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癸丑年是公元哪一年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刚宣读其继位遗诏后的第三天便下了一道重要谕旨，将贵州苗疆用兵作为目前两项最重要的“紧急之事”之一，不久，他进一步指明：苗疆用兵，乃目前之一要务。（《清高宗实录》）。
可以这么说，贵州苗疆战事，是乾隆皇帝即位后面临的之一场大考，可是，按道理，新皇登基要处理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为何在远离中心的西南边陲小省贵州发生的战事会让一代雄主乾隆如此挂心？这到底是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呢？
说到这，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历史背景——改土归流！
一，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在现代工业时代，一个正常的对自己疆域内部各个地区的掌控力是非常强的，即使是边远地区也能做到基本管控，然而在之前的农业时代，对于偏远又交通不便的地区很难输送影响力，所以对这些地区没有那么强的掌控力，西南边疆的云，贵，川等省份的很多少数山地地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
但是，王朝的实力毕竟太强，对抗对于这些部族头目来说实在是下策，所以通常他们会在名义上服从朝廷，来换取朝廷对他们在当地权的认同；而对于朝廷来讲，既然对于这些边远地区很难完全掌控，那么得到这些地头蛇名义上的认同，求个面子，图个安分也是不错的选项。
于是，这便形成了一种羁縻性质的方式，到了元朝，这种方式演化成了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又称“土官”），指的是朝廷将边疆地区的官职封授给边疆地区的少数部族头目（当然也有少数是汉族，典型的如杨应龙）。
“土司”名义上仍然是朝廷的，但性质和真正的“朝廷命官”完全不一样，“土司”职位是世袭的（但也需要得到朝廷名义上的批准），土司虽然对朝廷承担一定的税金、傜役的任务并按照朝廷的令提供，但在内部，土司有着几乎绝对的权。
可以认为，“土司”就是“土皇帝”。
这种情况显然是严重削弱了朝廷的权威，通常来讲，王朝由于实力不够，诏命令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而这些世袭“土官”对朝廷反叛无常，有时竟恣肆百姓，为患边境，少数和汉族均深受其害，“汉民被其，夷人受其荼。”，有时土司内部为争权夺势还爆发内战，搞得地方上一片狼藉…
明朝甚至设立了南长城平苗
朝廷当然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集权，所以从明朝开始，由于生产力发展，王朝的控制能力增强，“改土归流”的工作便开始了（比如在贵州，明朝洪武、年间在贵州等地区建立行省一级的行政区划——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史称“贵州建制”，此建制为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对贵州地区进行直接行政管辖，），所谓“改土归流”指的是废除土司制度，改以朝廷任命的“流官”进行。
不过，明朝的“改土归流”规模还不是很大，一直到清朝前期，贵州全省一半以上地区都没做到掌控，甚至没有纳入版图，被称为“生界”，《平苗纪略》记载：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裹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由于国力强盛，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地区的，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兼管广西）鄂尔泰和西南各省地方官上书，表示土司的蛮横已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恶劣程度，建议取消土司制度，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
这正合雍正之意，不过“土官自汉唐世袭两千余年，雄富敌国”，要想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自然不可能只靠和平手段——这些土司怎么可能乖乖交出自己的权力？于是，清缴征服作战无法避免。
不过此时清朝国力强盛，雍正皇帝又是意志坚定的雄主，而鄂尔泰又是干吏，对改土归流进行了缜密的规划，“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终于将改土归流工作推行了下去。
在鄂尔泰的努力下，云贵地区的土司受到极大打击，大批苗人（并不仅指今天苗族的，而是指贵州和中国其他西南省份的共享相似文化特质的各种本地和山区部落。）土司，土官被鄂尔泰淘汰，以贵州为例，苗区设立了长寨，归化、八寨、丹江、都江、台拱、清江、古州等厅（厅，县级行政单位，通常清朝在新的地区设厅），任命朝廷管理苗民。
当时这些新开拓的地区一般被称为“苗疆”或“”（当时是指的贵州新拓之地），这些土地地域广大，占了整个贵州一半以上，“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武记》）。
“改土归流”当然是大功一件，不过毕竟土司在当地经营很久，“改土归流” 的初步成功并不意味着长治久安，不久，苗疆再叛。
二， 古州苗变
虽说“改土归流”成效很大，但清廷对这些新辟之地的却很暴虐，在战时清军便对苗民残酷剿杀，而现在安定了局面，清廷又施行残酷，其不仅勒令“夷人”放弃祖传的服装发式，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搞得苗疆人怨，各类反抗层出不穷。
而一些旧土司等又不愿放弃祖传特权，，终于闹出了大变。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贵州古州（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为反抗官吏征粮，在包利的带领下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发动，临近各处的苗民群起响应，一时聚起了2万多人，事态迅速扩大！
而清廷初期的反应则相当迟钝，大意，使得军迅速做大，之后清军又指挥失当，滥杀苗民，使得“蔓延不可招抚”（《清高宗实录》），而此时正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当年八月，雍正去世，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清廷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前去，但苗乱始终延续，甚至还越闹越大，汉民纷纷逃往湖南等邻近省份，西南大乱。
雍正去世了，现在这个烂摊子该轮到乾隆处理了，那么乾隆准备怎么办呢？
三， 是弃是留？乾隆的抉择
最省事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立刻停止改土归流，放弃已经开拓的苗疆，由于平乱不利，当时很多都是持此意见。
事实上雍正皇帝本人都有过这种想法，新开辟的疆土这么快就发生如此大的，这给雍正皇帝的打击是巨大的，勤政的雍正亲自处理苗事，但苗事却几乎一无进展，雍正除了处理一批失职外，似乎也无计可施。
而此时清廷内部很多鄂尔泰的政敌也开始以此发难，以反对“改土归流” 为由攻击鄂尔泰，一时放弃苗疆的声浪甚嚣尘上，连意志坚强的雍正都有所动摇。
鄂尔泰
八月初三，雍正帝下诏说到：从理苗疆之意，原因苗姓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乂安百姓之计…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清世宗实录》）。
雍正正式承认，开拓苗疆属于失误，很明显，他是动了放弃苗疆的心思的。
不过所幸雍正还没正式决定放弃就驾崩了，继位的乾隆皇帝则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决心将改土归流推行下去，他首先拿“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张照开刀，解除了张照职务并对其严加斥责，追究责任。
张照是哪件事做的不对呢？除了能力不够，安定苗疆不利外，就是提出放弃苗疆的建议，而且张照不仅自己有这想法，还公开宣称“雍正帝也有欲放弃苗疆的旨”。乾隆完全不打算放弃苗疆，于是就给张照安了一个“假传旨”的大罪，然后反复表示自己父皇“绝无放弃苗疆之意”。
乾隆这么一干，那帮大臣就知道皇帝的意思了，没人敢提什么“放弃苗疆”给皇帝找不痛快了。
乾隆为何如此坚决继续推行改土归流？其实是因为乾隆本人很熟悉苗疆事务，在雍正时期他就是处理苗疆事务的“王大臣”之一，他相当清楚：这个时候放弃苗疆，那西南数十年开拓之功将毁于一旦，王朝的威信也将受到严厉打击。
乾隆本人处理过苗疆事务，知道症结所在，其快刀斩乱麻，罢免庸臣张照后，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全权苗疆事务，事权统一，使得之前清军各路大臣相互掣肘的情况得到解决。
此外乾隆对于剿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要以“德”济“威”，严令滥杀，最终在君臣努力之下，闹了一年多的苗民终于被平定了，不过张广泗还是杀得人头滚滚，斩杀军17000多人，俘虏的25000多人中也有11000多人被其枭首示众。
四， 善后
乱子算是平定了，不过这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六省官兵如果连数万苗民武装都对付不了，那清军解散算了，关键问题是善后。
乾隆毕竟是有经验的人，平定苗民后，他立刻改在苗疆施行了新，首先在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九，乾隆下旨：“永除苗赋”；此外，乾隆还吸取教训，下旨较少干涉苗民内部事务，规定生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此外对于派遣入苗疆的，乾隆严加审核，选用“廉静朴质之有司”，并严令他们要善待苗民，“勤加抚恤”……
此外，乾隆还在贵州施行屯田，发展当地经济，巩固秩序。
这些措施大大缓解了苗疆地区的尖锐矛盾，18世纪下半夜苗疆了相对平静的态势近60年，这期间虽然仍有大量当地，但不足以挑战权威，这种安定态势一直持续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于，西南不稳，苗疆再乱。
1795年苗民
不过土司制度并没有完全废除，以当时清的能力也只能做到强化，削弱土司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到年间，土司制度仍然存在，有的甚至演变成军阀（比如“西北五马”某种程度也能看做是土司），一直到1949年建国后，经过全国大剿匪、土地、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才彻底被，被自治地方的各级所代替。
：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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