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乙酉年是公元哪一年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735年10月11日），雍正帝驾崩后的第三日，以皇太份掌握大清更高权力的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此时还没有继位），以担心自己母亲伤心过度为由，对太监、宫女、杂役等人下了一道旨意，要求他们闭嘴、禁言，不允许胡乱传播宫廷内外的消息。
太监女子、及内外一切太监等、各处执事之人……凡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重劳皇太后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清高宗实录.卷一》
宫内的事不允许太监妄议 ，市井中的传闻也不允许太监传到宫中。
乾隆帝
那么，25岁的乾隆到底在怕什么？能让他如临大敌，居然放下手头上诸多的政务不管，发布了这么一条紧急又严厉的文件呢？
而且除了让太监、宫女们闭嘴外，他在当天又下了另一道旨意，把豢养在皇宫西苑的炼丹们驱赶出宫，并严厉他们胡言乱语，造谣生事。
皇考余暇，闻外界有炉火之说，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更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拏究、立即，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卷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雍正帝的宫廷画像之形象
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平日里很忙，在他空闲的时候，听说有炼丹的，就想将这些召进宫来看一看，了解下这些骗人的把戏是怎么百姓的，权当是处理国事之余的娱乐项目。
在自己眼中，这些都是养在宫中的市井无赖，说了一些顺耳的话也只是为了荣华富贵，从来没有当真过，这些练出的所谓丹药也从来没有吃过。
不仅如此，洞察秋毫，生前也多次提及要把这些驱逐宫外，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就是怕这些人会去欺骗百姓，犯纪。
这次自己顺水推舟，让他们各回本籍，也算是完成了生前的旨意，但如果这些敢在说起和雍正之间的往来，自己绝对会砍了他们。
作为君王，这种旨意一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乾隆如此忌讳，迫不及待地想要堵住和雍正有着密切关系的的嘴呢？杀了不更好吗？
郎世宁《平安春信图》中的雍正乾隆父子
汪郎以为，两道旨，其背后折的意义是一致的，一是乾隆想就此体现自己的宽仁之心和皇家的威严，二是乾隆想隐一个不能让天下人知道的宫廷秘辛，试图将这个秘密永远封存在紫禁城中。
那么，到底是什么秘密呢？这个秘密，就是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的真正死因！
雍正是怎么死的？有多种版本，而流传最广的当属“吕四娘刺杀版”。
但实际上，雍正的真正死因是丹药中，也就是说雍正诏入宫就是为了炼丹，以求长生不老，而不是乾隆说的只是为了空闲之余的消遣。
乾隆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这些宫廷秘辛向传播，其目的是想在维护自己形象的同时，维护自己这一脉大清的合法性，以及满洲中国的合法性。
为何汪郎这么说？这和雍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恐怕是清朝入关之后唯一一位带着巨大争议登上皇位的帝王。
这个争议，主要是政敌对他是否具有法定继承权的质疑，从而引发了汉族地主对满洲贵族中国的合法性质疑！
雍正像
质疑的起源非常简单，在康熙二立二废太子后的很长时间里，直至其生命即将消逝的那一刻都没有明确指定帝国的继承人，这就给其他有实力夺取帝位的“十四爷党”造成了想象空间，毕竟排行十四的胤禵的呼声并不弱于胤禛。
况且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康熙驾崩当天，在他身旁给他送终的两位重臣，京师卫戎隆科多，宰辅张廷玉，都是“四爷党”，这导致了“十四爷党”对老四胤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而在这样的质疑声中，甚至传出皇位本应该由胤禵继承，是老四胤禛联合张廷玉和隆科多害死康熙，并篡改遗诏的风言。
在这种争议和质疑下，胤禛不仅面临着康熙留下的一套千疮百孔的的官僚体系，以及即将枯竭的财政国库，还要面对政敌“十四爷党”对他发起的攻击，甚至还要承受亲信们（隆科多、年羹尧）对他无上权力的挑战。
他必须去做的有两点：整饬吏治、整顿财政、巩固皇权。
为此，胤禛要付出的努力远比他的要多的多，而背负的骂名也远的。
清代朝会
客观的说，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是不能无视和忽略胤禛十三年的时间付出，如果没有他的承上启下，所谓的“盛世”其实就是一个笑话，汪郎以为，胤禛的这十三年才是大正的盛世。
但胤禛的良政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名声，也许是夺嫡过程中树敌太多，也许大清的官僚用了十三年的时间还是无法适应他的节奏，也许是他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造成了官绅的不满。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十三年的时间里，胤禛面对各方带来的压力是极大的，尤其是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从先后发生的“陆生楠《通鉴论》案”和“曾静策划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案”中就能看出胤禛所承受的思想压力。
如果说陆生楠是借古讽今，那曾静就是肆无忌惮地指名道姓了，他将胤禛描绘成了一位具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嗜杀、酗酒、、诛忠、任佞”十大罪状的暴君、昏君，又引申吕留良的“华夷之辨”论，指出胤禛的“恶”实为是因为大清出自“狄夷”，这是原罪。
曾静的这种指控， 在儒家道德体系下，不仅是对胤禛本身的皇位继承合法性进行公开挑战，更是对满洲中国的合法性进行的诛心之论，可以说是直指胤禛的七寸，可想而知，思想上的武器有多重要。
明朝遗民吕留良
正因为如此，胤禛才会火急火燎地出了一篇《大义觉迷录》进行刊发，他在书中强有力地批驳吕留良的“华夷之别论”，强调满洲中国的合法性。
无论胤禛的辩驳和反击多么有力， 在乾隆的角度，他的都是输了。
因为以皇帝的尊贵身份根本不需要和一位远在乡野的穷秀才去说什么，去辩论什么，但他的偏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清初心照不宣的满汉矛盾从台下之一次带到了台前，完全的不理智。
这也使得乾隆生出了杀曾静的心思。
不过在汪郎看来，胤禛的自我辩论是一项非常高超的艺术，起码，他让天下的孔都对大清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有了一次思想上的洗涤。
《大义觉迷录》，雍正的自我心迹剖析
当然， 在乾隆的角度，自己的所为虽然不被世人所理解和接受，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所以自己必须掩的死因，否则世间他的谣言将会更多。
还有一点， 在乾隆的角度，胤禛的所为也是不可取的，即炼丹以求长生的这种“陋习”是明朝的昏君所为，可偏偏自己的就这样做了。
他绝不能让这种事传出宫外，必须维护自己的明君形象。
在胤禛的十三年里，“大清”，“更换祖宗脉继承皇位”等叫嚣一直存在着，如果有关胤禛更多的宫廷秘辛被太监，等传到，会给那些反清人士或者反“四爷系”的提供更多的有利指控，这是刚坐上皇位的弘历绝对不允许的。
比如炼丹这种“昏庸”之事，真的传递到了，是否会加深天下人对生前的合法性质疑，对大清的质疑？
所以，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形象，杜绝其炼丹访的“陋习”的外传。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大清是具有的合法性，自己继承皇位是具有的法统性，而自己能够成为大清的皇帝更是具有法理性。
鉴于此，乾隆不得不堵住宫内的太监、宫女们的嘴，不得不堵住们的嘴。
当然，相对于一杀了之的杜绝后患的手段，乾隆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汪郎以为，是因为他刚登上皇位，有意树立自己有别于的执政风格，所采取以宽示人的思想。
雍正驾崩于圆明园
汪郎说：
问题是，乾隆试图通过防堵人们口舌传播的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来杜绝雍正的真正死因，效果并不如愿。
他高估了自己编造的文字游戏，也低估了百姓的脑子和分析能力，以及对说话自由的追求，也忽视了文字所带来的传播能力。
他怕什么，偏偏传播什么。
所以当他日后禁毁《大义觉迷录》等在内的所有事关雍正的合法性书籍、文件，并雍正遗诏，杀了穷秀才曾静后，实际上并没有堵住对雍正合法性和真正死因的质疑，这些质疑附在他的这两道口传信息的旨之上，为雍正平添了一道市井之中无法探究却又充满好奇的宫廷谜团。
越堵，谣言越广。
所以到了嘉庆、道光以后， 雍正的各种野史、谣言四处纷飞，从“九子夺嫡”的津津乐道，到“死于吕四娘剑下”的街巷谈资，历史上真实的雍正早已淹没于尘埃之中，留下的只是人们想象中、中的雍正。
即使到了今天，街巷茶楼之中依然如此，这恐怕就不是乾隆所能意料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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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四娘刺杀雍正，成为流传最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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