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荃与梁思成一家，约1930年
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
王桂荃在上世纪60年代初
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
◎李彤
编者按 :本文作者李彤和家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入手帕胡同甲33号，那是梁启超的旧居。他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是梁启超的遗孀。王桂荃陪同梁启超经风历雨，为梁家服务三十余年，之后成为一家之主，照顾全家上下，维系后代子孙。作者与王桂荃同处一院近十年，可称老人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梁门的沧桑风雨，也展现在这一处小小院落中。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是梁启超的遗孀
1958年，我家搬家了。从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从西长安街北边的二龙路搬到南边的手帕胡同。搬家的原因是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二龙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作驻地办公。搬家途中经过了正在建设的民族文化宫工地。在我向父母强烈要求下，未满8岁的我是骑着儿童小三轮车过去的，可见两点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父母说，那是个名人——梁启超家的院子。当然，还没上小学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启超是谁。
我们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号，有高高的大红门，坐南朝北。它原来其实是一座府邸的后门，传说是清朝某公主府。原有三进院落，南北纵贯两条胡同，府的正门在南面的东铁匠胡同里。后来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为二，此院只是原三进院落的最后一进。所以朝北的后门成了入口，从西北角进门，向南经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过月亮门，进入一个小跨院左转向东，绕个大弯子才能进院。跨院里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是露天的水龙头。跨院的南墙就是与南院的分界，中间能看到砌死的砖石门洞。
中门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檐和台阶都很高，是宽大轩敞的三间，当然是主人居所，东西厢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四面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游廊。北房两边还有耳房，各带一个小跨院。
回廊里房间的前面，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着窗户纸的格棂。孩子总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渐渐窥探清楚，北房三间里间隔处有木雕的隔扇，似乎并不住人。东耳房是老太太的卧室，西耳房则作为客房。东西厢房里也在一侧有木雕隔扇，隔出卧室和起居的区别。
五十年以后妈妈告诉我，搬家前她和我姥姥一起来看房，姥姥忽然说：这房我来过。问她什么时候来过，她想起来是在上世纪20年代，姥爷带她来的。敢情我家与这院子，还有前世因缘。
我的外祖父董潨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几家大学和中学里任教。在西单大木仓郑亲王府（中国大学旧址，后为教育部）大院的西边，1923年建立了一所东北人子弟学校——私立弘达中学（现为二龙路中学），还有附属小学。创办人是三位东北籍的北京师大毕业生吴宝谦、陈作东和杨成章（宪斌）。为了支持这所带有公益性的学校，北京师大毕业的东北籍同学都来尽义务，教授几节本专业课程，称兼任教师。我姥爷便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我们所谈的这座府邸因为破落了要出售，据说要价不贵，但条件是全院一块卖。弘达中学就把这房买下来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我姥姥就是在那时来过。
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代末期，到我们家1958年租住搬入时，早已又转手换过主人了。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启超的遗孀。
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代史上属凤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说他差一点就影响了中国政治进程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对他的毕生功业和成就遗产，我本无资格置喙，我的大学同学夏晓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
且只说梁启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他17岁，参加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与他。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南归故里。
1898年9月，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年后李蕙仙带着长女令娴（思顺，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里寻夫。这阿喜年仅12岁，四川广元人，幼年身世悲惨，4岁时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鬟，最后来到贵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阿喜，把她带到北京，再带到日本。梁启超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在很长时间里，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没有获得公开的正式名分。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来喜”。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王桂荃在二十二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
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姑娘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大家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每天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自己也跟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单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解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安定。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经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养子息，操持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此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遗产。
亲眼看到她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勤快
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全部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交接地点就在此房，有长女梁令娴当时写给北图的信为证：“先父手迹，得贵馆负责保存，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请于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处有目录一份，及其他墨迹，也愿一并奉赠，请派人来取。”
1958年，是大跃进兴起的年代。王桂荃大约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间东房里。据我妈妈回忆，租金是每月12.5元。
当8岁的我见到房东王桂荃时，她72岁。我只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干的老太太，哪知道她经历过如上风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误医身亡，年仅25岁。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岁。1948年，思永曾与哥哥思成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当时陪着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长的梁思达。老太太住在北房，思达夫妇住西房，两间南房住着孙辈。与我家同时，还有另一家搬进了外院的东耳房，没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户，任其空在那里。而我家却与房东相处融洽，始终相安无事，互相感觉良好。这样一直到八年后的乱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难。
王桂荃年长我64岁，却对我以小弟相称，当然是按她的孙辈来叫的。她的面容甚精明，衣衫甚整洁。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后来在批林批孔时我读到《朱子家训》，才知道这就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与保姆一起择菜。在她孙辈的记述中，也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针线，或是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乱，在与人谈话的同时，不知不觉还能干很多事情。我亲眼看到她保持了终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钱而稍减，这也是她保持健康长寿的原因。
她的正厅不止是客厅，更是供奉先夫的礼拜之厅。正厅里迎面的条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前面对称布置着红木桌椅，东边隔扇上挂着大幅的梁任公遗像。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供，据说是到崇文门附近的专卖店买来的高级点心。供完撤下来后，她会亲自端着送到我家来，说：“这是供品，大家吃！”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极为难得的美味，令我们孩子垂涎欲滴。
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
我家能够与梁老太太相投无碍，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我姥姥文化不高，却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爷也去世得早，故与梁老太太很谈得来。而我父亲与梁伯伯（思达），还有大学校友和同专业之缘。
梁家的五子梁思达，当时40多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员，是南方人，我们称她梁伯母。当我初见梁伯母时，她将近40岁，仍然很美，风度翩翩。我进过他们的西屋，并不豪华，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他家有三个孩子，大姐梁忆冰比我大10岁，不常见，因为她已经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俩住在南边的两间房中。我记得常有他们的表亲张郁文、张安文来访，现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称我小弟，应该就是从他们那儿往下排的。作为小男孩，我常常追着几位哥哥后面，听他们谈论的话题，似懂非懂。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屋梁家买了当时罕见的电视机，是天津出产的北京牌，当时唯一的品牌，只有14英寸圆角的黑白图像。这使我家三个孩子望眼欲穿，父母阻拦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人家，我甚至爬过他家后窗偷窥电视，那后窗就对着进大门的甬道。有时俞伯母主动招呼我们去看电视，我和妹妹带着小板凳前往，那是我们最欢愉的时刻。
我妈妈是学声乐的，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到休息时，她喜欢自弹自唱。我姨从苏联带回一台留声机，可以放33转的密纹唱片。买唱片要到王府井东华门大街上的专门店里，我父母的音乐爱好比较洋派，常听的有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老柴的《天鹅湖》，以及初版的国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家的音乐引来了西屋梁伯母的关注，有时她会过来询问，下周也买一张同样的回来。
梁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常来看望王桂荃，包括著名的建筑学家、二伯梁思成，记得只见过他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儿子老八梁思礼，戴大檐帽，着笔挺军装。他有时会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里。我妈妈记得，他的夫人麦阿姨是老八路（其实是广东东江纵队）。他们有个儿子叫梁左军，比我小，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有时留在“婆”这里玩。
妈妈回忆说，我家刚搬进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惊慌失措地对她说：祖宗积德呀，昨天有一架飞机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死啦！这一天本应当是老八思礼的团出国，让给他们，错后一天飞的，我家思礼平安出国访问了。
我妈妈一听，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礼是同一个出国访问团啊！原来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苏联留学，先物理后核能，1957年毕业回国，分配到新成立的二机部，搞原子能工业，所以才可能与梁思礼一起组团访苏。这样一交流，两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超越了一般房东房客的关系，更进一步友好了。
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礼四岁多时父亲又不治身亡，全赖母亲王桂荃把他养大，并督促他读书。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主修无线电和自动控制。与几个兄姐不同的是，由于战争的隔绝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1949年梁思礼博士毕业，选择了回大陆。当他在海船上漂泊时，因为信息不畅，老母亲王桂荃天天到天津港口等待，望眼欲穿达半个月之久。
梁思礼回国后，在国防工业部门从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参与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震惊世界。
梁启超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开始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争。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
平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34中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常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说话。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碰到了风烛残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她对我说：小弟，现在还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督下去扫街。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父母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九年，几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2014年，我和86岁的妈妈探访，故园仍在。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进行装修。
一进门就发现了变化，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已经一别47年，忽然感觉它变小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大；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失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简易的开关木窗。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房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个人知道。
梁家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当年学农的，后来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技术上还离不开他，受到保护。他多次参与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技术负责人。80年代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120周年诞辰时，梁家后代聚首，商议如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去世，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怀念，费用由各家集资。因为墓地已成文物保护单位，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2014年，我又想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建立的，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还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有以下几句：“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8岁开始、16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供图/李彤
王桂荃所住北房及梁启超墓园照片，作者摄于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