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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自嘲》诗赠柳亚子

编者按

在中国,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小说、散文、杂文,是几代读者自小就读过的。读鲁迅,既是读他的书,又是读他的人。鲁迅的书是大海,浩瀚无边;鲁迅的人是高山,雄伟壮丽。他的书和他的人,都是读不完、说不尽的。“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中的一句话。这些年,我们读鲁迅的书,愈读愈感觉鲁迅同样拥有小说中人力车夫愈走愈高大的形象,须仰视才见。鲁迅的作品,是经典的,不会被撼动。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鲁迅的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其富含强大的现实性。

须仰视才见的鲁迅,也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居一样,在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兴趣,在饮食上有其独特的口味。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意组织一组文章,重温大先生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别样的小日子。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有文化内涵、最具从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里程碑特点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日本学者增田涉所说,鲁迅是一个包容广大的“斯芬克斯”,一个很难研究得透的世纪式人物。

这个中国故事源于希腊神话,大意是讲,赫拉派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拦住过往的路人,用缪斯所传授的谜语问他们,猜不中者就会被吃掉。这个谜语是:“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腿最多的时候,也正是它走路最慢,体力最弱的时候。”俄狄浦斯猜中了正确答案——“人”。于是斯芬克斯羞愧万分,跳崖而死,给世人留下了“人的历史”的启示。

鲁迅高度重视“人的历史”,他解剖国民的劣根性,就是从“人的历史”为出发点,追求重塑现代人的历史。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还是回到现实,关注社会民生,先把传统的那些宝贝搁置起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的这句名言,足见他并未割断民族的血脉。

鲁迅写有七言律诗《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华盖集·题记》载:“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华盖,即像花那样盖在头上的云气。《古今注》载:“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这是指黄帝仿云气作的车盖。郭沫若在《孺子牛的质变》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指出,“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里赞美这一联道:“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鲁迅身上有一股嵇康气。鲁迅说社会上有“三国气”“水浒气”,即关公崇拜和侠义思想,而鲁迅本人崇尚的是“刚肠嫉恶”的嵇康气。鲁迅断断续续地辑录《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十余遍,可见其内心有真挚深刻的共鸣。《嵇康集》从批判纲常名教的消极作用进而否定圣人,否定尧舜周孔,它旨在批判和揭穿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阴谋和虚伪的礼法,一方面反映了嵇康对现实政治和假名教的不满态度与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对外在道德规范、现世功名的鄙薄和对人生的执着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颓废、悲观、消极的观点,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抗争。这种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思考,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反映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观点。鲁迅作为“精神界之战士”,被曹聚仁称为“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又被刘半农概括为“魏晋文章,托尼思想”。鲁迅在行文与行动上保持着昂然挺立的姿态,并用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去提倡“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精神。其实嵇康是鲁迅的乡邦先贤,其祖先为会稽上虞人。他以悲剧的形态弘扬了崇高的反抗精神,给鲁迅这一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赋予深刻的精神依托。

鲁迅虽然有些偏激,但他是抱着“起沉疴而用猛药”的焦虑感而言之的。他把魏晋文章,尤其是嵇康气,经过现代性的点化,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民族魂”。鲁迅是重视中华民族的血脉的,但他又重视世界的新潮,使民族血脉与时俱进,变得更加恢宏壮阔。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血脉是可悲的,但是一个民族没有自己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发展壮大也是可悲的。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传承不断,这是令我们足以自豪的。但是这五千年文明若不能与时俱进,发展壮大,也是可悲的。因而中国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发展成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引导整个民族的复兴,也是这种“人的历史”在崭新的层次和高度上的辉煌展现。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