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父亲不会想到，他在大地嫩绿或者烈日炎炎时，常常使唤到田野里放牛的儿子，如今能够坐在北京窗明几净办公室里，用文字述说对他的怀念。父亲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的放牛娃儿子跟他未曾谋面的孙女谈到爷爷，心里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
父亲是农民，鞭子是他常年劳作时重要的伴手工具，驱使耕牛之用。父亲的鞭子披星戴月，见证了一辈辈人对于传统农耕生活最后的记忆。到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年产责任制的时候，父亲正是50岁光景的美好壮年。那之后，拖拉机、收割机、除草剂走进宁静千年的田畴阡陌，农民对牛马的依赖和情感，随之趋于终结。扬鞭催牛、牧童炊烟的田园图景，渐渐残存于一代人的回忆和诗词歌赋中。
我家的贫苦是出了名的。邻村里一户境况较好的人家，在生养了几个闺女后终于迎来了儿子的出生，偏偏算命先生说，这孩子金贵，不好养，要养得住，必须认一门家贫、子女多的人家做义亲，于是父亲就当了那位男婴的干爹。至今，每年清明父亲的坟头，这位干哥哥与我们一道，守候着烧纸磕头的尽孝之礼。令人感怀。
我家姊妹兄弟多，如今天南地北为家。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我们和后人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时常回想当年，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养活这群要吃要喝的孩子，可谓历尽艰辛。老家豫南潢川，山不见高，水不见深，地形是不温不火的丘陵，在靠天依地吃饭的年代，物产谈不上寡薄，但也绝不丰盈。平常年份也罢，就怕天灾人祸。1959年前后，遇到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家乡更是重灾区，困苦空前，不堪回首。父亲到离家10多里路的岗下河边稻田里，趁天黑摸索着捡回公家收种后遗漏的荸荠，回家磨下汁液熬成稀汤，救了全家人的性命。
父亲放下鞭子的时候，已是农村包产到户的几年以后。老家是稻米产区，农民有了多余的粮食拿到集市上自由售卖，催生了坐摊收购农民大米的小本生意，再由大米贩子整车调运外地。父亲收购本地农民手上十几斤、几十斤大米，生意算是红火，他为人厚道，秤砣总是压得低低的。我家那时起，摆脱了贫穷。大概这是父亲一生最为松快的时光，在一个春暖雨细的上午，父亲罕有地垂钓荷塘，鲫鱼肥白，收获颇丰。父亲难得执起钓杆是心情好的表现，而父亲的鞭子再也没有拿起，直到去世。
父亲还有一把鞭子，在我心里是严厉的教鞭。父亲管教子女十分严苛。父亲常说，孩子就是一棵小树，不修剪枝杈，就不会成器。每次我被父亲“修剪”以后，他总是问一句“怕不怕我”，我说“怕”，才算结束。当我能够挣钱养家时，父亲已经早早离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每念及此，泪眼婆娑。
当然，作为农民的父亲并没有真正的教鞭，但他的“教学理念”一点不落后，不僵化。他善用案例教学法，从身边的人和事，大鼓书、皮影戏的故事中，给孩子们讲，什么是他欣赏推崇的，什么是他厌恶唾弃的，爱憎一目了然，孩子们自然就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父亲还用很多现身说法，来教育孩子，比如，他说自己从乡下到县城，甚至南下汉口，吃了不识字的苦头，就连上厕所看清男女二字、下饭店认识菜谱一二，都办不到，所以，他发誓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认字，不当睁眼瞎。还有，父亲的“发展观”，有着浓郁的“本土主义”色彩，他不太鼓励子女到异地谋生，在他看来，乡下的能干人都到了县城，县里的能干人都到省城去了，到了北京的那都是全国的人尖子，他担心孩子们在大地方吃碗饭不容易。
我家身居乡野，在父亲教诲下，兄弟姐妹最识规矩。父亲常说，“宁吃一碗盐，不吃一碗米”，意言社会交往的重要，崇尚家里客似云来。这话出自一个农民之口，非同小可。父亲还给我们讲起，我家曾经有过雕花梨木大床，床前有专门用来置放鞋履的鞋榻，供桌上存放着东北虎骨，让我们隐约感受到厚重的家世。那时每年大年初一清晨，遵照父亲的训示，我们天亮即起洗脸更衣，第一件事便是来到奶奶床前，双膝下跪，磕头拜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条条一道道的老理儿中长大，以此留下了对长辈的敬畏和长幼尊卑的秩序。
春风又绿京城烟柳，故乡已是燕莺恰啼。父亲立下的规矩我们已经留下，子孙能识文断字，早已超额完成了父亲的心愿。父亲也该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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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张国义
编辑/吴苏锦
美编/李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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