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年是哪一年属什么,辛酉年的鸡是穷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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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年是哪一年属什么

辛酉:用最详细的梳理,解析咸丰、奕䜣、慈禧、肃顺的作为清晰梳理辛酉:为什么实际只是这四个人的事?罪魁祸首是谁?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即咸丰皇帝)崩于热河,遗命“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的“顾命”制度。

幼帝生母慈禧太后不满顾命大臣“目无君上”“擅自”朝政,于是与恭亲王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辛酉九月三十日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肃顺逮捕捉下狱,一举粉碎“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取而代之,慈禧太后就此夺得更高权力,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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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斗争的双方,一方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另一方以辅国公肃顺为首。要了解双方冲突的起因,必须首先追溯文宗和恭亲王奕䜣的关系。

一、清文宗与恭亲王

清宣宗共有三后九子,一、二、三子均早夭,皇四子奕詝为文宗,皇五子奕誴初嗣为淳亲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崩于道光二十年,自此奕詝即由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抚养。奕詝与奕䜣同在一母的照拂之下成长,且二人年龄相仿,同在书房读书,无异于“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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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皇室的传统,他们对皇子一向严格要求,皇位要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才干本在奕詝之上,必得皇位无疑,不料,皇位最终却归于奕詝。这是何缘故呢?据说,有一次,宣宗带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帝问之,奕詝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听了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 ”于是,立储之事遂密定。(清史稿《杜受田传》)

奕詝说的这些话,其实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事先指教的。又据清人笔记载:一日,宣宗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奕詝此举,其实也是杜受田的授意。原来,杜受田知道奕詝智识“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取胜,于是定下此计,以仁孝之心取悦于宣宗。

以上两文,不言自明,文宗得位有取巧之嫌。可以想见,奕䜣对哥哥此举未必服气。由此,二人逐渐便产生了猜疑不和之嫌隙。咸丰五年,恭亲王生母孝静皇贵妃崩。文宗上谥太后,但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减杀太后丧仪”以别嫡庶,不难想见恭亲王对此深为遗憾。自此,兄弟失和表面化。恭亲王以“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肃顺得宠正是在恭亲王退出军机以后的事。可见,没有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失和,就没有恭亲王奕䜣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而没有奕䜣的退出军机,可能就不会有肃顺于咸丰六年被重用的事。由此可见,肃顺与奕䜣的不合,实际是源于咸丰皇帝的狭隘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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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肃顺与恭亲王

肃顺性格骄狂、锋芒毕露,掌权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但另一方面其办事干练,也是事实。肃顺有此优点与长处,因而颇得清议的好评,更得到文宗的重用,因此成为皇帝的亲信近臣,辅国公、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并执掌印钥。皇帝的重用,反过 然也助长了肃顺的跋扈专横,甚至凌驾于满朝大臣之上,连地位在他之上的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也主动与其联络。

肃顺既有整顿朝政的锐气,又有尊贤的魄力,非一般大臣能比。他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力保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及湘军。清军太平军有所收效,在军事上的进展自然有肃顺保荐人才的“功劳”。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因为他的坚持,杀了舞弊的正考官大学士柏葰,扭转了科场的歪风。肃顺接任户部尚书后,不留情面地查办了户部司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他急于铸新钱,为的是稳定京师物价,行动之快,出人意料。尽管财政收入紧张,经他多方紧缩,居然保证了军费供应。

肃顺刚愎自用,视满朝亲贵为酒囊饭袋,唯独对恭亲王奕䜣不敢掉以轻心。恭亲王不但地位显赫,而且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为巩固权位,肃顺拼命与恭亲王为敌。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猕木兰”为由,仓皇避往热河,命恭亲王留京出面议和,谓“抚局”。文宗暗自盘算议和是假,争取时间部署兵力为真,他没想到恭亲王竟然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文宗对此感到很不满。肃顺则趁机中伤奕䜣,守旧派随之望风捕影,谣传恭亲王将借助洋人的,这更加重了文宗对恭亲王的猜疑,

最严重的是文宗将恭亲王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加深了恭亲王与肃顺的矛盾。清朝家法特别看重“亲亲尊贤”这四个字,选派顾命大臣,尤其应该按这个规矩办。十个亲王,有七个是承袭而来,二个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奕䜣与诸王不同,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荣。再说恭亲王与文宗兄弟手足,奈如一母所生,可谓亲中之亲。显然,以恭亲王的身份和才具,如无很深的猜疑和肃顺的离间,则文宗选取的顾命八大臣,应该以恭亲王为首才是。倘若如此,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抑制肃顺的揽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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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肃顺与慈禧太后

肃顺和懿贵妃(慈禧)水火不容的关系,由来已久。懿贵妃心里明白,咸丰皇帝病入膏肓,寿数将尽,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皇长子载淳将会继承皇位,她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事务。为此,她一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另一方面设法与闻政务。咸丰皇帝命她代为批答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可以从奏折中了解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朝章制度;再从皇帝的批答中知道政务的处理,从中体会驭下之道,研究训谕款式。肃顺因此在皇帝面前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朝政。懿贵妃因此恼恨,亦可想而知。

慈禧和肃顺这两个死对头,前后大致斗了四个回合。

幼主载淳继位后,按照清朝的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不顾别人的提醒,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后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要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下先后来。之一个回合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她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就应该是“东太后”。“东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不久上微号“慈安”,“西太后”称“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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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顺对两宫太后互有扬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慈安太后秉性宽厚和平,胸无大志,不懂朝政,尽可以蒙蔽,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面上敬重之诚,君臣之礼。慈禧太后则不同,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在肃顺看来,她和宋朝的章献刘皇后一样喜欢大权独揽,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对于两官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谈些什么,极为注意,为此在宫里安插了奸细。

清朝的家法,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官提出以铃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铃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如果这样办,两宫听政,有名无实。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于是,第二个回合是肃顺输了。

御史董元醇上奏“敬陈管见”一折,两宫太后将该奏折“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的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诺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毋庸议”;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这简直是不让人过问国事;两官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却抹煞这个事实,有欠公平。“痛驳”说“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于脆“搁车”(按: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凡此史无前例的违命抗旨及,已构成叛逆行为。经过激烈的争吵,陷入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铃了印。第三个回合,是肃顺胜了。

四、慈禧太后与恭亲王

文宗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应该先造,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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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闲之人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理,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集团的更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缓急可待的人是恭亲王。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 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恭亲王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没有实力、前途未卜的两官太后绑在一个战车上呢?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挑战。“顾命”制度既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肃顺的排挤。固然,用柄在上头,两宫太后如将恭亲王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说不定可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但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这一幻想,从恭亲王这面来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手中。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顾命”制度。取消“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大学士贾桢建议两官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恭亲王的意思。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段话可能是出于恭亲王的授意。可见恭亲王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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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如果恭亲王亦在“顾命之列,他一定也跟肃顺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祖制重顾命”,以恭亲王的才干和地位,执行尊严的家法,足以裁抑慈禧。可见,咸丰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是多么自私和低能。

五、辛酉之变

为了扩张,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全庆,以示笼络;文宗末命“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是军机大臣杜翰写旨时自己加上去的,可见这班顾命大臣一开始便用心揽权了;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祐灜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伙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驰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恭亲王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以恭亲王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抓到手。咸丰皇帝崩,恭亲王到热河叩谒梓宫,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

此后,为在朝中造“垂帘”,恭亲王的亲信多方疏通游说,发动清议,联络人心,争取到了汉大臣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霁及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还争取到了亲王和大臣的支持。恭亲王伺机向两宫太后面奏添派惇王为恭理丧仪大臣,以此向惇亲王示意团结,消除误会。

与肃顺斗了三个回合,越发使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太后之地位,她不甘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要收回,必先除去肃顺!不能下移,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两官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决不可再留,遂密令恭亲王处置。按照这个指示,恭亲王在加紧部署。两宫太后从热河一回到,便召见恭亲王、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共五人。两宫正式提出垂帘主张,控诉顾命大臣罪行,面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柔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恭亲王奉”特旨”提拿了载垣、端华,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迎捕了肃顺。这是慈禧太后和肃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以肃顺彻底失败告终,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顾命大臣均被“革职”或充军,有的“加恩免其发遣”。

这次发生于1861年,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历史上称为“辛酉”,又称“”。

辛酉年十一月初一,在紫禁城养心殿了垂帘大典。从此,两官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此,慈禧太后正式取得更高权力,此后实际中国近半个世纪。

根据慈禧太后“稳定大局”的指示,对肃顺余党,只办了陈孚恩、黄宗汉等少数几个人的罪,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与此同时,接收,调动军机处和部院大臣,注意各方,特别是争取和人的助力。

清朝的历次宫廷,无论是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还是世宗即位后的自相残杀,无不大动干戈。唯有这次,不费一枪一弹,只不过杀了三个人,大局便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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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辛酉”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以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为起因;以文宗设计的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互相牵制的安排为隐患;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双方为了争夺更高权,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展开了激烈争吵,终于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不得不诉诸武力。

斗争的结果是权力的再分配。“辛酉”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至今只知大概而不明其全部真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逐渐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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