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9日至30日，“唐宋时代的身分与权力”学术工作坊暨《中外论坛》改版座谈会于武汉濮锦酒店召开。本次工作坊由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中外论坛》编辑部主办，来自十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近三十位学者会聚东湖之滨，切磋研讨，气氛热烈。
工作坊形式简洁明快，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中兴副院长扼要致辞后，即进入一天半的学术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唐宋时代的身分与权力”这一主题，跨越文史，以多种角度切入，力图呈现唐宋时代相关议题的多重面相。
一、身分、创作与话语权力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发表《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之流传》，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藏学郎诗，长沙窑瓷器题诗与今山西东部长治地区出土的唐到宋初墓志志盖上的题诗四宗文本，并以之探究唐诗的民间书写与流传，考察唐代下层社会对文人诗接受与改造的一般情况。进而指出，敦煌与湖南相距甚远，却都保存有相当数量相近或相似内容的诗歌。以此来看，唐代基层社会流传着一批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的民间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宁研究员《韩愈碑文的造句之奇及其成因》一文，与既往研究多从词汇角度考察韩愈文风的形成不同，着重观察韩愈诗文的造句成就。从句法上看，韩愈“奇崛”的语言风格，并非是对先秦文言的简单复古，其对复杂状语、复杂动词谓语和复杂宾语的运用，增强句子表现力的同时，亦是对散体文言新形式的重要探索。韩愈造句的奇险生新，在其元和时期创作的武将军功碑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与他同一时期的“狠重”诗风相呼应。元和削蕃的独特政治背景与彼时的“文”“武”关系，是理解韩愈此一诗文风格的关键。
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宋代文学水准和价值认同中的话语权力》关注文人作品“向上”传播的过程，与陈尚君教授“向下”的视角恰可参照。通过考察唐宋时文坛外部的运行机制，认为宋代诗文创作的艺术水准与价值，不由读者大众评判，而归名流巨公裁定。文坛巨子与政坛显贵皆拥有这种话语权，但前者的影响力更甚。文章为名流印可有极强的成名效应，因此后生士子极力谋求。与此相应，宋人热衷结社、结盟的文坛风尚，亦可置于这一背景下予以考量。
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教授同样关注文艺作品的话语权问题，其《曹霸的盛名与杜甫的“文艺话语权”——兼谈诗史与画史的微妙互动》一文从个案入手，考察唐宋画史中“未入第一流”的曹霸在后世的成名史。指出杜甫对曹霸的激赏，杜诗对曹霸画作的绝妙品题，是曹霸在后世渐享盛名的关键。随着杜诗的日益经典化，杜甫在诗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向画史渗透。从宋代开始，曹霸在画史上的地位渐渐趋同诗史，元明以来，曹霸成为“唐代画马第一人”。这种“文艺话语权”的跨界和转移，不在作者，而关系评论者的身分，从诗学话语权与画学话语权的角力中，颇可见诗史与画史的微妙互动。
二、汉文、分期与身分制度
台湾大学甘怀真教授的报告《古文运动与唐中后期的身分制度》视野宏阔，内涵丰富。从商周到唐宋，由中国而及东亚，长时段鸟瞰汉文变迁史，并藉此观察阶级变动与新的身分制的成立。是文以为，汉唐间“汉文世界”的历史表象下是多语存在的历史实像。汉文只是最上层作为书面语的共同语，基层社会使用的语言纷繁复杂。由于包括佛教在内的诸夷教的影响，言文分离的汉文在基层受到梵语等表音文字的冲击。隋唐建立以后，凭借强大的政治力再造汉文世界，确立儒教国家、科举试文学、推行文书行政、排佛甚至灭佛等活动均可纳入此语言运动的视野下观察。而古文运动使得言文分离的汉文再度言文一致，重新可以承载口语；墓志铭从骈文到古文的变化，是新兴士人阶级的语言习惯渗入汉文的最佳例证。而出于佛教讲经需求而诞生的变体汉文，也同样使得汉文向着适合口头宣讲蜕变。
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以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唐宋间社会变革的一侧面》为中心，兼及其他文章，系统介绍宫崎氏对唐宋身分制演变的研究。宫崎市定的论说基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展开，从《唐律》对“奴隶”“部曲”身分的不同界定和宋代佃户生活的实态，反驳东京学派将唐视为古代，宋以后视作近世的历史分期。宫崎以为，从唐到宋，奴隶与部曲逐渐消失，部曲逐渐从庄园中解放成为佃农，自宋代开始，佃户成为与地主身平等的阶层。从部曲到佃户，是唐宋间的重大变革，而宋代以后广泛存在的社会流动与“唯才是视”，更彰显着其近世社会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彦弘研究员发表《关于中古“身分制”的若干思考》，首先给出“身分”的定义：长期或终身从事、甚至世袭，且有特定待遇或负担的，才可称为“身分”；短期从事，则不可视作“身分”。进而指出，理解“身分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国家（官府）与民众的关系。“身分”的目的，一是保证“役”的征发与完成，一是赋予特权。因此，“身分制”是官府扩大执政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考虑到中国古代国家（官府）势力极为强大，从“身分制”的角度理解官民关系，其重要性或超过理解依附关系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制度、学术与政治行为
华中师范大学张固也教授的报告《武则天的闺名和称帝氛围的营造》，辩证旧说，依据佛经注疏《护国司南钞》引唐时古书《帝王目录》“则天，讳华命”的记载，考明则天皇后闺名乃“武华命”，并援引《旧唐书·方伎传》中袁天纲为武士彟妻杨氏相面的故事，推测则天皇后闺名的由来。其后，张教授结合唐人的避讳习惯，推断则天后祖父讳“华”应当是因她本人名“华命”而建构的结果，又联系武周后来改名“曌”，讨论武氏称帝前政治氛围的营造。
北京大学叶炜教授《对唐代皇帝搁置行为的初步考察》一文，认为关注皇权决策的同时，亦应重视限制决策范围的“没有决策”，亦即“搁置”。具体到唐代，即疏奏的“不报”与“留中”。此为皇帝在直接肯否以外的另一种权力方式，是皇帝作为决策者意志的体现。通过“搁置”，皇帝将议题排除出决策讨论范围，是其处理与官僚机构矛盾、压制大臣意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处理君臣关系的微妙手段，体现着皇帝对官僚群体的掌控。在此基础上，唐后期还衍生出处理藩镇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性搁置。但皇帝“搁置”的对象集中于个人上书，对机构奏议的搁置则较少；汉唐与宋明间大臣对皇帝搁置的迥异，仍有必要继续深入探究。
华中师范大学古丽巍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宋代枢密院承旨司：从“西院直公”到枢府属司》。藉由梳理枢密院承旨司自中晚唐到两宋的变化，呈现一个时代较长时间的政治演变轨迹，从而更清晰地透视时代演变的问题。此议题下，内朝与外朝、身分与权力、甚至“文”“武”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纳入考量。简而言之，自中晚唐到北宋，枢密承旨从由宦官充任，变为外朝官，且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其迁转路径可以与翰林承旨相比拟；枢密承旨司也逐渐演变成能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的中枢属司，且其官员由皇帝亲信担任，这也使北宋以来，尤其是神宗朝的改制呈现一些新的变化。
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唐帝国的地志与七世纪的百济——〈括地志〉百济佚文之研究》一文提示我们发掘域外汉籍所藏“佚籍”残卷的重要性，或可为一些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新的探索途径。例如现藏日本的旧抄本《翰苑》，其“新罗”“百济”“倭国”三目注所引《括地志》是理解隋唐东亚的重要新史料。童岭先生指出，考察域外“佚籍”，不能忽视的是初唐对化内、化外影响力的扩大与册封体系形成的大背景，《翰苑》所引《括地志》等关于百济的佚文，与唐代的朝鲜半岛征伐计划关系密切。此外，还从唐初行政区划体系与《括地志》成书过程两个方面，对今本《括地志》何以失载百济条目做出学理上的推测。
四、宗教、群体与世俗权力
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从宗教与政治两条历史脉络，梳理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始终与君主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月光童子信仰。月光童子源出佛本行故事，进入中国后，与谶纬思想相融合，逐渐成为带有谶言性质的政治宗教符号。月光童子的重要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为转生中土之转轮王的前世。这一理念，使得佛教对于世俗王权的转轮王普遍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操作，而月光童子信仰的核心，始终是转轮王信仰。
华南师范大学吴羽教授的报告《晋唐道教视野中的身分问题》，主要关注六朝道教经典如何看待门户的荣贵与贫贱，高门和皇族的宗教体验，以及皇帝受箓及国家确定道士身份的意义。天师道经典将功过善恶与家族兴衰、地位高低联系起来，现世的门户取决于先世的修行，上清经与《真诰》亦未超出天师旧说的范畴，而将现世贵贱与现世修道直接相联的《灵宝经》才是真正的突破。高门与皇族的宗教体验及其意义，要置于彼时精英阶层的学术背景之下才能有更清晰的体察。皇帝受箓与国家确定道士身分，尽可能地将能与神界沟通的人掌控于国家政权之下，既能补充国家祭祀日益仪式化的不足，又可藉此对抗利用超自然势力反对皇权的威胁，增加自己面对超自然界问题的信心。
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关注禅僧群体，其发表的《雅俗之间：禅宗文学的两种面向》一文主要探讨宋代禅僧群体在文学史上沟通雅俗的作用：基于禅宗的宗教属性，一方面，为获得世俗权力的支持，宋代禅僧不断与士大夫文化合流，多作诗词古文、四六疏榜，并编撰行卷与别集；另一方面，为求取更多的信众，禅宗仍须面向更为广大的下层民众，故禅僧也“说参请”“演僧史”等，与通俗文艺相涉。以“禅僧诗”为代表的“雅”与以“演僧史”为代表的“俗”之间时有互动，且不约而同地浮现出南宋的“临安高僧群”印象。
武汉大学陈曦教授系统考察宋代地域佛教的发展实况，其报告《回归山林：宋代荆襄地区的佛教》将目光投向两宋之际，处于宋金交战前线却又有大量僧人聚集的大洪山。此处非常难得地留下一组能够构成序列的石刻材料，可以窥见佛教进入，以及佛教进入以后与皇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梳理材料，可以呈现宋代随州大洪山佛教的兴衰，与曹洞宗由低谷走向繁荣、又复渐衰落的过程基本同步，借此尤能反观宗教与政治权力、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
五、身分、关系与墓志书写
复旦大学唐雯教授《墓志中的父祖身分书写》指出，唐代墓志近世书写的材料来源是家牒。家牒不同于此前研究较多的敦煌出土的图表式氏族谱，其内容更加丰富，不仅有姓名和历官，还有相对完整的传记，包括婚姻、子孙情况与葬地。家牒随时增补，不仅补入后人的事迹，还会因为儿孙发达，而补入后来的父祖赠官。墓志基于家牒对父祖的表达，既有传承的部分，也有自我选择与建构的部分。在对父祖官职的重视程度上，文士家庭与武将家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唐代士人家庭中的权力与身分——从萧遇墓志谈起》一文关注屡见于唐代墓志的“权厝”与“迁葬”现象。主要讨论“唐人迁葬时可能遇见的困难”与“墓志中所见萧遇的家庭关系”两个问题。自汉至唐，墓葬外部标记物的核心一直延续，唐人墓地可视标记的几个要素，是墓田、封土、神道碑碣、石兽与种植的树木。除树木与封土外，其他几个因素皆与官品身分有关，一般人很难获得，临时权厝者的表墓标记更是简易。因此，后人迁葬先人时，很容易出现找不到墓地或是找错墓地的情况。其次，从萧遇之父萧晋与萧遇本人身后合祔的故事，颇可见表面和谐的家庭中，后妻与嫡子关系的微妙张力。
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教授发表的《身系于主——唐代奴仆的墓志书写》，关注极为罕见的奴仆墓志。以吴孝恭、林存古、王绾三位后由主家放良的奴仆墓志为例，归纳唐代奴仆墓志的书写特征，揭示唐人对于奴仆身分的认知。奴仆墓志多无首题，且均以主家身分起始，凸显墓主人与主家的依附关系；志文折射时人对奴仆的期许是对主家的“忠孝”，即使身分变更，也不能忘却作为奴仆的本分，身分地位的变更，无法改变他们曾身为奴仆的印象。不过，墓志同时也展示着时人对主家形象的期许：即一个“好”的主人至少能够善待奴仆。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管琴副编审提交的论文《宋代墓志中的新学与崇观舍法》侧重墓志撰者的写作策略，尝试以北宋末至南宋初的墓志对新学与崇观舍法的评价为例，从一个层面透视宋代碑志折射出的学术史与官学教育的评价问题。指出在墓志这种文体的规约之下，在对新学的贬斥以及对个人出处的评价之间，有时会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在撰者意志与墓志书写“简而有法”的原则之间，存在写作者自觉或不自觉靠近的场域。
浙江大学吴铮强副教授《墓志书写中富户业儒的临界状态》一文，探讨宋代温州富户的士人化。认为在富户业儒的不同临界状态下，墓志对其财富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分别体现着书写者对富户业儒不同状态的认定。随着富户士人化程度的加深，墓志对其评价也渐向儒家理想倾斜。而富户的士人化是富户在士大夫政治环境中对自身身分地位的维护与奋争，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文化形态。从士人家庭到富户，甚至到身在贱籍的奴仆，可借墓志得窥传统史传中不曾展开的一角。而对墓志书写模式与书写策略的分析，又可在探讨“身分与权力”这一话题之余，拓展墓志研究本身的维度。
六、文体、身分与历史叙述
浙江大学叶晔教授的报告《投书与示法：唐宋古文家论文书牍的发生语境》聚焦论文书牍，关注文本独立背后的文类依赖，希望通过对投书、贽文、答书之文本间性的考察，将创作者的论文展开方式，置于唐宋社会及文学秩序的环境之中，更深入地讨论唐宋古文家论文书牍的写作机制，及其在整个古代论文书牍发展史中的意义。不仅揭示出唐宋士人文学交往的内在机制，也为唐宋文论展开的语境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弟子记〉与北宋中期儒学——以刘敞、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一文，试图摆脱南宋以后理学书写所主导的线性发展脉络，回归北宋中期学术思想史的现场，呈现熙宁变法与理学兴起前儒学的多元、张力与发展趋向。认为《弟子记》一书呈现的儒学多元化格局，与仁宗嘉祐朝宽容因循的政治氛围互为表里，但随着神宗即位后“大有为”目标的确立，学术的多元逐渐成为积极改革的障碍。而书中若干议论显示的刘敞与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差异，背后是宋代儒学复兴中教化之儒与功利之儒两种模式的对立，体现着对国家主导行政的不同立场。两种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也为熙宁变法初士大夫阶层间的分裂、对立埋下了伏笔。
上海师范大学李贵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南宋行记中的身分、社交与风景——解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意在提示我们注意风行于两宋的文人行记的重要价值。行记是行旅过程的专门记录，它叙述移动的空间，打破单一地展现某个地方的模式，将不同的空间串联组合在一起，展现不同位置的风貌及其关系，通过对多处特定的空间位置的选择与书写，建构起空间移动视野中的地理想象、社会想象、身分认同和权力关系。而周必大的《泛舟游山录》，正是这种综合呈现的极佳案例。
复旦大学侯体健副教授的论文《江湖岂在眼：〈贵耳集〉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趣味》重心在于对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内在价值的深入发掘。作为谪臣的张端义，对照当下追忆过往，在对现实的不满之下追溯并建构起一个贤明有为的宋孝宗朝。因此，《贵耳集》一类笔记本质上是一种“为己之作”，当视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制，其价值不在“补史之阙”，而在文本背后蕴藏的文人心态和书写趣味。回归创作生态，考察作者身分，关注修辞旨趣，或许才是认识此类笔记真正价值更准确的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发表《宋季诗歌中的“边缘人”：江湖术士、伎艺之徒与市井商人——以科举高第士人的诗文题赠为中心》一文，以科举高第士人的题赠诗文为中心，考察宋季诗歌中的“边缘人”，即江湖术士、伎艺之徒与市井商人。认为宋代科举的激烈竞争，使得士人的职业选择不得不趋向多元化，教书先生、相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乃至画师、书铺老板，都是士人可能的职业选择，士人与术士之间再无严格的身分区隔。与科举高第者的诗歌往还，既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同时也是这些走向社会的士人保持一定程度体面的方式。再者，宋代的江湖诗人之中，本身就有一部分江湖术士、伎艺之徒与市井商人，这也是宋代文学下移的一个表征。
在学术互动与碰撞的过程中，与会学者既认识到文史学者研究领域的各自边界，也感受到相互对话甚至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学者之间的广泛探讨确也推动着相关议题的深入反思，例如“身分”与“身份”概念的异同，文学创作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动与张力等，皆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辩论。在闭幕式上，工作坊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林岩教授、张达志副教授除感谢与会嘉宾外，还简要介绍了《中外论坛》（双月刊）改版的缘起和未来的工作规划。《中外论坛》于1991年创刊于美国纽约，2019年7月起全新改版为纯学术期刊，主要涵盖的学术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设置“专论”“译文”“书评”“动态”四个版块，使用繁体中文，投稿无字数限制。诚挚期待学界同仁多多支持，鼎力襄助，共同打造优质、多元的学术交流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