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让很多年轻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职场下一步。
可能的裁员，泡汤的年终奖，不太明朗的求职形势和疫情下复工的危险，是每个职场人或多或少要面临的处境。
稳定还是高薪，健康还是金钱，工作的意义感，所处的生命阶段，这些驱使我们做出职业选择的因素，被重新摆在了台面上博弈，每个人的选择不尽相同。
文 | 席拉
编辑 | 金匝
运营 | 山山
被打乱的辞职计划李司棋原本打算年后向老板提辞职。
这之前，她已经在重庆一家私企做了四年的工程造价师，负责计算工程的建造成本。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劳神费力，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全身神经都是痛的。撑到深夜十一二点下班，脑子一片混沌，步行十五分钟的路，她也宁愿打的，回到小区好几次都被锁在门外，还得叫醒熟睡的保安开门。这不是一个25岁姑娘想要的生活，她决心做到年底就走。
春节过后，疫情越发严峻。公司的复工时间从2月3号改成10号，10号前一天晚上又临时通知在家办公，李司棋的辞职计划也被打乱了，“发微信或邮件都不够郑重，离职手续也要到公司才能办理。”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直属上司在开工前几天就打电话催她规划今年的工作。一开始李司棋还顺从地敷衍过去，直到又一通电话打来，叫她接手一个项目。
她一听就很恼火，心里嘟囔：明明还在放假，你给我分项目，万一我不做了呢？索性一句“我没空”抛过去，上司问，“那你在家都做什么？”她答了一句：“我不做了。”上司挂断了电话。“应该是被我气到了，”李司棋后来回忆，“但我就是想走了，不想接项目。”
疫情当头，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李司棋这么洒脱。智联招聘2月2日发布的调研显示，64%的求职者因为这次疫情调整了换工作的计划，还有34%的求职者处于观望状态，走一步看一步。
陈言就是其中一个。今年刚满22岁的她是广州一家少儿美术机构的课程顾问。实体教育行业在这次疫情中大受打击，为了维护客源，她所在的公司2月3号就在微信群里动员，全体教师疫情期间免费给学生上辅导课，业绩第一的校区或员工有奖金——据说由校长级别的领导们自掏腰包。
“你能想象隔着屏幕教幼儿园的孩子画画有多难吗？”陈言说。线上复工比正常授课多了至少一倍的工作量，元宵节也不休息，平均每个老师要在几天内辅导30个学生。
正式复工这十天，陈言没有丝毫喘息的空间。上午十点开始一对一授课，每次一小时，一天下来能辅导五六个学生。晚上七点到八点是一对三的寒假班辅导课，八点之后还要连开两个会议，十点左右才能结束。
“有时真的是完全不想工作，就躺在那里，甚至想找别人做假，替我上班。”消极怠工时，总监上午发来的信息，她下午才回，还被总监提醒“干不好就末位淘汰”。
陈言本想年后辞职，可疫情一来，未来几个月工作都难找，家人劝她别冲动。辞职的念头无法抑制，她只好找同事倾诉。和她同岗位的17个人里，有5个人和她一样打算辞职，但每次都以互相劝阻告终。
“特殊时期少说话多做事，灾后不好找工作啊。”同事这么对陈言说。
▲受疫情影响，线下教育机构兄弟连于2月6日宣布倒闭。图 / 网络
工作价值再博弈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包括李司棋和陈言在内的一些年轻人的职场计划。面对可能的裁员，泡汤的年终奖，不太明朗的求职形势和疫情下复工的危险，那些驱使她们做出职业选择的因素，被重新摆在了台面上博弈：稳定还是高薪，健康还是金钱，工作的意义感，所处的生命阶段……对大多数人来说，纠结是常态。
看似坚定如李司棋，在这之前，也至少摇摆了四回。“工作四年，几乎每年提一次辞职。”李司棋又补充道，“但每次都没走成。”
她是待了四年的老员工，老板不肯轻易放人。2018年她刚开始带团队，连续两个月凌晨四点才睡。白天要过问组员的进度，传达老板的吩咐，手上的项目做不完，好几次都在办公室哭着通宵。她先后提了两次辞职，老板都不应允，先停了她手头的项目，又给她换了部门。
“其实我们公司很好，在重庆造价咨询行业是前几名，但我无法想象自己30岁还在做这行。”李司棋今年就要满25岁了，想转行做自己喜欢的绘画和摄影，又担忧自己学无所成，“自身工作太忙，没时间学，一旦辞职，放弃了这几年的积累，去学其他的不知如何下手。”
直到去年八月，她和相恋多年的高中男友结婚，两三年内就会要小孩，她才发觉时间不等人，关于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关键词：自由和视觉传达设计，再次提出辞职。
“这次我很坚决，老板劝了两个小时，也没改变主意。最后老板没辙了，要我懂得感恩，做到年底再走。”
李司棋坦白，自己又一次妥协，除了人情外，还有别的考虑：习惯了忙碌后，她觉得没工作没收入的生活很可怕。同事里有典型的“工作狂”，每天忙得连聊闲天的功夫都没有，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李司棋总忍不住和她对比，“别人都在往上走，你辞了职就像在走下坡路。”
这次疫情延长的居家假期，恰好打消了她最后一个顾虑。这十多天来，李司棋每天睡到自然醒，做什么全凭喜好，有时看豆瓣、淘宝就是一天，不像工作时，总有无法拒绝的事塞满日程，她好久没体会过这种自由了。
“上班除了为钱，感觉不到快乐。”李司棋感慨，“不过我能在这个特殊时期提辞职，首先是有经济保障。存款虽然不多，但能坚持一年，无房贷无车贷无小孩，自己一个人吃饱就行。”
一边是复工后加倍的工作量和潜在的危险，一边是未来几个月没有工作和收入的生活，豆瓣鹅组就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题，4299人参与的“2月10日普遍开工，你们选择上班还是辞职？”，投票结果里，92%的人选择了上班或请假往后拖。
▲疫情当前，选择辞职的人仍然是少数。图 / 《未生》剧照
有无足够的金钱储蓄，似乎成了疫情期间职场人决定去留的关键。在小组同题讨论“本来打算年后辞职的人，现在什么想法？”下，回答“有存款够你活个一年半载就辞职，没钱很穷就算了”获得了579票的赞同。
对出生于1998年的陈言来说，这些因素却通通不在考虑范围内。她觉得在家办公，感染肺炎的风险并不大，虽然嘴上抱怨，但工作量翻倍她也能承受——她所在的岗位以压力大著称，身兼教学销售运营甚至家访多职，平均一个月换一次人，而她已经做了半年。
“我接受不了的是上司只喜欢拍马屁的人，还特别爱在背后打小报告。”陈言说，“我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都被上司以各种原因弄走了，这种工作环境让我觉得很压抑。”
市场预测求职形势五月份前都不会好转，所幸她在广州和家人同住，没有租房和三餐的压力，手头的积蓄也足以支撑她半年。
“我比较在意的是家人的看法。他们是支持我辞职的，甚至都帮我想好了要做什么，但年后不好找工作，我本来就不够自律，他们担心我一旦适应了无业游民的状态，就不想工作了。”陈言承认，在轻松但有风险和辛苦但稳定的生活中，她选择了后者。
重新洗牌的职业人生这场疫情让职场人陷入挣扎的同时，也让不同行业的前景重新洗牌。餐饮、酒店、旅游和实体教育行业普遍损失惨重，有的企业已经开始裁员。和行业一同洗牌的是里边人的命运，原定年后入职的菲比就不幸成了炮灰。
菲比是位孩子刚满八个月的新手妈妈，去年底，她做出了这34年来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从福利待遇好的会计岗位离职，做一名英语教师。
她自陈此前三十多年一直浑浑噩噩，从选专业到毕业工作，不是父母安排，就是跟随形势。毕业后在老师的介绍下顺利入职一家化工企业做财务，一做就是十年。
公司的福利待遇，在菲比生活的这座山东三线城市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但菲比心底总有一股证明自己的欲望。“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甚至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
她从小英语就好，想做一名英语教师，但始终没勇气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去年年底，她产后六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提了辞职。
“（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都觉得我疯了，干嘛30多岁了还去折腾自己。”辞职前菲比问遍了亲近的朋友，无一例外都劝她“别辞职”。突然少了一笔经济来源，丈夫最初也不答应，菲比感到委屈，“凭什么我父母住这边给我带孩子，我还不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要去挣比你多的钱还房贷？”丈夫心中有愧，没再多说。
一心指望儿女安稳的父母也不同意，“我妈为了阻拦我还去帮我算命，说我两年以后就会升职，让我在那待着不要走。”中间菲比想过放弃，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人就这一辈子，我可能也就这一次折腾的机会了，再过两年、三年，我都不会再有勇气了。”
离职后转行也颇费一番功夫，面试了10多家教育机构才收到了眼下这家青少年英语的offer，虽然薪资是原来工作的一半，但她每天坚持打卡各种学习英语的软件，对新生活心怀希望。
直到HR的辞退电话打来前，她都还在家里备考教师资格证。“对方说按疫情发展情况，估计三四个月内培训机构是不会有生源了。”接到电话后的菲比，直接瘫在了书房的床上，不知如何告诉家里人，“现在心里真的很丧，人也很废，对自己充满了质疑，甚至每天晚上做梦都是回去上班了。”
当菲比的自我证明之路因疫情而受挫时，护士于然却找回了工作的价值感。
疫情爆发的第三天，她在个人微博上写道“上班以来一直在想，当初是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想要学医。被质疑过、被骂过、被威胁过、被推搡过，学医的初心好像越来越模糊。想过放弃，想过转行，直到这次疫情爆发，突然想明白了：如果可以，我愿意。”
她出身于一个医药世家，父亲在四川一座小城开私人诊所，母亲是当地卫生系统的职工。小学二年级写作文“长大想做什么？”，她就写“我要做一名医生”。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学医就是我的一个执念，我又是比较固执的人，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于然说。
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她读的是文科，不能学临床，就报了护理。实习过后，她顺利进入邻市一家三甲医院，开始规培轮转。
从心胸外科转至急诊科再到儿科，“开不完的会，做不完的杂事，还有紧张的医患关系……我好像找不到自己治病救人的初心了。”
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在急诊科值夜班，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医生们忙着抢救濒死的老大爷，就顾不过来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一开始医生还耐心解释，男孩妈妈在一旁急得大吼，本就手忙脚乱的医生也火了：“你没看到那边心跳都停了吗？就不能等一等？”
“每个人的生与死好像都只关自己，一个病人没能抢救成功，我们会很难过，但还有下一个病人，（在急诊科）久了就对生死麻木了。”于然说。
她第一年就考虑过换工作，去成都做临床实验协调员，但薪水微薄，难以在大城市立足，母亲劝她等规培结束后再做打算，一晃就是两年。
很快，武汉肺炎爆发，“12月份武汉肺炎的新闻出来后，我们还觉得挺平常，后面说是SARS，紧张了一会，又有消息说不是SARS。”确定有人传人的迹象后，于然所在的医院开始征集志愿医疗队上前线支援。
“我们科室几乎所有人都报名了，十四个护士，还有今年夏天就要退休的医生，除了一个年龄特别大的老师，而且她还是因为老公和女儿都去了一线。”于然感到振奋，新闻铺天盖地都在报道医护人员的事迹，点进评论里，也都是赞美，“大部分人还是能理解我们的辛苦的”。
除夕夜看到军医上前线的消息时，她哭了，“医护人员是最清楚这个病传染性有多高的，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上前线，这就是一种使命感。”她看到已经离职的护士们都在懊悔该晚点辞职，不然就可以上一线抗争，于然很庆幸自己还留在这个岗位上。
由于缺乏ICU和呼吸科的经验，两次报名她都没能入选支援队，于然有点失落，但很快就用一句话来抚慰自己，“‘你们赴前线，我们守家园’，无论是一线还是后方，做的事情都有同样的价值，就是治病救人。”
▲截至2月20日，国家、部队和各省市已累计派出255支共32572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图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浪
等待疫情好转找回初心之后，于然觉得自己对工作更尽责了，做起杂事来也有了意义感，“杂事也是为了救人服务”。
疫情之下，大家自觉居家隔离，她所在的儿科病人大幅减少。“昨天下夜是19个病人，往常这个时候人数在80-100左右。”
她发现自己对病人家属更耐心了，会详细给他们解释用药事项和健康知识，而往常她宁愿把时间花在写记录测体温和配药上。
“当你学会为他们考虑后，其实家属们也没那么难相处。”于然说她仍然打算考研，但更多是为了提升自己，而不是逃离这里，“我确定护士是我想做的事情了。”
被辞退的菲比也确定英语教师仍是她的理想工作，但事情本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当初应该听家人朋友的劝，拿完年终奖再走的。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至于失业在家了。”菲比说自己年前辞职是为了预留时间给公司招新人，但没想到，前一天还在不停挽留她的领导，第二天一早就让她立马走人。
“真的非常后悔，前几天还梦到以前公司找我上班。”菲比说，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她都无法静下心来备考教师资格证。每天在各个社交平台刷消息：微博“肺炎超话”，知乎“疫情后如何找工作”，还有各个微信群里的信息。“就是尽可能避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消息。”
为了安抚内心的焦虑，接到辞退电话后她马上联系了之前了解过的培训机构，这次，她把要求降到了“少幼儿英语”，有三家表示不缺生源，教育局恢复授课的通知下来后，会通知她面试。
她还是不放心，又去招聘网站上浏览了会计岗位的信息，做二手准备。除此之外，她还打算三月底参加政府公示的事业单位考试，目标是四月初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
比菲比小十几岁的陈言没这么乐观。“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三月。”每天周旋在学生家长和上司之间让她抓狂，不能出门，她坚持下午外送星巴克或奶茶来缓解头痛。原以为疫情后公司运转正常，但前几天主管通知，只有线上授课业绩突出的人才能顺利返岗，发放基本工资，这意味着其他人可能连饭碗都不保。
逃离的念头仍时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但为了安抚家人，她只能委曲求全，“一直在劝自己，过了今天就好了，一天天地熬下去，熬到疫情过去再说。”
▲图 / 《凪的新生活》截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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