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史教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闵行校区举行。哲学系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赵修义先生，为新生带来一场主题为“哲学与我”的讲座。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赵修义教授的演讲全文。
系领导要我来讲讲如何看待我们这个专业。我年纪大了，新知识新情况了解很少。孤陋寡闻，只能讲点老话。
我是1955年进入北大哲学系的。那个时候全国高校只有一个有哲学系。院系调整把其它学校的所有哲学系都取消了，教师都集中在北大，请苏联专家上课，改造思想。1956年开始在几所大学，如人大、武大、复旦、中大、东北人大（后来改名为吉林大学），好像还有南开，增设了哲学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
我考大学的时候，哲学还很少为人所知。我自己选择也是非常盲目的，仅仅是因为色盲，许多专业不能考。看到招生指南上说，学哲学既要学自然科学，又要学社会科学，就报名了。邻居听说我去读哲学，十分惊讶，问我妈：“这孩子怎么会想去做算命先生啊？”那时南京路上，算命先生挂的幡上写的就是“哲学家”三个字。可见当时做哲学的凤毛麟角，社会上也不了解。
后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哲学一下子普及开了。这是借助于意识形态批判得以实现的，从批判胡风、胡适开始，一直到批判彭德怀。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批判的重点之一。1960年代，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大讨论，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还有，1958年有过一个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文革”期间，全民批判先验论，等等。总之，哲学很热，处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沿。哲学被大力普及，中学也开哲学课，我就参加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学教科书的编写。
“文革”结束后，还有一阵余热。先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由此引发了认识论热、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辩，然后就转向了文化热。市场改革启动之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经济学帝国主义盛行（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哲学边缘化。哲学逐步从意识形态冲突的中心淡出，开始迈向专业化。
专业化的哲学，近代以来就存在。冯契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做过专门的梳理。1949年之后，这批专业哲学家，留在大陆的大都忙于重新学习，忙于思想改造。有的转变为哲学史家，有的变为翻译家。我的老师辈许多学人就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大都垂垂老矣。但还有几位努力恢复专业哲学家的身份，构建了自己独到的哲学体系。改革开放之前，哲学专业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外哲学史。尽管当时的工作受到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严重束缚，但是在资料的积累、翻译、编译等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为后学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条件。北大编的外国哲学的几本资料就哺育了几代学者。其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还是有不少成就的。那个时候奠定的二级学科分类，就是以马中西为基干。这好像是冯定同志提出来的，叫一体两翼，一体是马哲，两翼是西哲和中哲。就西方哲学来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角度，主要研究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的对立，以及法国唯物论和德国古典哲学。按照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权威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唯物论的反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界开始重视列宁的《哲学笔记》，发现其中对黑格尔哲学有很高的评价。于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康德始终没有多少地位。现当代西方哲学是被彻底否定的，只是作为反面材料，编译了一部分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哲学的专业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基地上起步的。第一步，就是破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尽管1957年初在短暂的百家争鸣时，贺麟、冯友兰、陈修斋等勇敢地提出挑战，但很快就被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帽子。1978年在实践标准讨论召开前夕，哲学界就在外国哲学史芜湖会议上自己动手，打破了这个紧箍咒，并为主管部门所认可。后来又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开禁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也得以展开。
专业化研究，就要学科分类，建立学位点。当时编制学位目录比较仓促，一体两翼的痕迹很深。仔细想来，其实缺乏逻辑性。40年了，始终没有调整。所以，要求搞哲学的人学贯中西就很难了。
华东师大哲学专业，成立于1978-79年，与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同时设立，当时还归属于政治教育系。独立成系，是在1986年，既可以说生逢其时也可以说生不逢时。生逢其时是因为过了这个时间，也许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成立哲学系。生不逢时是指，“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举步维艰。哲学系能够坚持下来，发展到今天，在哲学界有一席之地，关键是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有自己的坚持，至少我们没有放弃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取向。冯契先生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智慧说——广义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我们系的镇馆之宝。现在哲学系有很多，但是有自己的独特的哲学传统和哲学体系的好像并不多。这是我们必须珍惜的家当。新康德主义者曾经说过，理解康德才能超过康德，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理解冯契才能超越冯契。我们要回答当今时代遇到的新问题，使得哲学保持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可贵品质，而不至于在重视专业和技术的同时，不小心陷入专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之中。
下面我谈谈专业和职业，即当前的专业学习和和未来的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因为好好学习是学生的任务，将来的职业、工作，由组织上分配。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分配的准备，如此而已。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取消毕业分配，改为自由择业为止。现在学生有了选择的自由，但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自由至少是给自己出了难题，所以才会出现逃避自由的现象。
刚刚入学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有些同学也许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已经有所考虑。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会逐步浮现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怎么理解时间？一种向度是，过去、现在、将来。另一种向度是将来、现在、过去。后者强调人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动物。对未来的追求，决定了你现在做什么，学什么。萨特讲的就是这种主观意识中的时间。简言之，将来选择什么职业，或者说，你的职业规划，对你如何学习必有影响。当然，规划也是可变的。
从以往的是的情况来看，哲学系毕业生以哲学为业的，做哲学教师或从事哲学研究的，占比很小。因为社会没有那么大的需要。77届有个校友告诉我，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到哈佛大学又拿了一个博士。毕业时到美国一所很不起眼的州立大学去申请工作岗位，申请的人有200多，他好不容易才拿到了这个机会。这所学校我去过，很小。中国可能好一些，但是要到哲学系，谋一个职位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系友的职业分布的面很广。不少学生毕业后改学了其他专业，如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地理学（河口海岸）和体育学。说到职业，我们的毕业生做律师，做新闻传媒，出版社编辑的都有，还有做管理人员的，做企业家的等等。以后你们会听到校友们讲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如果不以哲学为职业，那么，读这个专业有什么意思呢？对自己成才有何裨益呢？中国古人讲成才，就强调“德识才学”四个字。蔡尚思先生强调“识”，认为见识是第一位的。没有识，德也只能是愚忠愚德。学哲学可能是扩大眼界、提高见识的好办法。真正的哲学家，都是非常大气的，有大视野，按马克思的说法，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说起来很怪，康德过着非常刻板的生活，讲课、著述、散步，但是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论述最到位。尼采独来独往，长期养病，但他对欧洲历史的走向做出的预言，远比那些风头正盛的政治家准确。当时是一片太平盛世的舆论，他却预言了战争和革命。做出这种预见的，除了恩格斯，只有他。冯契先生的书，也是非常大气。我自己学习的体会是，了解冯契哲学，可以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本书入手。它会告诉你，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方位？哲学需要做哪些工作？真是高屋建瓴！有些预言今天已经被证实，如他所倡导的“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就“学”字来说，培养严格的逻辑思维，学哲学是最有效的。哲学是要讲究论证的，讲究对各种观点、学说的辨析和质疑。冯契先生总结中国近代哲学的一大不足，就是逻辑、方法论方面有缺陷。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情绪化、不讲道理、不会讲道理，是网络时代的一大弊病。表情包代替一切，情绪的发泄代替了真理的追求。而有些官员长期不重视逻辑，一度甚至想取消逻辑专业的学位点。后来，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六大基础学科中有逻辑，才扳了回来。现在看报纸，看电视，看微信，经常可以看到“逻辑”这个词用得很多。比如喜欢讲什么“实践的逻辑”？（ 实践和历史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互作用）。电影讲一个故事，怎么展开，叫做演绎。但是，真正的逻辑上讲的演绎不见了。老人家（毛泽东）很重视逻辑，在“工作方法60条”里就大段地论说逻辑的重要。他指出，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这可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现在有些文章，标题上的概念都随随便便，不讲究，不推敲。也有很多文章，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独白，不做任何论证，对于不同的意见，也不加辨析，不予回答。现在人们太喜欢用比喻了，但比喻可不是逻辑，最恶劣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老古董——辜鸿铭为了论证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就是拿茶壶和茶杯做比喻。社会上逻辑思维水平之低，令人扼腕。
做哲学的基本功就是要讲逻辑，学会讲道理，学会论证，不是说我认为怎么怎么就完了。最近读到晋荣东教授的演讲。他说，说理，简单地说就是基于理由来支持或反对某个主张。argument，你要做论证，这个argument可以是支持一个观点，也可以是反对一个观点，但必须要有理由。不是宣称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就够了，还必须要有理由去支持；也不是仅仅宣称你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不能接受就完了，必须要有理由。一旦有了理由，我们就可以去评价你的说理的品质了。通过考察理由的品质，以及理由对结论、对主张的支持力度，我们可以来评价公民的说理水平。
哲学是最讲究逻辑的，读哲学书，就可以明白逻辑的论证是怎么回事。逻辑是有说服力的。我上中学时历史老师带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家为其逻辑所折服。大学时读《资本论》，也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说的是读原著，读一流思想家的书。而不是只读教科书。教科书只是个拐棍，帮我们入门。但是教科书往往是无味的。读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入门的时候，比较好的是办法读点选本。国外有的教材就是readings。我老师辈的学者（如洪谦、王太庆、周辅成等），花了很大的力气精心选编翻译了几套选本，是入门的很好的读物。一流大学是读经典的地方，如果教科书文化盛行，那就麻烦了。上几年大学，读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概论，能说是科班出身吗？learning 与learn about不是一回事。
恩格斯强调，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提高理论思维的办法就是学习过往的哲学。而离开了逻辑思维，哪有什么理论思维？当然，这是件费脑筋的事，学起来比较辛苦。不过，难的都学会了，其他的就比较顺畅了。好些转向其他专业的校友，都同我讲过这种感受。再说，既然来了，就借此机会，在逻辑思维的训练上花点功夫，必有收获。无论将来做什么，都可以有点自己的特色。
关键是要培育兴趣。兴趣不是固定不变的，常常会有新的兴趣产生。现在哲学已经是很大的学科，有许多分支。既有专业性非常强的分支，也有与其他的领域交叉的（如文学、历史、社会、科学技术等等）分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好办了。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看到许多学生宿舍门贴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对联。心里常常想，只讲苦的一面，恐怕是片面的。读书、做学问，兴趣、乐趣是不可少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胡适曾经说过，“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作苦工，决不能有真正的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做的事认作我自己活动的一部分”。他还强调，兴趣的培育也就是最好的道德修养。他说，“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他自然就不想做不道德的事情了。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真正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对于正当生活发生兴趣，对于养成对于所做的事发生兴趣的习惯”。兴趣这个东西，看起了不那么高大上，其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陈景润埋头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我看就是有兴趣，乐此不疲。我的一位老同学，上学时就有兴趣做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毕业后阴差阳错被分到煤矿卖饭票二十年。年近半百考进北京市社科院，早早退休，但乐此不彼。写的论文被德国学界看重，七十多岁还应邀去做访问学者。如今已经八十过五还是每年一本书在出。
现在流行大话，动不动就是三观。其实，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就在你的兴趣指向何方。我这辈子读马克思恩格斯受教最大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结尾处论说的一段话，其要旨是“理论兴趣”这四个字。这段话实在是太重要了，点出了我们作为学术工作者，作为想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的理论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所在。它可以给人以力量勇气，也可以给人以抵制各种压力和诱惑的定力。
恩格斯说：“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思辨（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机”的意思，编者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7-258页。）
这段话的关键词就是“理论兴趣”。而所谓的理论兴趣，就是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就是“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与此对立的就是把思辨移到了交易所，也就是对于投机取利的兴趣；还有就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
恩格斯这段话，还有两层非常重要的意思，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也就是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这种理论兴趣；另一层就是，工人阶级是人文精神的最有希望的继承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不仅如此，由于“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只有工人阶级，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地持久地保持和发扬这种伟大的“理论兴趣”。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加应该具有这种理论兴趣。就这一意义来说，理论兴趣是一种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职业精神。
我把这段话送给诸位，作为今天讲演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