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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元明

今日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中国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大暑节气民间有晒伏姜、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习俗。在传世书法作品中,有关避暑的内容,晋唐书家较为少见,宋代文人手札则颇多。如蔡襄《暑热帖》中有言:“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

大暑来临。中伏相伴。高温持续。酷热难耐。不禁想到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

现代人有电扇、空调,古人如何避暑?这无疑是放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古人的花样很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越是落后,越是依赖人的智商,想象力会被发挥到极致。况且,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避暑”,其实是避不开的,不过是图一时痛快,变化一下时空,转换心境而已。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谈到“避”,如果身在特殊岗位,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有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革新主导的外在环境变化;二是礼俗更替带来心态的变化;三是人口增长,密度膨胀,这一点影响是最直接的,直接侵占彼此的活动空间。过去常说,“天高皇帝远”,现在基本不可能了,很难体会到此等情境,就连海南的“天涯海角”,每天都挤满了人。

面对这样的现状,个人无法改变,只有接受,一定要化被动为主动,主要是心态调整,还是古人总结到位——心静自然凉。

书家印人比较特殊。他们是想避暑但又不能完全避开的那一类。最常见的低成本避暑之法,躺在大树下乘凉,闭目养神,只能什么也不做。对于书家印人来说,基本不可能。从事书印创作,虽然算不上沉重的体力活,毕竟需要手工操作,尤其是写大字、刻巨印,需要消耗脑力和体力。既然有能量消耗,体温就会上升。为什么说心态最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俗话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但凡需要操练的艺术类型,书法、唱戏、唱歌、武术等等,都需要坚持。“夏练三伏”就是说大暑之日,也不能间断,从中也见证了书家印人的成功来之不易。

欣赏阅读古代书家印人的作品,可以体会到清凉之境。所谓“避暑”,说穿了,就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好之而乐之。创作的过程,是与挚友交流的过程,也可能是独享的过程,自己与自己交流。阅读欣赏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掘和体验的过程。

晋人手札,基本上是刻帖,内容比较单一。唐代书家,后世很少单纯从文人角度来看待,多是高官大僚,作品为碑刻巨制。有关避暑的内容,得从宋代文人手札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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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蔡京 《节夫帖》

宋代几位大手笔书家都有作品。蔡京《节夫帖》写道:“昨日终日远劳同诣。下情悚感。不可胜言。大暑。不审还馆动静如何。想不失调护也。京缘热极,不能自持。疲顿殊甚。未果前造坐次。悚怍。谨启代面叙。”“京缘热极,不能自持。疲顿殊甚”,说明因为天热而懒得动。此帖风格近似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不同凡响,从姿媚的笔法来看,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用笔挥洒自然,高雅格调;结字出之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经过精心安排,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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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蔡襄 《暑热帖》

蔡襄有《暑热帖》,又名《致公谨帖》,其中有言:“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字里行间略见抱怨之声,感喟“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但最终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唯有喝点清茶,稍带送友人精茶数片,可解暑热,感受到人生情趣。蔡襄的很多感慨,最终都是中国人的情理,“暑热,不及通谒”,热天尽量不要去别人家拜望,省得招人烦。端庄的楷书夹杂以行书笔法,法度严谨,浑厚端庄,淳淡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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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唐垧 《致胡宗愈伸慰帖》 27.7×36厘米

同是北宋的唐垧名头小一些,留下了《致胡宗愈伸慰帖》:“前日赵无愧见过。窃审小令嗣倾逝,闻之怅骇。想计天性之爱,过为伤悼。以谒禁所拘,无繇伸慰。门下瞻望哽结,不胜下怀。大暑中尤望以理自遣,强饭精摄。副此深祷,谨上。记下执事不宣。”唐垧(生卒年不详)字林夫。宋熙宁初赞成变法,为王安石所引进,后又与安石相龃龉,因贬官,徙监吉州酒税。信中提到的赵无愧,当为同时期的士大夫赵君锡,无愧为君锡之字。收信人“完夫府判朝奉学士”即胡宗愈,字完夫,嘉佑四年进士。神宗初,累官至同知谏院。忤王安石,贬通判真州。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唐垧从赵君锡处得知,胡宗愈的儿子夭殇,于是写信安慰他。其中有“大暑中尤望以理自遣”云云,这封信应该就写在熙宁三(1070)六月。书风知古人笔意,近类蔡襄,端庄严谨,略少情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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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逃暑帖》纸本 行书 纵30.9厘米 横40.6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传世有《逃暑帖》:“芾逃暑山,幸兹安适。人生幻法中,为虐而热而恼。谚以贵所同者热耳。讶挚在清之中,南山之阴。经暑衿□一热恼中而获逃此,非倖□。秋可去此,遂吐车茵。”米芾不说“避暑”,而说“逃”,与众不同。《逃暑帖》见证了米芾在某个夏天过得悠闲自在。老米当时在地方做官,刚转任“监中岳祠”这一闲职,除了帮皇家看护一下庙产,时间全可自由支配,所以就带着一家老小,躲进深山。为躲避酷暑,米老尽情享受“南山之阴”。一个“逃”字,境界全出。米芾顽劣的性格一览无余。对比来看,亦庄亦谐。米芾快意人生,拿得起放得下。用笔比较含蓄,不激不励,与其它帖相比,温和许多,笔画轻重时有对比,结体造型欹侧变化,平添了几分俊迈超逸之气。

在蔡京和蔡襄之间,有一段聚讼纷纭的“公案”,到底谁该位列“宋四家”?从书法风格来说,蔡京当入。从年龄上来说,蔡京和米、黄等接近,辈份也相近,虽然米、黄尊苏轼为老师。蔡京尤其和米芾交好。蔡襄和蔡京是同乡、同姓、同宗、同朝的“兄弟”,但蔡襄比蔡京大35岁,算得上两代人。蔡襄其实没有被列入的理由,从书法风格上来说,完全是“尚法”遗绪。蔡襄被替换了则是因为蔡京人品低劣。蔡襄比其余三位年龄要大,特别是米黄。要知道,古人极其讲究尊卑有序。这个问题其实在“初唐四家”欧虞褚薛的身上也存在,欧阳询比薛稷大92岁,几乎相隔一个世纪。我一直怀疑四人并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综合考虑蔡京的人品和蔡襄的书风,应该是“宋三家”。但中国人喜欢一个“整数”,那就四个人吧,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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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 《避暑帖》

元代赵孟頫和明代唐寅皆有《避暑帖》。赵写道:“正欲作避暑之饮,投我桃李,冰囗间有佳果矣。但无琼瑶之报,如何不已。”和五代杨凝式所写《韭花帖》可相媲美。信手随意写来,笔意婉转停匀,妍润多姿,自然地流露出性情意趣和功力修养。札中真、草间出,映带匀美,较之正规书作,更多抑扬、奇正之态,流溢出温雅清朗的审美意蕴,展现出书家一圆、二润、三熟的独特艺术风格。唐伯虎写道:“吴门避暑不愁难,绿柳荫浓画舫宽。 石首鲜呈黄蜡面, 杨梅肥绽紫金丸。 密遮竹叶凉冰檐, 散插榴花角黍盘。 忽报洗天风雨至, 一时龙挂万人看。”书法从颜而来但不浅显,自有一种美妙无比的风格。用笔圆转妍美,不急不滞,圆润秀丽,结体玉骨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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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唐寅 《吴门避暑诗》 纵138厘米 横3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赵、唐两人的心态一直不舒坦。赵孟頫是因为时代原因、出身原因,唐寅是性格原因、个人原因。尽管如此,与宋代文人相比,心性仍然一脉相承。看来,在享受生活情趣方面,古人一点不比今人差。玩的有格调、有档次。其实,要想消暑,最关键的就在于改变自己的心情。心情烦躁会愈加闷热,心情平静,则有无上清凉。对比当下屡屡提倡的“文人书法”来看,文人不是靠外形和着装来界定的,而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有没有文人心性最重要。对个人来说,要有文心、文气和文胆,整体上而言,所有人的累加,就是文脉。如果不具备这些特征,则必定与文人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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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题“避暑山庄”

到了清初,康雍乾三代热爱书法,创作水平在清代也是最高。“避暑山庄”乃康熙所题。皇帝老儿可不得了,直接给自己造一座避暑山庄来逍遥。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做法,便是引凉水至屋顶喷淋,“四隅积水成帘飞洒”,成了“清凉殿”。这等造假,一般人享受不起。“热河”顾名思义则大谬,名有“热”却是避暑胜地。热河之名源自避暑山庄内的温泉,水流入武烈河后,在当地冬季寒冷的气候下亦不结冰,蒸汽蒸腾,所以被称为“热河”。推测是冬暖夏凉。热河在清代是关外东四省之一,龙兴之地,故而青眼有加。

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突破了一亿大关。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逐渐出现了职业书画家印人。相比之下,官员身份就凸显出来。比如说广东人曾望颜,乃道光二年(1822)进士,迁御史。一生刚正严毅,铁骨铮铮,知而无不为,时称“曾铁面”。所书“胸次月临天宇静,豪端风鼓海涛飞”对联,师法唐颜真卿,书风雄强浑厚,高古静穆,又融入苏轼笔法,兼有圆润秀雅闲逸的气质。

对于伊秉绶来说,虽是一个官员,因为在书法史中极见分量,所以绝少从官员的角度来论及。书法成了他人生的主战场,尽管他颇有政声。这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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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伊秉绶 崇情淳意联 丁卯中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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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伊秉绶 雅才好事联 丁卯中伏

伊秉绶在丁卯中伏,挥汗如雨,创作不辍,精品迭出。此时54岁,正是个人状态的巅峰期。选出三件对联,一件行书,“崇情符远迹,淳意发高文”,两件隶书,“雅才宜续西清笔,好事时开北海尊”,“谭经宗马郑,埽室待羊求”。对联是伊秉绶留下来最多的作品样式。伊秉绶行书以颜为根基,兼取明代李东阳,笔画变细,与粗壮的隶书形成强烈反差,构建了“现代趣味”。这是伊秉绶超出同时代的人之处。“伊隶”是将颜楷和《张迁碑》巧妙结合,大巧若拙,看上去只有几何线,点画和圆弧,却蕴含了万千变化。突破了传统隶书的结构和笔法,凝重整肃,气势宏大。两件隶书对联虽然书写于相近时期,却各见变化,不愧为大家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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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伊秉绶 谭经埽室联 丁卯中伏

晚清时期,大量职业书画家登场,以创作来消暑,热情不因暑气而消退,反倒更加高涨,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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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吴昌硕 竹宾翰墨 丙申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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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吴昌硕刻“勋伯赏鉴”青田石章 故宫博物院藏 己未大暑

吴昌硕许多年的大暑都有书印精品问世。丙申(1896)大暑刻“竹宾翰墨”,边款写道:“竹宾尚书邮寄索刻,真翰墨缘也。同心离居,珍重珍重。”这是为韩国人闵泳翊所作,见证了吴昌硕的跨国金石缘。吴昌硕一生给他刻了三百多方印,比有的印人一生的作品都多。此印从封泥化出,左右两侧边栏残破,右侧巧妙借边,左侧笔断意连。“翰”字下部留空,与“宾”字右下角相呼应。点睛之笔在于“墨”字最底一横左端留出气孔,使得全印活力充沛。己未(1919)大暑刻“勋伯赏鉴”印,石材为名贵的田黄,石好佳刻,成为故宫镇院之宝。章法布局极其巧妙。四字笔意从《石鼓文》出,右二字左低右高,穿插咬合,边栏残破,左边栏整齐,形成反差对比。中间竖栏极为巧妙,从印面左右分会离合的处理来看,气息灵动,又不至于松散。辛酉(1921)大暑书“晚翠轩”横幅,此时已经78岁高龄,用笔方圆兼施,笔道率意、厚重,结体灵活,随意自然,富有神采,对石鼓文有深刻的体会,能够直取其神髓,整体呈现出一种刚健老辣、凝重古雅的艺术风貌。对于吴昌硕来说,哪怕身体偶有小恙,创作也不间断,《致潘志万札》写道:“酷暑奔走如此,目痛如此,而奔走如此,真可笑也!”这件写于酷暑中的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艺术大师的创作状态,“目痛如此”,成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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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吴昌硕 晚翠轩篆书 辛酉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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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吴昌硕《致潘志万札》 “酷暑奔走如此,目痛如此,而奔走如此,真可笑也!”

最带劲的是王福庵。在戊寅(1938)大暑乃至整个伏日期间,创作持续未停。目前所见,有一件临《㫚鼎》扇面和三方印章,时58岁。看来,老夫子真正做到“夏练三伏”,不叫一日闲过。要知道,就在1925年,王福庵不慎触电,手臂受伤,伤愈之后,端坐刻印常感不适,于是改为卧榻上镌刻。由此可见,王福庵经常躺着刻印,实是不得已而采用的姿势,不是故作高深。“会心处不在远”边款记:“福厂仿名人印,戊寅大暑”。大热天刻“银屏昨夜微寒”之类的“冰语”,心里自然有凉意。边款记:“见明人印谱中有此印,爱其静穆,酷热闷人临此,逭暑。戊寅七月朔中伏日,福庵避兵沪上并识。”第三方“小楼吹彻玉笙寒”也是有意选“凉词”,边款写道:“戊寅酷暑逼人,小楼寂坐。用南唐中主词句作印,以逭暑,不计其工拙也。”王福庵的元朱文能在林皋、汪关之后另辟蹊径,与稍后的陈巨来拉开距离,以切刀刻元朱文,清雅雍容,渊然有味,独具一格。另有一件署“癸酉年”大暑的临作,时在1933年,也是手臂受伤后的作品,却看不到一点瑕疵,用笔规整匀净、温润劲健,结体从容潇洒、瘦中寓腴,风格秀劲蕴藉,浑厚古朴,自成一家。王福庵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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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王福庵临《㫚鼎》扇面 戊寅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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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王福庵 会心处不在远 戊寅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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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王福庵 银屏昨夜微寒 戊寅中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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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王福庵 小楼吹彻玉笙寒 戊寅伏日

同属“海派”大佬的蒲华,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丙午大暑时作对联“抚凌云而自惜,扶飞仙以遨游”。用笔看似乱头粗服,逸笔草草,多不经意,但意境高古,雅逸潇洒,格调极高。伏日跋张长史《率意帖》云:“学大草书,昉阁帖而寝馈旭素,则必有所得。……此率意帖,世所罕见,字只数行,可知草圣之为草圣也耶。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扑去俗尘三斗。”可知此老平生所仰,皆是旭素正宗,与缶翁之自我作古大有不同。书风淳厚多姿,画燥润兼施,苍劲妩媚,风韵清健。蒲华书法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书家。碑学大潮之下,一些书家为了塑造自我面目,努力向碑学深处开拓。邓石如、何绍基和赵之谦的实践无疑为碑派书法开辟了新路。但也出现了一些追求个性以至于走火入魔的书家。总的来看,碑学导致晚清无草书大家。正当此际,蒲华对前贤的继承和演绎发挥,无疑示范了一种成功方式,使帖学在冷落的边缘中仍存余绪。这正是蒲华书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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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蒲华 抚凌挟飞对联 丙午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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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蒲华 丁未伏日

蒲华学颜,首重不是法度,而是天趣,随意放浪,在众多的学颜者中独具一格。相比之下,客居沪上的童大年,用笔显得拘谨老实。辛巳大暑应好友“葆观”之求集“柳射夕阳好,花逢微雨鲜”石鼓文对联,用笔柔中带刚,风格古朴淳厚,使人望之直如一纸精拓,故赞誉者谓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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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童大年 集石鼓文柳射花逢 对联

韩国钧对联“金钟大镛在东序,紫袍玉带真天人”书于辛酉大暑。此时的中国大地已经改天换地。书法主要立足颜真卿,用笔和结字蕴藏碑派笔法,磅礴大气。清民两代书家学颜的特别多,各有千秋,可见颜字旺盛的生命力。

徐悲鸿题胡小石书法有言:“小石才气洋溢,书旨微妙,自得流沙坠简,益清丽浑朴,便欲镕铸两汉晋魏,突过隋唐名家,时人或未之信也。书贵有真意,而宋人太乏工力,否则若朱晦翁、苏东坡,俱是不可一世才德,而未跻极诣,则此二者胥不可偏废也”。“壬申大暑”,徐悲鸿时38岁。徐悲鸿取法在北碑,书法受康有为影响,用笔率意自然,结体疏朗大方,意蕴平淡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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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韩国钧 金钟紫袍 对联 辛酉大暑

品读林林总总的避暑翰墨珍品,字里行间记录了各自的状态,得见古人的生活情趣。为了消暑,可以躺在大树下,凉风习习,享受片刻的宁静,或者足不出户,想象心中有一个世外桃源,或者邀请三五知己品茶小酌,把酒言欢,有条件的更是躲进深山,不问世事,放下一切,或者干脆就一任自然,光膀子大裤衩,坦腹面对,任凭大汗淋漓,在酷暑中挥汗如雨,留下好书数行,记下某时某刻的情境和心境。说实在的,不管是不是专职书家,夏日溽热难耐,不妨饮茶读帖消暑,来了兴致,自己可试着写几行,终好过“终日昏昏醉梦间”,“日长睡起无情思”。还是那些老话说得在理:闭门即深山,心静自然凉。古人主要用意念来调节行为以避暑,从中可以看到精神力量的作用。就像如今阅读古人的经典作品,深感震撼,原因在于,前人将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今人往往浮光掠影,浮躁、浅薄的心情一览无余。所以说,外在条件的好坏是相互转化的。再者,是不是文人书家,身份不是最主要的,职业也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最终对书法史的影响有多大。

责任编辑:李梅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