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297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朱力安/口述
墩墩/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朱力安（@法国朱力安），法国人，爱喝咖啡也爱喝中国白酒。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9年，原本只打算待几个月看看，结果发现这点时间根本不够，于是申请了留学，再后来，我决定定居在这里。因为喜欢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我的中文学得还不错。在中国传媒行业工作了将近20年，我拜师学过相声，做过电影演员，还当过央视的节目主持人。
在来中国之前，我的人生完全是另一个版本。我5岁开始追逐音乐梦，15岁考入法国最好的音乐学院，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级大师。就在我离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手腕的意外受伤打碎了这个梦。我很庆幸，20多年前的自己做出了来中国的决定，是它改变了我，让我在另一个赛道上同样收获精彩。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可能是第一个到长城上拉琴的老外。
我出生在法国里尔的一个音乐世家，父母两人都是职业音乐家。我父亲在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担任重奏老师，母亲是巴黎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他们俩都酷爱音乐，经常带我一起去参加音乐会。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母有意培养，我五岁就开始学习乐器。最早学的是小提琴，六岁左右又学了钢琴，七岁的时候，我开始专攻大提琴。
这是父亲专门为我准备的一把儿童大提琴。
在练琴这件事上，父亲对我非常严格。他习惯用眼睛盯着我，看我的手型对不对，弓走得直不直，音调拉得准不准。为了让我练好音准，父亲经常一小节一小节地“抠细节”，要是看到我手型不对，或者指间距离不到位，我可能就要重复拉上几十次，经常练到崩溃。
母亲管我也管得很严，在她的教育下，小学时期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后来到了中学，成绩开始下滑来了，一方面是我的弟弟们也开始读小学，母亲不怎么能顾不上我。另一个原因是，那所初中是“中学+音乐学院”的双校模式，除了周一全天、周二至周五的上午需要在学校上课，其他时间我都是去音乐学院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琢磨练琴了。
初中的照片，当时我已经可以演奏很多高难度的世界名曲。
到了高中，情况有些变化，学校安排的音乐学习时间很紧张，想学只能利用课外时间。幸运的是，我的年级主任很喜欢音乐，他允许我旷课，让我自己判断哪些文化课可以不用上。那时候的我简直到了一种“痴狂”的状态，为了练准一个音调、熟悉一个指法，有的曲目重复几十、上百遍太正常了，每天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
到了这个阶段，我感觉自己遭遇了瓶颈期，大提琴练了快十年，演奏方法、演奏技术都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演奏出世界级大师的感觉。我所处的环境有很多音乐大师，我练的曲目和他们一样，怎么样才能达到甚至超越他们呢？这是最折磨人的问题，就像高水平运动员一样，练到最后精益求精，最难的事情其实是突破自己。
那时候不管去哪我都带上琴，想拉的时候闭上眼睛，马上就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现在想想，真应该感谢父亲的严厉，无形中，他让我养成了做事情做到近乎变态的习惯，逼自己天天跟琴死磕。这让我拥有了很好的演奏状态，得以在1995年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巴黎国立高等音乐与舞蹈学院录取。
这家学院的风格是“严进宽出”，录取人数极少，在前期就会筛选出最有能力的学生。入学之后，我开始跟从世界著名四重奏成员(Berg、Lasalle、Hagen、Julliard)学习，并且经常能参加Rostropovitch、马友友等大师讲授的大师班。
在这里，我开启了高光时刻，开始在世界各地的顶尖舞台上展示自己。我与中国钢琴家江晨和现为柏林爱乐乐团小提琴手的Simone Bernardini成立了三重奏组合，频繁在欧洲各地开音乐会，多次获得在欧洲各地举行的青年室内乐比赛大奖。1997年，我还拿到了舒伯特国际作曲比赛大奖。那年我才18岁而已，一切都在按照期待中的方向发展。
大学里的照片，我遇到了更多高水平的老师和同学。
在音乐学院，有一天我跟朋友约好去骑马，那是我头一次玩，感觉很刺激。结果呢，跑的有多快，摔的就有多惨。因为我不会控制马的速度，骑了一会儿就失控摔下来。脸戳到地上的时候，我两只手下意识地撑了一下，立马感受到这两个部位传来剧烈的疼痛。相比脸，我其实更关心手，因为对一个拉琴的人来说，手就像命一样。但是很不幸，我的右手腕真的骨折了。
手术完我休息了一个月，拆掉夹板后，医生告诉我恢复得不错，需要多休息，再做一些康复训练。我想既然没多大问题，正好自己一个月没拉琴心里又痒痒，就跟着乐团去参加巡演，忽视了康复性训练。即便拉琴的时候能感觉到手部持弓有些不适，但我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而是用身体其他部位去调整、去弥补，实际上，这给手腕的恢复留下了隐患。
就像逃不掉的“墨菲定律”，人往往越担心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1998年夏天，我在法国南部演出，那天正好下雨，我忙着出门没注意脚下，一下子滑倒了，又是下意识地用手去撑地，又一次伤到了右手......从CT图像上可以看到，我右手腕的骨头上有很多黑点，说明第一次就没恢复到位。二次受伤是毁灭性的，医生直接告诉我：你可能没办法继续拉琴了。
那一刻，是我人生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刻。我不断胡思乱想，想到这十几年的练琴生涯，想到马上就要举办的音乐会，心里默默祈祷老天再给我一次新的生命。然而，这时候再懊恼再后悔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休养期间，我几次挣扎尝试，发现还是没办法逃过这一劫。时间稍微久点，我的手腕就会发抖，拉出来的音也很难达到之前的水准。
受伤之后，我几乎有15年没再动过琴，现在也只能短时间拉一拉。
这场意外发生之后，我伤感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那几个月，我开始转移注意力，利用时间专心学中文。其实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中文，当时有个中国台湾的女同学邀请我参加聚餐，结果就我一个法国人，其他中国留学生说的我一句没听懂，回去之后，我就买了套中文自学教材，学了一些简单的字和句。
1999年，已经确定无法再拉琴的我实在无聊，正好又在学习中文，就想着不如去中国转转吧。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目的，带着一点好奇，想来，就来了。第一站，我先到的上海，这里有我之前在音乐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之前我先联系了他。他帮我租了个房子安顿下来。
为了节省开支，我经常去超市买吃的。同学说，你买点速冻饺子，再买一瓶醋，用饺子沾着醋吃。那段时间，我基本就天天吃饺子，而且越吃越上瘾。当时吃得不太讲究，后来我对醋的品质要求高了，必须是又黑又酸的山西老陈醋，其次是要有辣椒油，最好再来点蒜末、香菜。
我到今天都还经常吃水饺，这是我们自己在家煮的。
我也没什么正事，整天就到处玩，看人、看风景、感受生活。待到快三个月的时候，我的签证快到时间了，可我觉得远远没玩够。这时候朋友给出了个主意，他听说福建师范大学有个海外教育学院可以教外国人学中文，建议我申请试试，这样既能拿到签证，也能系统地学习中文，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我申请之后很快就被录取了。到了福州校园，我上了一两个星期的课就不怎么去教室了。有次老师在食堂遇到我，问我：你怎么老不来上课呢？我说你们教得太慢了，我没什么兴趣，就自己在家学。
那时候我学中文很像以前学琴的状态，每天投入六七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满脑子都在想词句、想发音的问题，不停地查字典、抄文章、听广播什么的，不断纠正自己。我学中文跟学琴一样，完全出于一种热爱的心态去学习，就想学明白，而且越学越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去教室就浪费时间了，自学效率高，还能空出时间去吃喝玩乐。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校外参加了一场电视节目，遇到了中国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演员丁广泉老师。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你要是想学相声就找我。没想到，这位一面之缘的“路人”，竟成了我日后扎根中国的“贵人”。
其实我那时候对相声有一点了解，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你发音不错，你应该玩这个（相声），于是我就先买了刘宝瑞全套的单口相声磁带，又买了马三立、侯宝林的相声磁带，抱回去在家听。实际上，相声演员说的内容我大部分听不懂，但我还是一直听，因为我喜欢中文，想学好中文，就什么都听。
我那时候听的磁带。
20多岁的年纪，我对未来的人生没有太多规划，除了自学中文，一有空余时间就到处玩。到2000年8月份的时候，我身上实在没钱了，就拿最后剩的一点钱买了张便宜机票飞回法国。此后的两年，我在法国尝试过好几份工作，都跟汉语教学和翻译有关。
2001年，法国举办了一个雕塑展，我跟朋友去玩，刚好有一群北京来的雕塑家在参加展览，我在现场顺便帮忙翻译了几句。他们觉得我很热情，也很专业，问我接下来几天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做翻译。我说可以，他们又问我费用怎么算，我说不要钱。他们听完惊呆了，我倒觉得没什么，这也是我练习中文的好机会。
一年后，当我来中国出差再次见到这群雕塑家的时候，算见识到了中国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他们的热情彻底融化了我，不仅给我安排好一切行程，不让我掏一分钱，每天晚上还组织饭局，用各种好吃的款待我。以至于我回到法国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想念中国。2003年初，我决定重返中国。
一开始，我在上海的一家公关公司做策划。工作之余我依然坚持不停地学习中文，水平不断提高，很多人开始关注到我，经常有一些电视台、电台、报社和杂志社的记者来采访。
2004年，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欢乐中国行》节目找到我，想邀请我作为嘉宾参与节目主持，编导告诉我，这个节目主要展示中国各地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我一听非常感兴趣，就来了。后来央视西法频道又邀请我担任翻译及配音工作，慢慢地，我开始参与更多的央视节目，为了工作方便，我从上海搬到了北京。
《欢乐中国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档节目，这是我和董卿女士一起在搭档主持。
主持节目之余，我找到丁广泉老师，正儿八经地向他拜师学艺，开始跟着师父学相声。也是这段际遇，让我快速地了解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能不能真正融入一种文化，最好的证明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听得懂当地人讲的笑话。而相声是喜剧，是很好的切入点。
拜师之前，我一直觉得相声就是玩玩语言文字、耍耍嘴皮子功夫，等融入进来发现其实不然，里面学问大着呢！当时，我已经在央视主持节目，台上的语言文字能力、控场能力是基本功，场下我也一直在坚持不停地学习，像《古文观止》、《说文解字》之类的中国古文籍看过多遍，经常临摹、抄写里面的内容，所以，我的语言基础相比其他老外师兄弟算比较好的。
一开始学基本功，贯口、绕口令，模仿各地方言、这些内容我练得很快，发音也比较地道。师父就另外给我安排一些有难度的训练，教我怎么唱好太平歌词，怎样和搭档互相抓哏逗笑，练了一段时间，师父直接带我出去参加了一场演出，效果还不错。
我和丁老师同台表演的照片。
有一回，苏州电视台搞了一个《外国人才艺大奖赛》的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有个环节想让我来段单口相声，我就应了。出发前我去请教丁老师，他给我写了一段报菜名的贯口让我背。虽然我已经有很多的主持经验，但单口说相声还真是头一回。
上台之后，短短10分钟的表演让我体会了什么叫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从头到尾，现场观众就只有一位坐在前排的老太太在笑，而且我觉得应该笑的地方都没人笑，气氛特别尴尬。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也有减少尴尬的方法，就是一直看着那个笑的人讲，不管其他人。
下台之后，我跟丁老师一说他就乐了，随后指出了我的问题，“你说汉语吧，客观讲是挺漂亮，但是不吸引人，为什么呢？语速语调太平，没有所谓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从那以后，每次演出完，我都会复盘，为什么我觉得该笑的点观众没有笑，而一些不注意的地方却笑了？我才开始体会到相声艺术并不是插科打诨，“说、学、逗、唱”背后有着独特的魅力。
2004年底，我和搭档参加在河北举行的全国相声大赛，获得二等奖。
多年跟随丁老师，除了学习相声这门独特的语言艺术，还让我学到了很多人情事故和为人处事的方法。丁老师就像父亲一样，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让我相信不管在中国遇到任何事情，我可以随时找他，这是一种安全感。
丁老师经常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玩”，他在北京化工大学免费开设“开心课堂”，想学的外国人都可以来玩。他先后带过100多个国家的洋弟子。这100多个不同国家的学生，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习俗，可以说什么人都有，好的、差的、不听话的，丁老师都能带着一起。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
我最喜欢跟丁老师出去演出，每次不管去到哪里，他都要带我们去找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吃一点有特色的菜，学一些当地的方言，了解当地的民间文化和风俗传统。所以，陪着丁老师到各地去，对我来说是一门难得的语言文化实践课。
2005年，跟师父在山西阳煤三矿为矿工们表演相声《宇宙牌香烟》。
每次出去演出，丁老师总会带我品尝各地的白酒，跟我讲白酒文化。最早，我是在学习中国的诗词歌赋中领略过酒文化，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知道在中国，诗与酒有着不解之缘。
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原本只爱喝咖啡的人也慢慢爱上了白酒，而且喝得还挺猛。有一次，我跟丁老师到河北演出，喝了一斤半60多度的衡水老白干，回来在车上睡了一路。快到家的时候，我又被朋友叫去一个酒吧跳拉丁舞，只能连续战斗，下半场又喝了一大扎啤酒。
还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聚餐喝酒，结果又喝大了，躺在地上别人叫都叫不醒。后来朋友帮我打了辆车送回家，我以为是代驾师傅在开我的私家车，手机都丢在了车里没拿。所谓“小酒怡情，大酒伤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很少再喝到不醉不归了。“酒瘾”倒还一直有，而且刚开始最不能接受的酱香型白酒，反倒成了我的最爱。
我喜欢喝中国的白酒，尤其是酱香型白酒。
这种体验跟吃花椒有点像，记得第一次吃花椒的时候，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完全受不了，后来娶了四川太太，我对花椒的爱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太太是四川广安人，我们是2008年元旦之夜在朋友聚会时认识的，觉得在一起挺舒服，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相处两年后，我们都想要孩子， 很快就怀上了大女儿。当时我很兴奋，太太则有些忐忑，因为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虽然我是法国人，可那时候也来不及准备什么浪漫情节了，我直接说要不然咱们结婚吧。就这样，我们在法国、四川广安、北京办了三场婚礼，分别邀请了各自的家人、朋友来见证。
有幸做四川女婿，我觉得非常满意，非常幸福，也非常快乐。我喜欢回广安，那里生活节奏不快，而且还有各种美食，太太的家人、亲戚们也都很随和。每次回四川，我都喜欢跟着她们逛农贸市场，排队吃路边摊，感受人间烟火气。丈母娘做的一手好菜，也总是让我欲罢不能。
我们在四川广安举行的中式婚礼，师父丁老师代表我的父母接受太太敬茶。
新婚第二年，丁老师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他告诉我张艺谋导演在拍一部戏，需要外籍演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可以呀，试试呗。当时其实心里没抱多大希望，因为被推荐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好几个外国演员要一起让剧组选。
后来，剧组通知让我去面试，我以为肯定是哪位副导演想看看情况吧，就去了。结果一敲门，是张艺谋导演本人开的门，他一见面就跟我握手，说“欢迎你，朱力安先生。”原来，他们已经定好了要用我。几个月后，我随剧组在甘肃张掖拍摄了《三枪拍案惊奇》这部电影。
我扮演的虽说是个小角色，但自己还是很骄傲的，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才是《三枪拍案惊奇》的主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片名里的枪就是我卖给闫妮的，哈哈。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我的名气越来越高了，慢慢地，人也越来越不着家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经常奔波在各个城市，参加各种活动。随手清理一下行李包，就能从里面摸出一把登机牌来。
我在《三枪拍案惊奇》饰演的角色——波斯商人。
自从女儿出生后，我太太就辞掉了外企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初为人父，想孩子的感觉是很幸福，有时候也很难熬。我出差回到北京经常会比较晚，下飞机之后，我习惯先问下孩子有没有睡，没睡的话能不能等我一下，因为我很想陪她玩会儿。
2013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了，家里的担子几乎全落在太太一个人身上。虽然太太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家带娃的不易，我喜欢孩子，也想陪在她们身边。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音乐传承给孩子，他们长大后干不干这个另说，我希望他们能懂音乐，欣赏音乐。所以在那年的5月份，我决定再次拿起大提琴，想让孩子们看到我拉琴的样子。
时隔15年之久，重新拿起琴来并没有那么容易，我手腕有旧伤，长时间练不了肌肉，导致右手已经有些肌肉萎缩。我一直练了两年，为的是能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大提琴独奏音乐会。太太听了很支持，让我专心练琴，她帮我安排演出的事。演奏的前一天，我的左手突然又出现了肌腱炎的症状，我很担心能不能完成独奏。
独奏会现场，这是在北京一所清静优雅的四合院，我很喜欢。
当我拉完最难的一部分，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就像回到十几岁时在教堂里的那种感觉，眼泪莫名其妙地就流了下来。独奏会非常成功，大家掌声非常热烈，连续要求我返场2次才作罢。我清楚我的演奏存在一些瑕疵，毕竟停了那么多年。不过，我已经很满意能恢复到这种状态，最起码它弥补了我内心的缺憾。那天正好也是我36岁生日，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亲手为我做了生日蛋糕。
完成这个心愿之后，我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把精力收缩在了主持节目上。从2015年开始，我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老外看点》节目主持人。这是一档国际脱口秀节目，要求主持人具备流利的中文，熟悉中国文化，而这些都是我擅长的。
我非常享受主持节目的氛围，在节目里，我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成某个话题的专家，这样不仅可以调动起听众的兴趣，更能让我进退自如。最重要的是，每周只需要两到三天到台里录制，其他时间我可以参与一些其他感兴趣的活动，可以陪陪家人，练练琴，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冲突。
我们一家四口在法国莱茵河旁的合影。
过去这几年有疫情，我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都待在法国。中间好不容易回中国一趟，许多朋友都对我说“欢迎回国”。听了这句话，我瞬间觉得无比温暖，说明大家完全是把我当自己人。大山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这句话我深有同感。这些年在中国，我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圆满的家庭，经历过太多太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说，我的根已经扎在了这里。
最近几个月我在法国陪家人，除了带孩子们练琴，还帮朋友在筹建一家汉语学校。我想结合自己的经验，向全世界学汉语的人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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