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麟
2021年是辛丑牛年。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镈在其显著部位都绘有牛首兽面纹；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墓葬中还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酒器牛形尊与牛形觥等，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凤纹牺觥……本文以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漫谈中国古代牛形青铜器。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有将牛头作为财富的象征来随葬的现象。殷商甲骨文举世闻名，牛的肩胛骨是占卜刻辞的重要材料。甲骨文的“牛”为象形字，所描绘的是一个正面的牛头形象。两只竖起弯曲的牛角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象形文字的主要标志，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造字过程中抓住了牛最突出的特征。
安阳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地方。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以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最为重要，这里分布有众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图1），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口宽45.6厘米。虽然体形比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丽的纹饰却远胜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实的立耳，长方形的腹部，以及四个粗壮的圆柱足，使得这件器物具有庄严神圣的凝重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装饰的牛首兽面纹，牛角的特征非常写实。两侧装饰有伫立状的鸟纹，鸟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丰满华丽。在牛角兽面纹的上端还装饰有变形鸟纹和变形龙纹，圆柱足也装饰有牛角兽面纹，以及变形龙纹和三角形蕉叶纹。这些浅浮雕的纹饰之下使用精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体现了商晚期以“三层满花”装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
牛方鼎不仅有牛首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还在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相比于纹饰而言，金文的“牛”表现为一头牛的侧面形象。众所周知，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牺牲。古代文献中称作“太牢”，即牛、羊、猪三牲。根据文献记载，只有王和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猪两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在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盛放牛牲的礼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
商代的兽面纹是一种抽象风格的艺术，是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兽面纹所表现的凶恶、狰狞的形象有助于在祭祀活动中营造一种神秘、庄严的氛围。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以往大家多倾向于中原中心论，认为商文化不过长江流域。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长江流域不断收获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个认识逐渐得到改变。尤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四百余件青铜器震惊世界，表明长江以南的赣江流域有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流。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高31.6厘米，舞长17.5厘米，舞宽11.4厘米。镈是大型的打击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和宴飨活动中使用较多。镈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具有控制节奏、指挥定音的作用。一般认为，镈是根据中原地区的铃为样本设计的一种新乐器。这件牛首兽面纹镈是年代最早的考古发掘品，说明这种乐器诞生于长江以南地区。镈的舞部有环钮可以悬挂，器体立面呈梯形，截面呈椭圆形，平口。鼓部正中装饰有浅浮雕的牛首兽面纹，两侧有蜿蜒向上的体躯。牛角中间装饰的火纹，以及填充空隙的云雷纹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纹饰，但是立鸟的钩状扉棱和燕尾纹却显示了长江流域的地方特色。这件镈的牛首兽面纹相比于殷墟纹饰更多了一份写实的风格，两侧竖起的牛耳，以及牛鼻和鼻孔的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赣江流域是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但是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的特色，又有土著文化的特点，表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先秦时期已经逐步形成。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凤纹牺觥（图4）
写实风格是长江流域青铜艺术最突出的特征，闻名遐迩的双羊尊、四羊方尊、象尊、猪尊等皆发现于这个区域。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凤纹牺觥（图4），高12.7厘米，长19.5厘米，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觥是盛酒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仍有少量使用。这件牺觥整体作一头牛的造型，牛首和牛背为器盖。牛的颈部作流口，可用于倾倒酒液，有的觥还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硕的腹部，粗壮的四足，将牛健壮、魁伟的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这是一件写实风格较强的古代艺术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盖钮，小虎纤细、瘦弱的体型，与牛壮硕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夸张的艺术设计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翘起，双目直视斜上方，表情肃穆。牛背后端装饰有大耳兽面纹，牛的颈部两侧装饰有龙纹，下部为虎耳兽面纹，以及在臀部还装饰外卷角兽面纹。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长冠凤纹，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凤鸟纹表现为大圆目，尖勾喙，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细的云雷纹为地纹。显然，凤鸟纹与龙纹、兽面纹一样，都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神鸟纹。
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
这件牺觥造型精美、纹饰华丽，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图5）基本相同。两者仅在纹饰细节上有微小的差异，应该是在一个地区铸造的。由此推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牺觥可能也是湖南地区出土后，辗转流入上海。这两件牛形觥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并将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和抽象风格的装饰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
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并非是单向。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南方地区，促成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同时，南方地区的艺术风格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原地区。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牺尊（图6），高22.2厘米，长40厘米，同样是整体作牛的造型。牛首前伸，牛角后仰，口部微微张开，低叫的声音跃然于脑海，非常地传神。牛的背部微凹，开有长方形缺口，设置有器盖。牛的体态健壮，腹部肥硕，四足粗短，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古代工匠将牛行进站立的姿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完全呈现出来。并且，这件器物通体装饰有各种样式的动物纹，不留余地。牛的下颌部有鱼纹和鸟纹，上颌部有小虎纹。颈部两侧装饰倒置的龙纹，颈部上端饰兽面纹，背部的盖面饰对称的卷龙纹。臀部饰相背的小龙纹，四足上端饰龙首纹。最重要的是腹部装饰的虎纹，基本占据腹部四分之三的空间，虎首低垂，虎口大张，好似在吞噬这头肥牛，以细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全部纹饰虽然以线条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层级感较强。在牛颈部下端和器盖内壁铸有相同的两字铭文“亚长”，表示墓主人的族氏。这种写实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显然是来自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与殷墟抽象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与牛形觥虽然造型比较接近，却是两种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盖，尊是牛首与身体相连，只能从背部的缺口处挹酒。
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
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种类繁多，样式新颖独特。周人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明确提出商人是因为饮酒无度导致亡国，严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时期的酒器开始走向衰落，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1967年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牺尊（图7），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牛的体态修长，腹部浑圆，四足匀称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细流，这种设计既顽皮可爱，还有实用性的考虑。背部的长方形缺口设器盖，臀部设有环与盖环相连。盖钮为站立的一虎，虎体小巧，大头立耳，体躯后缩作扑攫之态。牛的腹部装饰有抽象的卷龙纹和云纹，纹饰构图疏朗、豪放，与商晚期繁缛、精细的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件牛形尊的表现手法生动夸张，牛的形象憨态可掬，强壮的身躯与灵巧的小虎对比鲜明，体现了贵族生活的精致和趣味。
1981年在陕西宝鸡金台区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듾伯簋（图8）
周人的祖先名“后稷”，“稷”是一种农作物。由于周人原本为农业民族，在青铜艺术中对牛的喜爱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1981年在陕西宝鸡金台区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듾伯簋（图8），高31厘米，口径25厘米。簋是祭祀和宴飨活动中盛放谷物的礼器，根据铭文记载就是盛放黍、稷、稻、粱之器。这件簋的形制非常特殊，高圈足下连一个方形台座，俗称“方座簋”。这是周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不见于商代。簋的内底铸铭文六字“듾伯作宝尊簋”，듾国是在陕西关中地区西部的一个方国。
方座簋的四隅装饰有四组牛首兽面纹（图9）
商人的祭祀重酒，周人的祭祀重食，所以食礼器在西周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许多新的器类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的变革，丝毫没有影响到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正如孔夫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件方座簋的腹部和圈足所装饰的兽面纹和龙纹，就是延续了商文化的传统。所以，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上能够看到新旧两种文化的包容与革新，这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方座簋的腹部两侧设有带垂珥的附耳，附耳上装饰有圆雕的牛首，牛角高耸，牛首上趴着一虎作噬咬状。（图9）方座的四隅装饰有四组牛首兽面纹，牛角翘出于器体外，这种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装饰艺术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春秋晚期的牺尊（图10）
春秋时期青铜器作为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开始弱化，新兴贵族已经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青铜艺术逐渐向生活化的方向转变。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春秋晚期的牺尊（图10），高33.7厘米，长58.7厘米。这件牺尊为1923年山西大同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其流传经历非常曲折。先后有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和中外古董商加入到争夺者的行列，上海解放前夕又企图偷运出境终未能得逞。在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统称为“浑源彝器”，被当时人誉为“宇宙间奇诡可喜仅存之物”，可见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性。
这件牺尊不仅可作盛酒器，更兼有温酒的功能，是唯一具有温酒功能设计的牛形尊。牛背上有三个圆口，前、后两个圆口通向牛腹。中间的圆口是底部密封的容器，用于盛酒。这个设计是利用中间的容器盛放鬯酒，通过前颈和后背的两个圆口向腹内注入热水来温酒，构思非常地精巧。牛首的形象相当写实，双目炯炯有神，在牛鼻子上设有一个套环，反映了当时驯化牲畜技术的成熟。在牛的颈、背、腹、臀部以及四肢装饰有纹饰结构和大小完全相同的兽面纹。这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模印技术制作的纹饰，大大提高了青铜器制造的生产效率。
1982年在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的错金银牺尊（图11）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在战国时期迎来了第二次高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宝石和金属装饰工艺的盛行，使得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炫目多彩。1982年在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的错金银牺尊（图11），高28.3厘米，长46厘米。整体为一个小牛犊的形象，昂首，竖耳，偶蹄。颈部套有项圈，镶嵌十六枚椭圆形银珠，鼓起如铃铛。背部设盖，盖钮为扁嘴长颈的水禽，水禽的颈部反折，喙部紧贴在背上，巧妙的呈现为半环形。牛首和水禽两翅均镶嵌有绿松石，牛的眼球着煤精石，口部左右有错银丝两道，各嵌八枚银质星点，腹部和四足还有以金银丝镶嵌的几何纹。
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牛形插座（图12）
1977年在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牛形插座（图12），高22厘米，长53厘米。这是一件屏风的底座，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件错金银犀牛形插座和一件错金银虎噬鹿形插座。这件插座的牛体浑圆，背驮一个鹿纹长方形銎，銎内尚存木楔。牛首微昂，双目圆睁，并以金丝勾画眼眶和眉骨。两耳侧立，头顶有一对内曲扁长的角，长直尾，四肢斜撑。周身饰以细金线勾边，宽银丝和宽金片为主的几何纹，纹饰简洁明快。中山国又称“鲜虞”，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白狄所建立的小国。中山国的青铜器表明，其礼仪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与中原文化相同，反映了这个时期周边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明显加快。
中国幅员辽阔，牛不仅是中原农业文明的象征，也是草原游牧文明标志性的牲畜。北朝民歌《敕勒川》唱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牛和羊是草原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草原民族对牛的喜爱，不仅体现于日用器皿，还大量使用于服饰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草原地区就流行一种动物纹牌饰。这种牌饰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服饰特征，它是一种腰带上的装饰物，往往与带扣配合使用。最初固定在腰带正中位置，逐渐向腰部两侧扩展，最后形成环绕腰带一圈的带銙。
1983年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纹牌饰（图13）
凡是出土成对青铜动物纹牌饰的墓葬，均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墓。凡是出土成对金牌饰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更高，可能是部落酋长或王。1983年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牛纹牌饰（图13），长5.5厘米，宽3.7厘米。这件牌饰呈长方形，背面有两个对称的桥形钮，用于穿系腰带。边框装饰麦穗纹，中间透雕有伫立状牛形图案。牛首微侧，双目向右侧斜视，口中衔住一条蛇，蛇头垂下，口吐信子。这种动物搏斗的纹饰是草原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草原民族勇武强悍，热爱自由，在长期的游牧和狩猎活动中，将各种动物的习性和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转化为生活的艺术。猛兽的凶悍与食草动物的顽强抗争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征服与反抗的艺术张力。牛是性情温顺的动物，在自然法则中也要奋起反抗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草原民族。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八牛贮贝器（图14）
当中原地区的青铜艺术走向衰落的时候，云南滇文化的青铜器成为辉煌青铜时代最后的余韵。牛在滇文化中的地位极高，既是财富和权利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祭祀品。牛作为艺术装饰的题材，广泛运用于滇文化各种类型的青铜器。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八牛贮贝器（图14），高51厘米，长39厘米。器盖上站立的牛体态健魄，犄角奇长，充满了野性的力量美。这种牛的肩部肌肉隆起似瘤，又称瘤牛，是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号墓中出土的牛虎案（图15）也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铜案是摆放祭祀牺牲的器物，高43厘米，长76厘米。其造型新颖、独特，主体是一头大牛的形状，牛背为椭圆形内凹的案面，牛的四蹄为案足。牛的尾部趴着一虎，前爪紧抓住牛的臀部，虎口咬住牛尾。大牛的腹下横置一头小牛，护犊之情溢于言表。大牛的肌肉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摇摇欲坠之感。但是尾部的老虎身体拱起作撕咬状，增加了后坠力，使得这件器物在视觉上达到了平衡感，而且小牛的设计也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因此，这是一件将现实场景与艺术设计完美融合的作品。
1972年在云南李家山24号墓中出土的牛虎案（图15）
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不再具有礼制的内涵，大多数成为日常生活用器。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出土的错银牛灯（图16），高46.2厘米，长36.4厘米。全器分为灯座、灯盏和烟道三部分。灯座为一头牛的造型，低首俯视，体型肥硕，神态憨厚又不失威武稳重。灯盏外观似一个圆亭，基部为灯盘，外侧有一个扁平的短把手，可以转动灯盘来调节光照的角度。镂空的菱形灯罩也可以转动启闭，能够随意控制灯光的方位和亮度。烟道为一个弧形圆管，从牛首顶部伸出接于灯盖顶端，产生的烟气通过烟道进入牛腹。在牛腹中储水可以溶解烟气，这样便可避免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除了灯罩外，通体装饰有错银的云纹，还有龙、凤、虎、鹿腾跃于云纹中，灯盖后侧外还装饰有一只振翅翱翔的苍鹰。显然这件器物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使用的，而是贵族享用的高端奢侈品。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出土的错银牛灯（图16）
中华文明是多地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不分贵贱，地不分南北，各民族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牛的喜爱之情，寄托人们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将牛的这种勤劳忠厚、顽强坚毅的美好品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延续数千年。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陈若茜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