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乙巳是哪一年
稿本是书籍的初级形式，因其承载了 原始的创作形态，反映了 初始的创作思想，历来为古籍版本界所珍重。特别是对于多次刊刻而又校雠不精的版本，其稿本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不可替代性被视若拱璧。也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对于稿本的界定需要谨慎。目前学界对稿本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综合、借鉴诸家的论述，本人认为界定稿本时应注意3个标准和1个前提。具体说：一是真实反映 思想；二是产生于刻本以前；三是可作为刻本之范本。所谓前提是稿本的界定应有条件的制约，也即同一抄本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应定为稿本或应定为稿本。如晚清著名学者丁晏纂现存图书馆的手稿本《类抄》，此书清末被贵州名士刘春霖抄写，抄本现存某古籍书店。目前刘氏抄本就不能定为稿本，因为 的手稿尚在。假如此手稿毁失，则刘氏抄本无疑应定为稿本。上例是为无刻本的情况。同样在有刻本的情况下，如原 的手稿在付梓前被某人抄写了一份，则在 手稿存在的情况下抄本不应定为稿本。而一旦上述手稿本不存在,则此抄本即可定为稿本，因为这时只有该抄本可能载有刻本所没有的 手稿本 。本文介绍的稿本《诒晋集》即属于这种情况。
此书4册8卷，在精印12行、黑口、四周双栏的开化稿纸上以每行22字手写而成。字体类赵，十分隽秀。令人叫绝的是9万余字竟无一改字、添字，可谓纸色古雅，书法精绝，皇族气派不同凡品。各册首页钤朱文印一方，文曰“曾存定邸行有恒堂”。由此可知此书曾定王府行有恒堂。
定王府行有恒堂主人载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生，咸丰四年（1854）卒。高宗长子永璜之曾孙。先封二等辅国将军，后授御前大臣。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礼部尚书。十五至十六年任工部尚书并袭爵定郡王。二十六年重修玉牒，授钦命任总裁。文宗即位后仍受重用。后因自谓操持进退用人之权及广收门生得“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传言，遭夺职罚俸。但不久，咸丰二年（1852年）仍授步领。次年加亲王衔并于卒后追封亲王。载铨为人风雅，工诗，富收。吏部尚书汤金钊评“（载铨）自嘉庆戊辰入直上书房，获侍讲席，属句颖秀，自幼过人。”读其遗著《行有恒堂初集》，可其诗文功力。由其《长夏曝书》所云“万卷层层手自排，古人模范作梯阶。笃行莫使初终异，尽信能叫性气乖。费我连朝勤庋阁，喜他得地免沉埋。钻研编简真如蠹，鬓雪无情减壮怀”及现上博的定府遗物“赵孟行书送秦少章序卷题跋”，则可窥其书画收规模、品位之一斑。
《诒晋集》为清中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成亲王永瑆所著，收录其自乾隆二至嘉庆初所作诗赋、序跋的文集。永瑆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卒于道光三年（1823年），为高宗十一子，历官军机大臣，户部三库。工书、善诗，高宗爱之，多次幸其府邸。嘉庆十九年（1814年）仁宗诏令永瑆自选书法刻裕陵德神功碑并御题序言，赐名《诒晋帖》颁赏臣工。《诗话》评其诗文：“唐宋以来，帝子之文，实罕其匹也。”
就目前资料，《诒晋集》的最早刻本是列入《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的由永瑆长曾孙载锐（嘉庆十年生，咸丰九年卒。爵成郡王。曾管理锐健营事务）于道光二所刻并由载铨作序之本。以后又有光绪十六年修堂刻本、宣统元年翠琅玕房刻本等。下面就以时间最早、刊刻最精的载锐刻本（下简称刻本）与定府抄本（下简称抄本）作一对比，以考本源。
首先，刻本与抄本不仅版式完全一致，同为12行、22字、黑口、四周双栏，而且版框尺寸亦完全相同。
其次，刻本与抄本的第1卷和第8卷每页每行的文字及相对位置完全相同，毫无二致。这说明刻、抄本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或是成书时各自参照了同一范本，或是成书时以对方为范本（下面将说明抄本不可能以刻本为范本）。
其三，经逐页核对，刻本较之抄本略去很多内容。例如刻本第2卷2页背面，抄本同位置，《阕里》一诗，刻本比抄本少了“竭尽瞻依志……舍井自禽窥”8句40字；刻本第4卷16页背面，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石君先生自杭归以上天竺泉分赠赋谢》《兰翘先生以徽制五彩画锭见赠赋谢》整诗两首；刻本4卷17页正面，抄本同页背面，刻本略去《桃花夜观山灯》整诗一首（图2）；刻本第5卷首页2、3行较抄本同位置略去“初度作诗志之”（图3）。此外，刻本第2卷3、4页间，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上方山》《赋诗台》整诗两首，并将诗名“金山夜眺”略为“金山”。刻本第6卷11页正面，抄本同位置，《夜雨》一诗刻本略去文字。刻本6卷19页正面，抄本同位置，刻本略去整诗一首计21。刻本第7卷10页正面较抄本同位置略去文字等等，不再一一赘述。
其四，刻本较之抄本仅有一处内容增加，即第6卷终由载锐于道光乙巳（二十五年）补录了永瑆为其所作《得曾孙》诗一首（图4）。
具体分析上述的删减和增补，我们首先可确定抄本成书于刻本之前，因为刻本卷6尾页明确说明最后一诗是增补的。再者，载铨知道刻本的出现，否则不可能为之作序，在有了刻本的情况下定府没必要再抄写，更无法解释在抄写中增加了如此多的内容。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刻本在内容上的删减。一般讲，删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刻工偷工取巧，二是 自行删减。对于之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一来这是成王府刻书，刻工不敢妄为；二来此书区区9万余字，如此大量漏刻必被发现。那么另一可能就是 在开雕前删减。但此书刊刻成书为道光二，开雕至多提前两三年，而此时永瑆逝去已20余年，如何删减。这个疑问在载铨为刻本所作序言中找到了答案。而且，细读该序言还使我们增加了了解相关真相的线索。序言说“（永瑆）晚年自检全集（指《诒晋集》），删繁就简，陈言务去，择其纯粹精华者得集八卷、随笔一卷、后集一卷，虽付枣梨未即印行。逮嗣王（指载锐）袭封后首举是事不可再待。故重加校订爰付梓人刊版……”仔细品味这段话可知，既然永瑆“晚年自检全集”，就说明晚年前《诒晋集》已成书，到晚年将其“删繁就简，陈言务去”（注意，并无内容增加）后付梓，只是不知何因未能成书。20余年后载锐在此基础上付梓刊版。这便是刻本内容被大量删减的原因。也正是此时，载锐在“重加校订”曾祖为其所作增补列入卷6末。事实上刻本也证实了序言所云。一是对比删减前后的相关内容可知删后并未使诗文遭损，而是文字更加精练；二是绝无内容增加（载锐增诗非 之意）；三是刻本有后集、随笔各一卷。
至于抄本无后集、随笔的缘由不可简单地以遗失解释，较为可靠的是就《诒晋集》初稿（永瑆手稿）、抄本及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来分析。如上《诒晋集》初稿形成于永瑆晚年前，具体时间可在卷六末页诗题“昌平州花塔山题生圹作”下永瑆所注“丁巳作补录”中得到答案，所谓补录当然指全集已定型后所为。这说明初稿形成于嘉庆二年（丁巳）永瑆45岁左右。事隔20余年到永瑆晚年即嘉庆末至道光三年间，永瑆准备付梓而将其删减，大约此时又发现一些诗文可以一并刊刻，于是编为后集、随笔各一卷。试想如果不是如此，后集、随笔形成的时间距《诒晋集》初稿较近，则顺理可将它们列为《诒晋集》之9、10卷。正是在这20余年较长的时间内，在没出现刻本的情况下，定府精抄了《诒晋集》形成目前的抄本。这便是抄本无后集、随笔较为可靠的原因。
综观上述过程，在永瑆手稿本佚失的情况下，定府精抄本被定为清稿本应是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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