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命的3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转变的一段时期,她的人生跟随这个国家的命运起伏,一生坎坷,颠沛流离,感情生活也是如此,几遇渣男,虽满腹才华,最终却只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的不甘。
1911年,萧红生在端午,虽是地主家庭,家境很好,但因为八字生辰被奶奶认为克父母,一出生被一家人视为不详,偌大个家族,只有爷爷给予她温暖,或许及由此,开启了她一生的悲凉。
由于爹不疼,娘不爱,反而没有约束的萧红,自由奔放的成长,有了跟那个时代的地主小姐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
八岁那年,母亲过世(只是巧合),九岁时,她迎来了新妈妈。为了减少女儿和新妻子的矛盾,父亲将萧红送去上学。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着,萧红迅速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潮,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愈发变得叛逆和激进。
张廷举支持反封建,力主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可是,对于萧红从一个顽皮小孩变成激进青年,他始料未及。所以,萧红初小毕业后,家里人就反对她再继续读书。
关于继续上学,父女之间斗争了很久,最后以萧红的胜利告终,她争取到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由此他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汪恩甲。
汪恩甲曾做过代课教员,是一个没落富家子弟,最初两人交往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很快商定了婚事,萧红还为未婚夫汪恩甲织过毛衣。
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萧红发现了汪恩甲抽大烟的恶习,开始明显地渐渐开始疏远他。
差不多就在初中毕业前夕,萧红结识了已有妻室的远房表哥陆哲舜,在他的影响下,喜欢读书的萧红想在毕业后去北京读书,而汪家希望萧红毕业后就举办婚礼。
于是萧红拿了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随后就同陆哲舜结伴去了北京。
萧红的抗婚出逃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个时代,这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无论是亲属还是乡人都是难以接受的。
那以后不久,得知二人行踪的张家与陆家都断绝了经济供给。
并且萧红的父亲,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张廷举,因教子无方被撤职,到巴彦县任督学。
没了经济来源,萧红无奈向家里妥协,回到哈尔滨,和汪恩甲开始筹办婚事了。
可汪家大哥汪恩厚却节外生枝了。他听说了萧红离家赴京的事,恼怒地要求弟弟汪恩甲立即退婚。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不仅萧红异常气恼,张家也很难接受。于是萧红将汪恩厚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除了萧红的两个同学到庭助威,萧父张廷举和几位亲属也在场。
出人意料的是,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了顾全大哥的声誉,居然承认是自己要退婚的。汪恩甲的软弱行为激怒了萧红,也惹恼了张家,两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
官司败诉,张家因萧红颜面丢尽,整个呼兰城都在嘲笑这件事。
失望透顶的张廷举决定,举家迁移到阿城县的乡下老家,把萧红幽禁在乡下严密地看管起来。
几个月的“囚禁”萧红偷偷地坐上了一挂进城送菜的马车,也逃出了众人的监视,后来无处投靠的萧红一个人逃回了哈尔滨,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几经辗转,饥寒交迫的萧红投靠了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
毕竟他们已交往多年,彼此的感情还是存在的。很快两人又见面了,接下来,两人住进了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他们同居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去取钱付房租,结果一去不归。当时已经怀孕的萧红曾去汪家找他,却被汪家人羞辱后拒之门外。
作为萧红人生中第一个渣男,汪恩甲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出现。
无脸跟父亲求助,回到旅馆的萧红处境更糟了,在饥饿与煎熬中度日,而且旅馆老板准备把她卖入青楼抵债时。
这个时候,她遇上了萧军,一个救了她,最终又将他推进深渊的男人。
困居旅馆时,萧红急中生智,想到写信给报馆求助,声称自己是一个流亡学生,现在遇到了困难。萧红将信寄到了《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部。在信里,她急切地声称有人要“卖人”了,向报馆紧急求救。
很快,《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此信,出面调和,危机暂时缓解了。
几天以后,应萧红的请求,老裴又派正在报馆帮助编稿的萧军带几本书刊去旅馆探望。
一个穷途末路万分无助怀有身孕的女子,一个潦倒不堪的文艺处男,因相互欣赏和强烈荷尔蒙的作用就这样在一起了。
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食不果腹,三餐不继,“活着”成了最大的问题。饥寒交迫的两个人,互相取暖,他们性格上的,三观中的诸多矛盾,也都被暂时掩盖起来。
直到萧军找到家教的工作,两个人的手头宽裕了一些,就一起去下馆子喝羊汤吃猪头肉。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后为躲避迫害,二人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有学者评论,“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
“阳光、沙滩、海水、友人,青岛像快乐的天堂,萧红旺盛的创作力得以最大的发挥。每到夜深人静,夫妇二人常常讨论写作中的两部书稿,时有争论,又时有所得”
到了青岛,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 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
萧军萧红决定离开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
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得以出版。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
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12月,《生死场》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
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随着萧红的成名,两人的关系也逐渐走入末路。
当年在两人生活困顿的时候,鸡毛蒜皮的小时也常常起纷争,一次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朋友关照问怎么了,萧红说晚上碰着了,可萧军满不在乎的直接来了句,“别不要脸了,我打的”。
萧红的文学成就显然很高,可在萧军看来却嗤之以鼻,开始的惺惺相惜,后来却吝啬一句赞美,大男子主义尽显无疑。
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
另外萧军一直桃花不断,并且在他看来,男人有个三妻四妾这是很正常的,萧红应该默许。
1936年,双方为了处理感情问题,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回到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校内宿舍。
萧军在青岛遇到几片好看树叶子,会漂洋过海地寄到日本去,而萧红呢,在空闲的时候,也会做一张手绢,绣满思念,寄给萧军。
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半年不到的时间,萧红给萧军寄了35封信。
然而,她热烈的想念并没有留住萧军,半年后,她回到上海,发现萧军移情别恋。
一个人的他国,一个人的月光和陌生的语言,一个人的想念和温存,都敌不过时间和现实生活的庸俗,爱情的几片红叶被时间干涸,只留下这些纸短情长的情书,成为让人伤感的记录。
有学者认为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
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
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晚年时坦承,当初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萧军无意中说出了,渣男体质中,最重要的一点:单纯。因为单纯所以容易相信,面对渣男的刺激,选择冒险,注定了不好的结局。
1938年,萧军在一次争执中提出分手,萧红答应了。
尽管此时的她,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
不仅鲁迅帮助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
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
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在跟萧军关系变坏后,萧红经常去鲁迅家一待就是一整天,交流着彼此的心事和文学心得。
想必就是这个阶段,二人加深了解,视为精神知己。
当时鲁迅过世后,萧红悼文《回忆鲁迅先生》让世人惊叹:她比许广平更理解鲁迅,萧红甚至很可能是最了解鲁迅的人。
萧红一个年仅20多岁的女子为何会更理解鲁迅呢?
会的!
萧红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苦,深知人情冷暖,心理年龄少说有四十,遇上大才子鲁迅丰富有趣的灵魂,产生共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也正因为此,鲁迅和许广平不说的话,晚年遇到萧红后,他才一股脑儿地说了。
谁能懂,萧红能懂。
萧红对鲁迅倾慕、敬重且有着不可言说的情愫。
在从小缺乏父爱的萧红心中,鲁迅这位比自己大30岁的男人,对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只是碍于世俗,碍于双方均有伴侣等,一向在情爱上“撒的开”的萧红却不自主地选择了矜持。
鲁迅去世前,已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许广平说,他只时不时地盯着床边一张画看着。那画上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而至于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大概只有鲁迅本人懂了。但后世人均认为:画上的女子很像叛逆的萧红。
值得注意的是,死前数月,鲁迅还曾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萧红的一片怜惜和钟爱。
1941年,萧红病逝前,挣扎着写下的最后两个字,就是“鲁迅”。死前,她的遗嘱是:希望葬在鲁迅墓旁。大约,是希望:生不能同居,死后能同穴!然而,最终她的这一愿望,终究也没能实现!
萧红最后一个男人,是端木蕻良。
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
此前,在很多作家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
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他们举行婚礼时,萧红坦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好吧,端木是备胎...
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为当战地记者,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其后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香港沦陷,萧红同意他先撤离,他便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备胎和渣男也是一线之间呀
在端木老年的回忆里,朋友们的指责,加上萧军逼迫他娶萧红,使他觉得如果不明确他和萧红的关系,将使萧红处于尴尬境地,所以他娶了萧红,接纳了怀有萧军孩子的萧红。
言下之意,端木表明自己是迫于无奈而不是因为爱。
但萧红去世18年后端木才续娶,临终之时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还时常写诗怀念她。
爱与不爱,有时真的很难讲明,等明白的时候,那人已经不在。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在逼仄破旧的陋屋中,在贫病交迫里,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
要拼尽全力,
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1942年1月19日深夜,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就是萧红的临终遗言。
1月22日,萧红撒手人寰,临终前,只有好友骆宾基在身边,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或许她觉得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商市街》版税留给弟弟,《呼兰河传》版税留给骆宾基。
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看来渣男萧军,才是他真正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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