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年是哪一年属什么
辛酉：用最详细的梳理，解析咸丰、奕䜣、慈禧、肃顺的作为清晰梳理辛酉：为什么实际只是这四个人的事？罪魁祸首是谁？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即咸丰皇帝)崩于热河，遗命“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的“顾命”制度。
幼帝生母慈禧太后不满顾命大臣“目无君上”“擅自”朝政，于是与恭亲王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辛酉九月三十日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肃顺逮捕捉下狱，一举粉碎“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取而代之，慈禧太后就此夺得更高权力，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
“辛酉”斗争的双方，一方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另一方以辅国公肃顺为首。要了解双方冲突的起因，必须首先追溯文宗和恭亲王奕䜣的关系。
一、清文宗与恭亲王
清宣宗共有三后九子，一、二、三子均早夭，皇四子奕詝为文宗，皇五子奕誴初嗣为淳亲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崩于道光二十年，自此奕詝即由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抚养。奕詝与奕䜣同在一母的照拂之下成长，且二人年龄相仿，同在书房读书，无异于“亲兄弟”。
按照清朝皇室的传统，他们对皇子一向严格要求，皇位要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才干本在奕詝之上，必得皇位无疑，不料，皇位最终却归于奕詝。这是何缘故呢?据说，有一次，宣宗带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帝问之，奕詝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听了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 ”于是，立储之事遂密定。(清史稿《杜受田传》)
奕詝说的这些话，其实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事先指教的。又据清人笔记载：一日，宣宗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奕詝此举，其实也是杜受田的授意。原来，杜受田知道奕詝智识“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取胜，于是定下此计，以仁孝之心取悦于宣宗。
以上两文，不言自明，文宗得位有取巧之嫌。可以想见，奕䜣对哥哥此举未必服气。由此，二人逐渐便产生了猜疑不和之嫌隙。咸丰五年，恭亲王生母孝静皇贵妃崩。文宗上谥太后，但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减杀太后丧仪”以别嫡庶，不难想见恭亲王对此深为遗憾。自此，兄弟失和表面化。恭亲王以“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肃顺得宠正是在恭亲王退出军机以后的事。可见，没有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失和，就没有恭亲王奕䜣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而没有奕䜣的退出军机，可能就不会有肃顺于咸丰六年被重用的事。由此可见，肃顺与奕䜣的不合，实际是源于咸丰皇帝的狭隘心思。
二、肃顺与恭亲王
肃顺性格骄狂、锋芒毕露，掌权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但另一方面其办事干练，也是事实。肃顺有此优点与长处，因而颇得清议的好评，更得到文宗的重用，因此成为皇帝的亲信近臣，辅国公、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并执掌印钥。皇帝的重用，反过 然也助长了肃顺的跋扈专横，甚至凌驾于满朝大臣之上，连地位在他之上的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也主动与其联络。
肃顺既有整顿朝政的锐气，又有尊贤的魄力，非一般大臣能比。他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力保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及湘军。清军太平军有所收效，在军事上的进展自然有肃顺保荐人才的“功劳”。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因为他的坚持，杀了舞弊的正考官大学士柏葰，扭转了科场的歪风。肃顺接任户部尚书后，不留情面地查办了户部司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他急于铸新钱，为的是稳定京师物价，行动之快，出人意料。尽管财政收入紧张，经他多方紧缩，居然保证了军费供应。
肃顺刚愎自用，视满朝亲贵为酒囊饭袋，唯独对恭亲王奕䜣不敢掉以轻心。恭亲王不但地位显赫，而且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为巩固权位，肃顺拼命与恭亲王为敌。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猕木兰”为由，仓皇避往热河，命恭亲王留京出面议和，谓“抚局”。文宗暗自盘算议和是假，争取时间部署兵力为真，他没想到恭亲王竟然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文宗对此感到很不满。肃顺则趁机中伤奕䜣，守旧派随之望风捕影，谣传恭亲王将借助洋人的，这更加重了文宗对恭亲王的猜疑，
最严重的是文宗将恭亲王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加深了恭亲王与肃顺的矛盾。清朝家法特别看重“亲亲尊贤”这四个字，选派顾命大臣，尤其应该按这个规矩办。十个亲王，有七个是承袭而来，二个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奕䜣与诸王不同，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荣。再说恭亲王与文宗兄弟手足，奈如一母所生，可谓亲中之亲。显然，以恭亲王的身份和才具，如无很深的猜疑和肃顺的离间，则文宗选取的顾命八大臣，应该以恭亲王为首才是。倘若如此，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抑制肃顺的揽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变发生。
三、肃顺与慈禧太后
肃顺和懿贵妃(慈禧)水火不容的关系，由来已久。懿贵妃心里明白，咸丰皇帝病入膏肓，寿数将尽，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皇长子载淳将会继承皇位，她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事务。为此，她一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另一方面设法与闻政务。咸丰皇帝命她代为批答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可以从奏折中了解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朝章制度；再从皇帝的批答中知道政务的处理，从中体会驭下之道，研究训谕款式。肃顺因此在皇帝面前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朝政。懿贵妃因此恼恨，亦可想而知。
慈禧和肃顺这两个死对头，前后大致斗了四个回合。
幼主载淳继位后，按照清朝的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不顾别人的提醒，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后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要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下先后来。之一个回合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她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就应该是“东太后”。“东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不久上微号“慈安”，“西太后”称“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肃顺对两宫太后互有扬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慈安太后秉性宽厚和平，胸无大志，不懂朝政，尽可以蒙蔽，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面上敬重之诚，君臣之礼。慈禧太后则不同，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在肃顺看来，她和宋朝的章献刘皇后一样喜欢大权独揽，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对于两官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谈些什么，极为注意，为此在宫里安插了奸细。
清朝的家法，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官提出以铃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铃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如果这样办，两宫听政，有名无实。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于是，第二个回合是肃顺输了。
御史董元醇上奏“敬陈管见”一折，两宫太后将该奏折“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的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诺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毋庸议”；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这简直是不让人过问国事；两官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却抹煞这个事实，有欠公平。“痛驳”说“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于脆“搁车”(按：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凡此史无前例的违命抗旨及，已构成叛逆行为。经过激烈的争吵，陷入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铃了印。第三个回合，是肃顺胜了。
四、慈禧太后与恭亲王
文宗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应该先造，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闲之人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理，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集团的更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缓急可待的人是恭亲王。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 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恭亲王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没有实力、前途未卜的两官太后绑在一个战车上呢?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挑战。“顾命”制度既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肃顺的排挤。固然，用柄在上头，两宫太后如将恭亲王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说不定可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但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这一幻想，从恭亲王这面来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手中。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顾命”制度。取消“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大学士贾桢建议两官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恭亲王的意思。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段话可能是出于恭亲王的授意。可见恭亲王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可以想象：如果恭亲王亦在“顾命之列，他一定也跟肃顺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祖制重顾命”，以恭亲王的才干和地位，执行尊严的家法，足以裁抑慈禧。可见，咸丰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是多么自私和低能。
五、辛酉之变
为了扩张，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全庆，以示笼络；文宗末命“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是军机大臣杜翰写旨时自己加上去的，可见这班顾命大臣一开始便用心揽权了；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祐灜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伙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驰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恭亲王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以恭亲王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抓到手。咸丰皇帝崩，恭亲王到热河叩谒梓宫，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
此后，为在朝中造“垂帘”，恭亲王的亲信多方疏通游说，发动清议，联络人心，争取到了汉大臣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霁及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还争取到了亲王和大臣的支持。恭亲王伺机向两宫太后面奏添派惇王为恭理丧仪大臣，以此向惇亲王示意团结，消除误会。
与肃顺斗了三个回合，越发使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太后之地位，她不甘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要收回，必先除去肃顺!不能下移，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两官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决不可再留，遂密令恭亲王处置。按照这个指示，恭亲王在加紧部署。两宫太后从热河一回到，便召见恭亲王、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共五人。两宫正式提出垂帘主张，控诉顾命大臣罪行，面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柔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恭亲王奉”特旨”提拿了载垣、端华，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迎捕了肃顺。这是慈禧太后和肃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以肃顺彻底失败告终，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顾命大臣均被“革职”或充军，有的“加恩免其发遣”。
这次发生于1861年，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历史上称为“辛酉”，又称“”。
辛酉年十一月初一，在紫禁城养心殿了垂帘大典。从此，两官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此，慈禧太后正式取得更高权力，此后实际中国近半个世纪。
根据慈禧太后“稳定大局”的指示，对肃顺余党，只办了陈孚恩、黄宗汉等少数几个人的罪，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与此同时，接收，调动军机处和部院大臣，注意各方，特别是争取和人的助力。
清朝的历次宫廷，无论是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还是世宗即位后的自相残杀，无不大动干戈。唯有这次，不费一枪一弹，只不过杀了三个人，大局便了稳定。
综上所述，“辛酉”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以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为起因；以文宗设计的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互相牵制的安排为隐患；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双方为了争夺更高权，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展开了激烈争吵，终于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不得不诉诸武力。
斗争的结果是权力的再分配。“辛酉”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至今只知大概而不明其全部真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逐渐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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