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精锐第38师团共计15000余人，兵分两路向南进攻，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
4天后，日军占领了九龙半岛，并准备向香港岛强攻。日军入侵香港以来，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01
准备离港
早在战事爆发之前，日伪特务就遍布于香港各地，收集了大量中国内地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情报。日军进入香港后，便准备将这些文化精英“一网打尽”，妄图利用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声望，为他们的侵略罪行服务。
此时，这些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艰难处境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考虑到日军尚未在香港站稳脚跟，如果能趁此机会尽快安排这些文化人士离开香港，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早在日军入侵香港当天，周恩来就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发去特急电报，让他迅速做好应变准备，保护好这些身处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将办事处在香港的存款全部取出，用于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当时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主要有：茅盾、邹韬奋、夏衍、司徒慧敏、柳亚子、张友渔、范长江等数百人。
即使在香港局势每况愈下之际，这些文化名人仍然高举反日大旗，运用手中的笔杆参加到抗战宣传中。如果他们遭遇不测，那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界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损失。
日军入侵香港的第二天，即12月9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对撤退工作做了具体布置，明确指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估计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其中，去东江游击区更好。”
周恩来特别强调，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立即召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同香港中共组织负责人的紧急联席会议，着手谋划首批人员的转移。
但就在此时，香港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
02
香港沦陷
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升起白旗宣告投降，日军只用了18天便占领了整个香港。
就在港督府降下米字旗的同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已经联系上了大部分的文化人士，将他们集中转移到一起隐蔽起来。
此时，占领香港的日本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他们明明已经掌握了数百名倾向于共产党的文化人员名单，可在连日的大规模搜捕中，尽管将道路、海面全部封锁，到最后却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
在日军几度加紧对香港文化人士追查搜捕和离境管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们顺利出城，便成了当时的一道难题。
可随后日军发布的一项命令，让办事处人员看到了希望。
03
突破日军封锁
原来，为保证日本士兵在香港的粮食供给，日军于1942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了所谓的“军政厅”，令其指挥部队将香港的穷苦百姓遣返回内地。
驻港办事处人员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将计就计，让这些在港的文化人士伪装成“难民”，跟随人群离开香港。
1942年1月9日，在香港骆克道的临时集中点，邹韬奋、茅盾和胡绳夫妇穿着破旧的衣服，混在难民中间，随着难民队伍向城外走去。
就这样，这些“衣衫褴褛”的文化人士在交通员李锦荣的带领下，安全转移到九龙。
到达九龙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士在当地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很快便来到位于香港北部的山区中，他们一路沿着山间小道进入了幽僻险峻的大帽山。
大帽山，历来都是匪患严重之地。当地游击队在护送文化人士进山途中就碰上了十多个持枪的土匪。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土匪不仅不收“过路费”，而且还主动帮助一行人过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戳视频，看详情！
1942年1月13日下午，在渡过深圳河后，这批文化人士来到了位于东江游击区总部的宝安县白石龙村。这标志着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日军在香港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达了敌后游击区。
04
脱险归来
然而，大批文化人士到达白石龙村的消息被国民党特务探听到了。不久，当地便传出国民党军队要联合宝安县的反动武装，扫荡白石龙村的消息。
面对这种情况，东江游击队司令部立即组织部队，连夜将这些文化人士转移到周围几个隐蔽的山谷中。就在两天后，国民党军队袭击了白石龙一带，由于没找到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还点燃了村庄背后的一片山林。
在逃过国民党军队的追捕后，这些文化人士又不得不面对山上艰苦的生活条件。由于山中人迹罕至，游击队员们便为这些文化人士搭起一些茅寮，当作他们的临时住处。
原《东江民报》主编 杨奇：
什么叫茅寮呢？就是茅草做上盖，砍一些竹子，弄成竹片，就做一个通铺，两边都是睡人的。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椅子。那么营救的文化人有些是夫妇两个人怎么办，用一个毛毯把他们间隔开，邹韬奋、茅盾在外面，大家都睡在一起。
而为了避免泄露踪迹，这些文化人士还得在各方面细节上做到万无一失。不仅不能生火取暖，甚至每日大小便后要迅速埋起来并填平，以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捕。
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这些文化人士不仅没有抱怨，而且还主动克服困难，苦中作乐，融入到游击区的生活当中。游击区缺少粮食，他们就和战士们一起到附近山中采摘野果，或者到溪水中捉一些鱼虾。傍晚，他们还会和战士们一起联欢。
一天夜晚，在联欢晚会进入高潮时，主持人向大家宣布了一个精彩节目。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鼻子下留了一撮小胡子的“外国人”，脚下迈着八字步，滑稽地向大家走来。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 朱赤：
一扭一扭走出来的，电影《大独裁者》当中希特勒的形象。还黏着小胡子，学着走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把帽子摘下来后，大家才发现是邹韬奋先生扮演的。你看他讽刺的是德国的法西斯，但是他实际上指的是日本法西斯，不要看你们猖狂一时，我们中国人民是必胜的。
1942年2月中旬，这批文化人士开始陆续离开白石龙村，分批前往之前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安排好的惠阳、老隆、曲江等较为安全的地点，然后再转向闽西游击区、苏北解放区以及桂林等大后方。
1942年10月，随着邹韬奋等人安全到达苏北解放区，这场大营救至此也圆满画上句号。
此次营救行动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导、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及中共香港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从香港转移出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多达300余人，同时，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近百名国际友人。
这次的行动不仅在无形中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还为新中国此后在文化领域方面的建设，保留了一批珍贵人才。在这场大营救过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使命也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