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林文忠、沈文肃二公。”
林文忠公即禁烟英雄林则徐，而沈文肃公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
但沈葆桢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自身的成就。
他是近代海军的奠基人之一，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开拓者。
如此重大的成就，却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沈葆桢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成就大事的。
船政奠基人
对于沈葆桢来说，1866年的九月、十月是非常纠结的两个月。
因为母亲去世，他在家丁忧守孝。
守孝的日子里，他看似平静，却时刻关心着时局的点滴变化。
春天时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八月开始建设船政局，为筹备近代海军做准备。
这本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应对外国坚船利炮的一项重大举措。
然而不过两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的继任者吴棠对船政公然嗤之以鼻：“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
左宗棠一听这话，心里拔凉拔凉的。
思来想去，他锁定了沈葆桢。
沈葆桢时年46岁，入仕近20年，既有文治也有战功。
更重要的是，此人一向以舅舅兼岳父林则徐为榜样，坚忍刚毅，为国为民。
九月时，左宗棠亲自到访，热切希望沈葆桢能接手船政，沈葆桢却犹豫了。
他何尝不知船政的重要性，但船政大臣地位不高，很容易受上司牵制，最终很可能一事无成。
所以，对于左宗棠的热情，他淡淡地说：“丁忧人员不应与问政事。”
左宗棠好说歹说，沈葆桢依旧是这句话。
左宗棠走了，沈葆桢愁了。
船政啊，大事好事！
可是，自己一旦轻易答应，最后却做不成，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苦苦地思索，深深地烦恼。
很快，左宗棠又来了，沈葆桢仍旧摇头不应。
这一次，左宗棠终于读懂了沈葆桢的拒绝。
他于是向朝廷建议，要保证沈葆桢在船政中的主导地位。
清廷同意了，沈葆桢为之一振，答应了左宗棠。
这一招借力打力，看似免除了沈葆桢对上司掣肘的担忧，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公开反对船政的上司吴棠，沈葆桢心里想的是“各行其是，彼此两不相妨。”
但是沈葆桢不妨碍吴棠，吴棠却不放过沈葆桢。
吴棠利用职权，把船政得力人员先后找理由调走。
釜底抽薪，其心可诛！
沈葆桢忍无可忍，上疏抗争。
最终，船政人员得以调回，吴棠也调离福建。
吴棠是走了，但遥远的朝堂中，仍然有人冷嘲热讽，说造兵船不只烧钱，还会破坏议和局面。
这话真是让沈葆桢火冒三丈——要是议和管用，第一次鸦片战争议和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战争了！
与此同时，那些不怀好意的外国技术人员大放厥词，甚至挑起船政局洋人与国人的对立。
除了静不下来的反对声，还有筹不来的经费。
沈葆桢不只一次感叹：
“洋务之难且不待言，至筹饷虽三头六臂，亦无法可想。”
但千头万绪，百般阻挠，从未把年近半百的沈葆桢吓倒。
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虽极其艰难，却始终不肯后退半步。
不仅如此，为了造船，他硬是在高等工程教育和留学领域开拓了一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新路。
教育管理奇才
沈葆桢在总理船政之初，就曾经提出：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学什么？自然是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
谁来教？自然是洋教员和洋工匠。
而对这些洋人，沈葆桢展现了超凡的管理智慧。
为了消除洋教员“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疑虑，沈葆桢既给他们高额奖励，又为他们请赏顶戴花翎。
在这种“钱给够，面给足”的措施下，洋教员果然尽心尽力。
但是一旦我们的学员学到真本事，洋人期限已满，就把“洋匠尽数遣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
至于怎么保证学员学到真本事，怎么让自己人可以独立造船，沈葆桢自有办法。
他“以学促厂，以厂助学”，这样学生既能学习理论，又能在船厂进行大量实习。
沈葆桢还经常对学生“考其勤惰，分别升降”。
学得好的，奖赏；学不好的，戒责；太差的，开除。
以船政前学堂为例，成立六年半的时间里，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跟上教学进度，多半学员被赶了出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未免过于残酷。
然而，评价一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条件与形势。
那时的中国，何等弱小，何等落后！
若是不能全力以赴，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等待国人的将是什么？
我们不能站在高塔之上，闲闲地指责那些尚在深沟之中的人。
好在船政学子深深懂得沈葆桢的苦心，后来沈葆桢认为学生应该去国外学习更新的科学技术时，大家说：
“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是的，求学、留学之路不易，但因为这极可能是唯一的自强机会，所以必须拼尽全力。
对于留学生，沈葆桢同样管理严格。
“凡一切实习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之事，均须详注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
“或别国有便益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务考究精确，实能仿效；一面将图说汇送船政衙门察核。”
管理如此细致严厉，就是为了尽快扎扎实实地出成果。
果然，船政学堂和此类留学教育为国内培养了大批人才。
从清末至民国，我国海军诸多舰艇长、舰队司令、大臣、总长、部长,几乎都出身船政局。
不仅在海军，在其它领域诸如铁路、矿务、兵工厂、电报、制造，乃至外交、教育、文化等都有船政学子的身影。
大家耳熟能详的邓世昌、严复、詹天佑等，都接受过船政的教育。
然而，列强可不希望船政强大，也并不乐见船政学子成才。
他们可是一有机会就会欺凌中国，甚至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入侵。
但这一次，他们领教到了沈葆桢的厉害。
台湾近代化开拓者
1874年5月6日,日本以三年前台湾牡丹社“生番”（注：即土著居民）误杀琉球遭风难民旧事为借口,悍然入侵台湾。
朝野震动，清廷立即派沈葆桢前去处理。
沈葆祯派人前往敌营谈判，要求日军撤离，并严正声明“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
由于清廷一向有议和倾向，日本没想到会碰到沈葆桢这个硬茬。
但日本不想就此撤退，而是耍起了无赖，一拖再拖，还要求清廷补贴其兵费120万两。
何其厚颜无耻！
沈葆桢当然是坚决拒绝。
不过，一向务实的沈葆桢深知要想最终取得谈判成功，不能单靠嘴皮子，而是要靠军事实力。
于是，他加紧防务——调兵、调洋枪队、招募乡勇。
7月时，台湾兵力反超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威慑。
可惜的是，懦弱的清廷最后仍是议和，为了让日军撤离，赔了50万两。
沈葆桢收拾好情绪，未浪费一丝一毫时间，立刻着手加强台湾海防，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并增设府县，直接促进了台湾省的建立。
他还提出要开发台湾，教化土著。
沈葆桢对此事的认真细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屯兵卫、刊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置廨署。”
“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涂、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
到刘铭传任台湾省首任巡抚时，“民番联络为一体，畛域（注：偏见）悉除”的目标终于实现。
如今，作为台湾近代化的开拓者，沈葆桢以黄铜之身屹立台湾，守护着这座宝岛。
沈葆桢的耀目功绩，大多数成于46岁之后。
他的后半生，靠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坚持和认真。
都说时势造英雄，但某种程度上，英雄也在造时势。
然而，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
不过是无数平凡的人挺身而出，就算是蜗行龟爬，也要以坚韧不拔之志，永远走在前行的路上。
目标虽远，终可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