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壬申年是公元哪一年,康熙壬申年至今是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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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壬申年是公元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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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壬申年是公元哪一年,康熙壬申年至今是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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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公元1091年,苏轼知颍州时,受请写了两体《醉翁亭记》。一是应开封府刘季孙求书,于十一月乙未,以真、行、草间用字体写成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一是应滁州太守王诏求书,于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书写成,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

苏轼在同年同月时间里写成的两体《醉翁亭记》,除字体不同外,另有两点区别。一是开头不同。草书体开头篇名前有 姓名,即“欧阳永叔醉翁亭记”;而大字楷书体开头则为“醉翁亭记”。二是后跋不一样。草书体是“开封府刘君季孙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而楷书体则为:“开封府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由此可见,草书《醉翁亭记》是开封府刘季孙亲自到颍州求书得到的;而大字楷书是滁州太守王诏请开封府刘季孙代为求书的,而王诏本人没有到过颍州。

草书《醉翁亭记》写成之后,未经刻石即被人秘,得之者不轻易示人,因而长期不知去向。直到元朝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四月,才有赵子昂见之并作跋。从跋文中得知,此长卷曾经赵子固鉴定为真品。赵作跋时,长卷归冯伯田所有。此后,又湮没多年。到明代露世,宋广、沈周、吴宽均有跋文。后来,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有,并命其门婿刘巡为之刻石。之后,刘巡携石返乡,立于鄢陵刘氏家祠。高拱所得长卷,后为首辅张居正所有。张氏败落后,此卷落入宫中,后因火毁。

康熙壬申年(公元1692年),河南新郑高有闻(高拱族孙),因鄢石磨损不清,便将家原拓本重刻,这套石刻共用长60厘米-90厘米、宽40厘米的青石24块,立于新郑高拱祠堂,因刻工精美,较原刻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刻石由郑州市博物馆。

河南鄢陵县档案馆珍的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拓片,为绢面、册页装淡墨精拓本,硬板纸,前是碑文后为跋,该拓片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石刻历经四百多年沧桑,屡遭浩劫,至今下落不明。苏东坡草书《醉翁亭记》碑帖拓片的存世,不仅使苏轼草书之原貌得以传承,并为后人研究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 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 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 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反对保守的吕夷简、夏竦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贬官,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年丰物阜,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这是使欧阳修感到无比快慰的。但是当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昏暗,奸当道,一些有志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的积弊不能消除,衰亡的景象日益增长,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心情,悲伤又与一份欢喜。这两方面是糅合一起、表现在他的作品里的。

《醉翁亭记》 :

环滁(chú)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hè)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láng yá)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chán)潺而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zhé)醉,而年又更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fú)日出而林霏(fēi)开,云归而岩穴(xué)暝(míng),晦(huì)明变化者,山间之朝(zhāo)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yǔ)偻(lǚ)提携(xié),往来而不绝者,滁(chú)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liè),山肴(yao)野蔌(sù),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hān)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yì)者胜,觥(gōng)筹(chóu)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tuí)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yì),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今译:

环绕滁州城的都是山。它西南方向的众多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秀丽,远望那树木繁茂,又幽深又秀美的地方,那就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来的,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一座亭子四角,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于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谁?是山里一个名叫智的。给它取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醉翁)来命名的。太守同宾客来到这里饮酒,喝很少的酒就醉了,而年纪又更大,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秀丽的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

太阳一出来树林中的雾气就消散,烟云聚拢来,山岩就显得昏暗了,阴暗明朗(交替)变化,(这就是)山间的早晨和傍晚。野花开了,飘来一股清幽的香气,树木清拔枝叶繁茂,形成浓郁绿阴,秋高气爽,霜色洁白,水位落的时候就显出了水里的石头,这是山里的四季的景色。早晨上山,傍晚返回,四季的景色不同,因而乐趣也无穷无尽。

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答应,老老少少来来往往不间断的,这是滁州人出游。到溪水边捕鱼,溪水深,鱼儿肥,用酿泉的水酿酒,泉水香甜而酒色清净,山中野味野菜,杂乱地在前面摆开,这是太守的酒宴。酒宴上畅饮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得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人们有时 立,有时坐着,大声喧嚷,宾客们(尽情)欢乐。脸色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在宾客们中间,那就是太守喝醉了。

不久夕阳落山,人影纵横散乱,太守返回,宾客跟随。这时树林里浓荫遮蔽,鸟儿到处鸣叫,游人离开后禽鸟在快乐了。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的快乐,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太守以游人的快乐为快乐。喝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酒醒了能够用 记述的人,就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直到元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 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之一”。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苏轼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之一。”

公元1065年5月,苏轼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归。按当时惯例,苏轼扶送灵柩回乡,居家两年后。公元1068年,苏轼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岁。从此,他再也没有还乡,从此,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岁月中,都成了镜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见半点波澜:“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又苏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句,苏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句,其豁达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时,却是万般悲伤:“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就是无双的苏学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贫穷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乡,而他偏不思乡。他是中国文人中罕有的一个异数,温和而倔强地反抗着人世的荒谬。中国的文人,往往都知生如寄,刹那芳华,但之后呢?不是试图及时行乐,就是躲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向隅而泣。放纵与自闭,两位一体。而苏轼,却说今天虽然夕贬潮州路八千,可谁知我明天就不会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离合循环,忧喜相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人生是一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戏剧,不到闭幕,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人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意味着一世挣扎的彻底结束。逍遥如苏轼,面前,又将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还是乌台诗案期间,苏轼不幸身陷囹圄。其时他和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方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乃把此事托付朋友,却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号。果不其然,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误送了熏鱼,骇得苏轼以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是苏诗中少有的凄凉之作:“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悲哀凄恻,不忍卒读。看穿人生万物如苏轼,还是迈不过这道槛,一样在面前胆战心惊。

不久,苏轼终知自己不过虚惊一场,但是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虽说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则可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但是,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见之于言;就是能见之于言,老师欧阳修也说了,“ 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既然如此,世间又有什么能够永恒?除了虚无,这个世界可还有别的底色?能参透这些,方得三昧。这就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深有感触写下的一段话:“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吾窜逐海上,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这是的确的,能明了诸行无常,无我,也就够资格成阿罗汉了。多年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奈何桥边时,他已不再恐惧,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是泯然众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来的学,终让他无我无相,物我两忘,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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