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缺木的女孩名字,属蛇缺木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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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缺木的女孩名字

:张文江

建中兄著作等身,我读过其中两种,深有感怀:一、《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沈建中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二、新出版的《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碑见知辑目》等三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前者常在手边,时有摩挲;后者刚拿到书,纸墨犹香,展卷观赏,灿烂夺目。两书都是极见功夫的厚重之作,编著者花费了绝大的力气,后来人难以绕过。作为当年从学者中的一员,我以前对先生的认知,只是个人接触的单一角度。读了建中兄的书,对先生一生的成就和性情,才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而且几经变化,初学者难以望其涯涘。今试从先生的和晚年自述的“四窗”入手,以辨识其学问和性情的大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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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先生的,主要如下: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蛰庵、无相、北山(《编年事录》,1页)。由此衍生数十个笔名,大都以此为纲领。试分疏如下:

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语出《》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见龙在田,时舍也。”取名者为先生的,根据《编年事录》引来访者文,先生自述:“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准则:蛰以图存。”(同上,2页)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龙,过去之人,常以属蛇为小龙。乾卦有六龙,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龙”(同上,2页),故取乾九二爻辞。学名德普,取九二《象》,隐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为存身之所。

蛰存,取《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蛰即屈,虞翻注:“蛰,潜也,龙潜而蛇。阴息初,巽为蛇。阳息初,震为龙。十月坤成,十一月复生。姤巽在下,龙蛇俱蛰。初坤为身。故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不仅对应蛇年,而且对应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应,可见取名者旧学修养之深。后来观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发展,不能说没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辞下》荀爽又注:“以喻气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则不信,不蛰则无存,则屈蛰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应时而变,入冬存身,启春惊蛰,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时”字。于“时”的体认,尚不在趋吉避凶,而是人的一生,“总是要做点事的”(1940年4月21日致施先生函,《编年事录》,443页)。此语低调而坚定,先生晚年常言,既是那一代学人的风骨,也是“德施普也”的内在要求。

继续看其他的:蛰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无相,用《》“无我相,无人相”,于名字似乎无关,而仔细体会,依然有内在 。无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学问,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领域,相应此。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识见通透,与人交谈,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见,也相应此。先生早年曾涉猎经,比如在1933年读《本行经》,亦即《本行赞》(《编年事录》,233页)。晚年在信中说,“现在我改名‘舍’即‘啥’。‘施,啥也’,我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东西。”(《编年事录》,2页)“施,啥也”,“啥”疑当作“捨”。古语“舍”(《说文》亼部)“捨”(《说文》手部)为两字,含义不同,到现代简化成一字。此处或为辨认字迹之失,若以沪方言说话,“啥”“捨”音近,听者也容易致误。以学观之,“施,捨也”,亦即。《》云:“无住相,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与《周易》 “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轩主、碧桃花诗室主,为先生中学时代所拟,后来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为先生少年时的文艺之心,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这两个号,或对应他的诗文创作。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试笔,才气发扬,为世所惊艳。而诗文则延续一生,晚年的《浮生杂咏》八十首,深沉隽永。辍笔未写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附记》),或暗用《老残游记二编》序言,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是北山,书也因此被称为北山楼。2011—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施蛰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书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种八册之多,占据绝对多数。此号既是先生实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现。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文意是讽刺伪隐士,相应先生性情的洁身自好,志趣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各种各样的风波不断,有很多后来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自始至终清白的只有少数,先生应该是其中之一。以“北山”为号,并非志在居隐,先生根本上是的,积极地做了很多事。当年老友邵洵美落难时,先生曾仗义资助。此事先生从未言及,后来还是从邵的女儿说出的(《编年事录》,793页)。

具体取号北山, 时期,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学校坐落北山脚下,因以为号。回上海以后,在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时的北山楼,是在阳台上搭建的只有几米的小屋,多年积累收的碑帖即存放其中。而真正对应北山之学的,应该就是北窗,这就涉及流传甚广的“四窗”之说。

“四窗”之说,最初 偶然的机缘,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会客闲聊时即兴说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间,工作、会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马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才重新搬回原来的南间,那里是落地长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说法新颖可人,后来为报纸记者采用发表(1985年11月5日《书讯报》,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东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编年事录》,1166页),不久流传开来,成为先生一生成就的简要概括。然而,根据建中兄的提示,上流行的版本,还不是先生的原话。

流传的“四窗”之说,大致为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释。而先生比较确切的原话,可以参考丁言昭的记录:“我的文学生活共有四个方面,特用四面窗来比喻: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1988年7月16日,《大公报》,丁言昭《北山楼头“四面窗”——访施蛰存》,《编年事录》,1251页)

对比两种说法的不同,主要是东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保存古物的收敛,也象征冷门。而流行说法以南窗为东窗, 的是最初的文学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创作,由诗而,写出《将军底头》《石秀》《摩罗什》等一系列佳作,影响于时。以此为起始点,也顺理成章。

若东若南,虽然有误读,似不必纠正。先生未认可此说,然而以他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楼金石遗迹》一,14页),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蜇”,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换封面改正。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庄生云,“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先生一生被人误传的事例还少吗?

而北窗之学的搜集整理,最初 兴趣爱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几十年来其他事情干不成”),终于成为学问的归宿。建中兄《北山楼金石遗迹》的附录有八种,可见北窗之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连。尤其是附录八,提及《施蛰存集古文录》的选编设想,若完成将有十二卷之多,更见此学的深邃和广大。而北窗与北山或北山楼,在时间上、空间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两说之异同,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话中提到东方文化,可见他的视野所及,并不仅仅 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更广阔的内容。在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文化的比较,是学术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先生的姓名中, “德普”和“蛰存”。“蛰存”已行而“德普”未显,不能不说跟时代有关,《易》九二毕竟还有“天下文明”呵,当 更深远的指向。而南窗之学,与楚文化传统的对应,值得深入挖掘。至于“西窗”的内容,在目前的《全集》中还没有展示,将来如何安排?先生译述西学,几经曲折,对其中的起伏变化如何认识?也需要周到的考虑。

四窗之说,还不能完全概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以外,他至少还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从事的编辑事业。先生早年以主编《现代》而闻名,影响文学的潮流。晚年编辑《词学》丛刊,以及《外国独幕剧选》,也推动文化的发展。在指导学生就业时,他往往推荐编辑出版方向。由于先生的引领,有好几位学生去了出版社,作出了杰出的成绩。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学徒”(《北山楼金石遗迹》一,“代前言”),主要的贡献也在编书。我当年毕业时,先生希望我从事编辑工作,只是由于阴差阳错的种种机缘,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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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己,师恩难忘,前言往行,点点滴滴在心头。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对我谈起过两点:一、写 ,应该从小 写起。二、一个人的主要关系,不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内。这应该是先生人验的总结,我虽然没有做到,但至今时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在毕业后一段时间内,每次见到先生,先生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张文江)

: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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