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甲辰年是哪一年
王振忠
丰乐河源出黄山南麓，此后蜿蜒流淌，至歙县城西与扬之水汇合后注入练江，成为新安江的上源之一。若从公元327年鲍南堨之兴筑算起，丰乐河流域的历史已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由于水利设施的发达，此处川原衍沃，促成了村落的发育与繁盛，这使得歙县西乡成了皖南低山丘陵地区较早且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素称为徽州之“中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丰乐河流域的文化受到了极大 ，在地文人与过访墨客都留下了不少论著。迄至今日，反映该流域的族谱、村志和契约文书等尚有诸多遗存。尤其是在经济史和艺术史研究领域，此处的影响具有全国性的典型意义。有鉴于此，无论是从历史地理还是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丰乐河流域皆有聚焦特写之必要。
明清时代，在平畴沃野的歙县西乡，新安江上源——丰乐河流淌，流域内村落星罗棋布，著名的徽商家族望衡对宇。此处系江南各地诸多盐、典之桑梓故里，明清两代，这里先后分别产生过高居中国财富排行榜之首的巨腹商贾，不仅是徽州最为富庶的地区，在中国经济史上举足轻重，而且流域内的各家族古玩鉴蔚然成风，诗赋丹青不绝于史，在明清艺术史、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江南文人中流行的“黄白游”，其主要活动也就集中在此一流域。其中，董其昌与西溪南吴氏等徽商之应酬交往，典型地反映了晚明时期“吴人滥觞”、徽州人推波助澜的鉴时尚之历史变迁。
（一）徽州旅途中的岩镇和西溪南
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有“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句，状摹的是晚明时期流行在士大夫圈子中的一种时尚，也就是“黄白游”（有时亦作“黄山游”）。简单说来，该诗说的是世人皆热衷于前往徽州境内的黄山、白岳（即齐云山）旅行，明的是旅行，实际上很多人是想前往皖南，去见识一下富得流油的徽州，让那里的官府和富商巨贾款待自己，以便各类的馈赠与资助。有鉴于此，志趣高洁的汤显祖认为，自己虽然也对徽州牵梦萦，但却绝不会随波逐流，跟着那批士大夫前往黄山白岳之间打秋风……
在当时，前往徽州打秋风的固然为数不少，但的确也有一些人对于黄山白岳之美景流连忘返。2022 年12月7日至2022 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馆推出“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并先行出版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皇皇册，蔚为巨观。其中，就收录了明人冯梦祯的《行书致勉翁札》：
二月望后，作白岳、黄山二游。黄山游甚艰而奇，千峰如削，层叠如浪。其最胜处曰“海子”，山而海名，一奇；险绝，无琳宫梵宇，托宿草庵，风雨起时恐其飞去，二奇；从来士大夫无游者，仆独得游，三奇；上山下山，住止俱在雾雨中，独登陟时，随上随开，紫翠毕露，四奇……
图1，[明]冯梦祯：《行书致勉翁札》，引自《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之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 年版，页172。
冯梦祯此行，由著名徽商潘之恒陪同，先后游览了白岳和黄山，这在他的《快雪堂日记》卷六十二中有着颇为详尽的描摹。而由此行书可见，对于黄山、白岳，冯梦祯的确有着真性情。
根据此前学者的研究，黄山原本在中国山岳体系中默默无闻，及至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之崛起，在“新安诗派”领袖汪道昆和著名徽商潘之恒等人的推动下，黄山被一步步地推上了“海内之一山”的地位。而这一过程，前后历时不过数十年的时间。
当年，前往黄山的旅途，系由歙县西乡之岩镇往北，经呈坎附近的杨干，然后进山。正因为如此，不少前来徽州的士大夫，一般都要先行落脚于岩镇一带，而财大气粗的好事者潘之恒，也就是歙县岩镇人，他曾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游”的文人士大夫。
图2，岩
岩镇今为黄山市徽州区岩，明代则属于歙县西乡，此处屋宇鳞密，市声喧杂，时人称之为“万家之市”。清乾隆时代所编的《新安名胜》一书，曾列举歙县境内的名胜古迹，其中就有“岩镇松涛”一景：
横桥斜影漾溪流，野径虬枝响不休。
叠嶂遥临连碧落，层台高处出松楸。
春明柳浪遮红袖，风暖花飞映紫骝。
万壑千岩称胜地，村村点染若丹丘。
该景诗注曰：“郡之西镇，烟火十万家，古迹形胜，指不胜屈。路当孔道，水合诸源，溪桥深邃，亭榭幽闲，概[盖]新安之一镇也。”“新安”是徽州之旧称（但有时亦特指歙县），此处的“新安名胜”即专指歙县一域，其所述年代虽在盛清，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岩镇松涛”等名胜之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路当孔道”，是指此处位于徽州一府六县中最重要的两个县——歙县至休宁的交通要冲，往北则可以前往黄山。个中提及的“村村点染若丹丘”，尤其耐人寻味。“丹丘”一词典出《楚辞》，原意是指中所居之地，在此处则是形容岩镇附近分布着不少富庶的聚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安名胜》中另有一景曰“丰南别业”：
争道延陵氏，名园十二楼。
水中峙台阁，窗外抚松楸。
选胜高踪过，分题野客留。
春秋时检点，一步一丹丘。
末句的“一步一丹丘”，与“岩镇松涛”所吟咏者恰可比照而观。“丰南”也就是西溪南，位于新安江上游的丰乐河沿岸，亦简称溪南，明人汪道昆称之为“诸吴千室之聚”。“延陵”亦即吴氏之中古郡望，这里指的便是西溪南名族吴氏。该诗注曰：“延陵望族秀杰诸乡，缥缈园林，绿溪卜筑，凿池引水，垒石成山，追金谷之遗风，效秦山于仿，楼高十二，竹影千行，洵称名园也！”诗中的“十二楼”俗称葫芦门，园中有狐，故名。十二楼为挟赀百万的巨富吴天行始建。据《丰南志》记载：“（吴天行）侍御姬百人，半为家乐，远致奇石无数，取‘先归十二楼’意，名其园曰‘十二楼’。”吴天行虽然身体羸弱，但其后房丽姝甚众，当年有“百妾主人”之艳称。其著名的小妾李宛君，系 秦淮河之名妓。据说，该楼后来成为晚明著名盐商吴养春之别业，其间有仿倪云林叠狮子山式，由董其昌题字。
图3，老屋阁：西溪南现存的明代老房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冯梦祯与西溪南吴氏
西溪南位于现在黄山高铁北 附近，在明代是极为著名的村落，当年曾接待过不少前来徽州做“黄山游”的文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冯梦祯走访黄山，就曾流连于此：
（三月十一）同登荫山亭，小坐，周遭大松甚佳，可北望黄山。岩镇万家，见三之二……
十二，……又八里，至溪南，主江村家,园中诸吴三四辈迎于门，……汪仲嘉晚至。江村设夜酌，家中相款。吴飞鸣夜至，小酌园中。燕姬李一侑酒。连日亢热，不能御单衣，得雨良快。雨彻夜，至明不止，寝甚甘。
十三，早尚雨，吴氏诸昆季来拜。日宣，字季常，府庠生；孝廉二，士诲、应鸿； 中翰二，养春、养都；廷羽，字左干，旧识。致丁南羽书。养都，余为司业时门生。江 村见其子芬。冒雨访汪仲嘉，下午冒雨归。溪流急而浊，夜雨彻明。
十四，雨，竟日不止。登楼望水，看赵松雪《千文》二卷，又唐人《火龙烹茶图》、僧惠崇《山水小景》润卿中。夜律诗二首。夜雨。
十六，早，雨止，尚寒。吴思古、吴元满、吴元凤来，江村设燕相款，觅戏子不得，以二伎代。汪仲嘉、象先、诸吴慎卿、蹇叔、民望、左干、季常、郑翰卿在坐……
十七同……赴汪仲嘉之席，遂往象先中，其居新创，位置甚佳，出旧帖数种相示……
冯梦祯为浙江秀水人，此行系由杭州经陆路进入徽州。在他眼中，徽州“溪清山秀，是宜文物兴焉，不但财赋之饶也”。当时，冯氏风尘仆仆，先到府城，继至岩镇。从上述的描述可见，岩镇正当其人前往黄山之要冲。
在上揭《快雪堂日记》中出场的许多人，在晚明历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譬如，汪仲嘉即汪道昆之从弟汪道会，而汪象先则是汪道昆之子。此外，文中提及的“诸吴三四辈”，皆为西溪南人。当年的文坛盟主王世贞曾指出：“歙俗贵姓，而吴最甲；吴谱以十数，溪南最甲。”他所说的“溪南”，亦即西溪南。在西溪南吴氏家族中，吴士奇著有《征信录》，书中曾仿《史记•货殖列传》，概述了明代歙县之富商大贾：
嘉、隆以来，淮海以南富于财者，贾则山西高氏、宋氏、韩氏，歙县吴氏、汪氏。
吴士奇出身商贾世家，后中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遂步入宦途，官至太常卿。他以在乡官绅的身份，参与万历、天启歙县方志之编纂。《征信录》中提及纪徽商西贾中的巨擘，其中的“吴氏”就是指西溪南吴氏。他们以贾代耕，起家肥盈，拥有的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万两白银，位居明代财富排行榜的最顶端。
在《征信录》中，吴士奇还指出：“近国有大役，宗人有持三十万缗佐工者，一日而五中书之爵下。”揆诸史籍，“五中书”一作“六中书”。当时，西溪南吴氏累世业盐于淮扬，囊丰箧盈。万历年间，明朝决定派兵援朝，共同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之侵略。当时，西溪南吴氏上疏，表示愿意捐输白银三十万两。为此，明廷诏赐其家，授予吴时俸、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养春和吴希元六人为中书舍人。前揭《快雪堂日记》中出现的吴养都和吴养春，便是其时的六中书之二。文中称为“中翰”，即内阁中书之别称。因冯梦祯曾为国子监祭酒（俗称司业），而吴养都是监生出身，故此处称为其门生。至于吴养春，后于万历末年因析产分得黄山山场二千四百亩和淮扬、天津、杭州等处盐务，是远近闻名的大朝奉。其胞弟吴养泽因不甘心山场为其独占，与之对簿公堂，但并未有结果。不久，吴养泽去世，其门仆吴荣侵吞家产，霸占小妾。吴养春将之告至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天启六年（1626年），权阉魏忠贤当政，与养春有杀父之仇的族人吴孔嘉投靠魏忠贤，伺机报复。时值养泽家仆吴荣叛主，魏阉藉机兴讼，将吴养春等人刑拘追赃，最后竟致后者死于狱中。这场惊天之变为祸甚广，甚至延及淮扬、天津等地的徽商、缙绅，以致激起民变——此即晚明历史上著名的“黄山大狱”。吴养春曾捐资兴建崇文书院，培养桑梓士子。其人嗜书好学，喜书、刻书，家有著名的泊如刻坊，所刊刻者多著名版本，迄今所知如《泊如重修考古图》十卷，原图为李公麟绘，由丁云鹏、吴左干、汪耕等摹图，为徽派版画之代表作。
除了吴养都、吴养春兄弟之外，日记中出现的吴廷羽，显然与冯梦祯也早就相识。此人字左干，是晚明著名画家、制墨家，其制墨水平据说与墨商名家方于鲁并驾齐驱，曾参与明代三大墨谱——《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和《墨海》之编纂，是诸书的主要绘图人之一。吴廷羽从小师从丁云鹏学画像，“又自出，作山水花鸟，气韵生动”。吴士奇曾作《丰南溪山记》，即由吴廷羽为之绘图。
丁云鹏，亦即《快雪堂日记》中多次提及的“丁南羽”。此次上海博物馆特展中就有丁云鹏之《云山图轴》，画面上流水浮云岚光隐约，并有丁氏自题一段，叙述创作此图系源自自己激赏的董其昌之《拟小米云山图》。丁氏当时是有感而作，他希望此图能媲美董作，并在日后能得到董其昌的评价。而在该段文字左侧，就是董其昌于同年九月的题跋：“米氏父子画自董艺出，南羽殆穷其渊源者，烟云缥缈，片片欲飞，顾谬称何耶？因观仲榦所，题此以志余愧。”字里行间，既赞赏了丁氏的画作，又表达出谦逊之意。
图4，[明]丁云鹏：《云山图轴》
此外，《快雪堂日记》中提到的“诸吴”，还有著名学者吴元满。此人生来就是独眼龙，但家世豪富，在西溪南村中筑一小楼，书数千卷，潜心著述，是晚明著名的文字学者。其人精通书法，擅长篆刻，尤喜研习“六书”，编有《集古印选》。同时，他还是“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其人的一些著作，也多由丁云鹏绘图。
当时，无论是冯梦祯还是董其昌，都与歙县西溪南吴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沈德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提到冯梦祯，说他家《江干雪意图卷》（即《雪霁图》）。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董其昌将其定为王维真迹并题写了五百余字长跋。冯梦祯死后，其长子伙同作伪者朱肖海临摹了一幅，在前面了文征明隶书引首，并了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于后，以八百两白银卖给徽州富商吴新宇。
吴新宇即吴希元（1551—1606），此人为吴养春之连襟，与吴养春等五人一起被万历封为中书舍人。曾在扬州经商，家世富饶。史载吴希元喜蓄图籍、古器，“鼎彝在栋，图书在屋”，收颇丰。吴养春收的唐朝阎立本《步辇图》，吴廷收的珍品王献之《鸭头丸帖》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后来皆落入吴希元之手。
图5，董其昌赠新宇（吴希元）山水图扇页
当然，在收过程中，吴希元等交过不少学费。例如，前述的《雪霁图》即是一例。对此，同时代的博物学家、嘉兴人李日华曾记述：“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据说朱肖海技艺高超，连号称“法眼”的董其昌，也时常被其所惑。文中的“浮慕”为仰慕之义，含有盲目崇拜的意思，这里提到的“歙贾之浮慕者”，指的应当就是吴希元等人。
（三）董其昌与西溪南吴氏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冯梦祯的徽州之行，在西溪南接待他的是“江村”，亦即著名的收家吴廷。 吴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艺术史家汪世清曾有《董其昌的交游》和《董其昌和余清》二文已多所涉及。而今，随着“徽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更多文献之发掘，相关研究可望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吴廷又名吴国廷，字用卿，号江村，余清主，收历代法书名画甚多。此人与潘之恒一样，也是徽商中的好事者，曾接待过不少前来“黄山游”的文人士大夫。 这一点，《丰南志》卷三有吴廷传：
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尝主其家。尝以米南宫真迹与其昌，其昌作跋，所谓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者也。刻《余清帖》，杨明时为双钩上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于《快雪》、《郁冈》诸类帖。……皆刻于万历中。清大内所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有其印识。
图6，歙县西干山“新安碑园”——《余清帖》《清鉴堂帖》之现
图7，余清石刻目录，见吴吉祜《古衣小记》抄本，私人收
《余清帖》自明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二年（1596—1614年），历经镌刻而成。原石存于西溪南村，后辗转为岩鲍氏所。因长期不见原刻本，亦未见《歙事闲谭》《歙县金石目》等的记载，以至于人们误以为《余清帖》“皆为木刻，后毁于火”。直到1949年后鲍氏将原刻石献出，世人才恍然大悟。《余清帖》现在收于歙县西干山太白楼之“新安碑园”，尚存石刻三十六方，绝大部分仍较为完好。
《余清帖》为吴廷倾其所之晋、隋、唐、宋历代书法墨迹，汇刻了王羲之、王献之、、王珣、智永、虞世南、孙过庭、颜真卿、苏轼和米芾等诸多名家名迹，并延请董其昌、陈继儒评鉴，歙人杨明时以铁笔双钩勒石。此帖一经刻本，即受到时人的大力推崇。例如，沈德就曾指出：“今日新安大贾江村名廷，刻《余清帖》，人极称之。用其友杨不弃手笔，稍得古人遗意。”（《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杨不弃即杨明时，此人为歙县邑城人，别号未孩子，其人“聪明妙悟，而于诗、于书、于画，事事摩古，不肯少落时调，不无矜局，然至其合处，则亦今人所无。上路杨氏故富家，而如仲宽诸君，并多好事收，不弃晚出，犹及寓目，则已当其散佚之余矣，濡染赏鉴，为吴景伯、用卿兄弟所知，拉入都门。吴兄弟亦负博雅名，不弃虽孤狷，独与交深，物物为其鉴定，一时名噪都下。寻殁于其寓中，吴氏归榇而恤其家”。上海博物馆收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明时所作的《滋兰树蕙图轴》，由该图题跋可知，当时杨明时客于吴廷余清中，而董其昌和陈继儒也多次前来，为吴廷鉴定《余清法帖》所收历代名人墨迹并作题跋。
图8，[明]杨明时：《滋兰树蕙图轴》
在吴廷《余清帖》的六十五篇评跋中，董其昌就作有十一篇。例如，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王羲之《行穰帖卷》，其上有董氏的四个题跋。其中作于万历甲辰（1604年）的三题曰：“宣和时收右军真迹百四十有三，《行穰帖》其一也。”再过五年，他又有第四个题跋：“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己酉六月廿有六日再题，同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己酉”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另外，《霜寒帖》后也有董其昌之跋：“吴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为唐人临右军。既阅竟，中间于‘渊’字皆有缺笔，盖高祖讳‘渊’，故虞、禇诸公不敢触耳。小字难于宽展而有余，又以萧散古淡为贵，顾世人知者绝少，能于此卷细参，当知吾言不谬也。戊戌至日董其昌书。”“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图9，王羲之《行穰帖卷》上的董其昌跋文
吴廷，现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许承尧有《题余清主人像》诗：“石渠宝笈斑斑在，名印纵横发古馨，神年书画舫，曾经馋煞董华亭。”在《歙事闲谭》中，许氏还指出：“吾歙丰溪吴用卿太学廷，所书画，入清后半归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甚多。其中最著者，贮养心殿上等天字一号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素版本，行书计二十四字。”《快雪时晴帖》自唐以后流传有序，与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为乾隆皇帝所得，贮养心殿内，名其室为三希堂。
吴廷，迄今为止研究最为深入者为汪世清先生，他在《董其昌和余清》一文中指出，吴廷并非起家盐业，而是以经营书画业得以收书画名迹，他与董其昌的交往始于万历（1590年）。
图10，《歙县金石目》中有关《余清帖》的记载（西溪南文书未刊稿本，私人收）
图11，现存的《余清帖》
（四）果园和《清鉴堂帖》
明清时代，江南文人与徽州富商缙绅有着极为频繁的过从。对此，许承尧在《歙事闲谭》卷十二中提及：
祝枝山游歙，主西山汪氏弥月，为书《黄庭》。沈石田游歙，主临河程氏，为画一虎；又主潭渡黄氏，亦留画而去。董玄宰、陈眉公先后至歙，俱主溪南吴用卿余清。……又主莘墟吴周生清鉴堂。周生名桢。两家帖皆董、陈为选跋上石。今清鉴堂原石在溪南吴氏，余清帖原石为鲍蔚文所得。吾歙摹刻丛帖，以此两家为最著。
西山位于西溪南和莘墟以北，而临河和潭渡则分别位于西溪南东南和东北，此数个村落皆位于歙县西乡的丰乐河流域，当年都是徽商巨贾的桑梓故里。祝允明也曾到过西溪南，作有《溪南八景诗》，其中之一为《祖祠乔木》：“煌煌清奠崇冈，灵树擎天拔地强。报功惟社稷，云孙追远许烝尝。千寻古色武侯柏，十亩清阴召伯棠。今日孙枝正蕃秀，愿移材干献明堂。”该诗寻流溯源，状摹了西溪南吴氏之世族昭著子孙蕃昌。
图12，《丰溪八景图·祖祠乔木》
迄今，在西溪南一带还留有董其昌等人的一些遗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现在尚未受到当地重视的“果园”一景。对此，清人黄钺在《与巴子（字慰祖）游丰乐溪吴氏园亭》中写道：
丰溪富亭榭，有园名曰果。主人入门右，延客导之左。不辨桃李蹊，一例翠鬟亸。是时雨涨池，周堂深可舸。湖桥三尺宽，野竹乱飞笴。假山故招人，谁使跛御跛。有明吴周生（桢），此间富长者。奔走董其昌（与陈继儒），小像为合写。董时年八十，陈少三年也。周生微有须，四十年上下。小幅闲自题，苏黄漫挦扯。……传闻董少时，教授此村舍。名园十二楼，尚有画一堵。已为俗手更，不蔽风雨洒。同时有二吴，（羽字左干，隆字仲道，皆家于此。）笔墨亦闲雅。合图回廊中，盖亦存者寡。剩有香光题，题屋瓦。即今墨尚鲜，想见笔初把。我来拂陈迹，水草几没踝【髁】。蹒跚到山亭，茶话可聊且。指点旧池台，兹游难遽舍。高阁面清漪，溪山好无数……
图13，西溪南果园旧迹，王振忠摄
数百年前的暮宴朝欢引觞醉月，而今早已繁华歇而沧桑易，残存的迷人蹊径假山乔木，令人不胜慨叹欲语还休……
揆诸文献，果园相传是由唐伯虎、祝枝山所规划，园内有徽商吴天行之妾琐琐娘墓。上揭诗题中的“巴子字慰祖”，即歙县渔梁人巴慰祖，为清代著名的盐商、篆刻家。当年进入果园时，仍然可见不少香光（董其昌）之题词。诗中提到的吴周生（吴桢），是西溪南北面莘墟的著名收家。 此人，《丰南志》卷三有其小传：
字周生，莘墟人。孝友乐善，昵古读书，收法书名画。与董其昌、陈继儒为友，刻《清鉴堂帖》，皆经二人鉴定评跋，其目较《余清（帖）》为多，……其昌作《墨轩说》寄桢，历叙所见古人名迹，跋者甚众。桢亦以书名，石今丰南吴氏。
图14，清鉴堂石刻目录，吴吉祜《古衣小记》抄本
图15，《歙县金石目》中对《清鉴堂帖》的记载
《丰南志》还提及，董其昌寓居莘墟吴祯家最久，为作《墨轩说》，历叙所见古人名迹，后有陈继儒、吴士奇诸人跋。“半谓思翁隐以衣钵付周生，盖周生亦以书名也”。吴桢与吴廷同时而略迟，于崇祯年间刻有《清鉴堂帖》。与吴廷相似，他也与董其昌、陈继儒交好，过从甚密，所刻皆经二人的鉴定评跋。
（五）江南鉴赏时尚中的“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
图16，[清]张琦、项谟：《尚友图轴》，上海图书馆。（三排左为董其昌，右为陈继儒，一排右为李日华）
从前揭的《丰南志》可以看出，歙县西乡的吴廷、吴祯等人曾接待过董其昌、陈继儒等江南文人，而后者皆是江南一带最负盛名的鉴家。对此，沈德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亦法眼归之，箧笥之，为时所艳。……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而甘之若饴矣。
吴廷便是沈德笔下的“好事家”。对此，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在《渐江事迹佚闻》之五“画迹附目”中也说：
……玄宰与陈仲醇先后来黄山，于是相与交游之侣，如歙吴用卿廷、吴周生祯，皆出古法书、名画共相摩挲。宣、歙旧族，收宋元明画既精且富，而购置元四家之画，价增倍蓰。王弇州《觚不觚录》云：“三十年来元画价昂，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正谓此也。歙之丰溪吴氏搜罗倪画，当时最盛。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但西溪南所在的歙县西乡，则是平畴沃野的山间盆地。此处盐、典辈出，是徽州最为富庶的地区。清代乾隆时期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词》曾曰：“钱多无物足珍贵，不惜千金购鼎彝。汉玉哥瓷投所好，逢人夸说得便宜。”在歙县西乡的丰乐河流域，自明迄清，先后出现了《余清帖》《清鉴堂帖》、唐模镜亭刻石以及歙县棠樾盐商鲍氏之《安素轩帖》等，这些碑帖之出现，都与明清两代首屈一指的徽商巨子密切相关，反映了数百年间徽商在金石古玩鉴上的深厚积淀。
清代前期的吴其贞，在其鉴名著《书画记》中指出：
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日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这段文字是说——明代中叶以来，富商大贾鉴之风盛行，其中的“汪司马兄弟”，也就是汪道昆、汪道贯兄弟。而“溪南吴氏”，亦即西溪南吴氏。 后者，在万历《歙志》中亦有记载：“吴守淮字虎臣，溪南人，负绝异之资，父故饶，虽少，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法书名画，橐垂罄矣。……又斥买经子史集千余卷以归，橐若洗矣。……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寻从广陵还里，……竟以穷死。常自言曰：摩娑彝鼎，亲见商周，咳唾珠玑，代宣纶綍，沉酣杯勺，梦入洪濛，虽有南面王，乐不以易此!”对此，汪世清先生也曾指出：“吾歙收书画之风始于汪道昆，而实际上以收名家的是吴虎臣守淮，但因未留书目，收情况已不得而知。继起者三家是吴新宇希元、吴康虞濬及其子士谔字蹇叔和吴江村廷（即余清主人），在西溪南多收家中是最富收的，可惜也都没有留下书目，现在所知只是零星点滴了。”（见姚邦藻等主编《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页2004年版，页15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徽州收集到西溪南最后一位族长吴吉祜（《丰南志》的编纂者）整理、收的一批文献，其中就见有《吴虎臣诗集》的抄本。
图17，《吴虎臣诗集》抄本，私人收
从前引《书画记》后所注的“己卯四月十四日”来看，当时已到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距离西溪南吴氏全盛时期已过了一段时间，“吴氏物十散其六矣”。其中，吴廷之收因其档次高，而有不少为大内所收。据目前所知，现故宫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所收的“三希”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和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米芾《蜀素帖》等，皆曾为吴廷之旧。
汪世清先生曾指出：“丰南吴氏丰富的书画收，特别是余清殷实的法书宝库，在董其昌成进士以后的艺术生涯中，长期而集中地向他提供珍贵的资料，使他不断地拓开艺术眼界，扩大临摹领域，丰富钻研内容，提高创作意境，从而必然会对他的艺术实践和思想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此一论述，画龙点睛地概述了徽商丰富的收对于江南文人艺术创作之影响。而在另一方面，董其昌等江南文人与徽商的交往，亦极大地提高了徽州人的鉴水准。这主要表现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引起整个鉴赏时尚的变迁。至迟到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说过，迄至明代中叶，在鉴时尚的嬗变中，“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而董其昌与吴廷等徽商的交往，正是吴人滥觞、徽州人推波助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点，对于晚明的文化风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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