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杰出军事领袖。
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重九新军起义，后于1915年积极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
二
蔡锷是在中华民国史上绕不开的人，他的三大历史功绩是没人能够替代的：
1、领导云南重九起义。重九起义影响西南各省，配合武昌起义，为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作用巨大。
2、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护国军北伐，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元体，堪称民国第一护法。
3、出兵西征西藏，平定西藏叛乱，维护国家统一。
三
蔡锷英年早逝，从满清到民国，他如一颗璀璨星星，划过了短短的五年，在34岁的生命里定格，后人无不叹息！
读蔡锷的有关传记和史料，笔者发现有个很奇怪的问题：
1蔡锷非“同盟会”员，亦非“中华革命党”人，为何会成为云南重九起义的领导者？
四、
关于这个问题，云南著名史学家谢本书先生在《滇军风云》是这描述的：
“蔡锷，湖南邵阳人，是著名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学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比李根源还早（李是第6期）。回国后先后在湖南、江西、广西军界任职，来云南前已任广西龙州讲武堂总办、广西混成协协统（旅长）。他虽然未加入同盟会，却是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将领。1911年初调来云南，不久任第十九镇第37协协统（旅长)，而原37协协统王振畿则调任兵备处总办。当时，十九镇只有两个协，控制了一个协，就等于掌握了第十九镇一半的军权，而且37协驻防昆明，地位重要；另一个协，第38协，则驻防滇西南。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兴奋异常，准备积极响应。从10月16日到10月28日，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殷承谳、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刘存厚、谢汝翼、韩凤楼等（并邀请蔡锷参加），先后举行五次秘密会议，决定依靠已由讲武堂师生控制的新军基层指挥权力，立即发动响应武昌起义的昆明辛玄革命。鉴于蔡锷资格老（其实蔡锷此时年仅29岁，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故资格老)、地位高（新军协统)，又支持革命，参与了起义的秘密策划，故被推为昆明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这个结论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史实的，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一些版本的《蔡锷传》也是持这一观点。
而这个结论，但也却反证了一个问题，蔡锷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是被动参与的。
五
据史料记载：蔡锷1910年12月8日，因奉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调赴滇任职，向广西巡抚魏景桐递交辞呈，辞去本兼广西各差。
1911年 （清宣统三年辛亥） ，2月入滇。
1911年4月9日，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
梳理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蔡锷入云南正式任职到重九起义，时间不到半年，且非朝廷任命，而是由地方官员邀请，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李经曦。
六
李经羲（1860—1925），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清朝重臣太傅李鸿章之侄，光禄大夫李鹤章第三子。李经羲于光绪五年（1879）以优贡捐奖道员，1887年6月，任四川永宁道，后任湖南盐粮道、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升为广西巡抚，随即该任云南巡抚。1902年12月署里贵州巡抚。1904年5月，调任广西巡抚。1905年冬任安徽铁路矿务总理。1907年病免。1909年2月，升任云贵总督。
云南重九起义后，被蔡锷礼送出境。与王芝祥、于右任等在北京组织国事维持会，于1913年12月被袁世凯任为政治会议议长、翌年5月改任参政院参政。十月任审计院院长。1917年夏，被黎元洪任命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后因张勋复辟，李经羲就任不足一周即去职，后人把他称为“短命总理”。1925年9月18日在上海病逝，年65岁）
史料记载，李经曦任职云桂的经历很奇特，李经曦曾1899年从浙江布政使调任云南布政使，1901年4月21日，清庭任命李经羲为广西巡抚，仅仅过了一个月，又于5月21日匆忙下旨，令其改任云南巡抚。李经羲的广西巡抚一职，因为李正在处理“昆明教案事件”，根本没有来得及去上任，只是任职文件到了广西一游。
（昆明教案事件”：1900年6月，法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以在华兴建铁路需要自卫为名，擅自携带十余驮军火至昆明，被昆明南关厘金局发现后扣压。方苏雅不服中国官府管束，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其蛮横无理，激起民众义愤，万余昆明百姓包围昆明法国总领事府，焚毁拆卸了两座法国教堂并波及两座英国教堂，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昆明教案”事件）
1902年5月.李经曦被免云南巡抚一职后被闲挂2年。（后有学者研究是李处理“昆明教案事件”有功，把法国人要价赔偿30万两白银砍价砍到15万两，顶回了法国的其它无理要求。李自持有功，数次要求面见“老佛爷”慈禧太后，惹得“老佛爷”不高兴被免职）
1904年初，李经曦被任命为署理（清朝官制，代理之义）贵州巡抚。
1904年5月30日，清廷再度任命李经羲为广西巡抚，李于9月到任。
此期间就有了1906年邀蔡锷赴广西“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学堂事，并会同督练新军”的交集。
李于1905年冬改任安徽铁路矿务总理。1907年病免。直到1909年2月，任云贵总督。和蔡再无交集。
七
李经曦邀蔡锷入滇，后人有很多说法，包括很多学者、专家和传记作者，说法大致相似:1、知遇说；2、提拔说、3、爱才说；4、保护说；5、对革命党人纵容支持说；6、加强云南陆军讲武堂说。这些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细读相关史料，大多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以下几个理由：
1、云南讲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上书，请求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9月26日，正式开学。李经羲1909年2月到任后，亲自兼任讲武堂总办（校长），李经曦邀蔡锷入滇，已是1910年冬，讲武堂的第一届学员已毕业。
2、蔡锷入滇时已任广西蔡锷为军校总办、兵备处总办、干部学堂监督、学兵营营长及广西仅有的一协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基本掌握了编练新军的大权，职权和地位高于入滇后的军职，提拔说存疑。
3、李邀蔡锷到广西办测绘学堂和督练新军，两人同事时间仅有一年，蔡后来在广西的职务和成就和李经曦好像没多大关系，知遇说证据不足。
4、现有史料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蔡锷是“同盟会员”或“中华革命党人”，李对蔡的反清活动支持、纵容、保护等说法一无主客观依据，二无客观事实。（这个说法是起义成功后，革命军礼送李经曦出境，李的幕僚回忆说密探多次报告李，蔡有异动，李置之不理，但无实据可考）。
八
李经曦邀蔡锷入滇原因分析
1、加强对军队的掌控。李经曦主滇时，云南的正规部队只有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下辖两协，每协两标，每标3营，每营官兵536人，加上镇直属第十九炮兵标、马标、工程营、辎重营、机关枪营、陆军警察营、军乐队等，全镇官兵1.09万人。 两镇分别驻大理和昆明，在当时，装备和战斗力是很强的，但就兵员数量是不足的，在边防上，西边有英国（缅甸），南面有法国（越南），特别是1910年3月滇越铁路开通后，法国在河口、河内、海防一线驻军达十余万人。两个强盗对云南无时不在虎视眈眈，为以防不测，他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帮他掌控军队。
2、对“同盟会”及“革命党人”的防范。李经曦入主云南的头一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云南河口发动了武装起义。
河口起义，也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1908年4月初，孙中山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反正的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随即委派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
河口是连接滇越铁路的关键节点，在举行镇南关起义的同时，孙中山亦筹划在河口起义，欲借此为依托，以图云南。
由于组织指挥失误，起义军内部混乱，没有统一的指挥协调。加之法国殖民者的从中破坏：黄兴在越南老街遭法警截留，旋被驱逐出境。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又应清政府要求，封锁中越边境，阻禁革命党及粮械进入云南，并迫害、驱逐大批旅越革命党人，使河口革命军陷入孤立无援困境。革命军与清军在老范寨、泥巴黑、羊子街等地相持二十余日，最后被清军击败。5月26日（四月廿七日），清军占领河口。黄明堂率600余人撤至越南境内，立即被法国殖民军包围强制缴械，随后被强行遣散。河口起义宣告失败。
河口起义得到部分清军基层官兵的响应和支持，引起清庭的高度警觉，防范革命党人对清军的渗透就成了治理滇军的重点，这也是促署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上书，请求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直接诱因。
李经曦到云南后，对云南讲武堂更加重视，亲自兼任云南讲武堂总办，还任用了大批留学日本归来的人员充任教官，如李根源（同盟会元老之一）、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谢汝翼、韩凤楼、张子贞等滇军名宿。
同盟会、革命党的大本营在日本，李根源等人均有留日背景，且多为本土籍。找一个外省籍的、自己熟悉的、有治军能力的，与革命党没有瓜葛的人来帮自己掌控军队，从李经曦的任职经历看，蔡锷就成了不二人选。
蔡锷1911年2月入滇，4月9日即被李任命为云南清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在蔡的任命上，李经曦是非常迫切的，甚至是违规的，他先斩后奏，先任命后再迫使清庭追加承认。
（参见邓江祁先生《蔡锷任职云南陆军三十七协协统时间新考>>）
3、治滇政经能力的考量。蔡锷一生虽短，但著述甚多，有两篇关于云南的文章，在当时极为引人关注，可以说是蔡锷身在广西，心系云南。
其一：《佛国陆军之腐败》，此文1909年2月在《南洋兵事杂志》29期，署名击椎生译，经专家考证，击椎生为蔡锷笔名。）
（《南洋兵事杂志》1906年9月创刊于南京，月刊，属于综合性军事刊物。该刊由两江督练所教练处总发行，兵事杂志社编辑，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共发行了57期）
本文为蔡锷翻译法国（旧时称法国为佛国）民主党代议士哈姆伯鲁妥议法国军队的短篇论著，说的是法国的问题，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清，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四分五裂，在列强的欺辱中，云南人受法国欺凌、威胁最大，因此，蔡锷又将文章加了按语发表于《云南杂志》第12期，在按语中，他这样写道： “告诫滇人：（法军）虽形腐败，而屯驻于河内、海防、北宁等之十万雄兵，此吾人所目睹而未可轻忽者。
吾愿吾滇人，蓄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唤（焕）发其爱国爱种之心，以待济河焚舟之一战。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为我滇人卜也（卜，贺也)。
其二：长文《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以击椎生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号上连载。
本人查证相关史料，《云南杂志》为云南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创办，主办人李根源，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根源在日本被推为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并创办《云南杂志》该杂志在日本发行后流人国内，共发行了23期，李根源曾为《云南杂志》经理。
这篇长达12万字的文章，不当是讲了云南的外交问题，涵盖了关于云南的铁路、矿产、通商等在外敌的欺辱下，无“治外法权”，无土地主权，无国定关税制度、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等危害。还对民政、财政、邮政、货币、情报、统计等作了充分的论述，这对于当时对滇情的了解，对云南的政治经济建设是有极大的参考作用的（有点观点在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实证了蔡锷对云南的长期研究和关注，也体现了蔡锷的经世治国之才。重九起义成功，在政局基本稳定后，蔡锷即发布了《关于编制五年政纲的通令》（1912年1月），离起义成功不到三个月，这在民国建立之初的地方政权中是极少见的。
九
蔡锷入滇原因分析
笔者在上段谈到，蔡锷身在广西，但心系云南。长期关注云南，李经曦之邀，可谓是“正和我意”。但客观上，1910年10月的广西“倒蔡事件”，对蔡锷的负面影响巨大，使其心生去意。可以说蔡锷是被逼出广西的。
1910年的夏天，广西有人告发蔡锷，罪名是徇私、庇湘，仇桂、纳贿，祸害本省，贪婪舞弊。一时间，广西的报纸上、街头的传单上、城墙的宣传栏上，到处都是蔡锷的罪名。更有甚者，很多学生、商人"自发"聚集起来，到衙门里请愿，要求官府罢免蔡锷，将他驱逐出广西。这便是"广西驱蔡风潮"。
这事本因广西干部学堂甄别剔退部分学生事，被广西咨议局诬指为“庇湘仇桂”，引发“驱蔡风潮”。
1910年10月，经清庭陆军部派员调查，广西干部学堂甄别剔退部分学生“并无不公之处”，谘议局呈控蔡锷违法纳贿各节，“均无其事”。虽然蔡锷的罪名被洗脱了。但是，经历了这次风波，蔡锷的身名大受影响，也使得他萌生去意。
关于驱蔡背后的真实原因，笔者在综合各种史料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历史原因，湘桂矛盾。现当代有个说法，无湘不成军。但学过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湘军成军于曾国藩，成名于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和剿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对国家而言是大统，是大义。但对于个别家庭和个别人而言，可能是痛苦，是血仇。广西干部学堂所谓的学生甄别，其实是要淘汰部分学员，被淘汰者就失去分工资格，就只得失业。由于广西干部学堂有部分湘籍学生，广西人即不想让湘籍学生抢了饭碗，更不想让湘籍的军官蔡锷在广西做大（时蔡锷为军校总办、兵备处总办、干部学堂监督、学兵营营长及广西仅有一协的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基本掌握了编练新军的大权）。
其二：革命党人推波助澜。在现在公开的资料中，蔡锷虽在日本留学，但未加入同盟会或革命党。以蔡锷的能力和在广西新军中的地位，自然是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但没有成功。有史学者说，革命党人在两广和云南的起义中，蔡锷曾多次给予资助和武器支援，但无实证。而“驱蔡风潮”中，被证明确有革命党人参与，甚至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上街游行请愿、动员商户罢市等就是革命党人所为。这说明，在入滇前，蔡锷和和革命党人是保持一定距离的。
十
蔡锷入滇，遇到了知音。笔者所说蔡锷的云南知音，不是指所谓知他、识他的云贵总督李经曦，他的知音当属云南起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同盟会元老，革命党人李根源。
李根源（1879年6月6日—1965年7月5日），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云南腾冲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昆明高等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9月，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
蔡锷1911年到云南时，李根源已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蔡锷随即被李经曦任命为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成为云南军中高层，但两人的因缘际会远不止于此，笔者在前面提过，李根源在日本创办了《云南杂志》，蔡锷在《云南杂志》发表过文章，经笔者查证，蔡锷在《云南杂志》第4--12期，共发表和连载过诗文32篇（首），这说明这两人神交已久，共同的抱负，共同的理想，使蔡锷最终在云南，在李根源处接受了三民主义，接受了革命党，最终举起了反清义旗。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鼓舞云南革命党人的斗志，同盟会李根源、唐继尧等在组织革命党发动云南起义的过程中，争取了蔡锷的加入，并推举他为总指挥，李根源后来回忆说推蔡为总指挥，是因蔡锷在日本留学先于李、唐等，资历深。这只是议事时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起义是临时发动的，革命党人能直接控之的兵力只有部分教官，讲武堂学兵连和分散于滇军中的讲武堂学员所控制的部队，争取蔡锷就成了关键节点，37协驻守昆明有两个标，争取蔡锷携37协驻昆明部队加入，起义军和李经曦的守城部队在人数和装备对比上就有了绝对优势。加之李经曦对蔡锷的信任，使起义军得以出其不意，一举成功（李在得知起义军攻城消息后，还致电蔡锷“松坡救我”）。
十一
本人现在说云南重九起义前的这段历史缘由，不是想抹杀蔡锷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的，也抹杀不了蔡锷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笔者只想还原这段历史以真实，笔者阅读过多版本蔡锷的传记,对起义筹划过程都很隐晦，而李根源和唐继尧等人的传记资料都表明是多次和蔡锷协商，这就有一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真像就是蔡锷是被李根源和唐继尧等革命党人动员和争取过来加入反清大业的。
史料记载：蔡锷在任滇军37协协统到武昌起义爆发前，曾做了两件事：
1、1911年4月13日，致书石陶钧，认为端方复出，“我族其无噍类矣”。并谈应对列强入侵方略：“以两湖为根据地，相机肆应，未必不可保半壁之局。苟有万众一心，以赌存亡之决心，断可有济。”
2、完成了《曾胡治兵语录》。该书辑录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并加按语，洞澈窍要，融近代三大政治军事家治军思想于一炉，被誉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蔡锷的大致意思：端方复出，我族（汉族）死定了(噍类,活着的人），说直接点就是端方复出，大清没救了，面对国家被列强瓜分肢解的惨状，应以曾胡之策整顿军备，以两湖为根据地守半壁江山和列强抗衡。并无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意，如有，他也就用不着写《曾胡治兵语录》了。
出现主次记录的不同，明眼人都清楚，重九起义成功，蔡锷成了最高领导，在蔡锷的领导下，滇军异军突起，西征西藏，北伐四川，东起讨袁，组建黔军，在民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蔡锷在重九起义的主动或被动在当时是未公开的,李根源、唐继尧等人在起义后也成了蔡锷的直接下属，作为滇军高层的核心成员，说出真像也不和适的，只是在后来的回忆中，婉转地说是商量。
细扒这段历史，只能说，历史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蔡锷在特定的时候出现在云南，从而加速埋葬了大清，成就了云南，成就了滇军，成就了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