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郑伟
近年来，关于王国维（1877-1927）的学术史资料及考证研究都有诸多成果刊布。就王国维书信而言，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以下简称《未刊》），作者马奔腾先生在该书“辑注说明”里说道：“这批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为王国维先生去世前有选择保留下来的，现存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王国维手稿之中。”《未刊》共收录约四百五十封书信。除了有九十八封是王国维写给长子王潜明的家信以外，其余都是他人写给王国维的，共涉及六十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学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以中国学者为主，另外亦涉及藤田丰八、铃木虎雄、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及明义士、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欧美学者。
2015年出版的有房鑫亮先生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书信日记》”），祖艳馥和达西娅·维埃奇-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史与物》），以及《唐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书信日记》是在《王国维全集·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史与物》《唐兰全集》分别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函二封和唐兰致王国维函五封（另收有王致唐函八封）。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12页）所作的说明，这五封唐致王函均从《未刊》一书中照抄。
2017年也有两种王国维书信集出版，一是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往来书信》），该书收入王、马两位先生的往还书信共八十余通（马致王函四十七通，王致马函四十通），原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和鲁迅博物馆。原件影印本也尽录于该书，对于读者重新阅读《未刊》《书信日记》等无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二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以下简称《国图》），材料更是丰富。洋洋六大册，且所有函件均为存真的彩色影印件，拿它来校读已刊的各种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十分方便。
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有“许我忘年为气类”“风义平生师友间”两句（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7页），是陈、王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学术上互相启发、相互影响的生动写照。下文我们将选择沈兼士（1887-1947）、容庚（1894-1983）、马衡（1881-1955）、唐兰（1901-1979）几位与王国维先生之间研擘学问的往还信函为例，对近来几种出版的王国维书信集在系年、内容、文字等方面提出一些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以此观照王国维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陈寅恪集·诗集》，15页）的学术魅力。限于学力，如有理解失当或以不误为误之处，祈请指正。
一
《未刊》（131-133页）共收录容庚致王国维函四封（均未标年份）。其中列在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39-2440页）的容致王函提及“查封泥中皆云‘☐☐里坿城’”“则十七简志掌（尹）官威臧里附城（爵）訢（名），盖无可疑。推之十六简，则掌大尹（官）播威德子（爵）……”等，皆是容庚先生《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第1期）中讨论的内容，而容氏在此函中所谓“奉手示订正拙稿之误，至谢”即应指该篇。
容庚致王国维信函影本
《书信日记》（709页）一封日期标作“1925年1月下旬”的王致容函，开头便说“手教并漆器铭考敬读悉，译文误处谨志于纸侧”，可见此封王致容函一定和上述容致王函相承接。《书信日记》的编者在这封王致容函下加注说：“此札所释十六、十七两简，与容庚正月四日来函内容承接，当书于稍后；又容、王考释类书札集中于甲子、乙丑年，姑系于乙丑年正月上旬。”这里信函的往还顺序恐怕正好相反。按理应先有王氏给容氏《漆器铭文考》初稿作“译文误处”之订正，然后再有容氏回函说“奉手示订正拙稿之误”才对。《容庚北平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77页）于1926年2月16日记：“九时赵万里来，携回《乐浪郡漆器铭文》稿。王静安于译稿颇有改正。覆静安信。”可见，《书信日记》将王致容函的日期定于1925年1月下旬可商。
《未刊》（131-132页）容致王函（该组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41页），日期署作“11月廿九日”。该函所谈主要是容氏给王氏转致新莽嘉量影本，并且准备到沪访王雪丞等事。容氏该函中说“庚下月底南归，道经上海，欲访王雪丞先生……”。而顾颉刚于1924年8月4日致容氏函尚有“归家后想必安好。……何日来京？西湖要去否？下半年要挈眷到京否？”等文字（《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165页），容庚于是年年底已经回到北平，因此《容庚北平日记》自1925年1月1日开始。可见，此函落款11月29日显然当在1924年，若换作公历日期则为12月25日。
《未刊》（132-133页）容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48-2450页），日期署作“二月初六日”。容氏此函末段有“《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欲出一考古学专号，罗（叔蕴）先生已有题跋数篇，命庚趋谒台端，欲得大作，以为光宠”云云。据顾颉刚于1924年2月25日致容庚函云：“二卷一号（引者按：指《国学季刊》）如兄能更作一文，并邀（商）锡永、（马）叔平先生亦作一文，使此期带些考古学专号的色采，最好。（罗）叔蕴、（王）静庵两先生处，兄能觅得文字否？”（《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162页）又容氏此函谈及“金文中‘迺’‘乃’二字绝不相混”，而王国维于1924年3月12日的回函云“金文‘迺’‘乃’二字有别，诚如来教”（《书信日记》，706页），可见容函日期应定于2月28日。
二
《未刊》（208-213页）收录唐兰致王国维函共五封。其中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85页）未标写信日期。唐先生在此函中说道：“兰于专修馆已卒业，顷在无锡羊腰湾无锡中学任教务。”唐兰先生于1921年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攻治小学，渐及群经”（唐复年、唐益年编《唐兰年表》，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文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528页）。“1923年末，唐兰在毕业考试中获第一，时称‘国专三杰’之首”（《嘉兴文杰》，485页），其他两位则是王蘧常和吴其昌。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书信日记》（684页）录王国维致唐兰函（此函日期为1924年4月21日）说：“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五月中有京师之游，尤所欢迎相见，畅谈一切。”可见，此函应作于1924年5月之前、唐先生尚未北上之时。更进一步说，应作于是年4月上旬之前。理由之一是下文将论及的《未刊》（213页）所录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有“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第二点是这列在第四封的函件中（《未刊》，210-211页），唐兰先生对王国维的“五声说”表示质疑，“惟谓《声类》《韵集》当为阳一阴四，则窃有二疑焉。……”王氏则于上述复函中做了如下的回应，“前拙撰《五声论》疑《声类》《韵集》之‘五声’即阳声一、阴声四，亦不过拟议之词，尊意在反证此事，亦未得确证。……”（《书信日记》，683-684页）所以说，唐致王函第一封必作于1924年4月7日之前。
《未刊》（208-209页）唐致王函（该组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90-2493页），写信日期只标作“十一日”，未见年月。据此函所提到的下面三点，可推断其应作于1922年年底。第一，此函开头说“承惠借《文存》（引者按：即邹安编《周金文存》），感激之至”，此处所涉为是年8月《观堂集林》印就事。第二，函末说“岁将单矣，十九或二十当返里，便过上海”，为唐氏当时就学于国学馆期间。第三，又说“雪堂先生顷闻在申，未审何日首北？”据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壬戌年（1922年）所记罗振玉先生行止，“十月三日，沈子培（引者按：即沈曾植先生）卒于沪，年七十三。翌月，乡人赴沪吊之”（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430页）。
《未刊》（209-213页）唐致王函（该组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97-2499页），未标写信时间。从此函末署“回示请寄天津英界……唐立庵”来看，应写于1925年唐兰先生寓居天津之后。其次，此函开头说“昨闻主讲清华，衷怀勃勃”，即指王国维先生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据储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乙丑夏，先生由京师黄瓦门移居清华门”，同年9月，“时先生为研究院经史小学导师，每周为诸生讲《古史新证》一小时，《尚书》二小时，《说文》练习一小时”（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32、436-437页，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再次，唐氏此函还提及，“同学有王蘧常者，……夙日仰慕先生学术至深，本欲报名与试，以人事罣误，竟至愆期，而明岁又以种种关系万难求学。乃以兰曾辱一日之知，嘱代转询左右，可否设法通融，许其补考入学？” 而《书信日记》（684页）王国维致唐兰函（编者所署写信日期为1925年8月1日）说“贵友□君□□事昨已与当局者商，云‘现已考毕，所取学生名单亦于今日发表，碍难再行补考。’自系实情，望转致□君为荷”。显然是王氏就上述唐函的回复。据此推断，唐先生此函应写于1925年夏。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未刊》（210-213页）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00-2509页），写信日期署作“三月四夕”。此函篇幅极长（上文在讨论列于唐致王函第一封时已涉及此函），内容主要围绕陆法言《切韵》等中古韵书展开。唐氏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汉魏以来韵书的种种看法。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396页，1924年4月11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83-684页），王国维致唐兰函论及李登《声类》、吕静《韵集》、王仁昫《切韵》等韵书（《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页）之“五声”，也涉及明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所收孙愐《唐韵》，以及王氏自撰《五声论》等内容，都是王国维先生针对唐兰先生此函的具体答复。另外，根据唐函“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和王氏复函“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等证据，说明此封唐致王函的写信时间应为1924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四）。
《未刊》（213页）唐致王函第五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10页），也没有署写信时间。该函提及，唐兰当时正“颇留意小学”，并请教王氏唐写本《切韵》、蒋斧《唐韵》等韵书问题。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26-327页，1922年8月15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79页），据王国维先生对于唐氏“先治小学，甚佩甚佩”及“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可知此函即为对唐致王函的回复。说明此函应作于1922年8月下旬前后。
三
《未刊》（59-61页）收沈兼士致王国维信函共三封，只有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其中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0页）说“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又说“北京教育经费风潮现在已将告一段落，阳十月初当可开学”。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再据提及“阳十月初”云云，说明写信时间必在公历1922年10月之前。再据《往来书信》（86-93页）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函（此函末所署日期为农历七月二日）云：“《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寄奉。”而1922年9月27日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监本考》及赐书扇面均拜领。”可见，沈兼士先生得读马衡先生转去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文，应在9月27日之后，进而沈致王函的写作日期也当在此之后，很可能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间。
《未刊》（59-60页）沈致王函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1-2393页），从其内容推断，应置于第二封之后。理由至少有以下数端：第一，函中有“《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云云，按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23年4月，可见此函的时间应在4月上旬。第二，有“沈子培先生遗稿前问孟劬兄言已由先生担任整理”云云，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428-429页）所记：“十月三日，沈子培卒于沪，……静安书言其遗著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成数卷，其成书亦有数卷，诗文大致已有清本，合之可得二十卷。此事维当任之……”可见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先生过世之后。第三，沈氏函又提及“昨叔平兄由沪回京”，指的是马衡先生在农历新年后由沪返京事。若此函确实作于1923年4月，那么马衡先生“由沪返京”的时间也应在该月。但是，《往来书信》（100页）1923年3月12日马衡致王国维函说“在沪晤教，甚快”，说明马衡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回京，至晚应在3月上旬。两种资料的日期出现了矛盾，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沈致王函所说《国学季刊》第2期的实际出版日期比马氏在信中提到的时间晚了一个月，亦即预计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此函也作于当月；要么是《往来书信》的这封马致王函的时间3月12日为农历，公历时间则为4月27日。一时难以遽定，姑记于此。
《未刊》（60页）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5页），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谨订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二时在后门内汉花园本校第一院开会欢迎先生”。按王国维先生于“五月廿五日，由上海乘船北上，廿八日至天津，卅一日到达北京，出任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在此之前，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先生任国学门主任。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96页的附录之一“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记载“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学者则已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为函授导师”（孙敬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08、120页，以下简称《年谱新编》）。对照1923年6月以后的日期，可知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星期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则此函写作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
《年谱长编》（348页）记：“（1922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要求王国维为研究生提出研究的问题，先生遂为之提出研究题四目。”所指即为以下一封王致马函，内容有：“研究科研究题目已拟就四条，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转交。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按《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563-567页）刊登了“研究所国学门关于学术之通信”之王国维致沈兼士函，并附王国维撰“研究发题”四种，即“《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连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写信日期署作“十一·十·十八”，即民国十一年农历十月十八，公历为1922年12月8日。而《书信日记》（650页）此函日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编者出注所持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署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故系于该月”，看来是把“十月二十日”误当作公历日期，所以才定此函日期为10月14日。
如此，则上述王致马函的写作日期必在12月8日之后，《年谱新编》（114页）、《年谱长编》（353页）及《往来书信》（94页）均将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应当与事实相符。近阅刘梦溪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王国维先生学术年表”部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版，432页）也指出“12月，建言北大开满蒙藏文讲座”，日期不误；只是该书第二章“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83页）却说“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拟出‘研究发题’四项……”，显然也是把农历十月当作公历了，才有了“季秋”之说。
《史与物》（144-156页）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细勘原件，可知《书信日记》（496-497页）在编校时亦间有错漏，如496页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497页第2行“二国”误作“两国”，第4行“敬祈”误作“敬乞”。另外，《史与物》（151-156页）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日期似有误。函中有“富冈君于去岁逝世”云云，该书（146页，附注13）已明确指出日本考古学家富冈谦藏的卒年为1918年，而仍将该信日期误定为1920年8月13日。《书信日记》（495页）所定王致伯函的日期为1919年10月6日，则是正确的。
四
《未刊》一书内容非常丰富，而信函原件又因书写、字迹等辨认不易，难免会有一些问题。此处不能一一胪列，为了方便读者鉴别，兹举若干如下。
一、文字方面
129页4行，“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写应作“Tuen”。
131页倒1行至页132第1行，“古《西清古鉴》”衍“古”字。核《国图》（2441页）原函影印件，“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错写，并已划去。《未刊》未细审原件，直接照抄了衍字。
132页17行，“称蔡”为“陈蔡”之误，且二字（皆为国名）之间应用顿号相隔开。
164页倒10、倒7行，“句镬”均为“句鑃”之误。
171页3行，“末”字当作“未”。
208页4行，“蔽”当作“敝”。
209页2行，“《说文》”二字后原函尚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见若呼下” 夹注两行（《国图》，2490页）。
209页4行，“军器考”后漏夹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国图》，2490页）。
210页18行，“裴务斋”当作“裴务齐”。
211页2行，“法□”当作“法言”，即《切韵》作者陆法言。
211页10行，“何者为是”，“是”为“食”之误字。
211页15行，“《与兄机书》”，漏一“书”字。
211页倒8行，在“此为一类”后漏录原函夹注“即八音也。本出于乐，即后世之双声也”（《国图》，2504页）。
二、标点方面
如150页16行，“书于其上一面”，当在“上”“一”二字之间断开。
209页2行，“说文类考，拟分三门”，应断为“《说文》，《类考》拟分三门”（《类考》为唐兰先生拟编著的专书之一种）。
210页20行，“夏侯，该等”，此处无需顿号。夏侯该为人名。
210页倒6行，“唐升在江下”与“又只一百九”之间应断开。“一百九”实际指的是该韵书韵目的数量。
210页倒2行，“《韵学》余论”应作“《韵学余论》”，且更准确的名称应为王国维先生所著《韵学余说》。此书曾作为《学术丛编》第四册于1916年出版。然王先生于1923年3月2日致唐兰函说：“弟于有唐一代韵书均有考订，初为《音韵余说》《唐韵别考》二种，后改为《续声韵考》一书……”（《书信日记》，680页）此处提及的《音韵余说》，当为《韵学余说》。
211页1行，“声类韵集”，应作“《声类》《韵集》”。156页倒11行，“西清古鉴”；211页17行，“四声切韵”；212页19、20行，“声类”“释文”；212页23行，“均集”，也均当加书名号。《未刊》整理本在应加书名号而未加处甚多，这里只能略举几例。读者应时时留心，注意辨别。
211页8-9行，“梁武帝”之“梁”字前应加前双引号，“天子圣哲也”一句应改用单引号，并应在“也”字后另加后双引号。同页18行，“宫”字前漏一逗号。
212页倒1-2行，“《经典释文分类》”，“分类”二字误入书名之中。
责任编辑：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