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雨轩（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
1987年2月27日是令17岁的启文毕生难忘的一天。那天他上课上到一半，就被班主任单独叫出了教室。老师的话很简明扼要：“你爸爸去世了，快回家看看去吧”。从县里的高中回到大山里的家需要4小时车程，启文昏昏沉沉的坐在大巴上，半路还遇见了同样搭车赶去奔丧的姨夫；姨夫紧紧抓着他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启文突然想起来，就在十多天前，在县里看病的父亲专门走到学校来见了他一面，然后就提前出院回村了。他想，父亲是不是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什么不好的预感。从启文有记忆以来，父亲的身体就不太好，常常浑身无力，每干一会儿农活就要休息一会儿。乡里的赤脚医生说这是肝炎，为父亲开了几方去肝火的草药；在他们这里，肝炎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病症，所以启文从没想过父亲会突然离世，他还以为这样的情形可以一直持续很久。
大巴把他们放在了村里麻十坡的坡底，启文远远就能看见坡上的家里人头攒动。他一迈进堂屋就直奔父亲的房间，却发现床上空荡荡的，又穿过堂屋找到另一侧的卧室，还是不见人影。
这时候启文才发现，堂屋正中央就放着一口棺材，当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屋里找来找去的时候，堂屋里黑压压的人都在沉默的盯着他看。启文向那个过分显眼的棺材走去，他的妈妈、弟弟和两个妹妹正在那里恸哭。家里人并没有把父亲过世的消息告诉远在外地读书的大哥和二哥，他是在场最大的孩子。启文突然觉得，弟弟妹妹们哭得太伤心、太可怜了，他们是孤立无助的孩子，至于他自己，应该是一个哥哥、一个大人了。
1977年全家福
二
如果把时间倒退回3年前，1984年对于这个大山里的八口之家来说是很好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天大的好事，第一件是田里稻谷的产量翻了番，一家人终于不用再挨饿了。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杂交水稻几年前就开始在村里试点种植，今年农技专家终于指导到了这一带；村里人不懂杂交水稻的意思，但知道这种水稻穗短，不容易被风吹倒，以前收获的稻谷只能装满三个柜子，现在不仅填满了仓库，还要把装不下的堆在房间角落里。
相较之下，第二件喜事就意外得多了，那就是家里的大儿子启武考上了大学。启武是全乡历史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通知书是村长送到家里的，人人都惊叹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其实大家都知道启武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但是没人想到他能考上大学，因为“大学”对于这个穷乡僻壤来说是如此触不可及的陌生意象。启武自己也没想过考上大学，相反，他觉得落榜了也好，家里正好需要他回来干农活。
对于这件喜事，最自豪的莫过于父亲名深了，他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村里一直显得很另类，如今却初见成效。别人家养的家禽、家畜大半都要卖了赚钱，但名深家即使攒不下钱，也要把肉全留给孩子吃，因为他觉得孩子需要营养。所以除了爱挑食的二儿子，名深家的小孩个子都格外高，这是第一点另类的地方。还有一点另类的地方，在于名深坚持要让六个孩子都上学。他家的小孩总是班里家境最差的那一个，因为和他家一样穷的家庭早早就让孩子停学务农去了，只有名深家的孩子，穷却还是要读书。
名深对孩子们的未来抱有很大期待，每次启武因为贪玩而在学习上有所懈怠时，他都会生气地拿扁担追着儿子一直打到田埂上。这应该归功于名深自己的那点执念，他不仅识字，还喜欢写诗和对联。大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挂，那签上写着“龙游浅海凤栖梧”，他就依谐音给儿子起了名字。如今他想，占卜应当是灵验了。
其他家人的喜悦则要实际得多，启武考上的是西安导弹学院计算机专业，这不仅是全国重点大学，更是一所部队院校，学生可以享受现役军人待遇，免除全部学杂费、生活费，还额外发放助学金；家人们则享受军属待遇，村里的领导每年会带糍粑和腊肉来家里慰问。这对于一个世代务农、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启武走的那天，乡里一齐放鞭炮欢送他。其他孩子远远望着他下山，有的还懵懂不知人事，有的却默默萌生出了同样的期望。
到了1986年，家里的二儿子启平和三儿子启文都到了准备考高中的年级。老二启平本来比老三启文大了两岁，但因为身体问题反复停学，从四年级开始就和启文成了同班同学。他们两个上学时总会装上一大袋像红辣椒一样的棒棒糖，藏在宿舍里，两分钱一个卖给同学，以补贴家用。弟弟启文胆子大，敢在走廊里四处吆喝，哥哥启平就内向很多，不愿声张。老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就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启平瘦弱多病，个子比弟弟还矮了一头；启文则是班上打架最厉害的孩子，外号叫“司令”，哥哥平日里受了欺负要靠他来打抱不平。启平觉得，自己反倒像是弟弟的跟班了，就连学习成绩也总是弟弟拿第一名，而自己拿第二名、第三名。正因如此，当父母反反复复在餐桌上提起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高中的时候，所有人都顺理成章的想到，那个被选中的人会是启文。
两个孩子都没有对这个取舍产生太大的心理波动，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他们都清楚家里一贫如洗的情况，让成绩更好的孩子读高中、参加高考是最保险的做法。另外，启平还可以考中专，当时中专毕业后就能做干部，同样是令人艳羡的结果，更何况大部分考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像启平这样直接从初中考中专，也是极少数成绩拔尖的学生才敢做的选择。于是家里一致拍板决议，二人的升学计划就定了下来。
直到五年以后，当启文在暑假里去二哥启平工作的单位找他玩时，晚上两个人挤在宿舍床上谈心，启平才第一次坦白说，当年他也想像大哥一样上高中、考大学，为此其实偷偷哭过很多次鼻子。
但至少在1986年，启平不负众望的考上了中专，启文也考到了大哥当年读书的县重点高中。未来似乎就快要走上正轨了。
1985年全家福
三
1987年父亲的葬礼结束以后，亲戚们就地集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剩下几个孩子该如何安排。母亲刘艳华毫不犹豫的决定，念书不能停，要坚持把剩下的四个孩子都送入大学或中专。但这样一来，家里的收入就成了问题，只依靠母亲一人供养全家太过勉强。自从国家经济政策慢慢放开，刘艳华一直在做一些小商品买卖，每个月搭班车去县城里采购生活用品、调味品和糖果，再到镇里一个月三次的集市上卖，赚得零星的差价。
亲戚们普遍穷但热心，可怜名深家的孤儿寡母。其中最有威望的是在隔壁村当校长的三姑父，在他的号召下，大家能帮忙的都来帮忙，有的借钱、有的找关系，想办法租到了镇政府边上好地段的一个二层小楼，让刘艳华在那里开了个小饭店，二楼又开成旅馆，很大程度上帮助一家人缓解了的经济难题。
刘艳华自己打理餐厅旅馆，辛苦之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二层小楼有一半门面租给了另一家人经营相同业务，那家人原本就住在镇上，在当地的人际往来更加活络，且他们一家父母健在，四个儿女都不再读书、在店里帮忙，家里资本也充足，经营起来十分有余。这户“竞争对手”时常挤兑刘艳华，在背后诋毁她店里的做菜水准和清洁程度，还会恶意打折拉客。好在刘艳华性格泼辣，嘴巴厉害，才不至于没有生意。有时候遇上吃饭赖账的，她一在街上遇见对方就会追上去骂人；农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会赖账的一般也是因为手头没有钱，对方面子挂不住，等有钱了就会记得来还上。几年下来，家里的经济问题才慢慢改善了一些。
直到暑假归家，大儿子启武和二儿子启平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他们去了父亲的墓地，并不约而同的感到，现在轮到自己来做这个家的顶梁柱了。1988年，大儿子启武从军校正式毕业入伍，进入广州军区的一个导弹旅负责技术工作，22岁的他把绝大多数的工资寄回了家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1989年，二儿子启平从中专毕业，在隔壁乡担任团委书记；两年后升任副乡长，成为了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副乡长，乡里的工资勉强够他糊口，但他还是节衣缩食资助家里。有两个大儿子的全力支持，家里剩下的4个孩子的未来选择都有了更广阔的可能。
也是在1989年，三儿子启文参加了高考。当时需要在考前报志愿，他原本计划沿着大哥的老路上军校，但却被大哥启武严厉制止了。启武觉得部队驻扎山沟的生活太过艰苦，未来转业也很困难；村里分配给名深家四个儿子的强制参军名额只有一个，启武已经去了部队，他希望后面不再有弟弟步他的后尘。但是对于城市里的院校，家里人没有任何了解，决定只能全权交由启文自己来做。
启文最后选了北京林业大学，因为村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森林和木材，也因为北京马上就要在1990年承办亚运会了，虽然他连一点普通话都不会说，但他想去亲眼见证历史。启文最后如愿考去了遥远的北京，也成为了那一年亚运会的志愿者，免费观赏了很多赛事。大学四年里，主要是大哥启武时不时为他寄来一些生活费，其余时候他就靠收集啤酒瓶、在学校办公室值班以及给学校倒磁带赚钱，还拿了不少奖学金和助学金，基本免去了大哥的负担。
还是在这一年，家里来了一个新的男人，名字叫伍玉常。当他第一次拎着橘子上门时，母亲刘艳华向还在家的四女儿望红、五女儿望青和六儿子启云介绍，说这是一位亲戚。三个孩子见有橘子吃，全都兴高采烈的围着这个“亲戚”转。直到有一天，刘艳华让他们改口叫伍玉常“爸爸”，孩子们就谁都不乐意了。他们觉得这个“爸爸”很土，看起来思想和面貌比他们还要落后。
后来是性格最乖顺的五女儿望青第一个改口叫了爸爸。原来，热心的亲戚们觉得刘艳华需要有个帮手，就介绍了光棍伍玉常入赘她家。两个人见了一年多的面，逐渐觉得对方挺合心意，就把结婚的事定了下来。伍玉常是个极老实的人，他生活的村子比这里还要闭塞得多，单身汉现象很普遍。望青渐渐发现，伍玉常和过世的爸爸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会读书识字、喜欢作对联，比其他村里人有更多的思考和想法。她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新爸爸愿意来到自己家的原因，别人都当这是个一贫如洗、有三个累赘般孩子的家庭，但他能感受到一些表面之外的东西。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伍玉常确实是一位合格的继父，当下他就凭借出色的劳动能力分担了大多数家事；而在多年以后，当他可以随便依靠事业有成的孩子们时，他也从未答应过自己任何亲戚托人办事的嘱托。
就在伍玉常正式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年，他决定陪伴三儿子启文一路前往北京上学。其实伍玉常从未去过这么远的地方，他的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启文，但他觉得自己得来，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坡上的老宅
四
1992年，家里的四女儿望红准备初中毕业后考中专。望红一直是家里的例外，她学习成绩不好，性格叛逆。为了让她能考上中专，家里在一年前帮她转学到邻县读初三，那里是继父的原籍所在地，少数民族多、分数线更低。但望红没能考上中专，只好继续在邻县读高中。高一的时候，望红不顾家里人反对，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单字“恒”，只因她觉得原本的名字太土气了。后来在她的怂恿之下，耳根软的妹妹望青也把名字改成了单字“婕”。
高中毕业后，望红又没能考上大学，但她并没有就此安分下来。望红先是前往北京打工、投奔三哥启文，一年后回到老家的县城；随后又从县城前往广州打工、投奔大哥启武，一年后再次返回县城。当时，望红的两个哥哥也刚刚在城市结婚、工作和定居，堪堪站稳脚跟，但还是给予了她住宿和生活上的充分帮助。对于城市，望红有很多向往，却在艰苦、拮据的打工生涯中屡屡碰壁。让她最终感到失望的那个瞬间，是发觉商店老板每天的工作“轻轻松松”却还是收入几倍于她时，望红并没有做好面对这种落差的准备，这次，她收拾行囊，永远的回到了安稳的县城。
1994年，同一年级的五女儿望青和小儿子启云也从初中毕业，考上了当年大哥、三哥就读过的县重点高中。但是，他们的成绩都距离分数线差了一点，需要每人交近千元的赞助费才能被录取。望青和启云都心疼这么大一笔花费，一度产生了放弃录取机会的想法，但哥哥们和母亲还是尽全力凑钱让他们读上了重点高中。
一直以来，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最怜惜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降生之后是家里境遇最差的几年，后来又早早没了父亲；小孩子还无法忍饥挨饿，父母又拿不出吃的，只能放任他们因饥饿而嚎哭。望青一直是家里最懂事的小孩，她很早学会了忍耐，还不会走路时就扒在高高的门槛上，不哭也不闹，从一头挪到另一头，几年下来把门槛擦得锃亮。启云则是从出生开始就不得不挨饿，其他人省下一点用热水泡发的粉丝，时不时安抚性的喂给他吃，等到粉丝都吃完了，就只能把脚指头放到他嘴里，让他含着止住哭声。所以后来无论何时、无论出于何种情况，几个哥哥都想尽全力帮他们一把。
望青和启云在初中时也曾是最优秀的学生，但一到县里的高中就开始跟不上学习进度了，因为他们曾就读的初中近年来教学水平越来越差，学生的知识底子普遍没能打好。所以三年后，望青和启云都只考上了大专。1997年的大专已经和11年前启平考上中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大专学历毕业后不再有铁饭碗般的工作，甚至自己求职也很困难。因此望青毕业后也学着望红的做法，试图在北京打工生存，也同样在一年后放弃并回到了县城。启云则根本没有读完大专，他在全家人的保护和宠爱中长大，性格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就读大专以后，启云发现人人都在打牌、赌博、恋爱，学校管理混乱，丝毫没有学习的氛围，由此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想法，再加上他从心底里觉得大专学位读出来也无用，就在写信通知家人后，一意孤行退学入伍了。两年后启云退伍归来，也留在了县城工作。
对于家里三个最小的孩子在读书上的不尽人意，启文觉得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有教育系统的原因，更有父亲过世的原因。他记得父亲还在世时，对他和哥哥们的学习是那样的严格，也记得父亲过世以后，家里是如何苦于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而没有人再去在意孩子的学习。启文是和父亲名深性格最相似的一个孩子，这是家族里公认的事实，有时从来信或母亲来电里听到弟弟妹妹们的情况，他也会产生拿起扁担教训他们一顿的冲动，但却因为不在身边而管教不及。
无论如何，家里的六个孩子最终都走出了村庄，或远或近的定居在了县城和大城市里。只有名深还留在麻十坡，但这应该会是他所乐见的结局。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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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