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庚辰年是哪一年
张凤翼是明代著名《红拂记》的 ，该作品是他在这方面的处女作，创作于十九岁时的新婚蜜月阶段。谭正璧、谭寻所撰《论张凤翼及其〈红拂记〉》一文中称：“相传《红拂记》就是他在新婚一月中写成的处女作。吴中风俗，新婚后新郎必在家陪伴新娘一个月，叫做‘伴房’，相当于外国的所谓蜜月，不过蜜月是出外旅行，而伴房却是在家中新房里度过的。”在蜜月期忙着搞创作，可见张凤翼对于戏曲是何等的痴迷。然而他的处女作却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如此说来，也是个奇迹。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
谭正璧在此文中首先论述了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两百五十余年之间，南戏的黄金时代，而后文中论述了南戏一统天下的情形：“正德、嘉靖年间，曲师魏良辅改进昆腔，梁辰鱼用昆腔写《浣纱记》，使南戏在音乐唱腔方面也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好似春天里的万朵齐放的东风，在继续繁荣南戏这个环节里，起了极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南戏与昆腔被看作两名一体，不独压倒了本来称霸剧坛的北剧，也使他种南曲唱腔（如弋阳、海盐、余姚等腔）黯淡无色。从此一般戏剧作家都竞相于的创作，争妍斗丽，堆金积玉，造成了繁荣一时、灿烂无南戏黄金朝代。”张凤翼所创作的《红拂记》也正出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那他在这个时代里属于怎样的水准呢？谭文中接着写道：“《红拂记》便是这堆妍丽的金玉丛中产生较早，而又在当时一问世即很盛行的一种。”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一
显然，谭正璧、谭寻在文中的论述没有用极端的好词予以夸赞，明末的李卓吾却不吝溢美之词，来高度表扬《红拂记》，其在《焚书》卷四中称：“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羡。孰谓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动慨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这样的好、好、好，应该也算一种偏私，但至少说明《红拂记》在明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二
从个人经历来看，张凤翼最初是以诗名世。《明史·文苑传》中称：“其后，里人张凤翼、燕翼、献翼并负有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皇，后有三张。’凤翼、燕翼终举人，而献翼为太学生，名日益高，年老矣，狂甚，为仇家。”这里的“三张”指的是张凤翼跟他的燕翼、献翼两位兄弟。这三兄弟跟皇甫冲、皇甫洚、皇甫汸、皇甫濂齐名，被世人合称为“前有四皇，后有三张”。但可惜的是，兄弟三人曾同时参加科考，惟有献翼没有考中举人。
明嘉靖四十三年，兄弟三人前往参加第四次乡试，本次的科考凤翼和燕翼同中举人，只有献翼落榜，其原因倒并不是因为献翼的水平差，按照沈德《万历野获编》上的记载：“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于也。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这真是一种不公平，其实三兄弟都考中了举人，但主考官觉得兄弟三人在同一个场次中举，担心别人说他因受贿而作弊，于是刻意裁掉了一位，张献翼就成了牺牲品。这个结果当然让他愤愤不平，于是乎他的行为举止也就变得颇为怪诞。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三
从学问而言，张献翼不输于他的两位兄弟，按照乾隆版《苏州府志》的记载，张献翼也有多部著述存世，例如有《周易约说》《读易臆说》和《易杂说》等，看来献翼对多有研究，而他另外有文集十卷，名为《文起堂集》。当我看到此堂号时，颇生疑惑，因为苏州的张凤翼故居名称就是文起堂，难道这是他家中总体的堂号？这个疑惑至我写此文时，依然未能得解。
对于张凤翼的研究，以我所见，肖波所作的硕士论文《张凤翼及其戏曲研究》最为详尽，该论文中提到了张凤翼的多个堂号，唯独没有文起堂。在谈到张凤翼的时，论文中有如下段落：“张冲排行第三，以侠义闻名于吴里，李攀龙言‘隐君用侠闻矣’，娶叶氏、许氏为妻，凤翼、献翼、燕翼为许氏所生，张冲亦有一女嫁‘长洲庠生韩世延’。又《张幼于生志》‘幼于既以显重，性又好客，击鲜饮醇之欢亡虚日，以故环所居顾家桥里巷，车骑冠盖委积，前后不绝，守令倾耳而待’。及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可知张家所居为苏州城东北临顿里顾家桥。”在此段的该页，有如下一个小注：“目前位于苏州市区干将路128号，门口左侧悬‘文起堂’及‘张凤翼故居’字样牌匾，当有一处误，而该馆一直处于闭馆修缮中，无从参看。”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四
这段小注谈到张凤翼故居和文起堂时，称“当有一处误”。看来肖波先生也怀疑文起堂不是张凤翼的故居。然而我到那里实地探访时，此处故居却被苏州市文物考古所使用，这是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如此说来，将文起堂确定为张凤翼的故居，似乎不应当有疑问。但这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问题，那只能等待并依靠更多的研究成果来做出决断了。
张凤翼考取举人之后，科考方面的运气就用完了，而后接连的失败使他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于是他回到苏州专心致志地编书写曲。张凤翼的祖父张准颇具经商才能，到了凤翼这一代，家境依然殷实，这才使得他能够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在这个阶段，他编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文选纂注》，此书编成之后，张凤翼写了篇序言，其在序中称：“丁丑之役，则摈于礼闱者四矣。此而不止，人寿几何？于是慕潘岳闲居奉母之乐，修虞卿穷愁苦著书，闭门却扫，凝神纂辑。”
张凤翼撰《陈眉公批评红记》二卷，八年刘氏暖红室刻汇刻传剧本，五
看来，张凤翼为了编此书，杜门谢客，他认为人生短暂，就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这只是编书而非创作。其实，编者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而张凤翼也同样肯定了自己的劳动。他在《与君典书》中说：“《文选》之役，本欲尽洗故笺，一出胸臆。第恐岁不我与，或不能竟，故不得不有所因。然创自己见者亦恒二三，自谅与艺林不无少补。”
张凤翼认定他所编选的《文选纂注》肯定有益于学术界。该书出版之后，张请自己的朋友梅鼎祚帮助销售，梅在《答张伯起》一信中狠狠地夸赞了该书：“《文选纂注》删繁会简，提要钩玄，兼以剞劂都工，豕鱼悉正，一加拭目，便知苦心。实足羽翼斯文，岂徒橐钥后进。”而谭正璧、谭寻在其专论中也同样注意到了《文选纂注》的价值：“其中很值得一提的，他的《文选纂注》中的宋玉《神女赋》，已据宋朝姚宽《西溪丛语》及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考证，把向来搞错的‘王’‘玉’两字全都改正。从这点上，可见 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很是严正不苟且，因而对于他人治学所得乐于‘择善而从’。”
张凤翼撰《红拂记》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对于张凤翼的家庭状况，不少的文献都有所争议。沈瓒《近事丛残》中的一段话称：“张孝廉伯起，文学品格，独迈时流，而以诗文词翰交结贵人为耻。乃榜其门曰：‘本宅纸笔缺乏，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此话说张凤翼不愿意以文字结交权贵，并且在家门口贴了告示，说家中缺乏纸笔，凡求字者都要花钱来买，于是很多人掏钱去买他的墨宝，这一卖竟然达三十年之久，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张凤翼缺钱的表现。其实从他的家世来看，张凤翼并不靠鬻文为生。
当年他跟很多名士均有交往，比如当时的名士王世贞。他的文集《张伯起集》就是请王世贞写的序言。王在序言中大肆夸赞张凤翼的作曲水准：“伯起才不能尽，发而为乐府新声，天下之爱伯起新声甚于古文辞，伯起夷然不屑也。”而万历十一年，王世贞作《四十咏》，肖波认为王世贞此作“等于是‘后七子’名单的扩大化”，而这《四十咏》之一则有张凤翼。王在诗中是这样夸赞张凤翼的：
伯起初艺成，白晳美少年。
一芬墨池藻，众工归我妍。
薄游燕昭台，兴尽剡溪船。
自谓千秋业，不假公车传。
晨著潜夫论，夕奏钟期弦。
张凤翼撰《灌园记》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即此可知，两人关系颇为默契，而王世贞去世时，正是张凤翼撰写的悼文。同样，张凤翼的母亲也是由王世贞撰写寿文。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有些事情却也不可解。比如王世贞在湖北郧阳任上时，曾托人找张凤翼索要楷书作品，没想到张凤翼却婉拒了这个要求。肖波认为这是两人的学术观产生了分歧。
张凤翼也会为了钱财而写软文，他在七十七岁时，贵州总兵李应祥请他写一本《平播记》，其内容就是替李。为了得到这笔丰厚的酬金，张凤翼写了此文。其实人在上交往，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张凤翼为何撰写此文，除了看在多金的份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由呢？这一点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张凤翼辑《文选纂注》十二卷，明万历庚辰年刻本
然而，他对曲的酷爱，应该没有什么功利心。比如徐复祚在《花当阁丛谈》卷四中说：“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呜呜不已。吴中旧曲师太仓魏良辅，伯起出而一变之。至今宗焉。尝与仲郎演《琵琶记》，父中郎，子赵氏。观者填门，夷然不屑意也。”
晚年的张凤翼整天在家里作曲，从早到晚，边写边唱，不知道邻居们听到了烦不烦？他不仅自己如此，同时还跟儿子一起演唱《琵琶记》，以至于来看戏的人堵塞了他们家的大门，凭这一点就能说明，他家的唱戏之音已经足够“扰邻”。
张凤翼如此酷爱写戏和唱曲，那当然跟戏曲家们有着密切交往。汤显祖是那个时段最有名的一位，张凤翼的诗集中有一首《汤义叔》，写的就是他跟汤显祖的交往：
忆昨蓟门踪，相看一转蓬。
共怜才似海，况复气如虹。
寒夜壶尊尽，春星剑佩雄。
天人知有对，应入未央宫。
张凤翼辑《文选纂注》十二卷，明万历庚辰年刻本，张凤翼序一
对于这首诗，肖波的解读是：“首联言万历五年春试，汤、张初会于，颈联则指正月汤显祖北上曾访张伯起于吴门。”同样，汤显祖也曾在诗中写到过张凤翼。
因为这种交往，张凤翼自然会受到汤显祖在作曲方式上的影响。沈德《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沈工韵谱，每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诸书，欲与金、元名家争长；张则以意用韵，便俗唱而已。余每问之，答云：‘子见高则诚《琵琶记》否？余用此例，奈何讶之！’”在这里，沈德把沈璟和张凤翼排在一起比较，他说沈璟完全遵照韵书来作曲，其目的就是为了要与金元时代的作曲名家一较高下；而张凤翼则不同，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用韵。所以沈德认为，张凤翼的曲乃是俗曲，他还向张凤翼询问何以如此作曲，张却正色告诉他说：你看过高明的《琵琶记》吗，我的作曲方式就是按此而来者，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张凤翼辑《文选纂注》十二卷，明万历庚辰年刻本，张凤翼序二
其实，沈德对张凤翼作曲的记载不仅是这一条，他在文中还称：“梁伯龙、张伯起辈，纵有才情，俱非矣。”虽然沈也承认张凤翼所作之曲很有才情，但他 在吴的立场上，认为张的曲不是正路。他在文中还说：“近年则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若以《中原音韵》律之，俱门外汉也。”看来，沈德认定只有按韵书填出的曲，才是正路，余外均为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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