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梓琳
从中世纪开始，“万岛之邦”马来群岛各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在南海、印度洋等跨域海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这里也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其中以伊斯兰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今的伊斯兰文化的叙事（例如新闻报道、时事讨论）出现失衡化的状况，大多数媒体关注的都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上层建筑类话题，对于民生百态、社会阶层等经济基础基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而华人华侨在马来群岛特殊的历史遭遇，加上华文域外研究长期单方面借鉴欧美学术界的经验，也使得海内外中文媒体对于马来群岛存在非常严重的偏见。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思考在严重失衡的舆论氛围下，如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马来群岛的文化发展。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二篇，介绍16-18世纪马来群岛穆斯林在殖民者到来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危机。
淡目苏丹国带着传奇色彩而来，也随着绝嗣而终。虽说不是惨烈的战乱，但对于马来群岛、尤其是爪哇岛的穆斯林而言，淡目的绝嗣不比发生战争的境况好一些——频繁更替的君王，几大势力（例如亚齐、文莱、葡萄牙）在海岛间争权夺利，大多数马来群岛民众处于心力交瘁的情况。
帕马纳罕，拉登·巴达的外曾孙，巴章苏丹国顾问，马塔兰诸侯
到1586年，中部爪哇诸侯国之一的马塔兰（Mataram），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成为爪哇岛的一颗政治新星。当时马塔兰执政的君主，是年轻的苏塔维查亚（Suta Vijaya，约1550-1601），他刚刚从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帕马纳罕（Pamanahan，约1520-1584，1570-1584执政）手中接过马塔兰王侯之位。
帕马纳罕是满者伯夷帝国的王族后裔之一，母系也部分继承淡目苏丹国的血统——他母亲是拉登·巴达的一个外孙女。相比起重视男性血脉的东亚地区，无论是之前的“曼陀罗体系”，还是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体系，马来群岛一直承认母系血统继承权：例如满者伯夷帝国创始人拉登·甲亮，随着其独子1328年遇刺身亡，严格来说其男系子孙已经断绝，但由于拉登·甲亮自己的立国法统来自于岳父，在他妻子的斡旋下，拉登·甲亮的女儿、外孙就顺理成章成为满者伯夷帝国的嫡系继承者。因此，所谓的“满者伯夷后嗣”，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广泛存在于爪哇的贵族阶层。
只不过，帕马纳罕在梭罗（Surakarta）任职期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地为巴章苏丹（Pajang Sultanate）服务，因为巴章苏丹也同样具有前朝的血缘联系。
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
在淡目苏丹国于1554年绝嗣而终后，继承淡目苏丹国最多领土的便是巴章——特林加纳的一个女儿是首任巴章苏丹的母亲。只不过由于第一任苏丹早逝，儿子年幼，太后辅佐孙子摄政十余年。
至1568年，年轻的哈迪·维查亚（Hadi Vijaya，1548-1586）结束祖母的摄政，亲政成为巴章苏丹。在他统治的近20年中，巴章的势力如日中天，一度统一中部和西部爪哇，臣服巽他诸邦。但哈迪本人是一个性格易冲动的武士，他把延续前朝的希望寄托于开疆辟土，而忽略对国内诸侯的拉拢与治理。作为老一辈的诸侯帕马纳罕，就经常遭受哈迪·维查亚的斥责。
帕马纳罕去世原因是疾病，这个没有人怀疑。其子苏塔·维查亚在这个时候指责巴章苏丹，控诉他的“暴政”加速他父亲的去世，因此发起兵变。明眼人都看得出，苏塔·维查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所谓的“为父亲讨回公道”，而是为了哈迪头上那顶“满者伯夷皇冠”。
苏塔·维查亚
历经两年的战争，至1586年，苏塔·维查亚打败并杀死哈迪·维查亚，从他的遗体中夺取其“满者伯夷皇冠”与御用“蛇纹剑”，在爪哇风格的清真寺前宣誓就位。
自此，君主血脉传承至今的马塔兰苏丹国（Mataram Sultanate），在新君主的带领下成立了。而苏塔·维查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缔造的王朝，虽然依旧没有完全统一爪哇，影响力也远远达不到之前几个马来苏丹国，但却因为与荷兰殖民者的数百年纠葛，间接缔造出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在“大航海时代”的大变革。
马来群岛的伊斯兰教，无论是学派演变（从更为宽松的哈乃斐学派到相对谨慎的沙斐仪学派）、原教旨主义的萌芽，还是出现西式的“上层建筑”（例如绘画、餐饮、建筑和礼仪），都与这数百年的起伏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短暂的黄金时期：苏丹阿贡与繁荣昌盛的马塔兰
苏塔·维查亚于1601年去世，享年约50岁，其子哈迪·帕拉卜（Hadi Prabu）继位。哈迪·帕拉卜在位12年，临去世时违背法典，跳过自己的儿子，而以弟弟马尔塔普拉（Martapura）为继承人。这件事情引起王族不满，尤其是他的妻子——巴章苏丹哈迪·维查亚的女儿。
当年苏塔·维查亚夺位时杀死哈迪·维查亚，但没有杀死他的子女，而是安置王子到各地当诸侯和官吏，公主则嫁给本家族的王子们。这既是因为伊斯兰教理论上反对连坐杀人，也是因为自己长儿媳就是哈迪·维查亚的嫡女。
苏塔·维查亚执政的第7年，也就1593年，巴章公主生下苏塔·维查亚的长孙拉登·马斯·加特米卡（Raden Mas Jatmika，拉登和马斯都是马来贵族头衔的敬称）。
根据爪哇宫廷诗人的说法，拉登·马斯·加特米卡自幼天资聪慧，颇受爷爷苏塔·维查亚的疼爱。即便是老苏丹后来病重，他依然把孙子抱在怀中，让其把玩绝大多数王公贵族都不敢看一眼的御用“蛇纹剑”。哈迪·帕拉卜试图采用兄终弟及，正是因为儿子的影响力已经超过自己，很多他在世定下的法律很可能会被儿子否决。
结果哈迪·帕拉卜的“者那则”（穆斯林的葬礼仪式）还没有举办，马尔塔普拉面对嫂子和王公大臣们手上的“蛇纹剑”，迅速认怂并拥戴侄子。至此，经历不到一天的空位期，哈迪·帕拉卜的嫡长子拉登·马斯·加特米卡就此成为马塔兰苏丹国第三任苏丹，此时他20岁。
由于他在位32年间勤政而贤明，而且短暂让马塔兰成为爪哇各苏丹的共主，因此他就被尊称为“阿贡”，即印尼建国后追认的民族英雄——“苏丹阿贡”。
印尼影视剧里的苏丹阿贡
苏丹阿贡在位期间没有否定前朝的法律，恰恰相反的是，他结合当时爪哇能收集到的信息，不断完善马塔兰的法律和文化。例如伊斯兰教教法的解读，他开始吸收其他区域的人才，如16世纪后期陆陆续续东迁的也门南部移民“哈德拉米人”，从而使经训的解读多元化；
在行政上，他深知东西两端的龙目和巽他都是非常强硬的独立势力，而且荷兰殖民者此时已经成为第二批在东南亚扩展的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因此他必须采用更为多元、宽容的法律，进一步扩大马塔兰的实际影响力；
在文化上，苏丹阿贡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他自己亲自为宫廷诗歌谱曲，并制定“佳美兰”音乐的模式，规范马塔兰的宫廷礼仪。时至今日，这套礼仪依旧应用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苏丹宫廷之中。
马塔兰的国旗，兼用奥斯曼的红底新月和马来传统的“蛇纹剑”
在苏丹阿贡在位的32年间，他采用的改革的确为马塔兰带来最鼎盛的时代——在军力上，虽然爪哇的军备远不及欧洲殖民者，但至少在阿贡执政一代，未曾正面输过战争。欧洲殖民者试图挑衅马塔兰，苏丹阿贡用奥斯曼借道亚齐进口的火器、高度规范的军队“回敬”了他们。
除了龙目和巴厘，爪哇绝大多数领主在同一时间跟马塔兰达成协议：在保障君主独立传承的前提下，从介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科佳温”（Kejawen）中完全转向伊斯兰教。
为了顺利过渡，苏丹阿贡给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马来苏丹宫廷可以继续表演前伊斯兰时期的戏剧曲目，例如《摩柯婆罗多》，理由是这些故事不与穆斯林经典的故事发生地域冲突。而且，苏丹阿贡和他的亲族还与这些区域的王族联姻，从而进一步巩固爪哇共同体的形成。
灵鸟“伽鲁达”（Garuda）和印尼皮影戏的木雕艺术，笔者摄于2019年5月
通过政治上多向辐射，文化上的高度包容和经济上的多向通贸，苏丹阿贡一朝是印尼历史上比较突出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今天印尼伊斯兰教的格局，无论是文化形态，还是信徒的分布，在苏丹阿贡一朝时期奠定的。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一直认为爪哇岛和苏门答腊“沿海的是接受摩尔人的信仰，但内地依然保留异教”（笔者注：基于宗教信仰的偏见，殖民者往往把穆斯林贬称为“摩尔人”，而“异教”多半指代印度教、原始信仰和佛教）。而在阿贡执政以后，这些区域的主要居民就是穆斯林。
不过苏丹阿贡统治后期，附近邦国对马塔兰的忠诚度开始出现动摇。苏丹阿贡制定的国策是，他希望在通过部分胜利的展示震慑荷兰殖民者的时候，能与荷兰殖民者等西方势力进行正常的贸易和交流。为此，马塔兰苏丹自他这一代开始，宫廷文化有西化的趋势——例如勋章、西式长衣和银行制度。这一点无疑是触动传统马来贵族的利益，尤其是以传教士家族为核心的穆斯林神职团体。而且，向来战无不胜的苏丹阿贡，在援助苏门答腊苏丹反击荷兰的过程中，遭遇挫折，这使得他的病情进一步加剧。
1645年，时年52岁的苏丹阿贡与世长辞，他26岁的嫡长子阿莽古拉特一世（Amangkurat I，1619-1677）继位。阿莽古拉特一世继位后，既和荷兰人周旋，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起义。
起义与重构：三代阿莽古拉特的马塔兰
阿莽古拉特一世被认为是爪哇岛开始进入殖民主义秩序的一个转折性人物，他与父亲执政风格不同，在位期间不断向荷兰殖民者妥协，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得以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不断扎根；对于马塔兰苏丹国的支柱——伊斯兰教神职团体，他一反前三任苏丹的常态，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打压政策。以致于当时坊间很多人谣传阿莽古拉特一世很可能接受了“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因为这个对“苏南”们非常严厉的苏丹，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中，在宫廷里食用西式食物、饮用红酒，而且带头弹钢琴，提倡欧洲的文化与艺术。
实际上，阿莽古拉特一世必然不会拿自己的宗教信仰开玩笑，终其一生他都是以“苏丹”和“伊斯兰守护者”的头衔统治马塔兰，毕竟他明白爪哇等地看上去的“统一”还是基于伊斯兰教。而且，他一直严禁基督教传教士在马塔兰活动，只不过允许东印度公司享有比前代更大的股份。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进一步扩展，很多有实力的穆斯林商贾把贸易重心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转移到苏拉威西地区——当时的“望加锡”（Makassar）。16世纪还处于普遍信仰山神的苏拉威西，到了此时，穆斯林的比例得到迅速提升。
矛盾累积了30余年，最终在1676年彻底爆发。马都拉王子杜鲁诺·佐约（Trunojoyo，1649-1680）联合他岳父拉登·卡佐兰（Raden Kajoran，约1610-1679）和望加锡的贵族克拉恩·卡列宋（Karaeng Galesong，约1630-1979）对马塔兰举行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中，今天印尼人更为缅怀杜鲁诺·佐约，但其实最大的推动者是他岳父。
印尼出版的书籍，纪念反抗殖民者和暴君的杜鲁诺·佐约
拉登·卡佐兰在起义前一直是马塔兰朝廷重臣，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贵族——他是前苏丹阿贡的表兄弟，开国苏丹苏塔·维查亚的外孙。而且，阿莽古拉特一世的王后，也是卡佐兰的女儿。因此，他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表叔兼岳父。
和“拉登”一样，“卡佐兰”本身也不是名字，而是尊称——他的先祖很有可能是跟随“哈德拉米人”东迁的古莱氏族人，以此承接“霍加”（Khoja）这样的圣裔神职世家头衔。他这种兼具宗教和政治高阶身份的贵族追随女婿起义，打击另一个女婿，无疑对马塔兰的法理和信仰都形成极大的冲击。
另外一个效忠马塔兰的侯国，万丹苏丹国（Bantan Sultanate，即巽他），与马塔兰本身是有姻亲关系的。万丹苏丹反复警告阿莽古拉特一世不能简单粗暴进行镇压，但阿莽古拉特一世以为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忙，起义者是“不足为虑的”。
结果他自己出征后不久，就和他的荷兰盟友一起遭遇惨败，他本人带着疟疾一路逃亡。由于他之前下令屠杀支持起义军的老百姓，路上没有村庄愿意收留他，结果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君主，在1677年悲惨死在一个废弃的茅草屋里。
阿莽古拉特一世去世的地址和追加的陵墓
他临死前，委托荷兰医生回到都城传达他的遗诏，废黜嫡子的太子身份，拥立他的庶长子拉赫曼王子（Raden Mas Rahmat，1640-1703）为新苏丹，即阿莽古拉特二世。阿莽古拉特二世继位后，立马宣布放弃作为世俗君主的“苏丹”头衔，改而以宗教色彩更浓的“苏苏胡南”（Susuhunan）为头衔，以拉拢更多的宗教贵族。不过，他为了自己的权威，没有选择收编起义者，而是联合岳父万丹苏丹等效忠马塔兰的贵族绞杀起义军。
1679年，克拉恩·卡列宋死于瘟疫，望加锡的起义军纷纷逃回原籍；同年夏天，拉登·卡佐兰被叛徒出卖，被押送到马塔兰的都城。阿莽古拉特二世不顾长辈的求情，在广场公开对他以“叛国”的罪名处以斩首。由于卡佐兰是老人，与阿莽古拉特二世的祖父是一辈人，荷兰人都看不下去，把阿莽古拉特二世写成“比他父亲更铁腕、更残忍的君主”。
岳父被斩杀一事直接让杜鲁诺·佐约的起义军彻底崩溃，在1679年即将结束的12月，杜鲁诺被捕。虽然伊玛目们试图劝说阿莽古拉特二世放过这个在民众内部名望极高的起义领袖，但阿莽古拉特二世坚持杀死他。根据记载，阿莽古拉特二世冒了一个险，他宣布在清真寺广场和杜鲁诺·佐约用“蛇纹剑”比武，而且剑上都涂满毒药，谁被刺中即刻死亡。杜鲁诺·佐约自信自己的武艺，结果被个子比他小一大截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刺中大腿，当场死亡。
爪哇人的绘画：白刃战斗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右）和弗朗西斯（左）
阿莽古拉特二世这样做，一方面表达自己“报父仇”的决心，对起义者不予以任何的同情；另一方面，他这样也是做给荷兰人看的。阿莽古拉特二世与父亲截然不同，他虽然公开穿着西式制服（他祖父苏丹阿贡也只是效仿西式制服）和皮鞋，与赤脚、着“巴迪”（马来花纹上衣）、“纱笼”（格子纹长裙）的马来传统截然不同，但他比父亲要远远尊重伊斯兰传统，对老百姓也更为体恤。他自己精勤习武是为了告诉荷兰殖民者：“马塔兰不是你们的附庸。”
他这份底气，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他的丈人，万丹苏丹阿卜杜法塔赫（Abdul-Fattah，1631-1692）。万丹在之前是巽他诸邦的一部分，巽他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内部出现分化，原本的巽他拉者王族中有部分和来自各地（中国泉州、印度南部和也门南部）的传教士家族联姻，形成一股新势力。马来群岛历史上“伊斯兰九贤”之一，来自埃及开罗的谢里夫·希达亚图拉（Syarif Hidayatuallah，1448-1568）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希达亚图拉于1479年登陆巽他，拜领官职后成为巽他拉者的驸马。至1552年，他与巽他公主所生之子哈桑努丁（Hasanuddin，约1490-1570）成为巽他的领主，为此万丹苏丹国成立。根据多方面的史料对应，希达亚图拉是一个相当长寿的老人——他参与儿子的立国历程，而且也亲自与葡萄牙人打仗。到他去世的时候，哈桑努丁自己都年至耄耋，因此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希达亚图拉可能活到了120岁。虽然后来万丹与巽他其他侯国一起臣服淡目苏丹国（及后来的巴章与马塔兰），但相比起其他侯国，万丹显然更具有独立性，实际能力也更强大——万丹往西就是苏门答腊。
首任万丹苏丹哈桑努丁，他的样貌上有明显的混血痕迹
阿莽古拉特二世还没当王储的时候，他就与阿卜杜法塔赫的女儿结婚，从而赢得来自爪哇西部侯国的支持，并且在1677-1679年的镇压中取得优势。在这期间，阿卜杜法塔赫苏丹自己也趁机占据重要港口井里汶（Cirebon）以扩充实力——这个得到了阿莽古拉特二世的支持，目的是希望岳父能牵制荷兰东印度公司。
不过阿莽古拉特二世失算了——东印度公司感觉自己被耍了之后，发兵进攻万丹。万丹开始的时候还能抵挡住，后来阿莽古拉特二世和阿卜杜法塔赫的军队被东印度公司的攻势割裂开来，阿卜杜法塔赫把王位匆匆交给儿子阿布纳斯尔（Abu Nasr，约1650-1687），然后束手就擒，在巴达维亚度过余生。
阿布纳斯尔继位不久就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儿子中，长子阿卜杜法德勒（Abdul Fadel，约1675-1690）甚至比祖父阿卜杜法塔赫还早两年去世，次子赛因·努尔阿比丁（Hussain Nuri-Abdin，1677-1733）继位。
岳父被捕、万丹局势岌岌可危对阿莽古拉特二世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他以“蛇纹剑”起誓，要狠狠报复荷兰殖民者。1686年，阿莽古拉特二世再一次与荷兰军官，即甲必丹（Captain，殖民官职）弗朗西斯·唐克（Francois Tack，1650-1687）白刃决战。身高不足一米6的穆斯林君主，还是成功刺死比他高一个头的荷兰军官。这个穿着西服的穆斯林君主，最终选择和荷兰人决裂，这就导致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荷兰-马塔兰拉锯战。
爪哇人的绘画：白刃战斗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右）和弗朗西斯（左）
战争对马塔兰而言绝对是无休止的损耗——一方面，西部的传统盟国，尤其是万丹，这个时候正处于和东印度公司的胶着中，无力支援东部的宗主；另一方面，东部的势力，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态度不怎么热忱的龙目和一直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巴厘，也利用东印度公司的攻势，钳制马塔兰的发展。
1703年，年过花甲的阿莽古拉特二世去世，他给儿子苏迪卡那（Raden Mas Sutikna，约1670-1734），即阿莽古拉特三世，留下的是摇摇欲坠王国。
因为阿莽古拉特三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叔叔，即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小儿子达拉加特（Raden Mas Darajat，约1660-1719）。达拉加特原本是阿莽古拉特一世的太子，虽然比哥哥年轻差不多20岁，但他是嫡子。后来因为他外祖父的原因，原本属于他的继承权就被强行剥夺了。
1704年开始，在荷兰殖民者的支持下，达拉加特发兵反对自己的侄子，历时长达4年的“爪哇继承战争”就此爆发。阿莽古拉特三世和祖父如出一辙的强硬做派，让侯国们纷纷投向更温和的达拉加特，在1705年，达拉加特占领都城，阿莽古拉特三世出逃。在此，达拉加特戴起“满者伯夷皇冠”，宣誓自己才是马塔兰的“苏苏胡南”。
阿莽古拉特三世一路往西逃亡，试图通过自己身上的万丹血脉请求表弟万丹苏丹努尔阿比丁支持自己反扑，结果这件事情差点连累到万丹被东印度公司灭亡，为此努尔阿比丁毫不犹疑地驱逐这个已经无权无势的表哥。
在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他于1708年跟着“哈德拉米人”的商船进发，到穆斯林商贾建设的科伦坡港口（今斯里兰卡的首都）定居下来。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盘缠，自己也落得妻离子散，这位落难苏丹在清真寺的接济中度过余生。1734年，阿莽古拉特三世在科伦坡去世。
达拉加特继位后，不再用父兄的“阿莽古拉特”，而是称自己为帕库布沃诺，即帕库布沃诺一世（Pakubuwono I）。但由于继承战争的扩大化，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已经成功渗透到爪哇各地，甚至有向望加锡、巴厘岛和苏门答腊蔓延的趋势，马塔兰的分裂，也在逐步接近中。
掉落的“满者伯夷皇冠”：马塔兰的分裂
1726年，在位7年的马塔兰苏苏胡南，即帕库布沃诺一世的儿子阿莽古拉特四世（约1690-1726）以36岁的年纪驾崩。他留下两个儿子，长子顺利继承王位，即帕库布沃诺二世（Pakubuwono II，1711-1749）。次子名为哈孟古布沃诺（Hamengkubuwono，1717-1792），在当时被阿莽古拉特四世指定为帕库布沃诺的顺位继承人，驻守中部偏南的日惹地区（Yogyakarta），为日惹太守。
随着1732年帕库布沃诺二世的儿子出生，继承权危机再一次降临。帕库布沃诺二世违背父亲的遗言，把儿子立为继承人。哈孟古布沃诺坚决不承认侄子的继承权，因此发兵问难。此时帕库布沃诺二世请求荷兰殖民者的援助，结果反被东印度公司软禁。
1749年，帕库布沃诺二世去世，他的“苏苏胡南”头衔传给他的独生子，即帕库布沃诺三世（1732-1788），而哈孟古布沃诺在日惹立足，号称“苏丹”，自此建立起日惹苏丹国（Yogyakarta Sultanate）。马塔兰苏丹国就此分裂，同一个家族构成两个不同的苏丹国——苏苏胡南所在的政权，即梭罗苏丹国（Surakarta Sultanate）。这两个苏丹国至今依然保持传承，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制下尚存的两个重要的穆斯林实体君主。
梭罗与日惹的徽章，两者均是马塔兰的继承者
马塔兰的分裂，有另外一个导火索：由拉登·甲亮铸造，传承近450年的“满者伯夷皇冠”，在第二次爪哇继承权战争中遗失了。这个皇冠象征着马塔兰君主（无论是苏丹还是“苏苏胡南”）对于马来群岛诸邦名义上的宗主权力，它的掉落意味着无论是梭罗苏丹还是日惹苏丹，对于群岛都失去名义上的共主地位。
随着政治实权的丧失，宗教解释主导权也随之丧失——由哈乃斐学派主导的穆斯林解释权宣告终结，沙斐仪学派随着哈德拉米出身的经学者占据神学上位而扩大开来。这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由于君主权威没落，部分阿拉伯半岛的传教士更是带来对君主制度更具挑战性、对非穆斯林更具排斥性的学派——罕百里学派（Hanbaliyah Scholar），从而带动底层民众同时反抗他们眼中“礼崩乐坏”的各邦苏丹和荷兰殖民者。
殖民主义永远都不会放弃对亚非拉人民的压迫，只不过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强化他们的统治。他们放任罕百里学派（尤其是更后期传入的“瓦哈比派”）在群岛各处掀起宗教狂热运动，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剧穆斯林内部的分化与隔阂；与此同时，他们更进一步渗透进各邦苏丹王庭，通过各种小恩小惠来腐蚀马来群岛的上层社会。
因此，革命也随着这样的局势，逐步降临马来群岛。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