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丁巳年是哪一年
：高念清
明沈德之《野获编》二十五记：
袁中郎《殇政》，与《》配《》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读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各有所属云。
沈德言，其所缺五回因“陋儒补以入刻”，故“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前后血脉亦不贯穿”云云，寻瑕伺隙，佐证凿凿。“陋儒补以入刻”之事，丁一确二，绝非谩语。
此则史料，原始而信实，凿凿可据，其研究价值甚大，弥足珍贵。唐韩愈讥诮古之注家云：“古 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沈氏虽非 ，然“金学界”研究该史料，惜如韩氏所嗤，反表以为里，颠倒衣裳，大谬不然，亟需研精覃思，重新解读，珠宝可拾矣。
一、《》成书最迟不晚于隆庆间
沈德《野获编》记万历三十四年袁中郎之言，“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刘承禧录得时间当为万历十年前，理由有三。
其一，徐文贞（阶）嘉靖三十一年入阁任次相，四十一年为首辅，隆庆二年得乞骸骨，万历十年卒；其当于不禄前《》。刘承禧亦应于此时抄录之。
其二，隆庆二年后，高拱攫，挟势报复，罪徐氏，徐文贞田产充公，两子流放戍边，徐氏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刘承禧情不能堪，且岳父已故，何能于万历十年后至妻家抄录“”？
其三，家道败落，致使徐文贞之孙与刘氏争夺家产。
《野获编》卷五•[勋戚]•世官记：
华亭（徐阶）武荫……然当其在相位时，已与陆武惠（炳）、刘太保（守有）二缇帅缔女姻……麻城之婿（刘延白），后亦因嫁中产不明，与妻侄辈争搆不休。
刘延伯与“新都吴用卿”（吴廷）“知交有年”，吴氏号“余清主人”。刘延伯卒于天启二年，《快雪帖》之《余清主人题跋》云：
越二年，闻司隶逝矣……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悼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之物，云：为人攫去。
徐阶在世，其子孙有所忌惮，不敢造次。然一旦撒手人寰，其子孙无拘无束，觊觎刘氏财产，；以致刘家“惟空屋壁立”。故万历十年后，徐刘两家为仇，刘延伯岂能至徐家抄录《》？
他方之石，可以攻玉。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指出，明戏剧家汤显祖之《南柯记》中，淳于棼目睹大槐安民蝼蚁，其亡父、亡妻及亲友，同时，该情节借鉴于《》一百回“普静荐拔幽”之故事。其大作又言，持有《》手抄全本之刘承禧，其父刘守有为明锦衣卫之掌印。锦衣卫性质和后来的特务机关性质相近，刘家所的图书古玩自然来路很广。臧懋循为了编印《元曲选》，曾在刘承禧家抄得内府本元代杂剧二三百种。臧氏又说，刘氏本“其去取出汤义仍（显祖）手”。汤显祖和刘守友、梅国桢两表兄弟是同年进士，交谊很深。《诗文集》卷四十八《答陈偶愚》：“弟孝廉两都时交知唯贵郡（黄州、麻城是它的属邑）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桢）昆季，即思云（守友）爱客亦自难得。三十载英奇物化殆尽。炙鸡絮酒，远莫能致。”汤显祖追忆少年时的友情，真切动人……《问棘邮草》收录汤氏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作品，其中有一首《秋忆黄州旧游》。为刘、梅两表兄弟所写的诗如《长安酒楼夜过刘思云宅》、《刘思云锦衣谢饵代诸词客戏作》……都是三十岁前后之作。他们既有的友情，又同有流连花酒的文人习气。汤氏既然可以替刘家校定元代杂剧，当然也可以读到秘《》全本。或者在麻城，或者在，应在万历初年，而不迟于汤氏中进士任官时，即在1573—1584之间。因为他们的交游局限于这一段时期，后来就难得同在一地从容相聚了。
汤显祖于“万历初年” “读到秘《》全本”，然则，《》成书时间最迟为隆庆间。
最有发言权者，当数明。廿公跋直言“《》为世时一钜公寓言”，沈德记“闻此书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二者异口同声，遥相呼应。《》成书之“嘉靖说”于明代即先声夺人，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晗先生攘之，推出“万历说”。断言“《》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信誓旦旦。其言：
《》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一五八二—一六o二）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三十四年（公元一五六八—一六0六年）。
欧阳健先生《古代 考证的信与疑》坦言：“在甄别相关文献时，要提倡包容的心态，不薄今人信古人。古人的记录，往往是相对可靠的：倒是后人的“辨疑”，反可能是有问题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即使巨擘亦有“日月之蚀焉”。其某“文”某“说”多杂愆尤，瑕已掩瑜，误导众人，则不可为之文过饰非，取容苟合。不虚美，不隐恶，绳愆纠谬，弥缝其阙，方能推动“金学”研究破浪前行。此乃披心相付也
“万历说”之谬误在于论据失实，无根无蒂；论证武断，强词夺理，万历及之前各代皆有之某事某物，却罔顾事实，一口咬定某事某物必在万历，实不可思议也。
其大作称“朝廷爷还向太仆借马价银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有学者查阅《实录》，其赫然记载词话中所言“朝廷爷还向太仆借马价银”之事，早在五十余年前正德时即有发生，明白无误，万历帝效尤而已。然则，嘉靖人写正德之事，何错之有？何以断言必定为写万历事？周钧韬先生以史实为据，证明嘉靖间此举数次发生。其大作言：“《明实录•明世祖实录》所载，嘉靖十六年五月，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十九年六月，都有朝廷借支太仆马价银的记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七期）显然，所谓《》“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之结论，乃无稽之谈。
嘉靖间取缔，得势。其大作称“《》中虽然也有 的记载，如六十二回的潘解禳，六十五回的吴迎殡，六十七回的黄荐亡，但以论，仍是以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到这个地步！”
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史料记“汉明帝时，法入中国”，迄今一千九百余年。此后者有之，抑禁者有之。南北朝时梁武帝笃信之，三度出家，大造，杜牧有诗句讽刺曰“南朝三百八十，多少楼台烟雨中”。唐，遣玄奘西域取经，且有“迎骨”之举。玄奘取经事，后演绎话，广为流传，影响甚大，《西游记》则取材于此。至明，正德时“武宗极喜，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铸印赐诰命”，嘉靖世宗“置竺乾氏不谈”，“晚年用陶仲文等议，至焚骨万二千斤……去焚骨时未足二十年矣”。倾之力，焚牙，毁骨，逐僧侣，拆，熔像，如沸汤沃蚁，马到成功，然若铲除心灵深处之思想，却枉费心机，难建毛发之功，至万历，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去焚骨时未足二十年”，即为明证。显然，思想深入人心，不可清除。正德时，兰陵笑笑生正值青壮年，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蒙受其思想之影响。其创作《》之目的，欣欣子序言：为“明人伦，戒奔，分淑慝，化”，鲜明，恰与思想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取报应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然则，嘉靖时以思想创作《》，何足为奇？何以断言必定为万历人才有其思想？
兰陵笑笑生“指斥时事”，皇帝“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贪杯，仿如金陵陈后主”，此乃杀头，其却毫不避讳，以思想创作，又有何忌惮！
既然《》写了活动，对三缄其口（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除外），此正与盛、废之嘉靖朝契合不悖，恰可证其成书于嘉靖。
其大作称：“《词话》中许多 宦官的记载”，“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长官之上，这正是宦官极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又称：“正德宠任刘谨、谷大用等八虎，坏乱朝政。” 刘瑾，宦官也。编撰《明史》者于刘瑾传后作评曰：“直、瑾、贤，三小。”即言明朝罪极、臭名昭彰之宦官有三：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天启之魏忠贤，而万历之宦官却榜上无名。《明史列传•刘瑾》言：“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其党同伐异，荼百官，无所不为，降职，戍边，罢免，投牢，仗杀，枷亡，无所不用其极。命百官跪地听其宣示“奸党”，人数多达数十，虽尚书亦不得幸免，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私改旧制，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皇帝竟全然不知。其目中无“帝”，不领旨，不上奏，，自行其是，私意即诏书，己言即谕，俨然可称孤道寡。若谓“极得势”，试问，万历之宦官何人可与之比肩？絜长度短，真乃小巫见大巫，等而下之，何足挂齿。可见万历宦官“极得势”之说为谎言也，难以置信。然则，嘉靖时写正德宦官事，何尝不可？何以断言必定是“万历时代的情景”？
其大作称，“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 “由此可知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事实是嘉靖前各朝皆称“皇庄”。其言外之意为：嘉靖时写前代之“皇庄”，只能以嘉靖时之称名而曰“官地”。以此推之，今之，写到千百年前之皇帝，当称“”、“ ”否？大作还写道：“皇庄之设立，前在天顺景泰时代已见其端，正德时代达极盛期。”然则，嘉靖时写正德事称“皇庄”，何尝不可？何以断言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
其大作言称：“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这木就叫皇木。这事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
又引《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其记曰：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犹苦之。
然则，嘉靖时写嘉靖时皇木之害，何尝不能？何以断言必定是写“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
其大作称，“由这一个特别名词番子的被广义地应用的情况说，《词话》的著作时代亦不能在万历以前”。又引道：“据《明史》在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內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 然并未见斑斑恶迹之叙写；而其大作引《明史•志》三，言厂卫族官死民之猖獗、残酷，泛指整个明朝，并未特指万历，言其独是之。据《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七卷《汪直用事》载：明之初，“中，尽僇建文之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至“宪宗十三年春，置西厂，命太监汪直诇刺外事”。厂卫立，即有“番子”之职、“番子”之称。正统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刘瑾，诸宦官皆驱使厂卫作奸犯科，厂卫豕突狼奔，祸害官民，人神共愤。番子之，官民侧目，刻骨铭心。然则，嘉靖时写前朝之事，“称平常人的放刁挟诈者为番子，并以施之女性”，何错之有？何以断言必定只能于万历时称“番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矛折而盾破；“万历说”难以自圆其说。
《》成书于嘉靖间，尚有重要证据。
欣欣子之序指明，《》“寄寓于时俗”；廿公跋亦直言不讳，言《》“指斥时事”，且指认其 为“世时钜公”，此与沈德所言《》 “为嘉靖间大名士”不谋而合。兰陵笑笑生为嘉靖间人，写嘉靖间事，乃不争之事实。然则，《》为嘉靖间之“日记”，绝非万历时之“回忆录”。
《》之内容为嘉靖间“时俗” “时事”，可坐实之。
：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经济：萌芽，业者飙起；，商人进阶官商……
军事：俺他入侵，烧杀抢掠，涂炭；明军溃败，王忬被斩……必须强调，万历时俺他为女真族所灭，明之俺他外辱已不复存在。
民风：，金石方盛行……
兰陵笑笑生记述明代市民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浓笔重彩，如数家珍，了无遗漏。《》堪称明代之民俗大全。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六0七页）言：
烟，一名相思草。满文曰谈巴菰。初出吕宋。明神宗始入中国。继而北地多有种者。一亩之获，十倍于谷。后乃无人不用。虽青闰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矣……明人，称中叶时高丽王妃死，王思甚，梦妃云：葬处生卉，名烟草，细言其状，燃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言采之，遂传其种，殆亦忘忧之类也。
烟草，万历时传入中国，且“虽青闰稚女，金管锦囊，与镜奁牙尺并陈”，《》恰写“北地”之故事，如若其成书于万历中期，其中必有烟草种植、销售、等情状描述，然实际上只字未提，净净，嗅不到一丝一缕之烟草味道，其证明了什么，不言而喻。
杨国玉先生《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揭秘——创作年代》云：
对《》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的系统解析和动态考察，可以揭示“舛误”的真实内涵，可以论定此书始作于嘉靖二十三年，完成于万历之初。
以此论之，兰陵笑笑生创作时间计30余年，略显漫长；其写于嘉靖间，成书最迟不晚于隆庆，乃确论也。
“万历说”画地为牢，误导一代研究者落入万历之泥淖。研究者不越雷池半步，考证 ，捕风捉影，争锋聚讼，意气洋洋；自我陶醉，沉陷益深，不可自拔。然缘木求鱼，误入歧途，英雄用武，却用错地方，一切皆是徒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镜花水月，梦幻泡影，却为之耗尽一代人之心血、生命，令人痛惜。
二、袁小修所携《》为刻本
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若一发破的，断定其为刻本，即能“得陇望蜀”，触类旁通，其成书、初刻时间，则见端倪，可谓一举三得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神差使，专家学者众口一词，皆认定袁小修所携《》为抄本，概莫能外。
吴晗先生《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称：
在沈德的《野获编》中他已告诉我们……到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小修）从得到一个抄本，沈德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的之一个本子。
大方，草木知威，其论出，附和者众。数十年来，习作成是，“抄本说”之陈词滥调充斥刊物，似乎为不易之论。
道不同则不相与谋，须分道扬镳，驳之，以去伪存真，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
沈氏所记资料，介绍《》之诸多信息： ，语言，写作目的，抄本，刻本，原本计缺五回，陋儒补以入刻，对该五回之评价……具体而微，言简意赅。言其从袁小修处借得刻本后，本应条陈之，却笔锋掉转，不惜笔墨，插叙挈归吴中之情状，“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是也。
如此为之，何也？
沈氏别有肺肠，言近旨远，其坦露心腹，唯申明与“吴中悬之国门”了无关系。沈氏困窘而嗟怨，然君子固穷，穷则益坚，决不为“疗饥”而唯利是图，坚持良知，见利思义，嘉言善行。其直情径行，拂友人，逆长官，拒梓人，“执迷不悟”，“固箧之”，决不“坏人心术”。此乃为“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作铺垫。其醉翁之意，唯作自我撇清，告知世人，至“丁巳本”镂版时，其初衷未改，一定不易，箧未启，书深，不置喙，不出手，作壁上观，非供稿者也。
研究者“失察”，若明察秋毫，厘清结构，识得其为插叙，剔除之，则“其书”为刻本，豁然开朗，一目了然矣。 “杂质”，余为纯粹，为：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
“其书”为刻本，尚有何疑义？
万历三十七年前即有刻本问世。其不乏佐证。
人生不如意者七八，《》抄本难求。文人所据其抄本皆残缺不全，恨未见全帙。袁宏道“第读数卷”，袁小修“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谢筆制《跋》云“余于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十五”。袁氏兄弟之抄本绝非全璧，无可置疑，袁小修突如其来携有全抄本，抄本从何而来？
袁氏欲求得《》全抄本，如饥似渴，然谈何容易！终有“全帙”，无厌，视若至宝，岂会轻易借出？二人相去千里，山隔水阻，人生如参商，如何索还？沈氏食言不肥，久假不归，不但“固箧之”，且流传至浙之嘉兴。袁小修如此慷慨，唯因书贾巳镂版售之，如散花，再购得“一枝梅”，亦非难事，借又何妨？
“丁巳本”之刻印，亦证“其书”为刻本。
异地“梅花”次第开。唯有他地刻本流传，方有“吴中悬之国门”，否则，永无“悬”曰。查阅史料，无觅吴中有抄本之蛛丝马迹。“久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然而，“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重价购刻”，不难看出，如此惊喜若狂，少见，才多怪也。沈氏“固箧之”，则梓人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唯刻本流传，解囊购之，则冰释冻解，如愿以偿，吴中之“梅”放矣。
《》盖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嘉靖时已成，梅争早发，览尽无限，一马当先，刻印《》，方赚得盆盈钵满，书贾绝不会无动于衷，呆若木鸡，必闻风而动，祸枣灾梨，刻本应运而生矣。
赵景深先生《评朱星同志＜《》三考＞》指出：据日本《词语例言》呈邦所传明刊《词话》之完全者有两部：日光山轮王慈眼堂所本与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本，今以前者为初版。二者镂版时间不同。
朱星先生《＜＞的版本问题》言：
我曾为此事（有无庚戌本）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道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
乙巳本即万历三十三年刻本，早于丁巳本十二年，“丁巳本”乃“后生小子”也。乙巳至庚戌约四年，沈德于庚戌年借得《》之刻本，“其书”应为“乙巳本”。
专家、学者皆不辨黑白，看朱成碧，称其为抄本，事出有因。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与“原本实少……”之文字，本泾渭分明，各有隶属，然其衔接无间，如行云流水，似乎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造成后者为前者作阐释之假象，令人眼花缭乱；加之研究者粗枝大叶，蔽聪塞明，故不辨真伪，误入彀中。
若“陋儒补以入刻”指吴中刻本而言，则骑驴觅驴，违情悖理。时沈德寓居苏州，望衡对宇，鸡犬之声相闻，其箧中有之，何会“遍觅不得”？为保其纯粹，何劳陋儒补入？友人瞒天过海，以借阅为名而央求之，沈氏不会拒之于门外，故抄得五回，易如反掌。
必须强调，“其书”绝非所谓“庚戌本”。
沈德记，万历三十七年其借抄《》挈归苏州，冯犹龙“怂恿”，马仲良力劝，似乎是同日同时之事，然而非也。史料载，马仲良“榷吴关”于万历四十一年，五日京兆，及瓜而代，一年离任。故其“力劝”距“怂恿”，已兔走乌飞，寒暑四易。
丙午后之干支纪年依次为：
丁未（万历三十五年） 戊申 乙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万历四十五年）
马仲良癸丑“榷吴关”，其后方有“吴中悬之国门”，试问癸丑、丁巳间岂有庚戌年？
可以断言，所谓“吴中梓行庚戌本”之事，子虚乌有。
三、《》初刻于万历十年前
《》之初刻时间，研究者梦寐以求能之，为之食不甘味，寝不暖席，然皆臆断妄言，信口雌黄，徒叹奈何！
“陋儒”婢作夫人，忸怩作态，拿腔作势，难备大家闺秀之风范。虽狗尾续貂，饱受弹讥，然其补苴罅漏，聊胜于无，否则，《》岂非残缺不全？
更为重要者，“陋儒”无意插柳柳成行，不经意间留下其补入五回之时间。研究其补入之五回，则探海而得骊珠，《》成书、初刻之时间昭然若揭矣！
陋儒何时代人捉刀？
第五十七回描述永福之情状，云：
只见有个惫懒的，撇赖了百丈清规，养婆儿，吃烧酒……却被那些泼皮赖虎，常常作酒捞钱抵当，不过一会儿，把袈裟也当了，钟儿、磬儿多典了，殿上橡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风刮，像儿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主顾门徒做道场的，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儿也灵的上门了。一片钟鼓道场，忽变作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哪一个扶衰起废。原来那里有个老，卓锡在这个破院里，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忽一日发个念头……寻得一砖半瓦，重整家风……当时间唤起法子徒孙，打起钟敲起鼓，举集大众上堂，宣扬此意。……
“重整家风”，需四处化缘，“老”写一篇疏文，请西门庆等“舍财助建”，其“募缘疏簿”写道：
一瞬地时移事异……渐成寂寞，断绝门徒，以致凄凉，罕稀瞻仰。兼以鸟鼠穿蚀，哪堪风雨飘摇，栋宇摧颓，一而二，二而三，支撑靡计，墙垣坍塌，日复日，年复年，振起无人，朱红棂槅，拾来煨酒煨茶，合抱梁槛，拿去换盐换米，风吹罗汉金销尽，雨打化作尘。吁嗟呼，金炫一旦为灌莽榛荆，虽然有成有效，终需否极泰来。……
凡事相依。之兴衰成败，盖朝廷之心也。
吴晗先生引《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时所铸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陶仲文等议，至焚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首建慈寿、万寿诸，俱在京师，穹丽亮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骨时未足二十年也。
五十七回描述之衰败，乃嘉靖铲除之写照。逐僧侣，没产，熔像，倾颓，“罗汉金销尽，化作尘”，僧侣逃遁，门徒断绝。陋儒含沙射影，担心世人不知其写嘉靖事，特用“蓦地里三四十年，哪一个扶衰起废”一语，而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也。
正德，，嘉靖，扫荡之，陋儒言之曰“一瞬地时移事易”；万历，云行雨施，皇恩浩荡，起死回生，东山再起，陋儒言之曰“否极泰来”，何其恰如其分！读后不禁慨叹，其与史实如此契合，毫厘不爽，陋儒处心积虑也。
两件募缘之事与万历初状况相吻合。
明文学家陈铎，亦即《》之 ，其有《》一首，写万历初失势、冒充之行径，可印证其完全合史实。
道 人
称呼烂面，倚称，哪有师传。沿门打听还经愿，整夜无眠。长布衫当袈裟施展，旧家堂作像高悬。宣罢了卷，食儿未免，单顾嘴不图钱。
嘉靖帝“晚年用陶仲文等议，至焚骨万二千斤”，其“晚年”，定为其人生最后十年，可也，即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其“焚骨”拟于嘉靖三十七八年间，至其驾崩仅七八个年头；嘉靖后之隆庆为六年，二者计十三四年。万历帝倾力推崇，咄嗟立办，兴起盛大，而“去焚骨时未足二十年”，以此推知，于万历三四年时，兴之勃也，倏尔已燎原矣。
之举耐人寻味，来华，“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忽一日突生“重整家风之念”有其言外之意。暗示其嘉靖末至，经隆庆，郁郁而蜇伏；万历帝即阼，“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勃兴，声势浩大，其方扬眉吐气，跃跃欲试，企望遂其心愿。未建，经未印，仅开始奔走募缘，此乃万历之肇、坊间待兴之写照。而陋儒补写之内容源于生活，又处心积虑写实，故其捉刀代笔，当于万历五年左右。
沈德指出：“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陋儒捉刀，系为刻本补写，此为信征。可知《》之初刻本于万历十年前问世。
赵景深先生《评朱星同志《》三考》云：
孙楷第初版本的《中国通俗书目》卷四就已经著录过《》他所见过的最早的版本。他是这样说的：“日本京都帝大明本，大型。书名《词话》，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疑是隆、万间刊本。”隆庆（1567—1572）比 万历元年还要早六年。
《》初刻于万历十年前，恰与“隆、万间刊本”吻合无虞。
至此，已知《》之版本有：万历十年前刻本，乙巳本，丁巳本，崇祯系统散说本、《新刻词话》本，清初张竹坡评本《》
四、“吴中悬之国门”之“丁巳本”辨
“吴中悬之国门矣”，其刊本俗称“丁巳本”。有关“丁巳本”之研究，存有舛误，仍需研究讨论，以正本清源。
（一）“丁巳本”并非《》之初刻本
“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诸多研究者不知于“丁巳本”之前，已有万历初之刻本、“乙巳本”问世，故将“丁巳本”甚或“介休本”《新刻词话》认定为《》之初刻本，实妄言也。吴弄珠客序，介休本当是丁巳本之翻刻本。此为确论也！
有研究者异口同声，称介休本《新刻词话》为《》初刻本；即使为大方，亦持是说。
介休本，原名为《新刻词话》，俗简称《词话》，上文己证，介休本乃丁巳本之翻刻本，不可僭越妄称为初刻本。
新加坡董玉振先生不远万里，跨洋越海，径到故宫博物馆，叩关启箧，终得审察介休本，一睹庐山真面目。其《介休本形态及批注时序细考》曰：
介休本在故宫博物目录上和国会胶片上的标题均为《新刻词话》，但首册题签和中缝标题均为《词话》，十卷一百回，分装二十册……
前头缺失的六个各回最后半叶面，在书中看是印制时缺少这半个刻版所致，这半页与前半页为一完整叶，即：不是印制成书后才丢失书叶的，而是印制时缺少这半面刻版。由此可以明确判断：介休本不是该版的初印本。
介休本有批点，删补订千余处，尤其是对 的“删补订”，修改了原有的漏刻、错讹、重刻之处，校订细致，文句更加流畅……
铁证如山，介休本绝非初刻本，移，此论不可改。用于镂版，“新刻”就是“重刻”，如明末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循规蹈矩，可为例证。所谓“新刻”即是“初刻”之说，偷换概念、玩弄文字游戏耳。
董玉振先生功不可没。
日本洋田瑞穗《的研究与资料》介绍：
《词话》版本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的人是一个鼓舞。日本日光山轮王慈眼堂所《词话》与图书馆所为同一版本，近年发现的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本《词话》是更为完整的版本。目前这三种版本是我们所知的《》的最早刻本。
显而易见，目前已发现《》有三种版本，则明清时曾有过不同时期之三次刊刻。
朱星先生的《的版本问题》亦言：
我国（现存）最早的万历本（介休本—笔者）是万历丁巳年（应是崇祯年）的，但五十二回还缺了二叶。影印时用崇祯本补上。但在日本发见的丁巳年（崇祯年）词话本却不缺（王利器先生所）……
同是崇祯本，又有差异，说明其亦有两次刻印。
仅从刻印之次数亦可证明，介休本绝不是初刻本。
叶桂桐先生在其大作中再三强调：《新刻词话》不是初刻本，而晚于“崇祯本”。
（二）“介休本”并非“丁巳本”
即使大咖亦不辨菽麦，混淆“丁巳本”与“介休本”，认为“丁巳本”即“介休本”，否定“丁巳本”之存在。《新刻词话》，1930年发现于山西介休县，故名之曰“介休本”，以区别于万历四十五年之丁巳本，且有利于论证。
黄霖先生《行香子与词话的刊行》写道：
这个事实（《新刻词话》本中为避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笔者），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了常娥”常字还没有避讳，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引文由避朱由检之讳而得出“《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之结论，方枘圆凿，与史实悖逆。
黄霖先生自相矛盾矣，在同文中，其另有引文：
《目知录》卷二十三：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讳避太祖、成祖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
故避帝讳为崇祯三年后之事。由此推知，《新刻词话》镂版竣工于崇祯三年之后，实为“崇祯本”；今后，不可再将介休本称作万历本。所谓《新刻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之说，了不可信。
因避讳令仅涉及已薨之帝，崇祯帝甫践祚，故《词话》不避其讳。
沈德记“未几时，吴中悬之国门矣”，洎“马仲良榷吴关”之万历四十一年，至万历四十五年丁巳本刊刻流行，其间仅四五年，用“未几时”恰如其分，而延宕至崇祯三年后，至少亦矣，岂可言“未几时”？
黄霖先生之论混淆“丁巳本”与“介休本”，将二者合二为一，否定丁巳本之存在。
郑振铎先生《谈词话》指出：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现了一部《词话》（即《新刻词话》——笔者注），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但沈德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介休本为北方刻本，並非“吴中悬之国门”之“丁巳本”。二者乃不同时期之两种刻本。介休本保留有东吴弄珠客序，当是丁巳本之翻刻本。
（三）丁巳本之卷前《四贪词》为冯梦龙添加
《》卷前有“酒色财气”《四贪词》一首。
“酒色财气”作为完整词语，最早见于宋范晔《后汉书•杨秉传》，元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亦提及之。真正堪称诗者，当数宋时林了元、苏轼、宋神宗、王安石等于大相国粉壁上所题之诗。堪称词者，先有元时汤舜民【黄钟•山对子】，后见于《》卷首，再之，万历十七年，大理评事雒于仁上神宗《酒色财气四箴疏》；然三者字句了然不同。
明冯梦龙之《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注：青海抓住“酒色财气”大做 ，铺排为“楔”。略引述于下。
杭州才子李宏，三科不第，欲渡钱塘，往严州访友。至江口，登秋江亭，见亭壁有题词《西江月》，数说酒色财气之短处：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财多招忌损人苗，气是无烟。四件将来合就，相当不欠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李宏不以为然，挥笔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将论何多差缪。李生不觉神思，伏几而卧，朦胧中，美女四人，衣黄、红、白、黑，自外而入，谢李生为其仗义执言，解释前冤。四女实为酒色财气之精。后四女相争：酒骂色盗人，色骂酒专惹非灾，财骂气能伤肺腑，气骂财，能损情怀，又厮打一片。其诗言酒之害：平帝丧身因酒，江边李白损其躯。劝君休饮无情水，醉后教人心意迷。言色之害：尾生桥下水，吴国西施事可怜。贪恋花枝终有祸，好姻缘是恶姻缘。言财之害：有财有势是英雄，命若无时枉用功。昔日石崇因富死，铜山不助邓通穷。言气之害：自刎在乌江，有智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皆因争气一身亡。
冯氏之《警世通言》第十一卷，将“酒色财气”演绎发挥得尽致，其深谙其害。
《》有序二，其一署名：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金阊，在苏州，黄霖先生认为“弄珠客”即冯梦龙，然也。其序言：
《》秽书也……然 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也，而独以、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死，春梅以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余尝曰：读《》而生怜悯之心者，也，生畏惧之心者，君子也，生欢喜之心者，小，生效法之心者，乃耳。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宴，衍至，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青海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第六卷第80页
序中言及色、酒、气，且特举少年“欢喜”、“效法”之事，表明之刻不容缓；冯氏可能联想到《苏知县罗衫再合》中“酒色财气”之故事，而创作出“四贪词”，借“丁巳本”刊刻之机，公之于世，以达“世诫”之意。
有研究者提及《》中“陈四箴”，且与雒于仁之“四箴疏”勾联，以此论断《》成书于万历间。
万历十七年，雒于仁陈“四箴”，然其《酒色财气四箴疏》逆龙鳞，神宗震怒，结果“此疏不可发外”而“留中”，秘而不宣，故世人不知。雒于仁因此事罢官，天启初，得赠光禄大夫。
似乎有这种可能，至天启，世人不知其文但知其事，因钦佩其死谏之精神而志之，崇祯时，于《新刻词话》中添加“陈四箴”这一姓名。
王汝梅先生《简明注释全本张竹坡之一奇书校注说明》指出：
“四箴”取“居敬、穷理、克己、存诚”之意，这是当时做人的四项原则。作为的姓名，不可能取“酒箴、色箴、财箴、气箴”之义。“陈四箴”与所谓“酒色财气”无关系。
王先生金声玉振，其论至当不易。以“陈四箴”。
五、“原本”指兰陵笑笑生之原稿本
沈德“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云云，“原本”，指何而言？
研究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刘承禧之全抄本。概据沈氏所言“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也。然一叶障目不见耳。
研究者似乎忘记兰陵笑笑生之原稿，将之抛到九霄云外矣。
兰陵笑笑生呕心沥血，耗费生命，撰写《》，绝非为了私下，“孤芳自赏”，匿于箧中；亦非仅为不时抖出数页，让人传抄。其雄心勃勃，欲祸枣灾梨，流行天下。否则，将无声无臭，其“寄意于时俗” “指斥时事”之宏愿，将无根无蒂，付之东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有《》之刻本，无论是初刻或是重刻，皆源于兰陵笑笑生之原稿；其重刻本皆依据、复制前刻本而已。
源，出山则污，《》在传刻过程中，时有改动，然除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外，亦为体外“小手术”，并未伤筋动骨，换肝切肺，故无伤大雅，内容大同小异。
陋儒补入之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各版本皆有之，且内容基本雷同，可得出唯一之结论：“陋儒补以入刻”之事发生于初镂之时，故“原本”为兰陵笑笑生之原稿本。若不为原稿本缺失，而发生于任何一次重刻，则该五回必如猪象、龙蛇，大相径庭。因为《》镂刻于异时异地，书贾相隔千山万水，各不相谋，各行其是；“陋儒”非为同一人，思想有别，言殊俗异，文思不齐，笔力不一，补入之内容必千差万别；然事实非也。
如若兰陵笑笑生之原稿完好无损，该五回缺失，其后人完全可以据原稿弥补之，何需陋儒补以入刻？
试问，之一个抄录者抄于刻本乎，原稿乎？
惧“始祸”，兰陵笑笑生穷尽心思埋名隐姓，形匿迹。其绝不会大门，接纳八方抄录者，即使“向阳花木”、“近水楼台”亦不能得逞，否则，《》之 问题则不会成为难解之谜。故一切抄本皆源于刻本。
众所周知，至万历三十三年，“惟麻城刘承禧延伯家有全本”，如若53—57回“遍觅不得”，书贾何不拜访刘氏而求之？显然，刘氏之“全本”不全，亦缺失之。其所抄本应抄于刻本；万历十年前即有刻本流行，时徐文祯购之耳。
沿波讨源，沈氏所记“原本”，指兰陵笑笑生之原稿也。
叶桂桐先生《《》病例切片：53—54回》写道：
崇祯本《》53—57这五回有着内在的统一与协调，《新刻词话》这五回中前二回与后三回风格迥然不同，53回与54回风格统一，是一体的两回，55—57回风格一致。《新刻词话》53回与52回情节紧密连接，丝丝入扣，54回与55回却明显卯榫不合。《新刻词话》第53、54回显然是后“嵌入”进去的。崇祯本评改者在眉批中所说的“得此元本”，是指手抄本《》，这正是《新刻词话》中53、54回的 的文献证据。（详见拙作《“万历本”晚于“崇祯本”的文献依据—论“崇祯本”评改者眉批中“原本”、“元本”的版本学的价值》）
大作寻根究底，细致入微；先生治学态度严谨，令人赞叹、钦佩。
即使《新刻词话》53、54回与“崇祯本”有异，但55、56、57回确如沈德所言，“实少”也。
《新刻词话》第54回写“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一个韩金钏，霎眼挫不见了。伯爵蹑足潜踪寻去，只见在湖山石下，一条红线，抛却万颗明珠。伯爵在隔离篱笆眼，把草戏她的牝口。韩金钏撒也撒不完，吃了一惊，就立起，裤腰都。骂道：“硶，恁尖酸的没槽道！”面都红了，带笑带骂出来。伯爵与众人说知，又笑了一番。
沈德寓目“乙巳本”、“丁巳本”，断言53—57回“鄙俚”，此引文应为有力之证据。进而言之，“乙巳本”、“丁巳本”、“崇祯本”、《新刻词话》之该五回，皆有“鄙俚”之病灶，可谓之“家族遗传”，表明数种版本同源；其“母”唯一，只能为兰陵笑笑生之原稿本。
《》 之原稿“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乃不争之事实！
六、《欣欣子序》绝非清人作伪
近年，研究者无意于《》之文本，移情别恋，考证序、跋，长篇累牍，津津乐道，标新立异。
叶桂桐先生《病理切片：53—54回》言：
《》三个序跋在《》主要版本中存在方式，我已经做出这样的叙述：刻印于上述四种《》刻本上的序跋共有三篇，为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欣欣子序。这三篇序跋的写作时间为：东吴弄珠客序作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作于明崇祯十四—十六年（1641—1643），欣欣子序作于清初。这三篇序跋在上述四种《》刻本中的刻印情况为：初刻本《词话》开端有东吴弄珠客序，这有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为证；崇祯本《》甲系也在卷端收录了东吴弄珠客序；崇祯本《》乙系不仅收录了弄珠客序，又在其前加了廿公跋；《新刻词话》不仅沿袭了崇祯本乙系，收录了廿公拔、弄珠客序，又加上了欣欣子序（这是本的顺序，日本栖息堂本顺序不同）。
该论认定：欣欣子序作于清初，晚于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此论尚需商榷。
著书者无不渴望著作能四方流行，天下皆知；同时，又多附序文，或自序，或代序，言明写作之原因、目的、过程，加以评介等。《》描写，绘形绘色，大肆铺张，易被攻讦为导欲之秽书，则更渴望有序加以辩驳，力排众议以正名。
欣欣子巧舌如簧，振振有词：
窃谓兰陵笔笔生作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无非名人伦，戒奔，分淑慝，化，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之事……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睢之作乐而不，哀而不伤……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涤滤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者）陷命于，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规，所不能逭也。至于子，妻子，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神之机……
欣欣子笔泄长江之波，洗恶名，去白眼，止唾骂，其序为《》不可或缺之辩词；遏匿其恶，宣扬其善，力透纸背，合乎代序之规，遂乎 之意；方显友人之义气。以此论之，欣欣子序乃应初刻本之需而撰写。
万历十年前之初刻本，应有《欣欣子序》。
沈德寓目乙已本、丁巳本，应见到过欣欣子之序，于其所记史料中可寻到蛛丝马迹。
沈氏“一见知其赝作矣”，原因之一为其五回中“时作吴语”，所据何也？
抽丝剥茧，又以此可证《》之本体语言非“吴语”。今人断言《》之本体语言为“山东方言”，无不得益于“兰陵笑笑生作《》”之语，概莫能外，而沈氏何尝不如此！先入为主，正是欣欣子序中“兰陵笑笑生”之标示，方有沈氏其五回“时作吴语”之论断。
《》写于嘉靖，成书迟亦不逾隆庆，初刻于万历十年前。推定兰陵笑笑生成书时已花甲，至清初已一百三十余岁矣（万历48年，泰昌1年，天启7年，崇祯17年，清初数年）。即使退一万步，延宕至有史料可据之万历二十四年，其亦百岁有奇。是年，吴县县令袁宏道，致函索问《》之“后段”；《袁中郎全集》书牍《董思白（其昌）》云：“《》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枚生《七发》多矣处，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倒换？幸一的示。”其时，《》书成，拟定兰陵笑笑生已“知天命”，至清初，早已长眠于九泉，地下修文。
欣欣子序若为清人作伪，序中却言“我友笑笑生作《》”，以为友，岂不荒唐！清人作伪，不称其为友，反而更易瞒天过海，掩人耳目，更具迷惑性；称之为友，画蛇添足，明目张胆作伪，众目睽睽，反而漏出大破绽，必为世人所不齿。事与愿违，清人竟如此愚不可及？再之，该清人称兰陵笑笑生为“我友”，其年龄应与之相当，其作序时亦逾百岁，能否？所谓“清人”，实为子虚先生。
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未提及欣欣子序，仅言及东吴弄珠客序，无需大惊小怪，事亦有因也。
《词话》，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俱全；《新刻绣像原本》有东吴弄珠序、廿公跋，为崇祯本；《张竹坡评》唯具谢颐（谢肇淛）序，为清刻本。薛冈所见或为后二者，自然不会无中生有，语涉欣欣子序。
沈德见过“丁巳本”，而“丁巳本”中有“东吴弄珠客序”，其却视而不见，三缄其口。因而，不可因此而否定丁巳本具有东吴弄珠客序，同理，薛氏所记，不足以证明《欣欣子序》为清人作伪。
综上所述，《欣欣子序》绝非清人作伪。《》初刻本具有《欣欣子序》，后来之部分刻本保留之，率由旧章耳； 之，率性耳。
对于序跋，刊行者存之删之，可谓，决无定数、定式，故不可以此为据确定欣欣子序产生之时间。
至于序跋之排列顺序，亦然，“流行者”心血，以一己之好恶而为之。如叶桂桐先生所言：本中欣欣子序殿后（？），而“日本栖息堂本顺序不同”；俗谓“介休本”，却亦将欣欣子序冠于前。
叶桂桐先生尚言
将欣欣子序与廿公跋 《》 的说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欣欣子序后出，而廿公跋早出。不然欣欣子序中明确地说《》的 是“吾友兰陵笑笑生”，而廿公跋却说《》的 是“世廟时一钜公”，那样好不确定是不应该的。因此《廿公跋》作于前，《欣欣子序》写于后，这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
此论谬也，因为其论据不能证明论点。
言及 ：欣欣子序言其籍贯、化名，而廿公跋言其朝代、身份，有何“不确定”，二者相辅相成，有何“不应该”？岂能由此得出跋早序晚之结论！
序、跋，黄霖先生从文字之形体方面着眼，其大作写道：
今见《新刻词话》卷首的序跋也不统一，欣欣子序文字讹误甚多，而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却“正确无误”，显得“非常特殊”，而这一序一跋所刊刻的字体欣欣子序也不同，一用宋体，一用写体，且东吴弄珠客序称书名为《》，而不称“词话”，与欣欣子称“词话”相杆格；如此等等，无非说明先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欣欣子序是后出的。
此言论据虚假，其结论自然谬误。
欣欣子序文之字确有不规范者，称之曰“讹误较多”，似可。然东吴弄珠客序与廿公跋亦绝非“正确无误”。前者中盖、劝、妇、惨、画、、尝、宴、悯等，后者中盖、尽、、冤等亦为讹误。一者“齿缺”，一者“狗窦大开”，半斤八两。显然引文中之一贬一褒为不实之词。
以刊刻的字体不同，得出两序产生时间之先后，证据甚不充分，难以服众。
书名，“欣欣子称‘词话’”之说系无中生有。欣欣子序之正文，提及书名，皆称《传》，从未言“词话”云云。
摘抄于下：
a、窃谓兰陵笑笑生作传。……
b、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
c、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
d、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四者皆称其为“传”。《》脱胎于《》，乃其旁逸斜出者，故其初名似为《传》。值得注意的是，廿公跋称“《传》为世时一钜公寓言”（亦可作《》传为……）；显然，二者称谓相同，闭口不提“词话”二字。而东吴弄珠客之序题为“序”，正文中四次言“”；三者均未涉“词话”。故《欣欣子序》之标题为《词话序》，当是《新刻词话》刻镂者所更换、添加。
东吴弄珠客序称《》，而不称《传》，盖如同今人称《》为《》，无伤大雅。
欣欣子序重“正名”，廿公跋重“流行”，东吴弄珠客序重“读法”，各有重点，各司其责，乃研究《》不可或缺之史料。
总而言之，《欣欣子序》撰写于万历十年前，为初刻本而作；东吴弄珠客序撰写于万历四十五年，为丁巳本而作。
七、《廿公跋》辨
《新刻词话》具有《廿公跋》。其为书商张目，其言：“今后流行此书者，矣。”发人深思。
书成，需流行之，担心书商因《》“”畏惧获罪而不敢刊行，故以“今后流行此书者，矣”鼓动之。显然，此乃 之口吻， 之所为。即使其授意他人撰写， 当为幕后指使者。
有人撰文提出《廿公跋》是重刻者所为，谬也。书商刻印乃以盈利为目的，恨不得垄断市场，独家销售，岂会分一杯羹于他人，煽动他人刊印？其证据是一位日本学者发现了清代书商印刷《廿公跋》的残片，姑且不论其所言之真伪，但是，《》产生于明代，清人重刻，有可能是重刻复制初刻本中的《廿公跋》。所以，《廿公跋》是清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结 束 语
质疑，亦是一种应和。若高论出，无褒无贬，无声无臭，如入死寂之荒漠，实悲哀也。质疑，去伪存真，吹沙显金，乃每个研究者应具备之学术良心，应不悔不弃。
“金学界”应提倡之，有异议，则打出旗号，挺枪跃马，大喝一声：“我来也！”杀个落花流水，痛哉快哉，此君子所为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此，“金学界”才会红杏枝头春意闹，研究才会突飞跃猛进，以至硕果累累，盛况空前。但愿此精神能发扬光大，蔚然成风。
《文化》第31期
以上就是与崇祯丁巳年是哪一年相关内容，是关于的分享。看完崇祯元年是哪一年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