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我这个岁数的，特别是农家子弟，能上中学的比例很低，也就百分之几，完成大学学业的更是凤毛麟角。在求学过程中，几乎都经历过艰难困苦，也感受过温馨幸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琐琐碎碎的故事，或可印证世事沧桑、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1953年我小学毕业。也不知当时怎么想的，我们同村的5个同学，竟决定去青岛考中学。火车每小时行驶60华里，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青岛，住进了可提供廉价统铺的小旅店。店主听到我们的来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们也太心急了，离报名还有半个月哪。这我知道，我儿子也考中学。”但我们一点也不懊丧，大海，马路，楼房，电灯……一切都从未见过，让人惊喜异常，乐而忘返。不过，当备夠3天的干粮吃完，只好乖乖地回家。
大约一个月后，我走进青岛三中的校园。第一堂课，班主任再三叮咛，要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你们考进来，那可是13个人中取一个!”三中在青岛算不上名校，也就排个五六名。三中尚且这么难进，当时教育资源匮乏可见一斑。
学校实行二部制，即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分上下午班。我们班是上午班，下午没有课，写作业、复习、预习自己找地方。我最常去的是离学校不远的人民广场。那里有一些石头桌凳，是供大人们下棋打牌用的，于我可是天然理想的课堂。
这个人民广场，很有些江湖气息，下午场面尤其热闹。拉洋片的，算命的，玩蛇卖疮药的，耍把戏兜售大力丸的……各展其技，取悦观众。而卖花生米、香烟、油炸果子、杠子头火烧的，或设摊或走动，用独具行业特色的吆喝声，招揽生意。对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诱惑不言而喻。这种环境显然不利于青少年成长，所幸我未被其左右，反倒磨练了抵御各种诱惑的自制力，受用终生。
入学头两年，学校沒有宿舍，对我们几个实在没地方住的学生，校长特批可以睡教室。每天晚自习后，我们迅速将课桌拼成统铺;早操前又麻利地将桌子恢复成上课时的原状，把被褥一卷，顺墙放在教室后面。二年级下，我们住进设上下铺的宿舍，那是由一间仓库改造而成的。
我能去青岛上中学，父亲自然很欣慰，但也开始为钱犯愁。我入学的前一年，父亲因耳聋加重从小学离职，没了收入。我入学的当年，家乡开始搞合作化，成立初级社，各家按入社土地和劳动两项标准进行年终分配，尽管土地入股的分成比例低于劳动力，但也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经过查实，学校让我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补助3.5元，正好是半个月的伙食费。1956年初级社变成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配。父亲因病不能下地，妹妹还小，家里几乎没了收入。舅舅为此劝我别上高中而考中专，那里管吃管住，还能早些工作，接济家里。但学校不答应，理由据说是“留住学习好的学生”，还许诺，我若考上本校高中，经济困难学校帮助解决。我总算没负学校厚望，在高一4个班160多人中，考了第二名。
高中3年，学校给我每月7元的一等助学金，学杂费全免，每学年还给“特殊困难补助”。这使我在经济方面全无后顾之忧。
在高三上学期的一天，我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连夜乘火车赶回家。听亲戚说，父亲病重有些天了，大家提出让我回家看看，但他执意不肯：“孩子正在准备考大学，学校又那么关心他，就别让他分心了，等我走了，让他回来送送就行了。”父亲教私塾多年，常给我们有关孝道和感恩的教诲，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儿子的大爱，报答学校对我们家的恩情。
转眼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日子。对50年前的高考，我曾有以下记述：当时是考试前填写报考志愿，这很让考生们费心思，填低了怕“高分低就”，吃亏;填高了又担心“一滑到底”，名落孙山，因为大多数高校喜欢收第一志愿的考生。我没为填志愿的事发愁，班主任李老师替我包办一切，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打听到，那年该系在青岛及周边地区有一个招生名额。
李老师高中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又喜欢写作，对复旦新闻系十分向往。但他家庭出身不好，有个亲友是台湾“外交部长”钱复，政审通不过，也就与重点高校无缘。他被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青岛三中教数学。他也就大我们几岁，朝气蓬勃，教学很投入，班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他的“复旦新闻梦”并未泯灭，而是寄托于学生，他选中了我。
那年高考考场设在青岛海洋学院，离我们三中有30华里。晚上睡在二中学生教室，几个人一间，4张课桌一拼就是张床，大家和衣而卧，拿书包或卷一下外衣当枕头。夜里，传染似的辗转反侧，不断有人出出进进，焦躁的氛围和陌生的环境让人很难入睡。好在年轻气旺，第二天还能打起精神入考场。两天考试，李老师长时间在考场外等待。这令我感激又不安，唯恐辜负了他的期望。
大学统一发榜前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写着我名字的厚厚的信，内有一期复旦新闻系学生会办的油印刊物《红色记者》，在这期迎新特刊中，有热情洋溢的祝贺词，有新闻系情况介绍，有对新生入学前准备工作的提示，还有学长们的精彩诗文。
应着大学的召唤，我告别母校三中，告别老师和同学，也告别艰辛又温馨的6年中学生活。(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