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替我们数算着日子
弋 舟
2017年1月23日，离过年只剩下四天时间，青年陈子衿和自己的母亲去医院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复查。他在这部十余万字的抗癌日记中，鲜见地记录下一个确凿的日子—23日。
不到一年前，青年陈子衿被确诊为淋巴癌四期，这个在豆瓣阅读平台自我定义为“九零后，生于湖北，高龄隐形正太，资深圣母。靠脸吃饭未遂，只好深度挖掘不存在的才华”的年轻人， 时间轴至此位移，在另外的时空里旋转。
消毒水、无菌舱、手术、化疗、恶心、呕吐，深夜闪烁的手机和电脑，陌生到近乎虚构的读者……
2017年1月23日，七个月后，这个日子被青年陈子衿如是补录：
抽完血，我便坐在电梯间的椅子上等结果，我妈去加热饭菜了，做完移植出舱后，我依旧按照当时下发的食谱严格控制饮食，上面写着“一年内不要在外面的餐厅吃饭”，于是每次来医院，我妈便起个大早做好中午的饭菜，拿到医院的微波炉里加热，至于她自己，总是下楼买两个馒头对付过去。
这段文字折射着这部抗癌日记的基本文风。流畅、平静，显而易见的朴素，并且，“及物”。
流畅似乎应该是行文的基本要求，但遗憾的是，这基本的要求如今都会显得稀缺。青年陈子衿的文字能力好过我所见识到的许多“作家”，但我不想使用别的说辞来形容他的文笔，因为除了“流畅”之外，此处使用任何其他的辞藻，都会令我觉得是走到了“好”的反面。
这便事关了“平静”。平静何其难，尤其在我们被铿锵、声嘶力竭、“鸡汤美文”以及痞子语言淹没的当下；尤其，在一个文学青年记录着自己的抗癌经历之时—可以想见，他能克制住自己汹涌的“文学性”的抒情企图，几乎算得上是一桩奇迹。
青年陈子衿创造了这个奇迹。
尽管他还是忍不住透露了自己的“秘密”—“我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它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
我得感谢“这件事”，替陈子衿，替我们这些读者。在我想来，正是写小说这件令他放不下、羞于启齿的事，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作品难能可贵的平静，同时，也极大程度地赋予了一个罹患重疾的青年矜重的气质，从而有力地支撑住了他的精神， 乃至他的肉体。
在“这件事”上，青年陈子衿已经站稳了一个“写小说者” 的脚跟，那就是：放不下，却又羞于启齿。我可能把“这件事” 的意义说小了，它岂仅仅是“写小说”那么轻浮，它其实是一个卑微的人必定会有的合格的立场。放不下，于是对生命顽强地眷恋；而羞于启齿，正是生命赋予的、令我们终生震惊不已的那份确凿写照，宛如生命的底色与秘密。在这个巨大的底色之上，我们终将亲历所有肉体的兴衰，亲历所有精神的起伏，并且，终将惊诧于天地之不仁，终将，怀着巨大的羞怯去源源不断地感激； 在这个巨大的秘密之下，如果你获得了平静，你便获得了尊严， 获得了全胜的可能，并且，你还终将获得光荣的朴素。
青年陈子衿的朴素，不仅仅关乎他的家世，在我看来，他朴素的根源，依然事关“羞于启齿”，事关那天赋一般的巨大的羞怯本性。
踏上公交车，她给了我两块钱，自己又偷偷地将一块钱的纸币折很多次，浑水摸鱼地扔进投币口。我说过她几次，她笑笑， 下一次却还是只拿一块，我就不管她了。
他这是在描述自己母亲乘公交车时的情形。这个细节令我震动的程度，不亚于他对于那些医疗过程的自然主义记录。
我们走出医院，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我说：“你投两块吧。”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投了两块钱。我挺高兴的，虽然知道下次她还是只会投一块，可我还是高兴。
读到此处，我竟泪水汹涌。似乎于此之间，我和青年陈子衿共同面对了生命实相中的阳光与阴影，共同战栗，共同“挺高兴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瞬间里，犹豫了一下的母亲，以一块钱的差额，补足了我们对于善美的盼望，矫正了我们对于尘世的误解，它令一位具体的母亲，成为了全部的“母亲”，也令庞然的病魔与尘埃一般琐碎的忽恶忽善浑然为生命的辽阔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善小与恶小，不为与为之，都成为了人性惊心动魄的试炼，都堪称瑰丽。正是对于这些细节的忠实记录，羞怯而自尊的青年陈子衿，以他的朴素，击退了傲慢的癌细胞，克服了浑水摸鱼的试探，在最小的局部却又是最大的生命局面里，赢得了人的尊严。
一个命悬一线的青年，在和母亲前往医院的路上，恳求母亲不要失却人之体面……一块钱，两块钱，就是这么微不足道，就是如此“及物”。
“及物”重要吗？如果你读过太多泡沫一般的空洞文字，你就会明白“及物”何其重要。这不仅仅事关非虚构写作的伦理， 于今，它甚至还事关我们的世界观与我们的方法论。至少，他以疾病不可撼动的存在，使得“真实”成为了无从遮蔽、无从美化和粉饰的事实，使得那个更为广大和本质的“青春”与“中国” 得以部分地还原。
青年陈子衿没有书写那个人云亦云着的青春，但他结实地置身于大学生之中，汇入周遭呼号的病友、身边仓皇的亲人之内。令我难以决断的是，这一切，难道真的只能有赖于一场重疾的降临？淋巴癌四期。多么陌生，却真切如铁。
2017年1月23日，青年陈子衿想：我想我们暂时都死不了了，即便未来有再多波折，也会拼了命地向有光的地方挤过去， 苟且偷生，似乎也挺好。他既盼望“拼了命地向有光的地方挤过去”，又理解了“苟且偷生”的本意。七个月后，他在豆瓣阅读所开的专栏下面有人如是留言：
如期阅读。
赞赞赞，每周都期待更新。
写得好棒，每期都看，真心希望你早日康复。
看到你的文字让我想到爸爸，和你一样的病，上个月进舱移植感染，现在仍在ICU生命垂危……唉。
喜欢！向你学习！
…………
2017年1月23日，我在干什么？翻看微信动态，那一天没有记录。我记不得生命中太多的日子了。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太多的日子似乎也没有被我们铭记的价值。你瞧，即便那个确诊自己患了癌症的日子，青年陈子衿都记不得了，他老实地交代：
究竟是4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
应该记得的，我忘了。这是生命的诚实，亦是生命的哀伤。可是你看，此刻，当我面对一个具体的日子迫不及待地检索自己的手机记录，生命那阔大的事实便开始复苏，显露它全部的所指与能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中国最富思想者气质的作家张承志，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现在，面对青年陈子衿的这些文字，恍惚中亦有句子在我脑子里盘旋：他们在赞赞赞，我们在抗癌。这让我我惊诧于世界的整全与神圣。
谢谢青年陈子衿，在他哀而不伤的记录里，让我茫然地想起，是谁在替我们数算着日子。
我过得很好，每天都吃得很饱
自序 陈子衿
2017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动笔写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书名是老早便在医院取好了的，只等着治疗结束，一切尘埃落定。
那时候我一边做着化疗，一边想着等我出院后，要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全部记录下来。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念想， 为期一年的治疗过程里我的情绪才相对平稳，跟随医生的脚步， 不紧不慢地跨越过一整个四季。
我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平日里的兴趣爱好贫瘠得很，不爱出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半都在追剧或看书。二十刚出头、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几乎都有一个看似遥不可及却热忱的梦想—出版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而我在医院里的那一段经历，让我似乎隐约地知道，写下它，我的生活会有些许的不同。这是写下《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的初衷，功利得很。
写完第一章之后，我几乎是习惯性地将它投给了学生时代爱看的杂志，尽管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看那种类型的杂志了。它的投稿邮箱，排在“最近联系人”的最上方。很快我收到了意料之中的退稿信，但那打击不到我。我已经习惯了，我还年轻，写不好是正常的。与此同时，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笃定地认为，这或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市面上有关“癌症”的记录并不多，也许我可以因此而被读者注意到，将它作为一个桥梁，借此让大家开始关注我后续的写作。在我心里，这显然是走了捷径，走捷径让人脸红， 就像学生时代开后门进“快班”一样，但……我又不是没开过。
写了几章，手头有了一定的存稿之后，我便将这部作品发表在了豆瓣阅读，起初也是反响平平，愿意点开看的人也寥寥无几。我每天为点击量焦灼，心里隐约在抗拒一个事实—如果连写特殊题材都无人问津的话，那写作显然是将我拒之门外了。为了增加一些阅读量，我开始试图从其他渠道做努力。
我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在有陌生人的场合几乎不会出声，和半生不熟的人擦肩而过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去，在网上也很少发言。可那段时间，我开始不厌其烦地在每一条微博热搜的热门评论下宣传自己的专栏，一条一条地复制粘贴……
熟悉网络语境的人，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厌烦，有不少网友质疑我此举的目的性，可我还是不愿停下来， 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每次点开微博都变得诚惶诚恐，可心里清楚得很，这是自己的选择，无论面对怎样的非议都必须接受。
那段时间里，我一边写作，一边上微博抢热评，持续了一阵子之后，越来越多的读者知道了我，我的专栏出现在了“热门专栏连载”里，没过多久，便上升到了第一名……被讨论对我来讲是件很煎熬的事，但要是没有之前那些“旁门左道”的努力，这部专栏估计也没有成书的可能。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 我从高中里每天十三节课的忙碌中抽身，时间充裕，觉得自己大展拳脚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一有时间便拿出电脑写点什么。室友过来趴我身后，我便迅速地遮住—当然不是觉得写作是什么丢脸的事，只是在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毫不起眼的普通学生尝试去写作，很容易被周围的人贴上“不务正业”“好高骛远”的标签，我没自信自己能在周遭的调侃中坚持自我，于是干脆闭口不谈。慢慢地，那种觉得灵感迸发想要急冲冲地跑回宿舍的时刻逐渐减少，打开Word文档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一开始，我很不安， 后来我将它理解为一种热情消退之后的常态。我说服自己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处境之后，觉得身处其间也理所当然，于是写得越来越少，直到病检报告出来，被确诊“淋巴瘤”。
开始写作《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是在治疗告一段落之后。至于治疗期间为何从未提笔，明明当下的情绪最为贴合才对—可能是觉得很多事情得等到它全然沉落下来，回头才能看清全貌，贸然下笔令人胆怯。
最初一直不知该如何下笔，直到有一天我半夜起床喝水，突然走到电脑前写下了一句：“我确诊癌症的那一天，是2016年的四月。究竟是四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写完这个开头，我又睡了过去，第二天起床后，流畅地写出了第一个“两千字”。就这样，我每天两千字两千字地写着， 想着总会有自然而然地完结的那一天。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对我而言太重要了，也许那之后我的生活依旧一成不变，但那也没关系，至少我实现了某个阶段的梦想。
我在写作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除了几个同样热爱阅读的朋友之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甚少向人提起，也不敢在八字没一撇时堂而皇之地谈论梦想。我大学有位同学，歌唱得不错，有次上课老师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一时间，教室里掌声雷动。我不知道那些掌声是对他前路漫漫的鼓励，还是有什么别的深意，但他确实挺勇敢的，不管日后能不能成为歌手。
我就不一样了，对于梦想，我总是藏着掖着。
在《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这部作品里，我平铺直叙地写下了过去一年治疗期间的心路历程，而我的家人作为最直接的旁观者，被重点描摹了下来。我将对他们的好恶以自己的视角记录着，狭隘又自大，有所侧重也有所隐瞒。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常常会疑惑，觉得有朝一日他们要是看到我的书写，会怒不可遏。他们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而我的记录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家庭战争。
他们不一定就是我所刻画的模样，我的记录的确可能造成误解。人性总是有无限种可能，而当他们站在某一件具体的事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很难仅仅以“好人”和“坏人”去界定。
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无所畏惧，并试图去放大其中的戏剧张力，我希望它能表达自我，同时又能被人们喜欢和接受。可越是临近出版，我心中却越是胆怯。我无法向身边的人解释，为什么会将他们书写得面目可憎，即便他们在那一刻的确面目可憎。可他们不总是那样的。他们可能会质问：为什么不多写我们好的一面，我们对你好的那一面，你都不记得？
记得啊，但不想那样写。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可写下那些争吵、猜忌、剑拔弩张的时刻后，我觉得很舒服，像是终于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那枚枣核，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我扮演一个百依百顺的角色太久了，久到一个小小的坚持都让我觉得惊心动魄。
后来有部分人陆续知道了，我也不想辩解什么。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非虚构，我都需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汲取营养。创作意图或是人物动机，那都是隐藏在作品里需要读者自行去发现的东西，作品之外，作者说得越少越好。即便被曲解，那也是读者所看到的真实。
再过不久，这本书就要上市了，我一面忐忑，一面又觉得很幸福。生活依旧在继续，我过得也还不错，每天都吃得很饱。读到喜欢的书，吃到好吃的食物，抬头看到高远的天空时，会由衷地感叹：
活着真好。
新书初见
确诊淋巴癌四期后，二十一岁的陈子衿写下了之后一年的日子……
豆瓣阅读人气专栏，9.6分好评。“小雅奖”最佳作者，讲述生命的底色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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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以及我的余生》
陈子衿 著
定价：46.00元
页数：296页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我看看雪白的墙、忙碌的护士 ，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机器，第一反应是：糟了，这里好贵……”
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里，陈子衿记录下偷吃冰淇淋的“嗲嗲阿姨”、坚持“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文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被一直记得。
生病令人审视生活。希望你热爱现有的生活，虽然它有时候看起来无所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