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是特朗普力推但未经证实的新冠病毒治疗方法背后的推手，靠着对正统理论发起巨大的攻击而成名。他号称的100%治愈率使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感到震惊。
每当诊断困扰现代科学的疾病时，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迪迪埃·拉乌尔（Didier Raoult）会轻轻捋着他的胡子，靠在座位上，用一个很浅但确定无疑的微笑，骄傲地宣布这个可怜的病人病入膏肓了。他把问诊当作一项娱乐，再加上对批评者和同行的不屑，成为了他人生的两大乐趣。
（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迪迪埃·拉乌尔（Didier Raoult））
自从拉乌尔提出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法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吹捧为神奇的疗法后，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他觉得同事们没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想法只是单纯的学术潮流的产物——他们被方法论催眠，认为自己搞懂了其实并不理解的东西，而且他们对理解自身错误缺乏驾驭能力。
"狂妄，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拉乌尔最近在马赛的研究所里告诉我。在像他这样的医生身上，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缺点，因为他们的意见承载着生死攸关的责任。"一个错误地认为自己知道了的人，比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要更愚蠢，"他说，"因为犯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拉乌尔创办并领导了一家名为地中海传染大学医院研究所（IHU)的研究型医院，他在言语和实践上都对正统的理论进行了极大的抨击。"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已经构建完善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他曾说。他以气势汹汹闻名，但也有一定的创造力。他关注别人不关心的地方，使用别人不使用的方法，去获得一些发现。仅在过去10年里，他就帮助识别了近500种全新的人类传播的细菌，约占所有被命名和描述的细菌总量的五分之一。时至今日，他可能最出名的身份是第一个巨型病毒的发现者。在他看来，巨型病毒是一种微生物，它的发现表明病毒应该被作为生物界的第四大独立领域而存在。这一发现帮助他赢得了法国最高科学奖项之一的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最高奖（Grands Prix Inserm）。
这项发现也让他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出的生命之树是“完全错误的”。他告诉我，达尔文自己“除了空洞无物什么也没写”。“他憎恶共识和礼让，并认为科学和生命应该是一场战斗”。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拉乌尔不顾同行的反对（毫无疑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推动了羟氯喹(抗疟药)加上阿奇霉素(一种常见抗生素)，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组合。他已经开始宣称:“我们知道该如何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急于采纳这种可能的治疗方法的人。当我到达马赛时，该治疗方案的某些版本已经被授权在法国、意大利、中国、印度和一些其他国家进行测试或使用。世界上每五个注册的药物试验中就有一个在测试羟氯喹。
一、“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价值的”
今年3月，拉乌尔宣布，他所在的医院将对任何愿意来看病的患者进行检测和治疗。人群聚集在IHU的入口处，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就像朝圣者带着神谕拖着脚步接受单独觐见。3月16日，拉乌尔公布了一项小型临床试验的结果，据他说，该试验显示治愈率为100%。此后，这项研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拉乌尔天花乱坠的吹嘘，也让全球的科学家和卫生官员们深感失望。
几周来，拉乌尔的名字和形象已经在法国随处可见。有一条来自他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一位考虑深远的政治家的评论，或多或少地代表了这场争论在法国的论调：他建议拉乌尔"闭上嘴，好好当你的医生"，"不要再到处说'我是个天才'了"。
拉乌尔的同事把他的心理比作拿破仑，尽管他的身材并不矮小。当一位记者问及他“逆流而上”的科学思想倾向时，拉乌尔回答说:“我不是‘局外人’。我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与拉乌尔相识近40年的遗传学家、医生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告诉我，他一直都是这样。“拉乌尔教授一直没变的特点之一，是他知道自己非常优秀，”卡恩告诉我。“但是拉乌尔觉得其他人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一直都是这样，这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据说，在拉乌尔的家中，除了收藏罗马半身像外，还有一尊他自己的大理石雕像。
拉乌尔今年68岁，身材结实，五官端正，颧骨高高的，嘴巴紧闭，一副轻蔑的样子。近年来，他把五官藏在凌乱的白色八字须和山羊胡后面，亚麻色的头发一直披到肩膀上。现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着一个银质的头骨。在网络表情包中，他被描绘成巫师甘道夫和德鲁伊特教的祭司；除了他的白大褂外，他的外表就像一个骑着哈雷摩托去上班的算命先生。多年来，法国记者埃尔韦·沃多伊特(Herve Vaudoit)对拉乌尔大加赞赏，有一次他问拉乌尔，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拉乌尔回答说:“因为这会激怒别人。”
自从导致新冠肺炎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肆虐的几周以来，拉乌尔对应予以尊重的观点的蔑视，以及对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巴黎侯爵”的不屑一顾，使他赢得了法国很大一部分人的喜爱。根据三月底的一项调查，拉乌尔已经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尤其对民粹主义极端分子有吸引力。带有他肖像的纪念票在马赛出售，有时候在晚上8点，在他的医院外，一大队市政垃圾车聚集在马路上，司机们靠在喇叭上，大声表达着激烈的敬意。当地一个球迷俱乐部绘制了一条100英尺高的横幅，在医院入口处附近悬挂起来，上面写着:“马赛和拉乌尔教授身后的世界!!”
拉乌尔一直在收集粉丝们创作的这些商品，他似乎很享受自己的名望，尽管他声称并非如此。他确信这些药物最终会证明他是对的；其他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我真的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剧院里，”他告诉我。“在我的剧本中，那些把我当成医生评价我的人是我的病人。把我当作一个科学家来评价我的，是我的同事，以及时间。”
几个星期前，我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与一个名叫雅克·科恩(Jacques Cohen)的人聊了聊。他坐在IHU医院外的人行道上，这是一座用混凝土和玻璃建成的棱角分明的历史建筑，距离马赛的老港口大约一英里半。科恩背靠着一个电缆塔，手腕放在膝盖上，站在一群约有60多人组成的人群边上。他们毫不担心地相互靠近——就像人们习惯的那样，他们松散地站在一起，等着从侧门进入医院——这些人已经不幸确诊为新馆肺炎感染者，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在附近一位护士的指引下，我选择了科恩作为我的谈话对象。他没有咳嗽，也没有打喷嚏，还戴着口罩。“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被传染的，”护士说。
我蹲在人行道上，问76岁的科恩感觉如何。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一直在服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情况正在好转，”科恩隔着口罩说。他脸色苍白，但很乐观。他的烧退了，味觉也开始恢复了。我注意到，对于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存在一些争议。科恩回答说:“没有‘相信’或‘不相信’之分。我们知道它有效!”
羟氯喹和阿奇霉素的特性良好，耐受性好，是广泛使用的处方药。阿奇霉素4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被研发出来，现在是美国第二常用的抗生素。羟氯喹和毒性更强的类似物氯喹，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常用的抗疟药。如今，它被广泛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红斑狼疮。所有这三种药物都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基本药物标准清单》，这是一份“优先考虑的最有效、最安全和最经济的药物”汇编。
拉乌尔对药物很了解。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他就对药物重定位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就是将已批准用于治疗一种疾病的药物用于治疗其他疾病。数以百计的化学分子已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成为人用药物。拉乌尔认为，在这些分子中，隐藏着各种意想不到的治疗方法。“你要测试一切，”拉乌尔告诉我。“不要多想，你只需要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在偶然的情况下能起作用。这些偶然发现的东西，会让你大吃一惊。“
抗抑郁药物和抗高血压药物已被证实具有抗病毒特性;洛伐他汀是一种降低胆固醇的处方药，被发现至少在老鼠身上对治疗鼠疫有效。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拉乌尔和一组研究人员报告说，阿奇霉素在感染寨卡病毒的细胞中表现出强烈的活性。
拉乌尔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度过了他人生的前十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医，当时在还是法属殖民地的塞内加尔服役。为了预防疟疾，他注射了氯喹。“我小时候一直在用它，”拉乌尔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在一个早期的药物多用途实验中，他测试了羟氯喹对一种常见的致命疾病Q型流感的影响，这种病是由细胞内细菌引起的。
像病毒一样，细胞内的细菌在宿主细胞内繁殖。拉乌尔发现，羟氯喹能通过降低宿主细胞的酸度，减缓细菌的生长。他开始用羟氯喹和多西环素联合治疗Q型流感，后来又用同样的药物治疗惠普尔氏病，这也是一种由细胞内细菌引起的致命疾病。这种药物组合现在被认为是这两种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法。
鉴于细胞内细菌和病毒之间的相似性，拉乌尔怀疑氯喹和羟氯喹可能具有抗病毒作用。2002年SARS爆发后，研究人员发现氯喹减缓了SARS冠状病毒在细胞培养中的繁殖。拉乌尔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回顾了这一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说氯喹和羟氯喹可能是“应对目前和未来全球传染病的有意思的武器”。
今年冬天，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开始呈现大流行病的态势，拉乌尔调查了从中国开始得到的数据。早期关于氯喹的报道显示出该药物良好的体外治疗效果。在2月中旬，另一个中国研究小组报告说，在100多名患者的试验中，发现氯喹具有“对抗新冠肺炎的有效活性”。拉乌尔对此欢欣鼓舞。
当时，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都在警告说，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新冠肺炎可行的治疗方法。然而，中国的报告似乎证实了拉乌尔长期以来对氯喹的期望。一种不存在任何治疗方法的致命病毒，显然可以被一种廉价的、广泛研究的、已经存在的分子所阻止，而拉乌尔对此非常熟悉。
一个更谨慎的科学家可能在已经调查了中国的数据后，开始准备自己的测试。拉乌尔这样做了，但他同时也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简短而欢快的视频，标题是《冠状病毒:游戏结束了!》。氯喹使中国患者的症状产生了他所说的“显著改善”。拉乌尔说:“这是个好消息，新冠肺炎可能是最容易治疗的呼吸道感染。我唯一要告诉你的是，要注意了。很快药店里的氯喹就没有了!”
二、曾对传染学家提前预警的立场不屑一顾
拉乌尔几乎一生都生活在马赛，这个以破烂不堪和好斗著称的城市，是他热爱的地方。他将一种细菌命名为“马西莉亚”(Massilia)，并用马赛或其邻近地区为许多其他种类的微生物命名。两千多年来，马赛一直是一个主要港口，相应地，它也有着丰富的疾病史。从六世纪开始的三次大型鼠疫浪潮中，马赛都是这种疾病入侵法国的入口。在1720年到1722年间，瘟疫夺去了马赛一半人口的生命;马赛的一个位于老港口的中心街区，现在是以一位主教的名字命名的，那时他在城市的医生们躲在恐惧中的时候，承担起了照顾病人的责任。
1979年，拉乌尔写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研究的是一种由蜱虫传播的传染病，或者叫马赛热。这种疾病也被称为“良性的夏季发热病”，50多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它是不会致命的。然而在拉乌尔数据里的41个病人中，有一个已经死亡。拉乌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在提交论文之前，把论文交给了一位指导教授审阅。拉乌尔对我说:“他把论文拿走了，再也没给我看。他发表了这篇论文——把那个死亡病例抽了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合理解释“。
拉乌尔对此感到厌恶，这一事件塑造了他的科学问询哲学。他说:“我知道了那些想走老路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作弊。”在随后的研究中，他证明了马赛热确实是致命的，几乎每41例患者中就有一例死亡。“他是一个‘追随者’，”拉乌尔这样评价这位教授。“而这些‘追随者’都是骗子。我之前这么认为，现在也是。”
从根本上说，拉乌尔是一个逆向思维者。在他看来，那些赞同他们那个时代的习惯性工具和理论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我一生都在‘反对’，”他告诉我，“我告诉年轻的科学家们:‘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脑子就能说同意。你需要的是一根脊髓。’”他对冲突感到兴奋。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毫无疑问，这来自于他尊称的“尼采大师”对他的影响)，也是一个性格问题。
“他喜欢知道周围有东西在围着他打转，”拉乌尔手下的一个实验室技术员告诉我，”他掀起阵阵风暴，为风暴给大地带来新气象而欣赏它们。“拉乌尔的同事们对他的这种行为不能苟同，但还是勉强给予他尊重。“你无法打倒他，”东英吉利亚大学的微生物基因组学教授马克·帕伦(Mark Pallen)说。“就他在科学圣人中的地位而言，他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
他对权力也很感兴趣，从一开始就很关注。1985年和1986年，拉乌尔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发现了科学引文指数。该指数是一种可以根据发表论文的记录衡量一个科学家影响力的工具，当时在法国相对来说还不为人所知
拉乌尔查阅了马赛最好的研究学者的资料。他说:“这真是皇帝的新衣啊。这些人没发表过论文，有一个人已经10年没有写过一篇论文了。”在拉乌尔看来，法国科学界是由外表、人脉和和自我敬畏组成的领地。“人们在说”，他模仿着贵族的低沉嗓音，“‘哦，他啊，是的，他非常棒。’而这种名声，你不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但这不是真相。”
几十年来，拉乌尔一直夸耀自己惊人的论文发表率和被引用率，作为客观的统计数据，他认为这是衡量他作为一名研究者的最佳价值标准。法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每年撰写或投稿的科学论文数量大约是10篇，在职业生涯中可能总共有几百篇。而拉乌尔的名字出现在数千篇论文上；在过去的8年里，他每年都撰写超过100篇论文。到2020年，他已经发表了至少54篇论文。
拉乌尔被认为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但他也通过在他的研究所发表的几乎每一篇论文上署名，达到极高的发表率。虽然这种做法并非闻所未闻，但也却很不寻常。帕伦告诉我:“即使只是阅读这些论文，也会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真正仔细地研究每一篇论文，评论它们，做出实质性的学术贡献——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少数人之外，IHU的科室主任们都在拉乌尔手下工作了一辈子，有些人甚至长达30多年。这是一种“祖传制度”、“家族式”和“宗族式”的模式，临床医生米歇尔·德朗古(Michel Drancourt)说，他是与拉乌尔合作时间最长的人。拉乌尔毫无疑问是族长，他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慷慨仁慈的。例如，IHU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和研究补助金。拉乌尔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年轻的研究人员而著称，这一点与其他位高权重的科学家不同。
同时，他也以责骂下属而闻名。在参观IHU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从拉乌尔的办公室里出来，泪流满面地奔向她的朋友们的怀抱，而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当他对某事不满意时，他会让你知道，”其中一人告诉我。2017年的一封员工投诉信中描述了“从另一个时代穿越来的领导者”的“尖叫”、“侮辱”和“心理霸凌”，IHU随后对此展开调查。在通往拉乌尔学院入口的通道上，有一句来自贺拉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的名言:“我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碑。”
近年来，拉乌尔似乎以发表有倾向性的科学主张自娱自乐，这些主张有时出现在他的专业知识范围之外的领域。例如，他对数学模型在流行病学领域的效用持怀疑态度。同样的逻辑让他得出结论，气候模型专家不过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预言家”，他们可怕的预测大多只是试图弥补为我们强烈但非理性的负罪感。
他还对传染病专家提前预警的默认立场不屑一顾。起初，他怀疑新冠病毒不会扩散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或者如果扩散了，问题也可能并不严重。1月20日，中国科学家证实新冠病毒能在病人之间传播，中国政府宣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控制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召开紧急会议。
第二天，在马赛，拉乌尔在他研究所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他用疲惫的眼神面对着屏幕后的采访者，叹了口气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疯了。“他说，在法国，每年可能有600或700人死于冠状病毒感染，还有数千人死于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在中国有人死于冠状病毒，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人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他们去中国寻找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
拉乌尔的最新著作《流行病:真正的危险和错误的警报》于3月底出版，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全球超过33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超过1.45万人死亡。“这种对于流行病的极度悲痛，”他写道，“完全脱离了传染病致死的现实。”
三、6名患者被治愈后迫不及待宣布成果
按照分子生物学的标准，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是检测新冠病毒最常用的技术，并不复杂。但检测需要采集拭子、热循环机器、化学试剂、核苷酸探针和引物，如果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种供应不足，测试就无法进行。从今年1月新冠病毒基因组首次发布开始，IHU就尽可能多地购买或借用这些设备，仅在购买新机器上就花费了50万欧元。无论拉乌尔对新冠病毒持何种保留态度，他都不打算错过研究机会，也许还能在寻找治疗方法的竞赛中获胜。
拉乌尔学院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公共部门——他得到了1.3亿欧元的建设资金——但预算被牢牢把控，拉乌尔作为学院的创始院长，几乎完全控制了学院内部的事务。“他基本上可以说，‘等等，我想把卧室和餐厅变成厨房，’”德朗古说。
有近800人在拉乌尔的研究所工作。3月初，当新冠肺炎患者开始陆续来看病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冠病毒。拉乌尔之后获得了授权，开始羟氯喹的小型临床试验。然而，由于病毒性呼吸道感染通常会导致继发性细菌感染，拉乌尔想在一些病人身上试验一种补充抗生素，于是他选择了阿奇霉素。此前他曾对这种药物进行过寨卡病毒测试。IHU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负责人伯纳德·拉斯科拉（Bernard La Scola）说:“如果你要选择一种药物，你最好选择一种已经被证明对病毒有效的药物。”
羟氯喹被认为可以通过提高pH值来抑制病毒在受感染细胞中的繁殖，比如用于治疗Q型流感和惠普尔氏病;阿奇霉素的抗病毒机制尚未明确。但是该有效的药物就会有效。如果我们只依赖于具有明确机制的药物，那么许多普及的药物——例如泰诺中的活性成分扑热息痛——就不会被使用。我问拉乌尔，将这两种药物组合试验的想法是否是在与他的团队讨论中产生的。“是我自己想到的，”他告诉我。“别开玩笑了。”
拉乌尔原本计划为每位患者进行为期两周的测试，但仅过了六天，效果非常理想，以至于拉乌尔决定提前结束试验并发表成果。"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花时间去写文章、修改、思考，把实验过程回顾50遍，"作为论文第一作者的科室主任菲利普·高特（Philippe Gautret）说。"但这次，我们是抱着一种真正的紧迫感来工作的。我们认为必须发布消息，因为也许，我们找到了一种让事情变好的方法。"
其他人可能会更谨慎，或者可能会等待更大规模、更严格的试验来证实这些结果。然而，拉乌尔喜欢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医生，他的道德义务是救人，而不是提供可靠的数据。“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听着，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你吃的是安慰剂，你就快死了，’”拉乌尔告诉我。他认为，除了不道德之外，没有必要对治疗致命传染病的方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他认为，随机对照试验能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公认标准，只是因为它们吸引了“从未见过病人”的统计学家。他轻蔑地称这些科学家为“方法学家”。
拉乌尔的论文中包括了36名患者的测试结果。其中14名患者使用了硫酸羟氯喹（羥氯喹的口服形式）；6名患者使用硫酸羟氯喹联合阿奇霉素治疗；16名患者作为对照组。在试验的第6天，16名对照组患者中的14名仍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服用羟氯喹的患者情况明显好一些，在第6天，14例患者中只有6例呈阳性。然而，最令人鼓舞的是，试验发现所有使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联合治疗的6名患者都被治愈了。
几位著名的法国医生提醒，上述结果还有待确认，并警告说药物可能会有副作用。法国卫生部长认为试验很有希望，但呼吁进行更多的测试。拉乌尔已经开始为一项更大的研究收集数据，但他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任何特别庞大或漫长的实验。
就像其他随机对照试验的批评者一样，拉乌尔喜欢说，在人类健康领域中，一些明显有效的进展从未被严格的测试所证实。这一观察结果被称为“降落伞范例“:我们倾向于认同降落伞可以减少对从飞机上跳下来的人的伤害，但其效果从未在随机研究中得到证实。我们不会用一组带着降落伞跳下来的人，与一组不带降落伞跳机的倒霉者做试验进行比较。“就像拉乌尔说的，”德朗古告诉我，“如果你没有在10个或30个患者身上看到明显特征，那这药就没有用了。这没有任何意义。对一种可能致命的传染病的有效治疗，其效果将是肉眼可见的。
四、特朗普成了他的拥趸
3月16日，长岛律师格雷戈里·里加诺(Gregory Rigano)出现在福克斯新闻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晚间节目《英格拉姆视角》上，他同时也热衷于区块链。英格拉姆在介绍这一环节时问道:“如果市场上已经有一种廉价且广泛可用的药物来治疗新冠病毒，那该怎么办?根据一项新的研究，确实有这样一种药物，它叫做氯喹。”
里加诺当时谎称自己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顾问，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氯喹的可行性的报告，标题为《一种有效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以谷歌文档格式排版，类似于一份科学出版物。这篇文章开始在右翼媒体和硅谷传播;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文章链接。拉乌尔看到了它，并注意到它在网上受到的关注。如果是其他研究人员，可能觉得这类出版物不靠谱，也很危险。但拉乌尔开始与里加诺及他的合著者詹姆斯·托达罗(James Todaro)通信。托达罗是一名眼科医生和比特币投资者。拉乌尔授权他们在他的研究结论发表之前分享这些成果。
里加诺在节目中宣布，法国南部有一名研究者，“全世界最杰出的传染病专家之一”，即将发表一项重大临床研究的结果。里加诺说:“在大约6天的时间里，服用羟氯喹患者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阴性。”(他没有提到阿奇霉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预防性剂量的羟氯喹可以防止病毒附着在人体上，并完全清除它，”他补充道。英格拉姆说：“这将带来颠覆性变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格拉汉姆就此询问了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M. Azar II）。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福克斯新闻频道著名主持人）开始将羟氯喹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进行推广。“这么说吧，”他在自己的节目中说。“如果我得了新冠肺炎的话——就我个人而言，我只是在为肖恩·汉尼提蒂说话——我会全力支持。“
里加诺出现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的节目上，声称拉乌尔的研究表明羟氯喹“对冠状病毒有100%的治愈率”。据托达罗说，拉乌尔在论文预印版本发布的两天前给他寄了一份研究报告，并允许他当天把它发布在推特上。托达罗告诉我:“我怀疑他之所以允许我们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是传播试验结果的最快方式。”(里加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后来，拉乌尔自己也出现在《奥兹医生秀》节目中，这是由明星医生迈哈迈特·奥兹(Mehmet Oz)主持的脱口秀节目。他是福克斯新闻的常客，也一直在推广羟氯喹。“我相信思想和理论是具有传播性的，”拉乌尔曾经写道。“如果是好的思想和理论，就会扎根发芽。”
3月19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与他的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开始大肆宣传羟氯喹。特朗普说:“我认为这将非常令人振奋”，“我认为这可能会带来颠覆性变化，也可能不会。但我认为，根据我所看到的，它可能会带来颠覆性变化。它非常强大。”
特朗普错误地暗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批准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肺炎。他没有提到阿奇霉素。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M. Hahn)后来温和地纠正了他的说法，并表示大规模临床试验将是评估该药物治疗价值的合适方法。
尽管如此，由于氯喹和羟氯喹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如果医生认为其对新冠肺炎患者有益，他们就能够为病人提供“适应症外”治疗。据报道，从3月中旬开始该药物出现短缺。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似乎在特朗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发布了一项紧急使用磷酸氯喹和硫酸羟氯喹的授权，让医生们从国家战略储备中获得了数千万剂这种药物。不寻常的是，据称在特朗普的直接敦促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基于未署名的临床观察，发布了针对这些药物的新冠肺炎处方指南。(这些指南后来被撤回。)一名政府高级生物医学官员自称遭到免职，原因是他顶住了政治压力，没有为包括羟氯喹在内的“潜在危险药物”提供资金支持。
拉乌尔身上有很多特质，可能会让他本人，进而让他提出的治疗方案，吸引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他是个反传统的人，头型很滑稽；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愚蠢的，尤其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聪明的人；他受到愤怒者和阴谋论者的喜爱；他的自我吹嘘几乎没有停止过。
拉乌尔和我是在紧急使用授权签署后的几天后进行谈话的。他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看起来对此很惊讶。但他也说，特朗普对羟氯喹的直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那么笨，”他笑着说。拉乌尔将特朗普的心理状态归类为“企业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政客”。他说:“企业家是知道如何决策、如何承担风险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就是在冒险。每一个决定都有风险。”
在他看来，法国政府等待了太长时间，才批准新冠肺炎患者使用羟氯喹。在此之前，拉乌尔在媒体上宣布，他将继续“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用他的联合疗法治疗患者，并有效地对抗政府。拉乌尔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我相信，最终每个人都会接受这种治疗。”“让人们同意我的说法绝对正确只是时间问题。”
五、来自医学界的质疑
危机的变化并不特别地有利于可靠的科学。1985年10月，在艾滋病肆虐的最初几年，一群法国医生在法国社会事务部部长的陪同下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看似有效的治疗艾滋病的方法。这种药物就是环孢霉素，一种廉价的免疫抑制剂，在此之前一直被用于器官移植，以防止对新组织的排斥。
用于治疗艾滋病患者后，环孢素被发现具有增加白细胞数的反作用；一名研究人员说，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然而，这一结论仅基于两名患者的试验结果，而这些患者仅在一周前才开始接受治疗。当时，这些科学家因无视生物医学研究的标准，报告如此有限的数据而受到广泛批评。“考虑到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优势，”他们回答说，“我们相信，从伦理上讲，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尊重科学行为的一般规律而继续对我们的试验结果保密。”
“和拉乌尔一样，他们对自己说的话感到非常强烈的自信，”巴黎两家公立医院的传染病科主任让·米歇尔莫利纳(Jean-Michel Molina)说。“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治愈的方法。“在宣布消息后不久，两名患者中的一名死亡，据透露，还有第三名患者早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已经死亡，但他被排除在报告的结果之外，因为他被认为病情太过严重，已经无法治愈。在几周内，其他患者的白细胞数量也下降到了以前的水平。环孢霉素的试验很快就停止了。
和许多医生一样，莫利纳对拉乌尔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他也很好奇，想看看他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真的有效。他在自己的11名患者身上测试了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我们有重症患者，所以想尝试一些药物，”莫利纳告诉我。五天之内，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两人从他的科室转到重症监护室。另一名患者在出现心脏问题后暂停了治疗，这是该种药物的已知副作用。在研究结束时，10名幸存的患者中仍有8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拉乌尔的数据来自于病情较轻或早期的患者，其病毒载量较低。我问莫利纳，他的患者是否已经病重到无法从治疗中获益。“如果药物有抗病毒活性，你应该能看得到，”他说。“你可能会说，‘已经太晚了，不会有临床获益。但至少如果它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的话，你应该看到它的抗病毒活性。”
拉乌尔的研究只测了病毒载量，没有提供关于临床结果的数据，患者的实际症状是否有所改善也不明确，甚至患者是否存活也不得而知。一开始，有26名患者被指定接受羟氯喹治疗，比最终结果中出现的20名患者多出6名。作者在论文中写道，这6名患者“因为在早期终止了治疗而没有追访”。这个理由令人担忧。
一名患者出现恶心症状后停药。三名患者不得不从研究所转到重症监护室。一名病人死亡。(另一名患者在治疗周期结束前选择出院)“因此，26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有4名实际上根本没有康复，”科学顾问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说，她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拉乌尔研究的文章。她转述了推特上流传的一句讽刺的推文:“如果不去管那些已经死亡的患者，我的实验结果看起来总是棒极了。”
拉乌尔的报告也充满了矛盾和明显的错误。它的选择标准要求参与者的年龄在12岁以上，但有3名对照组的受试者年龄小于12岁。对照组患者不仅来自IHU，还来自另外两个城市的医院，其护理标准和检测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根据试验结果，在研究进行的第6天，16名对照组患者中有14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事实上，根据最初的报告，在这14名患者中，有5名当天没有收集任何数据。在接受羟氯喹和阿奇霉素治疗并在第6天被记录为“病毒学治愈”的6名患者中，有一名患者最终在两天后被发现携带病毒。
对于许多一直跟踪拉乌尔研究的人来说，这种明显的草率并不令人意外。一位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告诉我，在发表论文方面，拉乌尔在科学家中已经“久负盛名”了。这位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私底下大家都同意，他的实验室发表的大多数论文可靠性/可重复性都很低。”(为了不激怒拉乌尔，他要求匿名，因为他认识拉乌尔。)
2018年，在经过了严格的评估之后，拉乌尔主要的几个实验室小组都被剥夺了与法国两家顶级公共研究机构的关联。人们发现拉乌尔发表了大量论文，但很少有质量高的。“如果你知道了发论文是如何运作的，(烂文章)就会很容易发表出来，”巴黎医学教授卡琳·拉孔布(Karine Lacombe)说。
除了明显的错误和遗漏之外，该试验的设计——规模小、控制有缺陷、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非随机分配——被普遍认为致使拉乌尔的研究结果毫无意义。福奇多次称其研究结果为“缺乏真凭实据”;代表法国政府冠状病毒咨询委员会分析这篇论文的生物统计学家写道，“无法将其中描述的疗效归因为使用羟氯喹治疗的结果。
规模大、控制良好的随机试验绝不是获得有效科学见解的唯一途径。它们的作用在于增强了统计学信号，从而在人类变异性和随机性的噪音中，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即使效果微弱也能被检测出来。任何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都必须克服的主要统计学难题是，这个信号可能会非常微弱，因为这种疾病致命率并不高。这个难题相当微妙，由于身处在疫情带来的悲哀和恐惧中，即使是拉乌尔的批评者也很难注意到。
几乎所有人都幸存了下来；有效的治疗将会在每100个患者中挽救一两名患者的生命，如果没有这种治疗方法，他们就活不下去。“人们有时会说，‘如果病人好转，那是因为药物的疗效，如果他们病情恶化，那是因为病毒的作用，’”莫利纳告诉我。这当然不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想要证明些什么，你需要做一个操作完备的、随机的、有安慰剂对照的研究“。
羟氯喹和阿奇霉素也许是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但拉乌尔的研究顶多显示了，这20名在不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几乎也能活下来的患者，在服用拉乌尔开出的药方后幸存了6天。
“如果没有做这些实验，你可以看一下对这种治疗方案有反应的患者的报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些看不到答案的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长期从事药物研究的德里克·劳（Derek Lowe）上个月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写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接着说:“比如那些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肥胖、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的药物：一次又一次，一些看似正面的疗效，却在进一步观察中烟消云散了。”在你经历过几次之后，你就会把这一教训牢记在心：要想得到准确结果，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充分的对照试验。不走捷径，不凭直觉，只靠数据“。
六、辩护：“目前情况下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我这辈子已经发明了10种左右的治疗方法，”拉乌尔告诉我，“其中有一半已经在世界各地获得应用。我这辈子没做过双盲研究，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也没做过任何随机试验。”他略带得意地表示，批评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还要强烈。
“说实话，我无法想象它会引发这样的疯狂，”他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说，指着他在外面的世界制造的风暴。“当你讲故事的时候，会讲得非常直接，不是吗?主语，动词，补语：出现了一种疾病；有一种药物很便宜，因为有20亿人在服用它，所以我们都知道它的安全性；我们于是开药方，药物发挥作用。它可能不是一个能带来奇迹的药，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不是吗?”
他的下属也为这项研究辩护，认为这是他们在目前情况下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也是提醒全世界有一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的最快方法。比如，使用异地对照的方法并不理想，但如果他们想快速推进，这是唯一的选择。“当然，这是方法论上的弱点，”论文的第一作者高特告诉我。“但我们还是将就一下。”至于“失访”的6名患者，即使有可能从他们身上收集数据，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纳入报告也是没有意义的。高特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新冠肺炎还不严重的早期阶段对患者进行治疗”。“我们知道，在急性病毒性疾病中，越早治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把濒临死亡的人包括在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说能够治疗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另一项对80名患者进行的小型试验同样显示，药物对轻度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
在马赛，拉乌尔告诉我，他将在下周发布第三项研究成果，这次的试验对象有1000名患者。初步结果早前于4月中旬公布。拉乌尔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共同治疗了1061名患者。这项研究既没有对照组也不是随机的;在论文预印版本发布时，已有8名患者死亡，5名患者仍在住院，而46名患者的临床结果较差。然而，这项研究结果被总结为“到目前为止，98.7%的患者治愈。”论文中写道，这种疗法是一种“对新冠肺炎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他科学家不同意这种对结果的描述方式。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娜·鲁齐奥（Christine Rouzioux）告诉法国广播电台:“其治愈率几乎与疾病的自然病程相同。”拉孔布称拉乌尔的结论是“神奇的想法”，并补充道:“我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人们很快发现，拉乌尔的第二和第三项研究是在没有得到国家道德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第三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中，拉乌尔写道，他“对一组接受标准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这些患者都是按照之前备案过的研究方法进行治疗的。”他提供了一份已被批准用于第一次试验方案的参考资料。但该疗法中仅包括羟氯喹而不包括阿奇霉素；拉乌尔从未获准系统性测试共同使用这两种药物的疗效。
法国医疗监管机构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安全局（A.N.S.M.）在4月中旬向拉乌尔发出了一份要求提供第二项研究“法律状况”的问询函。本月晚些时候，法国医学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提醒其成员，如采用“未经科学验证的治疗”对患者造成危害，可能会导致立即中止成员资格。人们普遍认为，这份声明是针对拉乌尔的。拉乌尔在推特上回应说，委员会的威胁“显然”不适用于他的研究。他现在在推特上有50万粉丝。在一份针对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安全局问询的声明中，IHU坚持这项研究不涉及试验，因为“没有超出护理标准的程序”。而在IHU，护理标准指的就是羟基氯喹和阿奇霉素，这两种药物已经被采用了。
拉乌尔这时已开始失去冷静。他指责拉孔布是制药业的托儿；他的粉丝向她发出了死亡威胁。在推特上，他把对第一项研究持批评态度的顾问比克称为“猎巫者”，并把她在推特上发布的一项研究称为“假新闻”。
这项研究是比克4月-5月间发布的几项研究之一，其中似乎表明拉乌尔的治疗方法不仅无效，甚至有害。另一项此类研究的作者们也被拉乌尔指责为“科学欺诈”。“诋毁我的人都是无知小儿!”拉乌尔告诉一位采访者。现在，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药物的新研究上，于是拉乌尔开始攻击这些研究的方法论缺陷。
拉乌尔的初步试验结果还有待复制。莫利纳告诉我:“我想他暗地里希望的是，永远没有人能找到任何治疗方法。”他还说:“所有对羟氯喹进行的试验甚至都不能得出'没有疗效'的结论。事实上，最近几周，拉乌尔已经在对其治疗方案优点的表述上语气有所缓和。已经发表的经同行评议的最终研究报告指出，又有两名参与试验的患者死亡，这使得死亡患者总数达到10人。早期的论文版本称这些药物“安全有效”，而现在的版本中仅称这些药物是“安全的”。
他似乎显示出了一丝怀疑。在一次采访中，拉乌尔引用了加缪在《异乡人》的宿命论结尾中的一段话，他期待“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我不相信名望，”他告诉采访者。当太多人认为你很了不起时，你应该开始产生怀疑。他最初的YouTube视频《冠状病毒:游戏结束了!》已经更换了标题。新的措辞更加严谨，在原来感叹号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问号。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