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也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一、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1953年党中央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展开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根据实践发展的变化和要求，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54年宪法）。宪法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等一系列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继续发展和逐步完善为标志，构筑了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体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也得到确立和巩固。可以说，1954年宪法，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与道路；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政治制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积极推动和保障作用。（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运动基本完成，由此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依据这一客观历史进程，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二、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鉴于苏联在建设过程中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毛泽东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
（一）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探索取得了重要思想理论成果。第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要求：“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第三，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四，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周恩来指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刘少奇强调完备的法制是“完全必要的”；董必武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思想。第五，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必须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去解决。此外，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要开展党内民主建设，反对个人崇拜。
（二）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探索出现曲折，在反思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要认识。第一，提出社会主义“两段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在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础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显然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第二，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刮起取消商品生产之风。毛泽东批评指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上，第34页）第三，提出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面对国民经济困难，针对《论十大关系》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同上，第78页）他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同上，第116页）这反映出党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
（三）在1961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也作出了一些深刻有益的总结和思考。第一，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他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同上，第262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这一重大论断。第二，阐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第三，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1964年底1965年初，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此，“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另外，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引下，新中国外交适时调整，为国家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20世纪70年代初，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到1976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3个。这为随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三、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极为孱弱。30年后，新中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5页）；1950年到1977年，新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5%，明显高于同时期苏联的9.7%、美国的4.5%、日本的12.4%、联邦德国的6.9%、英国的2.3%、法国的5.2%，以及印度的6%。（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另据统计，1952—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重工业增长了2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3.7%；工业产值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19.5%上升为1978年的46.8%。（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20页）“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化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他说：“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经济成就格外引人注目。”（［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541页）
（二）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20世纪70年代末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6页）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1952年至197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62元增加到125元，城市居民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67、454页）如果横向比较的话，1950年到1977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同样高于同时期苏联的3.3%、美国的1.9%、日本的2.7%、联邦德国的1.8%、英国的2.2%、法国的2.2%，以及印度的2.7%（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事业取得重大发展。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85、484页）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男性提高到65.34岁，女性提高到67.08岁（同上，第83、95页），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合作医疗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妇女解放事业走在世界前列。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铁路先后建成，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被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将永远铭记人心，彪炳史册。
责任编辑：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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