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梦月 翻译、整理
本文整理自2021年11月13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第三讲。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主持，主题为“‘乾坤在握’: 中国古典医学中的技术型身体观”，主讲人为韩嵩教授（Marta Hanson），与谈人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翻译理论及实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王银泉教授。
韩嵩师从著名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科技社会学系博士；2004-2021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系副教授；2011-2016年，担任《亚洲医学：传统与现代》（Asian Medicin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期刊高级合作编辑；2015-2019年，担任东亚科学、技术及医学史国际史学会主席（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现为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德国马普研究所下设多所研究站及课题组，截至2019年10月，马普研究所诞生了2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韩嵩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科学及医学史、中医身体史、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史、晚清社会文化史，主要的出版物有《说疫：中华帝国晚期的疾病及地理想象》（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 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现代社会，人类越发倾向于使用手机及电脑等外接设备来帮助记忆，构建思维并处理工作。在这些设备发明之前，中国古代医者则常精妙地利用身体，尤其是手，来增强认知能力。通过医籍文本及大量插图可见，古代医者用手助记，灵活地进行占卜与运算。手与大脑密切配合，成为认知延伸的工具。换言之，医者的“身体即技术”，医者的身体是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次讲座涉及中国古典医学中的术数传统，韩嵩教授将带领参与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占卜游戏，以这场游戏为线索，她将分享个人撰写文章的思考过程。
引言
本次讲座中，我将详细阐释我的题目“乾坤在握”，说明我关注这一选题的原因，及如何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上进行扩展及思考。我希望听众能实际参与讲座，讲座过程中，大家将了解到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尝试从头到脚地使用自己的身体。讲座接近尾声时，我将带领大家用手掌进行占卜，以学习并揭示中国医者的身体思维方式。此次讲座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医者以复杂的方式利用身体，特别是手，来增强他们的认知能力。相比之下，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的各种技术软件来实现记忆功能，这些技术软件不仅可以构建我们的思维，还可以主导我们的日常生活。我的题目——“乾坤在握”，指的是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中国医生既用手来理解身体，也用头脑来理解概念。
明代医家张景岳（1563-1640）的著作《类经图翼》里有两张指掌图。我将汉语中的“掌诀”翻译为英文的“助记法”（hand mnemonic）及拉丁语的“指环占卜术”（dactylomancy），其中的英语翻译更侧重于助记法或记忆功能，拉丁语翻译则强调手的预测或占卜功能。《类经图翼》等中国医籍记录了医者用手来记忆、思考及治疗的证据，此后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些图像。至少到7世纪，中国医籍中已有关于掌诀的记载。孙思邈（581-682）《千金翼方》第二十九至三十卷题为“禁经”，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医疗实践和禁忌咒术。《禁经》的开篇有一节“掌诀法”，这是中医将掌诀用于医疗仪式的最早的文本记录。
至于讲座的副标题“中国古典医学中的技术型身体观”，是受我的同事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Projit Bihari Mukharji的启发。其著作《医学传统：阿育吠陀、小型技术及编造科学》（Doctoring Traditions: Ayurveda, Small Technologies, and Braided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讲述了1870年至1930年间印度医生群体如何运用来自西医的小型技术，例如怀表、温度计和显微镜，及如何将这些技术编入他们本土的医学传统。该书最后一章关注医生自己的身体，医者身体被喻为一辆双轮战车，一个轮子代表知识型的头脑，另一个轮子代表实践型的身体。医生的“净化仪式”（shuchi）是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纯洁的医者身体是迟钝的医疗工具。此处引用他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印度医生思考的实践维度：“医疗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其实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阿育吠陀医生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为此，我们将重点讨论Gopalchandra的禁令，涉及医生排便的问题。Gopalchandra之所以关心医生肠道，不仅是为了强化社会规范，而是因为他和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认为，未排便的医生是迟钝的工具，他们会导致治疗效率低下。”（Doctoring Traditions, pp. 227）为了保证疗效，医者必须在思想和身体上都保持纯洁，因此医者需要在接诊前排空肠道，还必须穿戴整齐，举止端庄得体。
在利用怀表帮助病人把脉前，这些印度医士将声音作为记录时间的工具，他们通过吟唱来计时，如同美国人会拼出“MISSISSIPI”或说出“one title="周易赤口是什么意思" alt="周易赤口是什么意思">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将给大家举一个占卜的例子，它对我原先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有所启发，亦给我增加了一个全新维度的研究兴趣。其次，我将介绍原有的研究框架，最终阐释我如何进行研究框架的扩展。
一、占卜与启发
2001年7月，我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及普林斯顿大学Gest图书馆内工作，为9月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做准备。会议重点是中国的视觉文化，而我正在研究中医文本中的插图。此次会议名为“从图像到行为:中国知识及宗教文化中的视觉表现的动态”（From Image to Action: The Dynamic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Collège de France, 3-5 September 2001），组织者最终出版了一本论文集（edited by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Georges Métailié: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Leiden: Brill, 2007）：“本论文集对中国思想和实践中的技术型知识进行了富有挑战性的全新诠释。通过图表、平面图或绘图所传达的中国技术型知识可以追溯到古代。早期研究集中关注专门的图纸（tu），比如地图或机械绘图。在这里‘图’是一个中文术语，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哲学范畴：指导行动的可视化样本，涵盖曼陀罗（东方宗教的圆形宇宙图）到现代地图，与文本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独特的交流作用。”其中关于图像知识生产及行动指南的论点对我目前的研究至关重要。
彼时，我正在研究中国流行病的构想与治疗，即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说疫：中华帝国晚期的疾病及地理想象》。我专注于研究以六十年为周期预测流行病的图表，这些图被用来阐释“五运六气”的医学理论。简而言之，五运六气说讨论了天的“五运”（五个周期阶段）及地的“六气”（六种气候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的史料来源是《古今医统大全》《类经图翼》《医宗金鉴》，这三本医籍涵盖大量的五运六气说的插图。前御医徐春甫（1520-1596）于1556年编纂的《古今医统大全》中有33幅相关的图。儒医张介宾1624年的著作《类经图翼》中收录了64张相关插图，几乎是徐氏的两倍，说明了五运六气在中国流行病学和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测定脉象正常与否方面。在清廷授命下由御医吴谦（1689-1748）编纂的《医宗金鉴》重刊了23张相关图表，其中大量插图直接取自徐春甫及张介宾的著作。
《古今医统大全》的插图中，医者们使用图解以及助记诗句（“歌曰”）来解释五运六气说。至少从8世纪开始，在中国古典医学的一些流派里，五运六气说将宇宙变化与全社会的流行病及个体病例联系到一起，发展出复杂的排列组合，使宇宙变化与个体脉象相关联。这一学说包含《素问》的七个章节，即《黄帝内经》（约公元前1世纪）的一部分。《黄帝内经》在8世纪时成为中国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五运六气说至11世纪末北宋时期才流行起来，而我想讨论该理论如何成为中国流行病学的基础，以及它如何在明清时期有关流行病的医学著作中刊行。
2001年夏天，我主要思考了以下的研究问题：什么中医文本插图最多？何时出版？为何出版？为谁出版？图像发挥的作用与文本有何不同？图像如何形象地归纳中国的流行病?这些图与临床实践有何关联?为何“五运六气”需要众多插图?我发现，学习图表和助记符是理解这个复杂学说运作的好方法，当我的中国同事来到普林斯顿时，我正在研究这三本医籍如何通过图表、文字注解、助记口诀来让更多人理解五运六气。《古今医统大全》、《类经图翼》和《医宗金鉴》分别强调了不同形式的视觉、文字和助记方法，以向儒医之外的更广泛的受众解释汉代的医学经典。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医学图表和助记口诀是某些儒医主要的出版内容，这是他们恢复汉代经典医学的一种尝试。而另外部分医家已经不再青睐汉代的古典医学，他们倾向于采用金元时期（12-14世纪）革新的医学典籍。
上述的思考在短短的一天里改变了。那是2001年8月12日，我本应于上午10:30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的抵达区接一位中国同事张嘉凤（Chia-feng）。我准备驾车和我的狗一起去机场，但出发没多久，我注意到车后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汽车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不能再驾车了，否则车身损坏的排气管会中途脱落，我不得不将车留在维修厂。那是个缺少智能手机和短信的时代——我甚至没有手机，不能在途中通知我的同事。我寄希望于她在行李认领处徒劳地等待一小时后能意识到我无法去接机，而我只能尽快返回家中等待她的电话。幸运的是，就在她预定抵达纽瓦克机场后的十分钟，她拨通了我家里的座机，她能够在11点15分乘坐下一班机场班车前往普林斯顿。
第二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我看向阅读桌对面的同事，突然想到：“她为什么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了？”如果是我，我会先去拿行李，在外边的接机处等上一段时间。至少等待一个小时，我才会去寻找公共电话的位置。当我询问她时，她解释说：“我用手指算了算，结果为大安，我推测你没有发生意外。但我也知道你不会来接我，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你了。”我完全迷惑不解，请她再次解释她如何用手指占卜，这是她在黄色便利贴上画的内容。在那个犹豫不决的时刻，这个简单的计算帮助她理清了思路，她打电话给我，了解到我当时的情况，对原有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
大致而言，张嘉凤使用的小六壬掌诀是一种时间占卜术（Horary Astrology），这种占卜术通过演算提问的时间、占卜者收到或理解问题的确切时间或“时辰”来预测事件走向。相比之下，本命占卜术（Natal astrology）使用的是一个人出生的确切时间。择日占卜术（Electional astrology）是为了未来的某事有更好的结果，根据日历推算吉时。例如，Hemerology（希腊文hemera，意思是“天”）是一种择日占卜术，它根据历法参数确定吉利和不详的日子。择日占卜在中国也有悠久的传统，有关的记载可追溯到汉代的《日书》。中国现代的日历与古代的日历有着显著的连续性，至今人们仍会对日期及时辰的吉凶情况进行分类，根据万年历择取黄道吉日。
时间占卜术不同于本命占卜术和择日占卜术，因为它关注“现在”，它使用的时间变量不是过去或未来的时间节点，而是当下提问或理解问题的时间。张嘉凤使用的时间占卜术基于中国农历的数字命理学，西方时间占卜术的体系则主要基于行星、黄道宫和太阳历。西方的时间占星师会根据接收和理解问题的确切时间，构建与行星位置及黄道宫位相关的预言。本命占星术也会这样做，占星的宫位取决于所问的具体问题及出生的具体时间。中国的时间占卜术——小六壬需要选择农历的特定数字。尽管西方和中国的时间占卜术具体方法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即将提问者和他们所问的事情（被问者）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中。
我的同事张嘉凤解释说，小六壬掌诀需要三个数字作为推算的变量：月份、日期和提问的时辰，且必须使用农历。第三个变量——时辰也可以替换为提问者脑海中想到的汉字的笔画。她甚至给我看了她随身携带的袖珍日历，通过日历，她可以迅速得知对应的农历日期。当然，如今大众已经可以轻松地在手机上下载转换历法的应用程序，或者在线访问任何年份的公历-农历转换表。小六壬掌诀会用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节作为占位符，六个指节投射出六种可能的占卜结果。占卜时，拇指就像游戏棋子一样，在手上的指定位置顺时针移动。占卜有六种结果：留连、速喜、赤口、大安、空亡及小吉。大安、速喜、小吉形成“峰”，代表着吉；反之，留连、空亡、赤口形成“谷”，代表着凶。
当我最终理解了小六壬的推理过程时，它彻底改变了我看待中国医学典籍的方式，让我注意到医学典籍中被我忽视的内容。张嘉凤在黄色便利贴上绘制完“掐指一算”示意图后，去Gest图书馆查询文献。我则在自己阅读的医学典籍中寻找手指推演的内容，我找到了三张指节处记有字符的指掌图，其中两张刊载于张介宾的《类经图翼》，第三张见于吴谦的《医宗金鉴》。这三幅医学指掌图呈现的内容正是我最初研究的五运六气学说。在我为“从图像到行为”会议做准备，研究中国医学文本的插图时，我已经多次翻阅过这些指掌图，但我之前并未关注到它们。如果没有中国同事张嘉凤试图向我解释“掐指一算”的方法(在医学文献中被称为“掌诀”)，我不会意识到手在医学典籍中的重要性。即便你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当你找不到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线索时，了解他人的学术研究或许仍能给你带来启发，无论是Mukharji的“身体即技术”观念或者张嘉凤的“掐指一算”都让我受益匪浅。
8月13日后，我的研究问题有所改变：写在手上的医学理论是什么？指掌图与其他图像的关系是什么？医生是从哪里学会用手作为记忆和计算工具的？这在中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实践吗？在其他地方呢？
经过进一步思考，我意识到指掌图是连接五运六气学说和临床实践的关键环节。否则为什么要创造医学指掌图？难道不是为了让总结的学说能够随时随地得到应用么？医者的手作为“图像”，涉及到医疗实践中的特殊“行为”。因此，我在巴黎的学术会议上没有讨论有关流行病预测的医学图像，而是介绍了中国医学典籍中以手作为主题的图表、助记工具及临床医学演算法，并说明它们的内容、出处及使用范围。
例如，《类经图翼》中的《司天在泉指掌图》涉及到推六气法，六十年为一循环，推算每年的气候、时疫和疾病模式。《南北政指掌图》则以一甲子为周期，帮助医者将病人的脉象定位到当时的季节性脉象中，来诊断病人脉象是否正常。掌诀还被运用于开具伤寒传统药方及确定针灸穴位等领域。上文两张指掌图涉及张介宾对掌诀的解释，他认为其来自于阴阳学说，并列举出阴阳家用于占卜的其他类型的掌诀。无论是在中国和欧洲，手掌助记法都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广泛存在。本次讲座标题“乾坤在握”也主要受张介宾《类经图翼》的启发，《类经图翼》用“掌中一轮，六气燎然在握”阐述掌诀，将双手的物理动作与头脑的心理认知相结合。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的作者认为，“理解就是把握”： “经验基础是理解因经验基础相异而不相合的譬喻之要角。以譬喻概念如‘未知是上；已知是下’（UNKNOWN IS UP；KNOWN IS DOWN）为例来说，例句是‘That’s up in the air’（此事还悬在半空中[→此案悬而未决]）与‘The matter is settled.’（此事已定[→定案/办妥/尘埃落定]）。此譬喻有一个类似‘I couldn't grasp his explanation’（我捉摸不定/抓不住他解释的含意）一句所显示的‘理解/了解是掌握’（UNDERSTANDING IS GRASPING）之经验基础。以具体物件而言，如果你能抓住什么并握在手中，你就能仔细看并作合理的解释。对象若是在地上某一固定位置，远比浮在空中（如一片叶子或一张纸）抓起来容易，于是‘未知是上；已知是下’与‘了解是掌握’两者具整体相合性”。（[美] 雷可夫著，周世箴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台北：联经出版社，2006，第41页。）
通常情况下，漂浮在空中的东西代表未知，而已知的东西往往实实在在落地。类似地，当你能把某样东西抓在手里时，它是非常有形的，它就在你的手中。 因此，“知为下、不知为上”的抽象比喻与“理解就是把握”的身体比喻是一致的。头脑理解事物，就好比用手掌抓住物件。中国医学中存在与“理解就是把握”类似的“手的隐喻”，这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譬如，“指南”一词来自于宋朝的指南针,在13世纪上半叶首次被用于医学典籍《察病指南》中，相关研究可参考我发表在《英国科学史杂志》特刊上的论文（From Under the Elbow to Pointing to the Palm: Chinese Metaphors for Learning Medicine by the Book (4th-14th Centuries), Special Issue title="周易赤口是什么意思" alt="周易赤口是什么意思">
二、原始的研究框架
我最初是在“记忆艺术”（arts of memory，记忆技法）的范畴内去理解“指掌”的，并将其视为身体形式的记忆法。例如，人们是如何用手指关节助记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所有凸起的指关节代表阳历有31天的月份。由于7月和8月都有31天，助记时也可以只用单手，数完一遍后再重头开始。2月当然是28或29天，这取决于平年还是闰年。就像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的例子一样，此处也有一个助记诗诀：“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日，平年二月二十八，闰年二月把一加。”
物理学中也有十分常见的例子，那就是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斯（John Ambrose Flemings）的左手力学定律及发电机的右手定律（电磁感应定律）。我自己还会使用电话键盘助记法，我会在脑海中将电话键盘投射到左手三根最长的手指上，通过敲打指节记录数字，比如电话号码、航班号和登机口号，这样我可以避免反复从钱包里掏出机票，或打开手机的航空应用程序来查询行程。“记忆艺术”是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相关著作可参考下图。
在欧洲历史上，“记忆艺术”主要依靠精神图像及建筑结构来帮助或增强人们的记忆，而不依靠人的身体本身。然而，有证据表明，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们像中国人那样用手来助记，在冥想练习中也会使用到手。下图为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2000年举办的一次展览的目录，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印刷文本中的手部助记符。
还有一系列欧洲的例子：从12世纪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15世纪的天主教宗教课程到17世纪的耶稣会冥想练习。
近代早期的欧洲印刷文化中，人类身体各部位被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以帮助人们记忆各种类别的事物，正如这幅16世纪晚期的“智慧宝藏”木刻画所示。
用整个身体来记忆事物的顺序——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是黄道十二宫人体图。15世纪的威尔士手稿描绘了黄道十二宫从头到脚的顺序。占星术基于身体部位由黄道十二宫分别掌管的观念，当月亮运行到身体部位对应的星座时，外科医生不应对病人使用烧灼、拔罐或放血法，这是因为天体的力量会迫使血液流失比手术预想的多，从而造成严重的体液失衡。这是目前学界对黄道十二宫人体图的解释。
实际上，这些图也是一种助记方式，人们通过身体上十二个部位来助记星座的顺序。从黄道第一宫到第十二宫，不同的身体部位对应不同的星座：白羊座躺卧在人的头顶上；金牛座的角仿佛人的耳朵；双手对应双子座，双胞胎在人的手臂上休息；螃蟹的爪如同人体胸廓肋骨，对应巨蟹座；心脏是狮子的居所，象征狮子座；处女座所在之处是女人的子宫；向下是髋骨，意指平衡，对应天秤座；蝎子座的长尾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半人马形态的射手座将其蹄子固定在人类大腿上；摩羯座横跨人体左右膝盖；人类小腿的形状如同希腊罗马时期的双耳瓶，瓶口向下，水流倾泻而出，对应水瓶座；人类双足仿若水中游鱼，象征双鱼座。身体是记忆十二星座的有效手段，能够记住中国十二生肖的听众应该也能快速地记住十二星座。
中国人也用整个人体来助记，但助记内容及目的不同。譬如道教的八卦，《易经》中的八卦映射人体内外的不同部位，此外还有助记八卦的掌诀图(“八卦指掌”）。
从宗教仪式、驱除邪祟到冥想静修，从理解汉语发音到进行数学运算，中国文化中还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掌诀。对我而言，何丙郁的《中国术数》（Ho Peng Yoke,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一书非常重要。该书首次论述了11世纪中国司天监使用的占卜装置——这种装置源于汉代；聚焦术数“三式”，“三式”指太乙、奇门及六壬，占卜时要借助木盘；阐释如何用手进行占卜及运算。这些占卜技法可用于预测气象，推衍政事和人事。
以下是晚明阴阳学家使用掌诀法推衍未来的图例，来自于张介宾的《妙锦万宝全书》1596年首次刊行版。
1780年，法国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也将中国十二律手势助记法翻译成了法文，载于其著作《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本次讲座的与谈人王银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耶稣会士及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很好奇在他广泛的阅读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将中国的手部助记符翻译成欧洲语言，或将欧洲的手部助记符翻译成汉语的例子。
三、扩展的研究框架
接下来我将进入讲座的第三部分，说明我如何扩展研究框架，更进一步地理解中医掌诀以及迄今为止在中国、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更广泛的手部助记现象。
1998年，两位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发表了一篇关于“扩展思维”的论文，该文极具影响力。（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Vol. 58, No.1(1998), pp.7-19）他们提出，认知功能并不单独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相反地，许多认知机能存在于外部。他们使用了一个虚构的案例，以便更好地阐释这个观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奥托与没有患病的普通人奥尔加都想去博物馆。奥尔加通过阅读可以记住去博物馆的路径，又或者她以前去过那里，脑海中尚留有印象，她不需要刻意将细节写在纸上。而奥托记不住前往的方式，所以他用笔记本记录下一些指示，来帮助自己顺利到达目的地。最终，他们都到了博物馆。关键在于，奥托的行为体现了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提出的“扩展思维”假说。奥托必须使用笔记本，而奥尔加则纯粹依靠她的记忆，虽然两者都使用了认知功能，但奥托通过他的笔记本让思维得以扩展。
此外，安迪·克拉克认为，手势也是思考和推理的一种手段。手势作为外化思想的身体表达，既是具身认知的形式，也是思维扩展的案例。只是这种拓展不记录在笔记本中，却附着于人们进行交流时所用的身体上。双手与面部表情相结合，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思想、经历和情感。当然，肢体语言也可以表达个人的想法。譬如，手指着某物表示“这个”；挥手示意代表着“问候”；双臂环抱身体，单手托着下巴表达“怀疑”；向身体两侧高举双臂表示“太好了”……
例如，这只猩猩想要抓到树里的虫子，它正用手指捏着树枝探入树洞。此时树枝延伸的不仅仅是它的手指，还有它的思维。这类似于中国的书法艺术、针刺疗法及艾灸。
作为现代认知科学“扩展思维”的例子，中国的掌诀有何更广泛的含义？下图来自于《妙锦万宝全书》，图上坐着一位卜卦算命的先生，他的书桌左边是助手，右边是前来算卦的人。他的右手放在桌上，手的两侧是像计数棒一样的工具，而其左手正在“掐指一算”。如果采用安迪·克拉克对“用身体思考”的分析，认为身体是大脑认知的合作者，那么图像中算命师的行为就是“扩展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扩展大脑认知功能而言，他用手的方式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奥托用笔记本的方式相似。换言之，手和笔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类思维的延伸。人类通过笔记或手算来刺激思维，进而扩展思维。
在科学史领域，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安·布莱尔（Ann Blair）和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曾撰文指出（Ann Blair, Note Taking as an Art of Transmiss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1 (2004), pp.85-107; Lorraine Daston,Taking Note(s), Isis, Vol.95, No.3(2004), pp.443-448.），记笔记不仅是近代早期（和今天一样）传递知识的技艺，也是做记录的基本手段——它既是记忆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认识过程的组成部分——自然可以被视为扩展思维假说的例证。
我的同事张嘉凤会在自己犹豫不决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通过小六壬占卜，于六种可能性中寻找答案。占卜可以帮助她决定下一步计划，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最佳结果。关键在于仪式本身为思考提供了时间，有助于她脱离茫然的现状，投入具体的行动。这一过程类似于中国医者使用掌诀测量患者脉搏，基于一系列可预见的可能性，医者会对患者当前的病情做出诊断。把脉也与农历的时间变量相联系，致力于将个体置于更广大的时间框架中。正如张介宾《类经图翼》中的第二张指掌图《南北政指掌图》所示，根据有限的可预见的结果，医者可以评估出后续最佳的治疗措施。在占卜和中医案例中，基本目标都是将可能出现的结果缩小到有限范围，然后根据当时的卜算结果，做出后续的决定。
通过此前的铺垫，想必大家都已对小六壬占卜法有所了解。此刻，我将带领大家成为一名占卜者，请诸位思考一个担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过于重大，最好关系到当下日常的生活事务。我的同事张嘉凤用的右手，而我倾向使用左手。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农历换算出月、日、时辰三个数字，记住六种预言在指节上的相对位置，用拇指按住小六壬左下角的大安，顺时针方向依次点过流连、速喜、赤口、小吉、空亡。当一个数字数完后，从结束的位置接着数下一个数字。对于大于7的数，我们可以从中减去7，根据余数来运算。今天是西方公历2021年11月13日，相当于中国农历的10月9日，所以占卜的前两个数是10和9。至于第三个数字，这里有两个选择：我处于柏林，现在是摩羯座的时间，相当于未时，我的第三个数字是8；北京时间为戌时，诸位的第三个数字应该是11。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数字也可以是大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汉字的笔画，有意者可以将汉字写在纸上。
让我们遵照游戏规则移动拇指，从A到D,从D到F，最终又落到D上，若按北京时间运算，占卜结果为赤口。按柏林时间运算，占卜结果为大安。请回忆此前自己提出的问题，根据占卜结果，有人改变最初的想法么？诸位主要关注的是什么？要做什么？这个仪式就是我对占卜的理解，它帮助人们从一个犹豫不决的时期过渡到采取行动的阶段，或者说引导提问者转换思考方式，更好地去理解及应对问题。
就我所见的材料中，小六壬掌诀最早出自15世纪晚期的《类编历法通书大全》（1470年），撰者为明代的熊宗立（1409-1482），其一生著述甚丰。《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所载的六壬法预言结构与现在完全一致，但内容却明显不同，关系到健康、福利、工作、自然灾害、家庭诸如此类的问题，揭示出不同文化的建构方式。
此处想要强调的是，张嘉凤教给我的占卜法及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的大量掌诀，本质层面上类似于科学仪器。望远镜和显微镜拓展我们的视觉，听诊器、后来发明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拓展我们的听觉。同样地，占卜技艺，比如我上面描述的简单方法，扩展了我们认知推理的范围。在这三种情况下，显微镜、望远镜、听诊器这类科学仪器，与被当作助记工具、计算设备的手部，皆是人们视觉、听觉和认知的组成部分，它们促进、增强和延展了这些过程。因此，当占卜者或医者使用掌诀时，他们的手与思维已经合二为一。当手部在处理变量时，头脑正在尝试学习这个系统。一旦大脑记住它们的结果与方位，变量得以确定，掌诀就成为一种身体技能，可以帮助头脑找到一条通往开阔前景的道路。小六壬占卜可能会出现六种不同的结果，最重要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答案在问卜者心中激发的想法，这种新的想法告知他是否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更广泛地讲，诸如此类的占卜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仪式，是更宏大的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的导师席文《授时历丛考》中有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评述元朝忽必烈的宫廷占卜师的职能：“当我们研究占卜的用处时，重点显然不在于预言是否会实现。相互矛盾的预言不能支配大汗做出决策，但却提供了可供讨论的多样化选择，以及广泛讨论和集中讨论的程序。的确可以说，预言家们‘占卜的是他们主人的意图，而不是未来的事件’”。（Nathan Sivin, Granting the Seasons :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1280, With a Study of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its Records, New York: Springer (Source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2009, pp.23.）席文认为宫廷占卜师其实是通过占卜的仪式来帮助君王广开言路，他们实际占卜的是君王的意图，并不是对未来的结果进行准确预测，因此，占卜仪式可以理解为统治者扩展思维的途径。我对安迪-克拉克的思想以及其他认知科学的理解是，集体拥有比个人更广阔的思想和智慧，占卜是一种辅助人们多层面深化思考并进行决策的手段。
计算机、手表、电脑、智能电话等等，无穷尽的科学技术构建着我们的思维并主导我们的日常生活，现代人愈发倾向将认知功能委托给外界科技设备。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中国医者却以复杂的方式将身体工具化，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此类证据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孙思邈及同时期一些深奥的佛教文献中。我最初是在记忆艺术的比较史框架中理解中医的掌诀，尽管我仍然认为它们属于记忆的艺术，但现在我已经把框架扩大到认知科学领域中具身认知和思维扩展的概念。
回溯讲座开头，当时我介绍了副标题中的“身体即技术”，掌诀很符合这一观念。不过，Mukharji旨在讨论的是，医者身体的净化仪式直接关系到医疗干预的有效性。为了治疗效果，医者接诊病人时必要保证思想和身体足够洁净，医者要提前排空肠道、洗澡、进行祈祷仪式，穿着符合治疗者社会身份的衣物。他们的身体被当作计时装置——在测量患者脉搏的同时，背诵押韵的诗词来记录时间。中国的医学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想向大家展示中国的案例，以阐释Mukharji关于印度医者的讨论。
孙思邈是中国首位著述文章来讨论医德的医家，他的《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第二》载：“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於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孙思邈讨论了医者如何保持不偏不倚的心态，如何为病人考虑，例如不要对外伤、腹泻及恶臭的病人起芥蒂之心，不要忽视诊病的任何细节，应以人道的态度对待病人，以恰当的方式行医做事等等。
在7世纪的佛教文献中，医者的双手已被纳入治疗仪式。12世纪中期的一幅佛经插图上，治疗者捻住手上不同的部位就会出现不同的功效。
此外，画符也是一种治疗方式，但符咒效果受治疗者心态的影响。举行治疗仪式的人必须怀着崇敬之心创造符咒，且永不亵渎它们。
1118年宋代政和年间的医学典籍《政和圣济总录》也记录了有关治疗仪式的掌诀。“身体即技术”观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典籍为何要求举办仪式者净化己身，遵行纪律并彰显美德，因为这样才能使治疗仪式发挥效力。
在中古时期的中医学中，掌诀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最早用来阐释五运六气学说的掌诀，记录在1099年大医学司业刘温舒（生卒不详）进呈宋哲宗的医籍《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刘温舒并未提到医者需要进行净化仪式及遵行纪律，甚至没有说医者要保有医德。我们回到最早的例子，即中国医者如何用手来扩展思维，通过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来“把握乾坤”。事实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天干地支两张掌诀是张介宾《类经图翼》掌诀的最早版本。
要成为一名卓越的医者，不仅要掌握天地运转，还要训练自己的望、闻、问、切的能力。此处引用《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来说明医者诊断时的感官秩序：“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明斯诊道，识病根源，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注】此明望、闻、问、切为识病之要道也。经曰：望而知之谓之神，是以目察五色也；闻而知之谓之圣，是以耳识五音也；问而知之谓之工，是以言审五病也；切而知之谓之巧，是以指别五脉也。神、圣、工、巧四者，乃诊病要道。医者明斯，更能互相参合，则可识万病根源。以之疗治，自万举而万当矣。”在研究医书对医者而非患者的指导时，“身体即技术”的分析性概念是很有效的。在古典的中医学中，要成为一名良医需要什么？它要求医者调动全部感官，把握乾坤，并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工具化，这样医者才能充分发挥并正确使用望、闻、问、切的能力。
最后，以《医宗金鉴》内的图例来说明“医者的身体即技术”观，这里的技术包括：从同一体系内发展出来的可追溯到刘温舒的指掌图，用一寸中指测量病人身体穴位及经络的距离（《中指定同身寸图》）；持针预防天花；制作支撑物或调整辅助工具，帮助患者脱臼的骨骼复位（《竹簾杉篱用法图》）等等。在《攀索叠砖用法》图中，医者为患者制作了适合身体的支架，他的助手正在叠砖，调整患者的高度。与中国医学文献中病人及其疾病的插图相比，医者很少被描绘出来。尽管如此，中医文献中关于医者和他们如何使用自己身体的讨论也同样有趣。
四、与谈及答疑
与谈人王银泉教授对本场讲座关键点进行了总结：韩嵩教授的研究从技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文本中的知识作出了新解释；她将实践与实证的方法相结合，展示了中医史研究的新视野；所谓的“body-as-technology ”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用身体思考”，来自认知科学家，他们认识到身体是大脑在认知中的合作者，科学史家运用此方法重新解读了历史上的身体知识与语言。与谈者对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进行了补充介绍。钱德明对中国孙子兵法、古典音乐及孔子有所研究，其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考》较为人熟知。在华耶稣会士们受到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影响，在中国进行考察学习，对中国的植物及医学亦有涉猎。实际上，学界研究钱德明的视角仍有局限，其中尚有许多遗漏的问题亟待挖掘，相关史料可以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开放检索的文献。讲座提到钱德明译介十二律手势助记法，也启发了当代学者拓宽研究视野。域外的研究视角很值得重视，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较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化及传统科学译介到欧洲，部分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或文化观念在当代中国已被遮蔽，甚至完全缺失，但欧洲世界仍留有相关的藏书。
基于讲座内容，王银泉教授提出如下问题：为何会选择《千金翼方·禁经》，打破了中国医家对孙思邈传统认识？在对传统医术、医籍的研究中，我们是否忽视了什么？遗漏什么？讲座提到了何丙郁的《中国术数》，一般认为，术数又称数术，是古代道教五术中的重要内容。术数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的理论来推测自然、社会、人事的吉凶，属《周易》研究范畴的一大主流支派。术指方式方法，而数指理数气数。中医界通常用“象数”，中医象数与《易经》术数有何异同？传教士利玛窦堪称过目不忘，他的记忆能力在当时常被人称道。在与中国士大夫应和交游的过程中，利玛窦写作了《西国记法》向苦于科举的士人介绍欧洲的宫殿记忆法，史景迁的著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对此有详细研究。那么中医的手掌助记法与利玛窦的西方记忆法有无可比性？席文是美国学界研究道家及医学的最重要人物，本次讲座选题是否受到席文的影响？
韩嵩教授回应，研究者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去审视传统文本，实际上道教和中国古典医学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切换研究视角可能会推动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医学及医者身份的复杂性。中国的学者并未忽视或遗漏传统的医籍，此次讲座是与中国学者进行对话的一种尝试。利玛窦使用的记忆宫殿法依靠视觉图像及建筑结构来帮助记忆，这与中医掌诀一样，都是扩展思维假说的典型案例。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席文的研究将中国的科学与医学史放回中国历史中去理解，对中国天文学者及占卜者的思考方式有公正的评述，此二者的研究对她有很深远的影响。她在讲座中反复引用席文的著作，将其视为一个灵感的来源。主张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在科学史的脉络中去看待中国医学及中国科学。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小朦老师也参与到讨论中，他提到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冯珠娣（Judith Farquhar）的研究。冯珠娣曾探讨过中国临床医学的实践逻辑及历史形成，强调“限制”是中医实践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医生在诊断病情及开具处方时，或者说“辨证论治”时，运用五运六气等医学理论，会产生非常多的可能性。中医生会告诫自己的学生使用医学经验对诊断可能性做出限制。韩嵩教授提到的中医身体技术同样发挥了“限制”的作用。这也类似于占卜，目的是将大量可能的选项收束在有限范围里。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有汉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收集的大量的中国医学手抄本，或许这些抄本中仍能找到身体技术类的图式。韩嵩教授对吴谦的《医宗金鉴》有过深入研究，这是一部由清廷授权编撰的主流医学典籍。本场讲座也大量使用了此类儒医或官方编撰的医书，那么医者的身体技术在精英与下层人士间是否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它们主要由儒医使用，还是已经下沉到民间？此外，为何放弃身体认识论，选择身体技术观作为解释模型？韩嵩教授回应，她放弃使用身体认识论，是因为身体认知及扩展思维假说更适用于研究中医掌诀。
最后，有听众提及《归经》，中国医学按形、色、气、味等特性对本草进行归类，本草的系统从单一演变到复杂。举一反三，研究者亦可从本草分类及记忆的角度去考察中医助记方法。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