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下放”，是从1979年的春天开始的，在我们村，直到1980年腊月里才彻底完成了。那时还不叫“土地下放”，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承包地”或“责任田”。
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给国家上缴的公粮，也就按划地人口平摊。当时划地时，我们家六口人，父母、我两口、一个小妹及我的大儿子。1980年12月生下我的女儿时，土地基本划分完毕，全组仅剩下四亩地。据“小道消息”：这四亩地，是三个当权的干部准备私分的。到12月了，看来，那一大块地明晃晃摆在那里，实在有点不好看。想贪污的人，似乎没有找出“贪”的茬口。最后只好召开社员大会，对这剩下的4亩地提出研究划分的办法。让社员们讨论，一个生产小组一百多口子人怎么分呢？这样争来争去的结果是，实在不好弄。忽然有人说：“近来组里新生了三个娃，就给这三个娃去”。起初没有人言喘，会场沉默了一会儿后，异口同声地决定了：“分给三个娃算了”。于是每人一亩三分地，我的女儿是其中之一。原分地时，平均人口每人接近三亩。这三个孩子，每人就算“半个人”。我们家，便是六个半人的土地了。六个半人，按要求缴七口人的公购粮。
我们村相较周边生产队来，公粮数字比较低些，平均每人30斤，其他生产队每人有40到50多斤的。这原因听说是1962年土地公有化后，国家出台新的政策：土地面积，人口，公粮，购粮，等要固定起来，统称“四固定”。 据说当时驻我们生产大队的一位公社干部，是个很有良知的人。他看着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实在太穷了，山大沟深。我村的主山名叫“烟雾咀”，是全公社海拔最高的。这位干部说“那个队山高，给少一点。”一句话，我们村的公粮数字就是全大队最低的了。购粮的原则是：群众吃不完的余粮要买给国家，叫“购粮”。而下面管你群众吃饱吃不饱，购粮的数字比公粮的还要高。缴粮，我们叫“上粮”。上粮时，公粮购粮一起上。统称：公购粮。
夏收打碾，先选一些籽粒饱满，成熟好的麦子，晒干簸净，筛去杂质及秕子，首先缴公购粮。队长房上的大喇叭喊叫一声：“都上粮走”！社员们赶紧放下手头的活计。背着、驮着，去五里路外的粮站上粮去。
民国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地上粮要走几百里路，去天水北道呢。村里老人们说：“那年，（可能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冬天，我们背着一斗多（相当于80斤左右）皇粮走北道阜上粮。那年的天气太冷了啊，我们来回走了五天，那一次上粮冻死了一层人呢……”。“原路都见冻死了的人，到了北道阜上粮的地方时，好多人浑身被冻肿了，路都走不成了。轻一点的人，就找了些柴火点燃大家烤。结果是一烤坏事了，那些被冻坏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哈哈哈的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就“叭”地一下滚了，再也起不来了。有冻肿的耳朵，一烤就掉下来的”……这是村庄里，当年走天水上过粮的老人常常给我们说起的事。
粮站大院，是公社所有单位最大的院子。西边一排主房是干部和职工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南北两排，是装粮食的库房。叫南仓、北仓。仓库门前支一磅秤，会计负责过秤。两个验粮的工作人员，手提一杆银光闪闪的“枪”——5尺左右长的一铁套管杆子。底头五寸左右处，开一活塞口。猛一下插进装粮食的口袋里，轻轻地往上一提。就能将袋子中间，或底部的粮食提上来。然后倒入手心，再一颗颗丢进口里用牙齿咬得“啪啪”作响。在粮食的碎裂声里说：好！表示验上了。十几颗中有一颗碎裂的声音不响亮，就说：不行！便是：验不上。验不上的你就背回去再晒。每到工作人员验粮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喉咙眼儿里。
满大院上粮的社员们，每天都是好几百人。排着几行长长的队列。那么一寸寸地，提着口袋往秤跟前挪。挨上了，验上了的，过了秤高高兴兴扛着袋子进库房。没验上的，愁眉不展地又往回背或者驮。有时间，刚要挨上的时候时间到点了，人家下班了，咱就得又等两个小时。
高大的粮仓里，粮食从地上堆到屋顶，但见一架很长的木梯，斜斜地搭在堆起的粮食上，扛着百十斤粮食袋子，一步步踩着梯子往屋顶上走。
我上梯子的时候，常常腿就不住地打颤发抖。眼前直冒灿烂的“金花”“绿花儿”。但还得往上爬，因为后面扛着粮食袋子的人已经在催着喝喊：“快走”！“快一点走”！只得战战兢兢往上爬。有几次就倒在了途中，惹得粮站监管的干部们大骂一场：“这个是哪个大队的瞎松？吃下屎的吗？”骂就骂，反正上不去了，眼前天旋地转。下来歇上一会儿，冒出来的汗煞了，气也慢慢的平了：看来还活着，没有死。
我亲眼见过上粮被挣死了的人。就是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的人。那时他年纪还不大，应该是30-40岁间。背着一口袋粮食，到粮站十多里路吧。进站后往地上放袋子时“哎哟”一声，就栽倒在了粮站大院里。大家七手八脚的，将他抬进卫生院时已经迟了，终于不治而亡。
农民的命贱，即使是死在缴公粮的粮站院子里，那也是怨你的命近了，活够了。生产队里也不会因为你死在了“火线”上而给你多记一分工。写到这里我又想到“农业学大寨”的那年，邻村一个年轻人给生产队干活时，架子车翻车发生事故，将一条腿，从大腿中部折断了。这人现在还活着，快70了，装着一条假腿。至今胳肢窝里夹着根拐杖，一步步艰难的度着日子。几年前我见他，他告诉我村上给他的生活啥都不管，连个“低保”都没有。去年见他时我问低保的事，他说“现在有了”。我听了后，心里突然一高兴。我想，这样的事如果落在“公干人员”的头上，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农民啊农民，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我的与我平起平坐十指连心的阶级兄弟。劳动中的伤了就伤了，死了，除了村里人抬你，埋你外，谁也不会问是咋回事。自己的死，自己的伤，自己的残。都怨自己的“八字命”不好，心甘情愿。
好啊，“改革开放”的东风吹到今天，就将“天经地义”的“皇粮”给一口吹了。我曾经在诗里写过：中国改革开放，“走的头一步棋就是农业”。后来又免了农业税，这是咱们伟大的国家“改革”的大树上，结出的又一颗丰硕的果实啊！ 农民，农民。你们淳朴，容易自私。你们善良，容易满足。你们中，当然也不乏刁民泼妇，男盗女娼，愚昧无知，二货泼皮。但他们毕竟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