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句话是民间谚语，是古代劳动人民集思广益的处世智慧。
当然如果一定要找出处的话，还是找得到的。
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句子“慈不掌兵”，出自明朝儿童蒙学读物《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集结了中国从古到今（明朝）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作《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
也就是说，这本来就是一本收集金句的语录，其中有“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两句话。这两句话的真实作者是不可考的，就好像咱们乡里民间流传的一些处世哲学金句。
在万历年间，文士杨素总结古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经验之谈，在加注《增广贤文》时，增补为六句话：
仁不行商、义不守财；
情不立威，善不居官；
慈不掌兵、柔不监国。
这就很明显地进行了职能领域的区分。前两句说行商，中间两句说当官，后面两句说将相。
至于为什么变成“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很明显是民间对杨素的这六句又进行了再加工。
对于老百姓来说，“监国”是不可企及的事情，多提无益，因此删掉不讲。而“行商”，虽然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末，但是在民间自发的商品交易是普遍的，虽然有大商人的为富不仁，但也有小商人的诚信为本，所以估计很多人也不爱听，因此不提也罢。
“慈不掌兵，义不理财”是最早定型并被《增广贤文》收录的，自然有其民间理论基础，在去除杨素对这一谚语的文人化处理之后（保留了老百姓认可的新增“情不立事，善不为官”），这一俗语就正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把“立威”改成“立事”，“居官”改成“为官”，一是更贴合百姓生活，二是更加口语化。
只有流俗的，老百姓认可的才能真正成为谚语，流传下去。
那么这几句话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是有道理的，古人也是人，总结出来的观点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是同样有很多经验是跨时代而存在的，特别是关于人性的观点。
“慈不掌兵”是一句流传甚广的统兵古训。《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有云：
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对待士卒们优厚却不能差遣，深爱他们却不能命令，违抗军令却不惩处，就好像骄纵的熊孩子，是不能用来与敌人作战的。
“慈”的特征就是慈祥，溺爱，没有原则地迁就、放纵部下，自然会导致军令不行、威严不立，士气不佳，谈何领兵打仗？
当然这并不是提倡严苛对待下属，要有仁爱之心，但是不能有慈爱之心。如果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不能使”、“不能令”、“不能治”，当然就不能掌兵。
因为孙子前面还有两句：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只有将士卒看做自己的婴儿、爱子，士卒才会和你赴汤蹈火、生死与共。
这里的“慈”是指过度的仁慈，没有原则的溺爱，并非俗语中简单理解的就是要大棒立威。
“义不掌财”也很好理解，因为有个成语“仗义疏财”，你因为讲义气把自己的财都给疏了，当然是个败家小能手，谁会真正让你去掌管财政大权？那还不把家底赔个精光？
“情不立事”，其实和“慈不掌兵”差不多，是指性格柔弱者（情）优柔寡断，无法在大事来临之际分清是非，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
至于“善不为官”就有些老百姓的油滑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敬官、怕官，又想当官，没当上的时候还想黑一把。“善恶”之分是人性，实在是既简单又复杂的区分。而“官”其实只是一种职业，虽然会在职业性质上引导人的善恶，但终归一个人的善恶，与职业并非决定性关系。
多的是好官和坏人，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特别是到了当代，这种绝对的口吻并不讨人喜欢，虽然官场是个大染缸，但是这种从一部分数据就决定了整个职业特色的论断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情感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人们顶多是在确认了某人是个贪官之后，再用这句话有针对性地吐一下槽。
作为谚语，本身有一定的经验价值。《增广贤文》的编纂者对人性的认识以儒家荀子“性恶论”思想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换句话说，它提倡的就是以防范为首要标准的社会关系，也是法家提出人性恶，必须以制度来规范的思想基础。
比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是对亲情、友情经受不住金钱考验的吐槽；“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说明钱可通神，金钱决定地位尊卑；“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讲述人性扭曲，人心叵测。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是以挖掘人性之恶来教育步入社会的小白如何防备坏人、如何自我保护的一大碗毒鸡汤。
“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这几句话还算是相当客气、客观的。
除了最后一句之外，都是就事论事，即使到了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依旧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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