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妇产科大夫林巧稚，在产房里顺利接生下了一个男婴。
男婴的母亲叫华静，父亲叫袁兴烈。看到脸色红润的儿子在怀中哇哇大哭，这对年轻的夫妇非常兴奋，以至于都忘了给孩子起名字。在商量了几句以后，爸爸在这个孩子的出生登记材料上临时先随便写了一个名字：
袁小孩。
那一年，林巧稚27岁，她是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位毕业留院的女医生。后来，她成为了中国妇产科界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她当时肯定不知道，那天她接生的那个叫“袁小孩”的婴儿，后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个更值得让人铭记的头衔：“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当然，那个孩子后来肯定不是叫“袁小孩”了，父母帮他想好了名字：
袁隆平。
从袁隆平一岁起，他就跟着父母在全国各地辗转了。
袁隆平的父亲在国民政府铁路局做事，再加上当时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所以全家人一直在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光是袁隆平的小学生涯，就是在湖北、湖南和四川三个地方拼凑读完的。
虽然全家总是在迁徙的路上，但小小年纪就“行万里路”，让袁隆平从小就有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习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参观园艺场，那些生机勃勃的花草果木，给袁隆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袁隆平最初却是想当一名运动员。
袁隆平很喜欢游泳，而且水平相当高。1947年，他回到湖北读高中，在高一暑假，他轻松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冠军，随后又获得了湖北省男子100米自由泳的亚军。后来袁隆平还参加过国家游泳队的选拔，结果人家取前三名，他正好第四名，与国家队失之交臂。
既然做不成运动员，就好好读书。1949年8月，袁隆平和家人商量过之后，考入了西南农学院农学系，专攻农作物专业。
不过，即便此时，袁隆平还是有自己的另一个想法：他想参军。
1951年，还在西南农学院学习的袁隆平报名应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身体素质极佳的袁隆平轻松通过了体检，随后通过了政审。全校为此还举行了欢送大会，欢送袁隆平光荣地成为一名空军。
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袁隆平入伍后，经过训练很可能就会踏上朝鲜战场。但当时国家有关部门觉得培养一名大学生很不容易，再加上当时朝鲜半岛战事相对趋于稳定，所以又把袁隆平送了回来。
运动员袁隆平或者空军袁隆平，这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大门被关上之后，袁隆平回到了自己原本的那条轨迹：学农。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服从分配，到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任教，之后又被分配到更偏远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
一个教书匠，开始了自己的农业研究之旅。
袁隆平其实一开始并不研究水稻。
在安江农校教书的时候，袁隆平最早研究的是红薯的育种，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让袁隆平触动很深，印象深刻：
“生产队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干煮一大锅来吃。……那时候搞什么‘增粮法’——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但照样饿，而且饿得更快。”
由于一直吃不饱肚子，袁隆平连最喜欢的游泳也停止了。但他还算运气好的，根据他自己回忆，有一次在路上亲眼看到了五个活活饿死的人——他说那一幕他永远都忘不了。
尽管那时候袁隆平搞红薯育种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他认为这是副食品，无法起到让老百姓吃饱的作用，所以决定改变研究方向。
当时湖南90%的农田都种水稻，而水稻更是全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所以，从1960年开始，袁隆平决定：开始搞水稻！
在农村实习的时候，袁隆平经常看到一些农民到高山上去兑种子，然后挑下山到田里去种。农民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这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这给袁隆平很大的启发：要给农民培育出最好的种子。
当时在农业育种行业里，有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叫“系统选育”，就是在农田里选出最优秀的稻株，再培育，再优中选优，从而得出最优秀的种子。
1961年的7月，袁隆平在农校的试验田选种时，忽然发现了一棵“鹤立鸡群”的稻株：
穗子大，籽粒饱满，十多个有8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
袁隆平挑了一穗细数，竟然有230粒！照这估算，培育这颗稻株做种子，一亩水稻的产量能够上1000斤！袁隆平大为兴奋，立刻将这株稻株的种子收好，在第二天春天播种，种下了1000多株。
转眼禾苗抽穗，“望籽成龙”的袁隆平却大失所望：
这些稻子全都是普通品种，没有一株有哪怕半点他们“爸爸”的雄风。
呆立在田头的袁隆平心里不是滋味，望着那些焉拉吧唧的水稻，他忽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按道理后代和前代是不可能产生那么大差异的，但这株水稻的后代为何是“老子英雄儿狗熊”呢？
原因可能只有一个：
那株“威猛”的“爸爸”水稻，是一株杂交品种！
这个发现对于外行人而言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但对袁隆平这样的专业人员而言，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而这扇大门，原来是被紧紧锁住，因为大家公认通向的是一条死路。
当时的袁隆平，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杂交水稻到底有没有优势？当时世界五大粮食作物，除了水稻外，小麦、玉米、大豆、土豆都通过杂交实现了增产，唯独水稻在这一方面基本没什么建树。当时国际上占主流的观点是：杂交水稻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第二大难题是，水稻实现杂交本身就很难。水稻是天然自花授粉植物，花非常小，而且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由雄配子和雌配子自己完成授粉，很难进行大规模人工干预。1963年，美国人亨利·毕切（Henry Beache）在印度尼西亚首次实现了人工杂交水稻，但他的方法存在缺陷，无法大规模复制。
但袁隆平认准了这个方向，就一定要搞出名堂。
他选择的突破口，是要找到“雄性不育株”——如果水稻的雄配子失去了授粉能力，那么雌配子只能与其他水稻的花粉进行杂交。
这个理论也不是袁隆平提出的，早在1926年有一个叫琼斯的美国人就提了出来，之后在1950年代，日本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始终不能形成规模。
袁隆平通过1961年他在田间发现的那株“雄壮”的水稻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水稻里一定存在天然的“雄性不育株”。
带着这个信念，袁隆平开始了寻找之旅。
每天天刚亮，他就吃完早饭，带着一个水壶和两个馒头，下田去寻找了。头上顶着太阳，脚下踩着凉水，袁隆平日复一日，在几千几万株水稻中寻找，绝不放弃。
7月15日，在袁隆平开始寻找“雄性不育株”的第14天，在仔细筛选过14万根稻穗之后，终于让他找到了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株”——这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1964年和1965年，袁隆平通过整整两年的田头查找，一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经过盆栽实验显示，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高达80%以上，经杂交繁殖出来的后代，有些明显表现得比常规水稻有优势。
1965年10月，经过大量的实验积累和理论数据比对，袁隆平将初步研究成果整理撰写成了一篇论文，投稿到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上。
那篇论文，后来成了业界的里程碑：《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的配套方法来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设想与思路。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了1996年2月《科学通报》的第四期上。随后，杂志社给他寄来了30多元的稿费，之后又寄来了30多元——那篇论文还登上了英文版的《科学通报》。
当时袁隆平一个月的工资是73元，这笔60多元的稿费对他而言不是个小数字。
但他当时没想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后来救了他的命。
那篇论文，其实赶上了《科学通报》的末班车。
就在发表袁隆平的论文后不久，《科学通报》就停刊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袁隆平正准备根据论文提出的设想，开始全新的工作，但黔阳地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他所在的安江农校，开始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安阳农校不到200人，按计划指标，必须要揪出8个“牛鬼蛇神”，已经揪出了6个，还差2个。
袁隆平的名字已经“内定”了，因为他“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
所谓“八字宪法”，是毛泽东1958年为提高农业耕作水平提出的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平时一直在乡间地头搞实验，知道这个“八字宪法”，但不知道是毛主席说的， 以为是农业部提的，于是他在一次和别的教师讨论时就多说了一句：
“这八个字里还少了一个‘时’，农时的‘时’。”
袁隆平随口一说，结果被人举报，成了一大罪状。另一条按在他头上的罪状是“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袁隆平平时强调学生要多做实际调查工作，不要只局限于纸上科研。
当时批斗袁隆平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牛棚”里的床位都帮袁隆平留好了，他名字的标签也被人写好了，袁隆平自己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有一天晚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却把他叫去，说了一番让他意外的话：
“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试验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袁隆平当时一听，又惊又喜：不仅不让他进“牛棚”，还让他继续从事水稻研究工作！
真的是工作组“开恩”了吗？
袁隆平到第二年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工作组已经准备要揪斗袁隆平了，所以要详细查他的档案，“新账老账一起算”。但在查档案时，发现了一封来自国家科委的函件：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工作。
原来，正是袁隆平当初发表的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发现》，被国家科委九局的局长赵石英看到了，赵石英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可操作性，若能研究成功，肯定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赵石英立刻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当时的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当即表态：一定要支持！
那封来自国家科委的函，不仅救了袁隆平，也挽救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
自此之后，袁隆平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开始了他基于“雄性不育株”的杂交水稻研究。
但是，各方面的保障都到位了，一门心思投入研究培育的袁隆平，却遇到了大问题。
从1966年到1970年，几年辛苦下来，袁隆平并没有培育出具有优势的“杂交水稻”。
那些杂交稻到了验收的时候，没有显著增产，有的甚至是稻谷少了，稻草倒是增多了。有人开始说起了风凉话：
“袁隆平，可惜人不能吃稻草，不然你这个杂交水稻的方法是大有前途啊！”
面对嘲讽，袁隆平并不在意，但他感到痛苦的是，难道真的是自己的“三系培育法”出了问题？
苦思之后，袁隆平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之前世界上关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包括自己做的“三系培育法”实验，统统用的是人工栽培稻。
换句话说，虽然他找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株”，但也是出自栽培稻的。而栽培稻之间的种性差异其实不大，亲缘关系太近，相当于“近亲繁殖”，所以杂交优势不可能明显。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要找到野生稻里的野生“雄性不育株”！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很大，野生稻却不多，要找一株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更是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这阻碍不了袁隆平。他开始带着学生，背着可以吃几个月的腊肉、辣椒，奔赴云南、广东、海南，去各地寻找合适的野生稻。很多时候，他就是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当地农民一起睡在田间地头。
1970年11月23日，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一件后来被认为是统计学意义上“超级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了：
在海南岛的南红农场，袁隆平派去的助手李必湖接到了一个叫冯克珊的农民技术员通报：在一处铁路旁的水坑边，找到了一片野生稻。
李必湖立刻赶到现场，花了不到20分钟，就找到了一株有三个分孽的“雄性不育株”！
当时袁隆平正在北京开会，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到海南，经过反复辨认，他确认这就是一株典型的野生“雄性不育株”。欣喜若狂的他将这株野生稻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让世界杂交水稻的研究道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71年，在袁隆平的牵头下，“野败”被转育成少量不育材料；1972年，多个“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1973年，强优势“恢复系”培育成功。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袁隆平在全国水稻科研究会议上郑重宣布：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研究已全面实现“三系配套”。
这一次，袁隆平用事实说话：
1974年4月，世界上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二号”在中国的海南岛育成，当年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高达628公斤；第二年作双季晚稻栽培亩产511公斤，对照常规稻，增产达到50%以上！
初战告捷，国务院在1975年立刻就做出了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1976年，400多万公斤的杂交水稻种子收获成功，随即被播撒在湖南208万亩农田里，平均每亩水稻增产20%以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湖南成功，全国推广。从1976年到1988年的短短12年间，全中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12.56亿亩，平均每亩增收稻谷20%以上，累计增产稻谷1000多亿公斤，增加总产值280亿元。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功劳不只是袁隆平一个人的。
1981年，国家用10万元重奖杂交水稻研究团队，一共有20多人获奖，按奖金分配的顺序为：袁隆平5000元，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最早成功培育出“不育系”）4600元，接下来是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第一个成功培育出90%以上结实率“恢复系”），然后是袁隆平的学生、助手李必湖等人。
不过，作为杂交水稻的领军人物，袁隆平确实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1987年，由袁隆平领衔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注：把相对繁琐的“三系法”优化为“两系法”，发明者不是袁隆平，是湖北省仙桃市沙湖原种场技术员的石明松）。
1995年，“两系杂交水稻”宣布研究成功，比同熟期“三系”水稻增产5%到10%。
1997年，已经67岁的袁隆平又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研究计划。
1999年，“超级稻”百亩示范片实现第一期目标：亩产水稻均超过700公斤；2004年，第二期目标提前一年完成：亩产超过800公斤；2011年，第三期目标完成：亩产超过900公斤，2014年，第四期目标实现重大突破：
湖南溆浦县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到了1026.7公斤，突破1000公斤大关。
此时的袁隆平，也已名动天下。
2017年，有人在网上爆料：袁隆平买豪车，住豪宅，腐化了。
这个话题一度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但真相却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袁隆平买豪车的那张照片，后来被证实是在2018年的湖南车展上，他觉得好奇，走上前去摸了一把，被人拍了下来。
袁隆平的第一辆车是别克赛欧，第二辆是吉利熊猫，都是为了去稻田方便买的。后来买过两辆奇瑞，还有一辆沃尔沃S60——这辆大概是他比较贵的车。
袁隆平的“豪宅”，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小区的名字叫“青岛国际院士港”——顾名思义，是为院士准备的。
而袁隆平把这套住宅改成了科研中心，把客厅改成了公共办公室和会议室，各个房间堆满了各种研究器械。之所以来青岛，是因为在这里他要带领团队研究盐碱地的海水稻种植项目——中国有近15亿亩盐碱地（2020年10月16日，袁隆平实验的青岛基地编号yc-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产达542.5公斤）。
200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要上市，袁隆平一开始不同意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有领导对他说，“隆平高科”上市后，他研究杂交水稻就可以不要外国人的投资了，他就同意了。
“隆平高科”上市后不久，袁隆平就辞掉了公司董事职务，继续自己的“超级稻”研究。有人劝他卖掉手里的股份，他的回答是：
“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袁隆平生活挺简单的，也没有什么财富追求。他的孙女回忆过一个细节：
有一次全家去香港旅游，袁隆平被妻子拉进了一家钟表店，看到一块手表要那么贵，他急忙拉着妻子走出了店门，“太贵了，不要了！”孙女后来回忆，“爷爷剥了片山楂给奶奶吃，算是说对不起。”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运动，袁隆平对“讲真话”特别看重。
2002年2月，袁隆平应邀到武汉某个学校交流，有个学生对他说，看到过一篇报道，说袁隆平院士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袁隆平连忙纠正：
“一定不要受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累倒过……”
2019年的博鳌论坛有个分论坛，是第三届国际水稻论坛，89岁的袁隆平参加并发言。回到贵宾休息室后，有个领导秘书进来，说有位副市长想和他合影留念，袁隆平端坐不动，拍了拍身边的沙发，示意那位副市长可以坐到旁边来合影。
这时候，有位工作人员进来对袁隆平说，刚才给他献花的一群孩子想和袁爷爷合个影，袁隆平听到之后立刻站起身往门外走，要去找那些孩子合影。
袁隆平小时候拉过小提琴，有时候也会拿出来拉两下，还有过一次演出。有媒体夸他小提琴拉的好，他连忙纠正：
“我只会拉前四句，后面的都是乐队帮我的。”
常年在田地里工作，袁隆平错过了很多亲情时刻。2010年，他给已经过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妈妈从小到大对他的鼓励和帮助，表达了自己对妈妈的思念之情，最后一句话是：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2020年12月，90岁的袁隆平去了海南三亚南繁基地。
家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让他别去了，但他坚持要去。他每年都要去那里工作三、四个月，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每天还是都会到田里去，查看每亩的穗数、谷粒大小、是否有空壳。
这次一到三亚，袁隆平就主持召开了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的公关目标项目启动会。
今年3月，袁隆平在基地里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被紧急送到了当地医院，由于情况不乐观，4月初转回长沙湘雅医院接受治疗。
5月22日，袁隆平病情转危，一则误发他去世的消息，引发全网对他病情的关注。
遗憾的是，袁隆平当天最终还是在长沙湘雅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一则疑似现场医护人员发的微信，透露袁隆平在弥留之际说过的两句话。
一句是：
“田里的稻子怎么样了？”
一句是：
“我是不是快不行了？大家辛苦了，不用太费力气。”
当天下午，载有袁隆平灵柩的灵车缓缓驶出医院，沿途，无数长沙市民驻足为他送行，很多人都齐声喊：
“袁老走好！”
马路上的其他机动车辆，齐刷刷鸣笛致哀。
是日，长沙城大雨滂沱。
馒头说
袁隆平去世那天，我推了张他生前的照片，用了两句张爱萍上将当年写给邓稼先的挽词：
“君视名利如粪土，功勋泽人间。”
后台有个读者留言，大意是：你说袁隆平“君视名利如粪土”，要么你是傻X，要么你把关注你的人当傻X。
我平时基本不回这种留言，但那天把他挂上了墙，并留言给他，大意是：看来看去，傻X好像就你一个人。轻飘飘骂一句太简单了，你有本事别删，把你认为是傻X的理由写出来，我帮你贴上去供大家讨论。
他后来又骂了我一堆脏话，然后把他自己上墙的留言给删了，走了。
这些年来，网上确实是有些质疑袁隆平的声音。
有些质疑，不值一驳，比如这个读者，大致意思无非就是袁隆平也求名也求利，装什么清高？
其实要回答很简单：就算袁隆平求名求利，住了大豪宅，买了迈巴赫，又怎么样了呢？以他做出的贡献，享受这些是踩到你尾巴了吗？
而有些质疑，就可以一起探讨下，比如质疑袁隆平名过其实，其实贡献没那么大。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供探讨：
首先，我认为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贡献当之无愧是最大的，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
有人说杂交水稻技术是袁隆平发明的，这肯定不正确，连发现也谈不上。正如我前文所述，美国人、日本人包括一些袁隆平的中国同行，早就投身水稻杂交技术的研究，甚至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只有袁隆平是第一个用真正的成果证明一点：“杂交水稻是有优势的，且是可以实现量产的。”
在他之前，其他人只是在实验室里证明这一点，或者只有小规模投产，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像袁隆平这样——他是用自己开放开拓的思考，脚踏实地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做到这一点的。袁隆平的发现和成果，不仅引领了世界杂交水稻的潮流和方向，也树立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一面旗帜。
其次，我们现在吃到的大米，确实大多都不是袁隆平团队培育的“超级稻”，因为“超级稻”虽然产量高，但对土壤、阳光和防病的要求也高。但是，以目前覆盖最广的谢华安院士团队研发的“汕优63”杂交稻为例，用的基础育种依旧是当初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型”。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国还有朱英国院士领衔的另一条支线——“红莲型”杂交水稻，和“野败型”是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杂交水稻品系（还有日本的包台型）。
第三，功劳确实不能全归到袁隆平一人身上。国人熟知袁隆平，最早可能源于1987年他获得的联合国科学奖。当时国家申报这个奖项时考虑的是农科院团体，但这个奖只能颁给个人，所以最后报了袁隆平一个人。
当然，如果一定要推选一个人，我认为还是非袁隆平莫属。就像有人说过：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可能有人确实会有意见，但如果不是他，这个位置就是空缺，没人敢坐这个位置。
但是，袁隆平背后的团队，他的同事，包括当时全国“大协作”的这种模式，都是中国杂交水稻能领先世界的不可忽视因素。
所以，我们缅怀一个人，不用“神话”他，类似“他一个人喂饱了13亿中国人”，“他如果申请专利至少几千亿身家”（水稻品种作为粮食不能申请专利），这些话严格来说都是不确切的。
但另一方面，袁隆平当然是值得我们所有人缅怀的。2018年，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请暂时忘记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但这两者本来就是不矛盾的，不要人为树立矛盾——我们确实不能忘记其他做出贡献的人，但袁隆平，连“暂时”也不应该忘记。
袁隆平说，他有个梦想：杂交水稻长得足够高壮，能够“禾下乘凉”。
事实上，以袁隆平为代表的这一批中国科学家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坚持探索以及无私奉献，已经让我们这代人以及后辈享受到了“禾下乘凉”的幸福了。
稻济天下，国士无双。
勿忘袁隆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袁隆平口述自传》（辛业芸，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1日）
2、《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徐欧露，《瞭望》，2020年12月5日）
3、《如何理解袁隆平的实际贡献》（项栋梁，微信公号“基本常识”，2021年5月22日）
4、“怎样评价袁隆平呢”（“知乎”词条，网友“猪猪酱”的回答）
5、《袁隆平生命的最后时光》（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2021年5月22日）
6、《袁隆平：从“魔稻祖师”到“90后梗王”》（上、下）（高吉全，《雷锋》，2019年12期）
7、《追梦·圆梦——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姚昆仑，《中国科技奖励》，2020年04期）
8、《她给袁隆平接生！这份珍藏75年的病历曝光，网友：破防了......》（中国生物技术网，202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