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亲临现场指导的特务纵火案
一、凌晨大火
老北京人大概都还记得，原先北平市崇文门外东四块方位有一条玉北街，这条街上当时有一个大厂子——“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这起特大纵火案件，就是发生在这里。
1949年4月25日，凌晨2时许，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中间生产区的漆黑的厂房里，忽然冒出一团红色火焰。几乎在同时，火焰便迅速蔓延开来，在整个厂房里形成一片火海！等到值夜人员察觉时，灾难性的大火已经在横加肆虐了。
消防队接到报警，迅速赶来，奋力扑救至上午7时许，方才将大火全部扑灭。
这起特大火灾，烧毁了修好的机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车13辆、拖车6辆，共烧毁59辆，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104间。
停车厂所在地属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范围，纵火案发生后，停车厂方面立刻向外三分局报警。外三分局按照规定即向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打电话作了紧急报告；市局第三处当天值班的负责人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未按系统向上级报告。没想到，就是这一失误，这起案件竟惊动了周恩来！
一个月前，即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就是毛泽东主席戏言的“进京赶考”。自此以后，北平市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问题就排进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工作日程。在一个月内，周恩来曾数次向当时中央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李克农于是决定就此问题于1949年4月25日上午，召集北平市公安局的部分局、处负责人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北平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和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会议开始后，谭政文局长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恩来听着不住地点头。
李克农部长向抽烟的同志散了一圈香烟，然后说：“刚才谭局长谈了许多情况，那都是作为局一级的面上的东西，下面请在座的同志谈谈各自分管工作方面的具体情况，周副主席需要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
周恩来笑道：“对，请同志们多谈谈基层的情况。”说着，他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
市局第二处（侦讯处）处长冯基平首先发言，谈了侦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打断，还往本子上记了一些内容。冯基平之后，
第三处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开始发言，他一开头就谈到了今晨发生的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大火。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了，两道浓眉一耸，目光扫向谭政文：“老谭，那是怎么回事？”
二、亲临现场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这方面的汇报，一点情况也答不上来，于是问分管治安的第三处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武处长，你知道这个事吗？是怎么回事？”
前面说过，此事在市局就到第三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为止，所以，武创辰对此也一无所知。这下子周恩来生气了，说：“这个会不开了。这么大个事情，竟然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于是，周恩来便带领谭政文局长、市局第一处处长刘涌、第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当即前往崇文门外察看现场。
一行人分乘两辆汽车，周恩来、谭政文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居前，刘涌、武创辰乘坐谭政文的汽车跟随其后。开车后，周恩来问：“火灾发生地段归哪个分局管辖？”
武创辰回答：“外三分局。”
周恩来说：“我们先去外三分局。”
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内，可是，一行人包括两个司机在内都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把正在路口执勤的一名交通警察叫上车来带路。那个交警上车后，听说让他带往手帕胡同，竟说不认识那里。周恩来一愣，望着他问道：“同志，你是哪里人？几时参加工作的？”交警回答：“首长，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刚来北平两个月，领导让我来参加交通管理工作。”一家伙闹了个哭笑不得，于是便让交警下车。又找了一个老百姓，问了问，终于弄清了手帕胡同的位置，汽车开了过去。
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见周恩来和谭政文来了，连忙热情接待。周恩来还没落坐，便问起了火灾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微微点头。待慕丰韵说罢，周恩来问：“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慕丰韵回答：“我刚从现场回来。”
周恩来追问道：“你是夜里去的吗？”
“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
周恩来马上批评道：“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晚上就去现场！”
在周恩来的执意坚持下，一行人在慕丰韵的陪同下前往火灾现场踏勘察看。在现场，周恩来脸色凝重地望着已经烧成一片废墟的部分厂房，叹息道：“损失！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
周恩来在现场走了一会儿，问厂工会负责人：“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工会负责人说：“我们向值夜的同志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是敌特破坏。”
他简单地说了火灾发生的情况。
周恩来点点头，转向谭政文：“老谭，这要进行缜密的调查，查明结果后，报李克农部长和我。”
谭政文点头：“是！”
周恩来一行返回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那里已经准备了午饭。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局长，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下午，继续进行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北平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也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你们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国桢在上海、重庆当市长时，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灾或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的市长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
三、连夜访查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了专门指示：今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当天，北平市公安局就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后凡发生重大事故，市局、有关业务处、分局的领导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后来，周恩来的这个指示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制度，沿用至今。
在李克农办公处举行的汇报会结束后，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就下达了指示：从市局第二处、第三处及外三公安分局抽调侦查员组建专案组对火灾进行侦查。
当天傍晚，新成立的“电车公司停车厂火灾专案侦查组”，就在外三分局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
火灾发生后，外三公安分局就已派员前往现场会同消防队进行勘查。主持勘查的是副科长刘政道，他理所当然地被指定为专案侦查组成员。会上，刘政道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
现场发现了三处中心燃点，都在靠近西北方向的那几间厂房，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处浴盆大小的黑色焦块，坚固的水泥地面都烧得迸裂开了，与别处的地面明显不同。那三处都是用于存放润滑油、回丝、木料等易燃杂物的地方，火一燃起，立即形成巨大的火源，借助北平地区春天常刮的西北大风，迅速蔓延至别处，最终酿成特大火灾。鉴于这三点情况，初步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具体准备的纵火案件。
刘政道接着出示了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消防队的鉴定书。专案组众人传阅后，一致同意外三分局的认定。接下来，就是如何展开侦查的事了。当时的公安局侦查员的成员结构，一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军人或者公安保卫人员；一部分是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则是就地招募的社会进步青年。“停车厂专案侦查组”由于案情重大，组织结构要求很高，所以都是清一色的解放区来的同志。这些侦查员，具有一定的侦查实践，但是都缺乏在大城市工作的经验，只好边学边干了。众人讨论许久，决定采用共产党依靠群众开展工作的老办法，到停车厂群众中去摸线索。
兵贵神速，专案组决定连夜去停车厂访查。
侦查员分成4个小组，分别对厂工会负责人（也是当时尚未公开的党组织的负责人）、门卫、值夜人和其他群众进行个别谈话式的调查。
次日上午10时，专案组汇总了各小组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
1。停车厂自北平解放后，由新成立的工会出面选择了24名历史清白、作风正派、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了一支夜间值勤队，4个一组轮流义务值夜，负责厂里的防盗、防火、防特。4月24日晚上，值勤的4名工人在案件发生后，深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都没有回家，自觉接受审查。侦查员了解到，这4人那天晚上都在一起活动，没有个别离开的事，因此排除了作案的可能性。
2。据门卫反映，4月24日晚上11时左右，机修车间工人李成归，突然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厂里。由于厂里没有“不准夜间进厂”的规定，所以放行了。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李成归才离厂。
3。据值夜人反映，晚上12时许，曾看见仓库人员傅今为出现在厂区，由于是熟人，双方也未搭话，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
鉴于李成归、傅今为是这天晚上本不应该出现在厂里的人员，所以疑点顿时就集中在这两人的身上。专案组当即决定：传讯李成归和傅今为！
四、展开调查
4月26日下午，戴越等三名侦查员赶到停车厂，通过工会出面传唤李成归和傅今为。一会儿，去车间传唤的工会副主席回来说，傅今为今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不知他上哪里去了。李成归在班上，已经通知他来工会了。
一会儿，李成归来了，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高个子的人，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狭长的马脸上有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耗子眼，初一看很容易使人对其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此人虽说其貌不扬，但在技术上绝对是一把好手，他11岁就学钳工了，心眼灵活，一点就明，一学就会，到18岁上已是全厂出了名的技术尖子了。停车厂的许多活儿据说就他和另一位姓张的师傅能拿得起来。所以平时人们甚至当时的日本工头都不得不对他客气些。长期的氛围使他形成了一种自高自大的作派，看起人来常常乜斜着一只眼。此刻也是这样，他一进门就冲工会副主席吹胡子瞪眼睛：“你叫什么叫？报丧一样！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他对坐在一旁的三个侦查员几乎看都没看一眼，也许是因为他们穿着便衣的原因。
工会那位不敢得罪李成归，笑了笑正要答话时，一位侦查员开口了：“你是李成归吗？”
李成归把目光从工会副主席脸上移到侦查员那里：“是呀，怎么着？”
“你坐下，有话问你！”
“哼哼，你三位是哪尊庙里的神？”
工会副主席说：“他们是公安局的。”
李成归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公安局的？有证件吗？”
戴越出示了证件，然后叫李成归坐下。李成归看了看自己身上那套油脏衣服，说不坐了，有话就快说，他还要去干活呢。
侦查员也不勉强，就让他站在那里。
“李成归，你很忙，咱们就长话短说吧，有个问题需要你解释一下：4月24日晚上，你到过厂里没有？”
李成归毫不迟疑地点头：“4月24日晚上？来过的。”
“干什么来了？”
“你问这干什么？”李成归来了个反问。
戴越笑道：“干吗问这？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证件了，知道我们是吃什么饭的，又清楚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也应当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了。是不是？”
李成归瞪大了眼睛：“这么说，你们是怀疑我放的火？”
“我们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想，我们只是需要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然后再作分析。”
李成归说：“那我告诉你，我是来拿表的。”
“拿表？什么表？”
“什么表都不知道，真是老土啊！”李成归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侦查员是从太行山深处的山沟沟里来的这一点的轻蔑，“告诉你，是挂表。”
但侦查员似乎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土：“挂表？什么牌子的？”
“嗯……这个，你问这干吗？是瑞士‘卡得’表，听说过吗？”
戴越显出一副非常谦虚的样子：“没听说过，请问是哪两个字？”
“‘卡’车的卡，‘得’到的得。”李成归回答。
五、两面出击
戴越把那两个字写了下来，又问是怎么回事。李成归说他的那块挂表昨天洗澡后忘记在厂里了，半夜想想不放心，于是就来厂里取。这话如果是确实的，那放在那个年代倒是可以理解的，一块外国表，比一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家当还值钱哩！但是，也有可能是李成归在瞎说，那就需要核查了。
侦查员让李成归留在工会办公室，三人兵分两路前往车间和李成归家去调查。
车间的工人证明说李成归确实有一块瑞士“卡得”挂表，那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李成归为一个美国人修好了一辆汽车后获得的赠品。
但是，李成归的妻子却说，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丈夫回家后，像往常那样把表放在卧室的大柜子上的。如此，李成归是说了假话，看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马上去找李成归想来个二审。
哪知，李成归已经逃离停车厂了！
按照一般常识而言，李成归的逃跑说明此人确实是有问题的。于是，专案组当即布置追缉。追缉人员了解了李成归的社会关系，估计他多半是往天津的姐姐那里去了，遂直奔天津。结果如何，暂且按下不表。
专案组刚刚布置好追缉事宜，受委托寻找傅今为的厂工会人员前来报告，说傅今为已经找到，现在家里，但他不肯这会儿到厂里来，说已经晚了，有什么事等到明天再说。
专案组长马及时笑道：“这可由不得他了，去两个人把他请到外三分局来！”
两位侦查员和厂工会的人带路去了傅今为家。那家伙已经躺下了，但还是给叫了起来，让他跟着到了分局。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马及时亲自讯问傅今为。傅今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大汉，身高有1。80米，满脸横肉，相貌凶恶。他的资格倒没有李成归那么老，见了马及时那两道犀利如电的目光，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马及时问过姓名、年龄、住址等例行语后，直截了当道：“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说得清楚，那就立马走人——你在4月24日晚上去过停车厂没有？去干什么了？”
傅今为不敢正视马及时的眼睛，低着头嗫嗫嚅嚅道：“我……我没去过。”
“再说一遍！”“没去过。”“真的没去过？”“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如果去过厂里，就……”
马及时打断了他的誓言：“别说这种话，你说没去过厂里，敢写下来吗？”
侦查员把纸笔拿过来，傅今为真的握笔就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如我说的有假，甘愿杀头！”
马及时一看，笑了笑说：“傅今为，真是这样吗？你不要把门关得太紧哪，否则，到最后是要后悔的。”
傅今为摇着头：“没什么的，这是事实。”
马及时写了个字条，吩咐一个侦查员跟停车厂联系，让速把证人送来。
六、心虚反悔
在等待的当儿，也没让傅今为闲着，马及时要他说说4月25日、26日的行踪，因为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傅今为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道：“没去上班又怎么着？
厂里扣我的钱就是了，跟你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不一定吧，说不定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再说，再说吧。”
这样似乎不着边际地又聊了几句，马及时让侦查员去外面叫了夜宵，每人一碗面条，也给傅今为弄了一碗。但这家伙似有心事的样子，没能吃得下去。
吃过夜宵，停车厂的两名证人来了。马及时让他们先别进审讯室，再给傅今为一个机会，要他重新说一下究竟去过厂里没有。傅今为仍是一口咬定没去过，于是就叫证人进来。
两个证人就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警卫室值班的门卫，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一看就是一生都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两人说了傅今为那天进厂的时间、所穿的衣服、跟他们说过的话。
傅今为到这当儿，干脆一赖到底了：“没有的事，完全是一派胡言！你们都是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诬陷人呢？老爷子，那是丧阴德的事哩！”
证人之一、58岁的老朱给气得满脸通红，下颌的山羊胡子直哆嗦：“你小子说咱诬陷你？好你个‘狗疙瘩’！”
“狗疙瘩”是傅今为的绰号，因为他那张脸上长满了高高低低的疙瘩，据说是因为18岁那年与一条母狗“闹着玩儿”时，让狗舔后萌生出来的。这是一段见不得人的丑事，傅今为最怕别人提起了。多年来，只要有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提起，他就会像疯狗似的跳起来跟人家打架。现在，老朱一说，傅今为气得一跃而起，正要向他扑去，被侦查员一把扯住：“老实点！撒野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
老朱冷笑道：“你还想抵赖？好得很！我这里还留着你给我抽的那支‘大前门’哩！”
原来那天傅今为进厂时，停下跟老朱两人说话，顺手每人发了一支“大前门”香烟。当时的工人生活贫穷，抽的都是旱烟，弄到一支哪怕是最廉价的纸烟已经了不得了，何来“大前门”抽？所以老朱特别珍惜，一时舍不得抽掉，就留了下来，想等几时遇上喜事儿时再抽。
这话一说，侦查员马上搭过了话茬儿：“有他给的烟哪？真是好得很哩！这烟上有他的指纹，我们只要鉴定一下就清楚了。”
老朱来了劲儿：“在我家里搁着呢，我这就去拿来。”
其实，以当时公安局的技术鉴定水平，这支烟上的指纹是否鉴定得出还很难说，但是这一家伙唬住了傅今为，他一听，脸色就变了，青中泛红，红后变白，之后就固定成了灰土色，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侦查员。
马及时示意证人离开，然后问道：“傅今为，你怎么啦？”
“我……”傅今为的声音没了底气，瓮声瓮气地就像是从一口很深的洞穴里发出来的，“我刚才写的那条子……”
“嗬嗬，你说那条子？是想收回？重新来一个说法？”
傅今为的头点得像公鸡啄米：“是！是！是！”
“可以，可以。”马及时拿出那张纸条，划根火柴烧了。“这你总放心了吧？”
七、意外收获
傅今为于是承认他那天晚上确实是去了停车厂的。“你去干什么了？”傅今为眼神怯怯地望着侦查员，欲语又止。马及时说：“没关系，你说吧，是什么就说什么。你现在主动说出来，算是你自己交待的。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坦白了，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从宽的。”傅今为双膝跪地，哭着道：“我犯罪啦！我太糊涂了！……”
侦查员见傅今为这副样子，心里不禁一喜，寻思这家伙准跟纵火案搭上边儿的，否则决不至于如此言语举止。马及时站起来上前去扶起傅今为：“别这样，有话就说，我们听着。”
傅今为坐回到他的位置后，交待了他的罪行，却令侦查员大失所望！原来，这家伙4月24日晚上去停车厂并不是搞纵火破坏，而是和李成归两人结伙盗窃机修车间的铜轴瓦了，这已经是他们的第四次作案了。傅今为昨天、今天没去上班，就是去郊区销赃的。
侦查员详细记下了傅今为的供词，审讯就进行到这里，傅今为当时就被拘捕了。
4月27日下午，去天津追捕李成归的侦查员回来了。马及时立刻让人讯问，李成归的交待与傅今为完全一致。当日，侦查员从郊区一个铜匠那里追回了赃物。
这次调查意外地侦破了一起盗窃案，但是纵火案的线索却断了。李成归和傅今为后来都被判了刑，押往东北松江省（该省建制于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服刑。
1949年4月28日晚上，专案组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会议经过长达3小时的讨论，决定下一步开始从政治方面寻找纵火案犯。
次日，侦查员戴越等几人前往停车厂，通过工会的帮助，得到了一份该厂解放前参加敌特组织、国民党以及政治上不清白分子的名单。这份名单共有21人，其中有13人参加过国民党，3人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2人参加“军统”，2人当过汉奸，1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小头目。北平解放后，其中有4人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2人已经病亡，1人已经离开停车厂回家养老；剩下的14人在北平解放时均已向人民政府登记。
侦查员向停车厂尚未公开的党组织提出要求：秘密开展对上述14人的调查，调查内容有二，一是查明4月24日晚上这些人的行踪，二是查清这些人最近与什么人有过交往。
停车厂党组织刚开始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又获得了一条线索。那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担任值夜人的4位中的一个姓王的工人，悄悄向侦查员提供的：那天晚上，大约12点钟左右，他们4人刚从外面巡逻了一圈儿回到值班室，他出门小便时，似乎看见大约20米开外闪过一条黑影。从其身形和步履估计，那人是停车厂财务科的焦先生。王某对他未在那天侦查员向他们4个值夜人谈话时提供这一情况作了解释，说因为当时他看得不清楚，又不能估计出对方像谁，出于慎重便没有说出来。这两天，他一直在中午吃饭时，待在食堂里留心寻找与黑影相似的那个人，结果终于发现那人很像焦先生。于是就决定向专案组报告。
八、作案时间
接待王某的侦查员小周问道：“焦先生叫什么名字？”王某摇摇头：“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姓焦，大约五十来岁。”
小周查了查，弄清焦先生名叫焦一星，是停车厂财务科的老科员，解放后，他被调往停车厂材料仓库当管理员。这个名字交到专案组长马及时那里，马组长一看便暗自一愣，原来此人的名字也列于停车厂党组织搞的那份名单之中，他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的！
到这当儿，专案组不得不对焦一星特别予以“关照”了。侦查员专门为其设立了一份档案，把关于此人的所有材料都列入其中——焦一星，男，49岁，河北省清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恶霸，于1944年被共产党的武工队镇压。焦一星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在两年前死于东北战场，当时是个团长；另一个在国民党军阀汤恩伯的部队当副师长，驻军江南。
焦一星本人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统”的秘密情报员，专为该特务组织搜集共产党地下党的情报，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与“中统”脱离。抗日战争结束后大约一年许，焦一星又与“中统”搭上了钩，正式成为该特务组织的一名成员。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电车公司的一名地下党员被“中统”抓去，命系一线。地下党在组织营救时，听说焦一星与“中统”似有关系，于是通过这个党员的家属找到了他，希望出面营救。焦一星花了些钱，把被捕者保了出来。北平解放后，焦一星是电车公司系统第一个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根据其罪行，“焦一星”这个名字应当列于在此之后进行的拘捕名单，但是，考虑到他营救地下党员一节，故予网开一面，法外施仁，没有动他。不过，财务科这样的岗位是不能让他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把他调到材料仓库当了一名管理员。
4月30日下午，焦一星接到停车厂工会转达的公安局的通知，让他即时前往外三分局去一趟。两名侦查员已经在一间空屋里等着他了，一看，进来的是一个身高不过1。6米的瘦弱小老头，一张皱纹斑斑的脸上显出一种肺结核患者特有的苍白。侦查员让他坐下，还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要他谈谈4月24日晚上的行踪。
焦一星的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4月24日？晚上？您二位说的就是厂里失火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啊！”
“看病时留下病史记录了吗？”
“留了，还在我身上呢。”焦一星说着，从怀里取出了病史卡。
侦查员看了看，上面果然写着病人自4月24日上午10点半入院，挂了葡萄糖盐水，留院观察24小时，于次日中午出院。
讯问结束后，侦查员向专案组长汇报了讯问情况。马及时皱眉道：“如此说来，焦一星没有作案时间？可是，王某怎么看见他那天晚上出现在停车厂呢？看来，这里面还有问题啊，要么是焦一星在说谎，要么是王某看错了人。这一点，需要查查清楚。”
就在侦查员着手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的时候，案情侦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破——有人来向专案组自首！
九、有人自首
那是传讯焦一星的次日，也就是1949年5月1日。这天是国际劳动节，但是当时还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没有法规规定可以放假休息，所以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专案组的一大半侦查员都派出去调查了，只有组长马及时几人在外三分局的临时办公室里。上午10时许，门口警卫打进来一个电话，说有人求见专案组领导。
马及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一般人并不知道专案组设在外三分局，如果是停车厂的工人有情况要反映，那也会直接找正在厂里调查的侦查员的，何而舍近求远要上这里来呢？直觉告诉他：来人必定是与案件有着密切关系的！
一个侦查员出去把来人带了进来。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高个男子，一进门就冲在场的每个侦查员鞠躬，口称“长官”。
马及时说：“我们不称长官的，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对方打量着马及时，吞吞吐吐道：“不敢动问，您老是……”
“我姓马，是这里的负责人。”
那人定睛打量着专案组长，突然跪了下来：“长官，我向您老请罪来了！”
马及时连忙示意侦查员把他扯起来：“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子。你坐下，说吧，是什么事情？”
“停车厂的那把火，是我放的！我向政府自首来了。”
“哦？”在场所有的人都注视着那人，一时间屋里寂静无声。稍停，马及时的声音打破了这种使对方难捱的平静：“你来自首，我们欢迎啊！”说着动手给他倒了一杯水，“你坐，喝口水，然后把事情讲清楚。”
自首者作了如下交待——
此人名叫牛言斌，36岁，北平人，家庭出身店员，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在近20年中，牛言斌先后干过小贩、跑龙套、卖膏药、车夫、工人、店员、职员等多种行当。1946年，牛言斌经一位朋友的介绍，参加了“中统”在平津地区的外围组织，一年后又正式成为“中统”特务。他的本领不过是跑跑龙套，所以在“中统”也是如此，上司并未安排他正正式式干哪一门，或情报，或行动，而是哪里需要就叫他到哪里去，这次搜集情报，下次搞盯梢，也曾经参与过绑架和暗杀，但都是望望风的小角色。
由于牛言斌参加“中统”活动属于秘密性质，所以北平解放前夕“中统”安排潜伏特务时，他就理所当然名列其中。当时他的职业是在一家医院看门，那是“中统”安排的，这是一份闲差，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北平解放后，那家医院的经营人可能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也可能有点数而故意装不知道，还是让他这么干着。
“中统”潜伏特务采用的是“单线联系”，牛言斌的上家也就是领导，是一个中年妇女，自称姓喻，究竟姓什么他就不清楚了，他称对方“喻小姐”。这位喻小姐很大器，隔三差五给牛言斌送钱送物，但从未要他执行过什么任务。不过以牛言斌的社会经验，知道这等优待不久必有重任要委派的，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果然，1949年4月9日，喻小姐突然来电约牛言斌去前门“仿膳斋”吃饭。
席间，喻小姐向牛言斌传达了上峰的命令：于月内在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制造一起纵火事件，要求必须“伤筋动骨”，即要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越大越好。
十、替人受过
牛言斌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再说事先又有了心理准备，自然爽爽快快应诺，不打半个隔顿。但他要求“组织”给他提供执行任务的方便。
喻小姐说那是自然要提供的，当下拿出了一份情报，包括停车厂的各种情况和地形图，以及如何执行任务的方式。
喻小姐又拿出两根金条，说是给牛言斌的行动经费及预付的赏金。行动成功后，将根据停车厂所受损失的大小发给相应数额的赏金。
牛言斌接受任务后，曾先后4次潜入停车厂去窥察地形；还在夜间多次去停车厂围墙外观察值夜人的巡逻路线和时间规律。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后，牛言斌便于4月24日晚上潜入停车厂纵火。
牛言斌没想到这起案件竟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心中不禁恐慌至极。
那个喻小姐又给了他3根金条后，便再也不露面了。这几天，派出所又在不断地进行对“三类人员”（指特务、恶霸、逃亡地主）的查缉，牛言斌的一些熟人朋友中有几个给逮了进去。更令牛言斌不安的是，街坊中的一位热心于社会工作的大娘不知怎么的不断地跟他接触，一句句话里似乎都藏着“骨头”，不得不使他疑心自己已经列入了公安机关的嫌疑人名单。牛言斌在这种情势下，决定走“坦白从宽”的路，于是便来自首了。
牛言斌交待完后，交出了喻小姐给他的5根金条。
侦查员在随后所作的讯问中，着重要求牛言斌详细交待作案的具体过程。据牛言斌交待，他是以点燃的棒香裹在从鞭炮中取出的火药棉条中，然后又把火药棉条放在浇过柴油的棉纱上引燃明火的。事先已经多次计算过提前量，所以能在点燃棒香后从容逃离现场。他是在大火燃起前大约三刻钟潜入现场的，先在那里洒上火药和柴油，然后根据预定的提前量点燃了棒香。
牛言斌的自首对于专案组来说，自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情况，但是，作为侦查员，应当把他交待的情况一一查实，予以认定，然后才能结案。侦查员弄来棒香，按照牛言斌所交待的那种方式进行了验证，表明确实可以引发火灾，提前量也基本相符。
但是，光凭这些似乎还不能定案。专案人员又在夜间把牛言斌带到现场，要他根据所交待的情节，摸黑翻墙越入停车厂车间，摸遍作案时所经过的位置。牛言斌实施起来也不怎么犯难。
如此，按照办案规矩，是可以结案了。专案组长马及时出于对该案的重视，决定亲自书写结案报告。在写结案报告前，马及时还要对牛言斌提审一次。5月5日，马及时和两位侦查员去了外三分局看守所，提审牛言斌。
谁也没想到，这次提审竟然否定了牛言斌是作案嫌疑人这一可能性，从而使这起案件的侦查又一次陷入了迷惘之中！
那天，马及时担任主审，事先他已经反复阅读过以前对牛言斌的几次讯问记录，凡是已经问过的就一言带过，而对于没有问过的那些细节，则问得特别详细。事后，马及时说，他当时这样做倒并不是有先见之明，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怀疑，而纯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缜密，想要让这个案件的侦查经得起检验。这一缜密，便使自首者露出了做假的马脚。
十一、畏罪自杀
讯问中，马及时突然问到一个问题：“你作案所用的棒香是哪里弄来的？”
牛言斌回答：“我买的。”
“从哪里买的？”
“是在香烛店买的。”
“哪个香烛店？”
“我家附近的那家香烛店，就在胡同口第四个门面。”
一般问到这当儿也就可以了，殊不料专案组长还不罢休，还要追问一句：“什么价钱？”
这句话把牛言斌问了个愣怔，但他还算是反应快的，一愣之后马上回答了价钱。
马及时早有准备，事先专门了解过，一听就知道对方回答得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上下相差甚多。他顿时警惕起来，却不露声色，继续讯问下去，增添了几条事先没有准备过的内容：柴油的来源及价格？作案那天的天气情况特别是风向？几次去窥察现场时所见到的值夜人的个子、服装、人数和巡逻时间？等等。牛言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均显出或多或少的窘相和迟疑。
讯问结束后，马及时马上通知举行案情分析会。侦查员们听到马及时说了讯问时出现的种种疑点，都对这个案件产生了疑窦，于是决定立即进行针对性的调查。
一查之下，除了棒香的价格出现漏洞外，其他几个内容也都有失实现象。于是，专案组终于认定：牛言斌是假自首者，作案人不是他，而是有人指使他冒充作案者前来自首的。
是谁指使牛言斌向公安人员假自首的？弄清了这一点，真的案犯也就可以弄清了。当天晚上，专案组决定对牛言斌进行突审。
当侦查员向牛言斌指明其假自首的伎俩已被戳穿并列举种种证据后，牛言斌再也不开口了。审讯进行了将近7个小时，只有侦查员在说（政策攻心），牛言斌始终埋头不语。看看天色，已是5月6日的黎明时分，侦查员只好暂时停止审讯，打算到下午继续提审。
哪知，上午9时许，从看守所传来消息：牛言斌上吊自尽了！
牛言斌的自杀，对于专案侦查而言，是断了线索，但是同时也是证明了线索：
他是假自首，在其背后指使的人便是作案嫌疑人。
5月6日中午，专案组举行紧急会议，就牛言斌自杀一事进行了分析，最后研究出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对牛言斌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从其生前接触的社会关系中梳理出新的线索。
一张大网张开了，凡是与牛言斌有过关系的人，都被罗列其中予以查摸分析。
短短的两天中，就有187人列入其中。这些人中，有牛言斌的亲戚、朋友，以及以前曾经一起干过活的同事，其中有少数人已经过世或者离开中国大陆了。
侦查员特别注意这些人中，是否有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乃至整个北平市电车公司的人，但牛言斌生前交往的三教九流中并无这类人。上述已经查摸到的人员中，经初步调查，并无任何疑迹。这样，看来有必要扩大调查面了。
专案组决定派侦查员去访问牛言斌的家庭，指望在与其家人的接触中发现线索。
牛言斌的家属成员有5位：其母、妻和三个子女，考虑到便于工作，专案组特地从市局临时借了一位女侦查员仇伽参加这次特殊的家访。
十二、调查家属
5月10日，侦查员戴越和仇伽踏进了牛言斌的家门。牛言斌自杀的消息当时还没通知其家属，戴、仇两人前往的理由是给牛言斌取些东西。牛言斌的家人正为牛言斌的被捕而惴惴不安，不知道牛言斌犯了什么事，这会儿见侦查员上门，自然要问一问。于是，侦查员就跟她们拉上呱了。聊了一会儿，侦查员便从牛妻口中捕捉到了一个消息：不久前，曾有一个气度不凡的南方人，到她家来找过牛言斌，还吃了一顿饭。
戴越和仇伽互相使了个眼色，仇伽便以似乎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那是你家的什么亲戚啊？”
牛妻说：“不是亲戚。”
“那是朋友了，要不怎么还请吃饭呢。”
“也不是朋友……”牛妻见仇伽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又补充道，“最多算得上朋友的朋友吧，那人是牛言斌在广州的一位朋友介绍过来的。”
戴越开口了：“那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个模样？”牛妻边想边说：“他叫什么我不清楚，我就听牛言斌称他‘莫先生’。莫先生是一个大胖子，又高又胖，脸色白净，嘴唇上留着八字胡子，穿黑色华毛葛长衫，戴一顶黑色礼帽。”
“那位莫先生是几时到你们家来的？”
“记得是3月中旬吧。”
“莫先生从南方哪个省过来的？”
“听说是广州，他带来的也是广州的礼物。”
“在北平待了多长时间？”
“这我们可不知道了，你们可以去问问牛言斌，也可以去向旅馆了解。莫先生在我家就待了几个小时，后来就由牛言斌陪着去旅馆了。”
“哪家旅馆？”向牛言斌了解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去旅馆碰碰运气了。
“这个……”牛妻摇头，“我可记不清了，因为我不是陪着他们的。不过我听牛言斌陪他出门时说过一句话‘旅馆离这里不远’。”
这时，牛母开腔了：“我知道，那位莫先生就住在天坛那里的‘鸿运旅馆’。”
戴越回来向马及时一汇报，马及时说：“这个‘莫先生’有问题！马上去‘鸿运旅馆’调查。”
侦查员去了“鸿运旅馆”。当时的旅馆还是私人开的，但是自北平解放后，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已经有规定：各旅馆必须对前来住宿的旅客进行登记，保留登记本备查。这一点为侦查员调查提供了方便，可是翻遍了登记本，却没有那么一个从广州来的旅客，也没有姓莫的旅客来住过。
一位侦查员说：“要么不住在这家旅馆？”
另一位侦查员说：“咱们问问掌柜的吧。”
掌柜的不在，于是改向账房先生打听。账房先生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鼻梁上架着一副酒瓶底般厚的眼镜，他的记性甚好，一说那么一个大胖子，马上说“有”，说着翻出了登记本，指着一个名字说：“就是此人！”
侦查员一看，登记本上的名字是“胡南索”，从哈尔滨来北平办事的。侦查员一愣之下，问道：“他是从哈尔滨来的？”
十三、阴谋败露
就此看来，“莫先生”就是一个可疑分子了。于是，侦查员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旅馆账房先生、伙计、厨师开会，要求他们回忆“胡南索”其人在旅馆住宿时的情况，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好的。按说旅馆每天要接待不同的旅客，要他们回忆一位一个多月前只住过几天的旅客是不大可能的，幸好这位“莫先生”是个引人注目的大胖子，而且很大方，“鸿运旅馆”自掌柜到厨房择菜的老妈子他都打点到了，所以大伙儿还记得他。当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侦查员笔走龙蛇一一记了下来。
侦查员回到分局把调查记录一整理，发现好几人都提到了“顺兴米行”的贾老板，说曾见贾老板三次坐了三轮车把胡南索送回旅馆来。于是，侦查员便对贾老板进行了秘密调查，了解到此人虽是做生意的，却一向喜欢广泛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不过未见他有过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的行为，1946年，他还利用朋友关系，营救过一位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委员。
专案组发现贾老板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现在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工作，此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与贾拜过兄弟。于是，经市局领导批准，专案组找了那位党员刑警，让他去做贾老板的工作。
原来，那位“莫先生”确实姓莫，名叫大竭，是贾老板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介绍过来的。莫大竭是3月19日来北平的，住了3天就离开了。在北平期间，曾在贾老板开的米行里请过客，一共来了两位客人，贾老板作陪。那两位客人，一是牛言斌，另一人是焦一星。专案组一听这两个名字，个个惊喜不已。即使是从来没搞过侦查工作的人，也会对此巧合产生联想了，别说是专案组诸君了。侦查员几乎用不到分析，马上得出结论：牛言斌的假自首是为了掩护已经被我注意了的焦一星！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博爱医院再次对焦一星所说的4月24日“住院”的情况进行调查，终于查明那是焦一星玩的障眼法，他在进医院挂上盐水后，不久就溜了出来，为了让人给他做证明，他还塞给了护士一枚金戒指。
焦一星再次被传到了外三分局。老家伙还是一副痨病腔，和侦查员玩弄“去医院看病”那一套把戏，但很快就被侦查员抛出的证据压得软瘫在地上，哀求让他自己坦白。
原来，焦一星是中统潜伏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他受上司指令“长期潜伏”。正好这时有人托焦一星营救那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考虑到要取得共产党的好感，便向上司提出把那人释放，获得了许可，于是，他便成了有功人员，逃过了北平解放后的那次审查。今年3月，焦一星接受上司（就是那个莫先生莫大竭）的秘密指令，要求给共产党政权制造障碍，于是他想到了纵火烧毁电车。上司很是器重焦一星，考虑到他身负“长期潜伏”的任务，担心纵火作案后会被公安机关怀疑，于是就向另一潜伏特务牛言斌下达指令，要其届时如果公安局真的疑上了焦一星，就由他出面去“自首”顶替。
4月4日夜间，焦一星带着也在停车厂工作的一名同伙潜入该厂，两人分别在多处放置了棒香、火药和浇过柴油的棉纱，点燃棒香后顺原路逃遁。案件发生后，我侦查员果然怀疑上了焦一星，于是他就指令牛言斌实施“假自首方案”。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尽管他事先对此进行了精心详密的策划，但是在我机智的侦查员面前还是露出了破绽，阴谋终于败露了。
焦一星很快被判死刑。其他人另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