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属龙一生有哪些劫数,属龙最命苦的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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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属龙一生有哪些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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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前,妇女们通过不懈地争取,了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权利,比如权、合法劳动权等。

在这样的节日,硬核读书会选择摘录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巴黎评论》的访谈。或许你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到近两年根据她原著改编的大火的美剧《使女的故事》,你一定有所耳闻。两度斩获英国文学更高奖“布克奖”的她,一直被视作“女性”文学的领军人。

在这篇专访里,她用个人经验串联起她所关心的主题。她提到了女性书写和“性”的关系,两性之间的权力,写作的灵感 等等。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优秀的女性 ,如何冷静、克制地观察和书写世界,并尝试对既有规则作出挑战。

|《巴黎评论》编辑部

摘编 | 程迟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安大略省渥太华。童年时期,她在魁北克北部的荒野之地、渥太华、苏玛丽和多伦多都住过。一直到十一岁时,她才完完整整地上了一年学。进入高中后,受埃德加·爱伦·坡影响,阿特伍德开始写诗,十六岁时她决定当一名作家,六年后,出版之一部诗集《双面佩塞芬尼》。

她的第二本书《循环游戏》(也是诗集)为她赢取了总督奖——加拿大文学更高荣誉——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是加拿大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

阿特伍德出版了十九部诗集:《循环游戏》(1964)、《苏珊娜·穆迪日记》(1970)、《强权》(1971)、《你是快乐的》(1974)、《真实故事》(1981)和《无月期间》(1984)等。但她的更为出名,如《浮现》(1972)、《神谕女士》(1976)和《猫眼》(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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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7

《使女的故事》(1986)是她最受读者喜爱的,描述了一个森严的神权,读来令人心惊胆寒。《使女的故事》为她赢取了第二个总督奖,最近还被改编成了。

女性身份问题是经常出现在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女权者宣称她的写作是女权运动的产物。阿特伍德还在自己的作品里探讨了许多和哲学议题,如加拿大对创造自身身份的努力。

访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进行的,此前阿特伍德曾在那里朗作品并演讲。她亲自朗读自己的作品时和读者对她的期待正相合——单刀直入。在两天的时间里,小伙子们在外面打篮球、玩音乐,人们进进出出,隔壁房间的电视里播放着橄榄球赛,阿特伍德专注地一坐好多个小时,毫无犹豫地回答每个问题。她从不偏离自己的观点,从不显得疲惫。她就像自己书里的某个叙述者,克制,镇定自若。

——玛丽·莫里斯,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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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杨向荣等 译

99读书人·文学出版社,2022 -1

在书评里,你最有可能读到的是偏见,性别偏见

《巴黎评论》:女人想要出版作品,是不是比男人要难?

阿特伍德:这个问题恐怕太过宽泛了。比如说,我们指的是在北欧,爱尔兰还是阿富汗?除了性别,还有其他很多种分别。比如说年龄、阶级和肤色、、血统、以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性取向。

我想我们可以改述一下,这样问:如果年纪、阶级、肤色、血统或地区、才华——不管才华这种东西是什么吧——都相近,一个初试啼声的女家会比她的男性对手更难出版作品吗?从拉丁美洲女性作家——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但被翻译过来的了了——的经历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很多的女人要出版作品简直太难了——比如中东或者南美的黑人妇女。其实,对于她们来说,想写作都很难,或者说想受教育都很难。女性写作的障碍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存在了,而且是很难跨越的障碍。

但如果我们只谈北美的情况,当然了,商业出版商都想出版他们能卖掉的书。这种出版商是否会出版某本书——不管它是男人、女人还是海龟写的——主要取决于他们认为这本书的市场认可度会怎么样。

我不认为存在一个反对女性作品的公开原则,或者女性作品有个公开的出版配额。一本书能不能出版,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和出版商对它的感觉。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已经面世的书仍然是男人写的,男人评的。然后就有个评论主题的问题。在书评里,你最有可能读到的是性别偏见,各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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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 乔安娜·拉斯用反讽的语调,将女性 面对的偏见描写出来。

《巴黎评论》:对于你而言,从男性视角写作很难吗?

阿特伍德:在我的书里,大部分“叙述者”或者说叙述视角都是女人,但有时候,我也会使用一个男性角色的视角。

请注意,我尽量避免使用“男性视角”这个说法。我既不男性视角,也不女性视角。同时使用两种视角的作家很多,不过有些想法和态度,男人不可能有,而另外一些,女人又不可能有。所以当我使用一个男性角色时,那是因为故事中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必须如此传达出来,或者通过女性角色来传达的话会改变我的本意。

比如说,最近我在《格兰塔》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名字叫《黑暗中的伊西斯》。是讲关系的,经年的微妙关系——一个女诗人和一个男人,我想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一种文学崇拜。也写到了这个女人是如何影响这个男人的生活的。

如果我通过这个女人来讲述……从被迷恋对象的视角讲述这种 浪漫迷恋的故事,会失去情感韵味。那样会变成“在阳台外面流连不去的坏人究竟是谁”这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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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巴黎评论》:你可以只阅读文本就知道一个作家的性别吗?

阿特伍德:有时候可以,当然,并不总是可以。英国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一个公会牧师说他总是出不了书。后来他用一个东亚女人的名字写作,结果他的一部被维拉戈公司接受了。

叙述视角,有很多种论调。比如有些人认为,女人做不到、也不应该从一个男人的视角写作。诸如此类。

男人对女人如何描述他们是很不以为然的,事实上,里或舞台上最最讨厌的男人,大多是男人写出来的。族群笑话的原则似乎在此发挥了作用——男作家写一个男人脚臭,没有道德,吃饭时没教养,没问题,但如果一个女作家写同样的事情,那么她肯定讨厌男人。男性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如果她写了一些善良的男性角色,男读者会觉得这些角色“软弱”,尽管男作家让他的角色在厨房做饭就是现实的。诸如此类。

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封面判断一本书。“逼真”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虑标准。我倾向于 在创作自由这一边。不管男作家女作家,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而且我们应该评判作品,而不是评判后勒口的 照片。

这个问题表明你把“女人”臆想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以为有些男人比其他人更“善于”描写她们。不过,我拒绝承认这个群体是固定的。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固定不变的“女性视角”。

我们可以这样说,好的作品,不管 是谁类型为何,都出人意料、繁复、有力、婉转。把女人写得都一样或者把她们当肉家具和工具的男人,也是在描述,可能描述的还是她们的内心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作品也值得一观。但不能把它和这个作家头脑以外的生活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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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刺客》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韩忠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所有人都在“写作”

《巴黎评论》:作家观察到的东西是不是和其他人不同?作家的眼光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阿特伍德:这与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示事物有密切关系。爱斯基摩人,也就是因纽特人,有五十二个表示“雪”的词。每一个词描述的都是一种不同的雪。芬兰语里没有男“他”和女“她”。如果用芬兰语写,你得早早就将人物的性别非常明显地写出来,要么通过给人物取好名字,要么描述能让读者知物性别的活动。

其实我不打算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观察”这个世界。但根据我收到的信来看,许多“其他人”在我写的东西里,至少认出了部分的自己,当然,他们认出的那部分自己千差万别,因人而异。作家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写作。所以他们对词语更加挑剔,至少在纸上如此。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写作”,也就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一种个人叙述——这种叙述经常被重新播放、修改、拆解,又组合在一起。这种叙述的显著特点随着一个人年纪的改变而改变——二十岁时的悲剧,在四十岁时回望也许就成了喜剧或怀旧散文。所有孩子都“写作”。(也画画,唱歌。)我想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放弃写作。我想是因为威胁。害怕不够好。没有时间。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暴力?《伤害》尤甚。

阿特伍德:有时候人们惊讶于一个女人居然会写这些东西。比如说,有些人认为,《伤害》是对一个应该是男人的世界的某种入侵。

我作品中的暴力,肯定要比简·奥斯丁或者乔治·艾略特作品里要多。在那个时代,她们不这样写。查尔斯·狄更斯描述比尔·塞克斯用大棒打死了南希,血喷得到处都是,但如果当时的女这么写,那肯定没有人愿意出版她的书。

其实我生长在一个没有暴力的环境中,我周围的那些人言行举止都非常文明。当我走进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暴力让我惊骇,我比那些已经习惯了它的人要惊骇得多。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邻里之间并无暴力,但忧国情怀——你知道的,对战争的忧虑——无时不在。加拿大一九三九年加入战争,在我出生前大约两个月。当时死亡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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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刘玉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

《巴黎评论》:性很好写吗?

阿特伍德:如果你说的“性”只是指的话——“地动山摇”之类的描述——呃,我想我很少写这种场景。这种描述很容易变得滑稽、自命不凡或者隐喻过度。“她的就像苹果”,诸如此类的。

但“性”不只是谁谁谁身体的哪一部分在哪儿。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房间里的家具,树上的叶子,事前事后说的话,情感——爱的行为,欲望的行为,恨的行为,毫不在乎的行为,暴力的行为,绝望的行为,操控的行为,希望的行为——这些都是性。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包括在性之内。

的衣服之后,就没意思了,变成了牛顿力学。身体在空间、时间里的移动。很枯燥。

《巴黎评论》:母亲的身份,让你对自己的感觉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阿特伍德:在我写作生涯的早期,有一段时间,我被定格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女作家的形象里——的天才女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或天才的遁世者,如埃米莉·狄金森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或者某种劫数难逃的人物,像勃朗特两姐妹,她们都在很年轻时就死掉了。但你会降落到哈里特·比彻·斯托和盖斯凯尔夫人的队列里,她们过的都是正常生活。但乔治·艾略特没有孩子;简·奥斯丁也没有。

回顾这些女作家,你会觉得一个女作家想要要孩子,想要过家庭生活似乎很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必须在我想要的两样东西之间做个选择:孩子,成为女作家。最后我决定冒个险,两样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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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 /

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打破自尊壁垒的经历

《巴黎评论》:在你的许多作品里,爱和权力似乎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强权》里,爱是一种权力斗争。你没办法以其他方式看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吗?

阿特伍德:男女之间爱的关系的确牵涉到权力结构,因为当今,各种权力,男人都比女人拥有得更多。

在一种关系中,女人的问题是如何自己的完整性,自己的权力,在男女关系中也是如此。

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打破自尊壁垒的经历。感觉到“宇宙意识”,感觉到失去了自我,正是这种经历的正负两极。你正在变得不像你自己;你正在投降——堡垒已经崩塌。但在一个并非所有东西都平等的里,可能有平等的吗?《强权》出版十四年了,人们仍然愿意将它置于现在时态里。

我的每一本都不相同——表达了不同的情境、人物和关系。我最像家庭的书是《人类以前的生活》。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从任何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另外两个人的行为都有问题。但你可以沿着这个三角形游走,从各个方面来看它。作为一个人究竟有何不寻常的地方?我和一个男人的关系非常好,这种关系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并不仅仅是表达自我的工具或者个人生活的表演。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当保守的。我认为是一种看的工具——语言以及我们选择称之为“现实”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分界面。当然,我觉得“现实”的含义非常宽泛。我在中创造人物的时候,并不想让他们表达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描述我对大千世界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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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以前的生活 》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郑小倩 译

学出版社,2011-3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在里面,一个女人拥有一份极端重要的工作?

阿特伍德:想过,我想过这么干。但乔治·艾略特从来没写过 一位十九世纪成功英语女作家的,尽管她就算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后来也不想写这样的了。上的特殊人物不够典型。另外,我也不是商人。我是个体经营户。同样,我也不用在权力结构中打拼。我用不着在一个团里努力往上爬。

我的书里有一个成功女性。《人身伤害》中伦尼采访的那个年轻女法官。她热爱自己的工作——想起来了吗?伦尼采访她,但受不了她。曾经有个女记者——做“生活方式”版面的——她对我非常不满,因为她觉得我没有告诉她什么八卦。她想知道的。最后我对她说,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她说,嗯,如果你说你要离开格雷厄姆,就现在,那我就有独家新闻了,那我就可以回家在电视上看你收拾行李了。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标题的?

阿特伍德:我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标题就是这样来的。我标题,就和你在旧货店或者路边发现一件意外之物一样。有时候,几乎在我刚开始写一本书时,标题就自己来了——“可以吃的女人”和“神谕女士”就属于这一种。有时候,你向很多个方向凝望,但那个对的标题却从旁边跳到你身上。

我在阅读 一些性质的资料,“人身伤害”就在这个时候来了。我给好几本书暂拟过很多标题。

在“浮现”之前,我很认真地取了两个标题,还有其他大约二十个也合适,而其中一些和最终标题差别非常大。“猫眼”这个标题我很快就得到了,鉴于中心实体的身份,我觉得必须应该是这个标题。我刚开始写它的时候,《使女的故事》叫《奥弗雷德》。写到一百一十页的时候,我把标题改了。

我会写一种类似于工作日志的东西——不是便签,有时候我会连着写好几页,以此来激励自己,所以我还记得。我经常拿起经,一读再读——这是老是住酒店的结果,但也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所以其实这个标题是 于《创世记》第三十章。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使女”是经中令我困惑的那种词汇。就像“步兵”,“使女”也是个非常古怪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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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于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7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经是一种灵感源泉吗?我知道你曾经用几乎算是术语的话来形容“天赋”。

阿特伍德:这种类推法让我不是很舒服,因为涉及到了。但“天赋”是真实的。它伴随着天命和一种献身精神。你听见了召唤。

《巴黎评论》:回顾过去的作品你满意吗?如果有可能,你会去修正一些作品吗?

阿特伍德:我并不经常重读过去的作品。我顶多会在自己的照片上喷点油漆,不会做其他修改。当我真的重看自己的作品时,有时刹那间我认不出这是我写的,有时我沉湎其中,就像一个年轻人读他自己的作品那样。

有时我会想,我当时在想些什么呢——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我想等我到了八十岁,我会像吃一大桌隔夜的菜那样,重看我过去的作品,但现在,我只专注于眼前这个盘子里的东西。我说了好多食物的比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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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亚当》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赵奕,陈小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7

《巴黎评论》:你似乎对视觉艺术非常了解。这是 于研究还是亲身实践?

阿特伍德:我猜,所有作家——或者说所有人——都有平行的人生,他们如果没有成为现在这种人,会成为另外一种人。我原本也有好几种人生,其中一种肯定是画家。

十岁的时候,我想成为画家;到了十二岁,我改主意了,想成为服装设计师,但现实击败了我,我只能在课本的空白处涂涂画画。念大学时,我设计、印制了一些丝印海报,设计过剧目单,靠这个挣了些零花钱。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绘画,但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了,不过现在我仍然会设计东西——比如我加拿大版诗集的封面。我退休之后,可以考虑做做这类事情。也许我会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成为一个可怕的星期日画家。我有几个画家朋友,我见识过那种人生的艰难之处。

画展开幕只能喝很次的酒,吃硬掉的奶酪,画评标题很漂亮,但内容却和画作没什么关系。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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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巴黎评论》:有没有一样东西,一直存在于你的心里,让你觉得这是作为作家更大的奖赏?

阿特伍德:发表之一首诗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令人兴奋,但之一次的兴奋感是最强烈的。你觉得奇怪吗?

《巴黎评论》:但我指的是更私人化的什么东西。

阿特伍德:好,好。有一次,我在哥本哈根闲逛,你知道的,就是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商场里看看橱窗。丹麦和格陵兰岛历史渊源颇深,而格陵兰住着很多因纽特人。

从街上走进来几个穿着格陵兰传统服装的因纽特舞者。他们脸着油彩,穿着毛皮衣服,模仿野兽、怪物和某种。他们是灵舞者,对人出咆哮和其他各种奇怪的声音。他们指甲细长,嘴巴里塞着变形器——就是让脸颊鼓出来、使表情很怪异的小木片。

这些长毛的抑或中的一个走向我,从嘴巴里拿出木片,,你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吗?我说是。他说,我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他把木片塞回到嘴里,咆哮着走进人群当中。

本文原载《巴黎评论》之一百一十七号,一九九○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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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巴黎评论》编辑部 著 肖海生 等译

99读书人 | 文学出版社 20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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