场变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强大的独裁者的形象就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积极人物，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袖，面对“非理性”的反对，能够引导国家走上正确的市场道路。慈善成为首席执行官资助这些“优秀”的权威人士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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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发展，也标志着企业开始侵占公共事业和服务的提供。这种侵占不仅限于亿万富翁个人的活动；它也正在成为大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一部分。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公司的全球影响力、财富和权力赋予了它们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关系被称为“政治社会责任”。商业伦理教授安德烈亚斯·谢勒（Andreas Scherer）和吉多·帕拉佐（Guido Palazzo）指出，对于大公司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企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过程中，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政治企业社会责任倡议是指组织与政府、民间团体和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和协作，从而使历史上国家和企业的宗旨之间的分割日益受到侵蚀。
全球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制定标准和规定等准政府活动，而今天，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传统上属于政府领域的其他活动，如公共卫生、教育、保护人权、解决艾滋病和营养不良等社会问题、保护自然环境以及促进和平与社会稳定。
如今，大型组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积聚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这意味着它们的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监管方式——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2000年，美国政策研究所报告，将企业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进行比较后，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民经济。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车、沃尔玛和福特，它们的经济规模都比波兰、挪威和南非大。作为这些公司的负责人，首席执行官现在是准政治家。人们可以想想世界经济论坛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高级政治家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实现“改善世界”这一表面上的目标。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不是企业自我引导的结果，而是对非政府组织、压力团体和工会广泛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回应。这通常是因为政府未能有效监管大公司。引人注目的工业事故和丑闻也给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加强自律。
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约2.5万人死亡。波士顿大学管理学教授詹姆斯·波斯特（James Post）说，灾难发生后，“全球化学工业认识到，在公众对工业安全标准缺乏信心的情况下，要获得经营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化学制造商协会( CMA )通过了一项行为准则，对产品管理、披露和社区参与都制定了新的标准。”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企业自身利益，而不是慷慨或善意，因为全球的工业和企业“开始认识到声誉和形象日益重要”。其他重大工业事故发生后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例如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油轮在阿拉斯加泄漏数十万桶石油，以及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爆炸。
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于2010年4月在墨西哥湾燃烧。图片来源: Handout/Getty Images
另一个重要案例是2000年10月BBC全景纪录片播出后，服装公司Gap和耐克卷入童工丑闻。Cambodia制造Gap和耐克服装的工厂被证明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运作，其中包括雇佣12岁的儿童，一周工作7天，被迫加班，以及遭受管理层的身体和精神虐待。随之而来的公众抗议要求Gap和耐克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对其商业行为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承担更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是为了减少企业自身利益的不良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一种手段，在表面上声称为他人谋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利益。面对企业丑闻的威胁，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提升企业声誉、减轻政府监管威胁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企业如何采取看似负责任的做法，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削弱民族国家对自己业务的监管。
企业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来发展或维护企业声誉的理念，使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受到了审视。有人提出，企业不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良好”的一种手段，而是把它当作“看起来不错”的一种手段，让人不质疑其基本的伦理或政治立场。就连安然公司，在2001年因欺诈丑闻而破产之前，也以倡导社会责任而闻名。
六、首席执行官的捐款，在规模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或者至少是这样描述的。事实上，在个人层面上，很难找到那些将大量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的富人，或者那些倡导社会责任计划的公司真正付诸了行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资本主义是极端财富不平等出现的社会理由，而不是任何一种解药。我们需要在此指出，尽管慈善资本主义承诺的捐赠明显激增，但所谓的慈善黄金时代也是不平等扩大的时代。
乐施会2017年发表的一份名为99 %经济的报告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它强调了一个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 %的人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底层50%的人的收入。这是为什么呢？乐施会的报告将责任坚定地归咎于公司及其经营所在的全球市场经济。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全球10大公司的收入超过了180个最不富裕国家的总收入。企业的社会责任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报告指出:“当企业越来越多地为富人工作时，最需要经济增长的人却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为了给高层带来高回报，企业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压榨工人和生产者，并避免支付对每个人，特别是最贫穷的人有利的税收。”
无论是超级富豪的慈善事业，还是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对遏制这一趋势都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就像扎克伯格300万美元的捐赠对旧金山住房危机的影响微不足道一样。相反，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无论是通过继承、商业还是犯罪获得的，都在以穷人更贫穷为代价继续增长。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才是慈善资本主义的核心，而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核心的企业，哪怕是做出善意的努力，也会为有利于富人的制度辩护。
这种新方式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富人支持慈善事业，而是正如社会学家林赛·麦高伊(Linsey McGoey)所解释的那样，它涉及的“这种开放性有意地破坏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区别，以证明日益集中的私人财富是正当的”。
在首席执行官的社会中，这种逻辑是至高无上的，并且确保任何慈善和对社会责任的活动最终都能从自身利益方面得到回报。如果说真正的慈善、互惠和利己的道德之间曾经有过争论，那么在这里是找不到的。正是按照这种首席执行官逻辑，纠正通过财富创造产生的不平等的机制被置于富人手中，并最终使他们受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严重的过度行为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受益于这些过度行为的正是这些人。财富再分配由富人掌握，社会责任由那些利用社会谋取私利的人掌握。
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公司和富人都想方设法规避应该要缴纳的税款。以慈善为名，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公司治理形式，为自身利益重塑了人类努力的另一个层面。这是一个首席执行官不再满足于做生意的社会；他们也必须控制公共事业。最后，虽然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的网站上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自以为是的首席执行官的笑脸，但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以严重不平等为特征的世界正逐年恶化。
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24/the-trouble-with-charitable-billionaires-philanthrocapitalism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