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命的3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转变的一段时期，她的人生跟随这个国家的命运起伏，一生坎坷，颠沛流离，感情生活也是如此，几遇渣男，虽满腹才华，最终却只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的不甘。
1911年，萧红生在端午，虽是地主家庭，家境很好，但因为八字生辰被奶奶认为克父母，一出生被一家人视为不详，偌大个家族，只有爷爷给予她温暖，或许及由此，开启了她一生的悲凉。
由于爹不疼，娘不爱，反而没有约束的萧红，自由奔放的成长，有了跟那个时代的地主小姐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
八岁那年，母亲过世（只是巧合），九岁时，她迎来了新妈妈。为了减少女儿和新妻子的矛盾，父亲将萧红送去上学。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进行着，萧红迅速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潮，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愈发变得叛逆和激进。
张廷举支持反封建，力主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可是，对于萧红从一个顽皮小孩变成激进青年，他始料未及。所以，萧红初小毕业后，家里人就反对她再继续读书。
关于继续上学，父女之间斗争了很久，最后以萧红的胜利告终，她争取到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由此他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汪恩甲。
汪恩甲曾做过代课教员，是一个没落富家子弟，最初两人交往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很快商定了婚事，萧红还为未婚夫汪恩甲织过毛衣。
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萧红发现了汪恩甲抽大烟的恶习，开始明显地渐渐开始疏远他。
差不多就在初中毕业前夕，萧红结识了已有妻室的远房表哥陆哲舜，在他的影响下，喜欢读书的萧红想在毕业后去北京读书，而汪家希望萧红毕业后就举办婚礼。
于是萧红拿了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随后就同陆哲舜结伴去了北京。
萧红的抗婚出逃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个时代，这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无论是亲属还是乡人都是难以接受的。
那以后不久，得知二人行踪的张家与陆家都断绝了经济供给。
并且萧红的父亲，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张廷举，因教子无方被撤职，到巴彦县任督学。
没了经济来源，萧红无奈向家里妥协，回到哈尔滨，和汪恩甲开始筹办婚事了。
可汪家大哥汪恩厚却节外生枝了。他听说了萧红离家赴京的事，恼怒地要求弟弟汪恩甲立即退婚。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不仅萧红异常气恼，张家也很难接受。于是萧红将汪恩厚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除了萧红的两个同学到庭助威，萧父张廷举和几位亲属也在场。
出人意料的是，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了顾全大哥的声誉，居然承认是自己要退婚的。汪恩甲的软弱行为激怒了萧红，也惹恼了张家，两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
官司败诉，张家因萧红颜面丢尽，整个呼兰城都在嘲笑这件事。
失望透顶的张廷举决定，举家迁移到阿城县的乡下老家，把萧红幽禁在乡下严密地看管起来。
几个月的“囚禁”萧红偷偷地坐上了一挂进城送菜的马车，也逃出了众人的监视，后来无处投靠的萧红一个人逃回了哈尔滨，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几经辗转，饥寒交迫的萧红投靠了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
毕竟他们已交往多年，彼此的感情还是存在的。很快两人又见面了，接下来，两人住进了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他们同居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去取钱付房租，结果一去不归。当时已经怀孕的萧红曾去汪家找他，却被汪家人羞辱后拒之门外。
作为萧红人生中第一个渣男，汪恩甲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出现。
无脸跟父亲求助，回到旅馆的萧红处境更糟了，在饥饿与煎熬中度日，而且旅馆老板准备把她卖入青楼抵债时。
这个时候，她遇上了萧军，一个救了她，最终又将他推进深渊的男人。
困居旅馆时，萧红急中生智，想到写信给报馆求助，声称自己是一个流亡学生，现在遇到了困难。萧红将信寄到了《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部。在信里，她急切地声称有人要“卖人”了，向报馆紧急求救。
很快，《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此信，出面调和，危机暂时缓解了。
几天以后，应萧红的请求，老裴又派正在报馆帮助编稿的萧军带几本书刊去旅馆探望。
一个穷途末路万分无助怀有身孕的女子，一个潦倒不堪的文艺处男，因相互欣赏和强烈荷尔蒙的作用就这样在一起了。
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食不果腹，三餐不继，“活着”成了最大的问题。饥寒交迫的两个人，互相取暖，他们性格上的，三观中的诸多矛盾，也都被暂时掩盖起来。
直到萧军找到家教的工作，两个人的手头宽裕了一些，就一起去下馆子喝羊汤吃猪头肉。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后为躲避迫害，二人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有学者评论，“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
“阳光、沙滩、海水、友人，青岛像快乐的天堂，萧红旺盛的创作力得以最大的发挥。每到夜深人静，夫妇二人常常讨论写作中的两部书稿，时有争论，又时有所得”
到了青岛，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 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
萧军萧红决定离开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
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得以出版。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
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12月，《生死场》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
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随着萧红的成名，两人的关系也逐渐走入末路。
当年在两人生活困顿的时候，鸡毛蒜皮的小时也常常起纷争，一次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朋友关照问怎么了，萧红说晚上碰着了，可萧军满不在乎的直接来了句，“别不要脸了，我打的”。
萧红的文学成就显然很高，可在萧军看来却嗤之以鼻，开始的惺惺相惜，后来却吝啬一句赞美，大男子主义尽显无疑。
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
另外萧军一直桃花不断，并且在他看来，男人有个三妻四妾这是很正常的，萧红应该默许。
1936年，双方为了处理感情问题，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回到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校内宿舍。
萧军在青岛遇到几片好看树叶子，会漂洋过海地寄到日本去，而萧红呢，在空闲的时候，也会做一张手绢，绣满思念，寄给萧军。
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半年不到的时间，萧红给萧军寄了35封信。
然而，她热烈的想念并没有留住萧军，半年后，她回到上海，发现萧军移情别恋。
一个人的他国，一个人的月光和陌生的语言，一个人的想念和温存，都敌不过时间和现实生活的庸俗，爱情的几片红叶被时间干涸，只留下这些纸短情长的情书，成为让人伤感的记录。
有学者认为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
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
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晚年时坦承，当初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萧军无意中说出了，渣男体质中，最重要的一点：单纯。因为单纯所以容易相信，面对渣男的刺激，选择冒险，注定了不好的结局。
1938年，萧军在一次争执中提出分手，萧红答应了。
尽管此时的她，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
不仅鲁迅帮助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
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
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在跟萧军关系变坏后，萧红经常去鲁迅家一待就是一整天，交流着彼此的心事和文学心得。
想必就是这个阶段，二人加深了解，视为精神知己。
当时鲁迅过世后，萧红悼文《回忆鲁迅先生》让世人惊叹：她比许广平更理解鲁迅，萧红甚至很可能是最了解鲁迅的人。
萧红一个年仅20多岁的女子为何会更理解鲁迅呢？
会的！
萧红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苦，深知人情冷暖，心理年龄少说有四十，遇上大才子鲁迅丰富有趣的灵魂，产生共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也正因为此，鲁迅和许广平不说的话，晚年遇到萧红后，他才一股脑儿地说了。
谁能懂，萧红能懂。
萧红对鲁迅倾慕、敬重且有着不可言说的情愫。
在从小缺乏父爱的萧红心中，鲁迅这位比自己大30岁的男人，对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只是碍于世俗，碍于双方均有伴侣等，一向在情爱上“撒的开”的萧红却不自主地选择了矜持。
鲁迅去世前，已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许广平说，他只时不时地盯着床边一张画看着。那画上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而至于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大概只有鲁迅本人懂了。但后世人均认为：画上的女子很像叛逆的萧红。
值得注意的是，死前数月，鲁迅还曾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萧红的一片怜惜和钟爱。
1941年，萧红病逝前，挣扎着写下的最后两个字，就是“鲁迅”。死前，她的遗嘱是：希望葬在鲁迅墓旁。大约，是希望：生不能同居，死后能同穴！然而，最终她的这一愿望，终究也没能实现！
萧红最后一个男人，是端木蕻良。
端木身材瘦高，说话和声细语，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
此前，在很多作家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
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他们举行婚礼时，萧红坦言：“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好吧，端木是备胎...
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为当战地记者，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其后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孩子即夭亡。
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香港沦陷，萧红同意他先撤离，他便抛下萧红，独自逃亡。
备胎和渣男也是一线之间呀
在端木老年的回忆里，朋友们的指责，加上萧军逼迫他娶萧红，使他觉得如果不明确他和萧红的关系，将使萧红处于尴尬境地，所以他娶了萧红，接纳了怀有萧军孩子的萧红。
言下之意，端木表明自己是迫于无奈而不是因为爱。
但萧红去世18年后端木才续娶，临终之时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还时常写诗怀念她。
爱与不爱，有时真的很难讲明，等明白的时候，那人已经不在。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在逼仄破旧的陋屋中，在贫病交迫里，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
要拼尽全力，
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1942年1月19日深夜，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就是萧红的临终遗言。
1月22日，萧红撒手人寰，临终前，只有好友骆宾基在身边，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早已分手的萧军(或许她觉得这部书是他们在青岛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商市街》版税留给弟弟，《呼兰河传》版税留给骆宾基。
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看来渣男萧军，才是他真正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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