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虽过，酷热并没有遵从节气的指令消退。连绵的山野依然草木葳蕤，生气蓬勃。趁清晨，日头低矮，我一路踩着露水来到了枞阳，一座依偎在长江北岸的小城。街头，行人还是一副夏季的短打扮；老头老太三五围坐，边剥着豆秆上的新鲜豆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顺着他们指示的手势，我穿过附近两栋门面房之间的短巷，前往一个叫“上码头”的地方。
短巷的尽头拦起一道水泥防洪墙，约有两人高，尚未完工。四周静谧，在墙根下，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耳畔不时传来墙外起伏的涛声。转过一处大拐弯，在右手边一摊黄泥泛滥的工地里，找到了一块横卧的巨石，上镌黑漆隶书大字:古枞阳上码头。没错，就是这里。然而，从前帆樯林立、舳舻蔽江的场景早已消逝殆尽，甚至码头上一块老旧的砖石都难以寻觅。拾级爬上防洪墙，眼皮底下立刻跃出一条波浪宽阔的大河。身旁的工人说，这是枞阳河，再远一点，隔着沙洲，那边才是长江。
长江进入安徽境内，蜿蜒约400公里，因安徽简称“皖”，八百里皖江由此得名。图为安徽大通古镇过江渡口。 （ICPhoto/图）
枞阳河，当地人称为“长河”，但实在算不上长，只有24千米。不过，在水运鼎盛的时代，这条由北向南再东折入江的河流，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串起了今天安徽中部山地丘陵间散落的湖泊。如果将时光倒推至两千余年前，这里还是江河同流、沼泽遍布的荒蛮郊野，出没着一种叫做“蛟”的两栖猛兽。
元封五年（前106年），帝国开疆拓土的伟业进入尾声。年过半百的汉武帝刘彻，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监察州内地方官员以及豪强。是年冬天，一支浩荡的船队从江陵（今湖北荆州）顺流而下，“至于盛唐（今安徽安庆）”。在赐封天柱山（位于安庆潜山境内）为“南岳”的称号之后，汉武帝兴致不减，再度泛舟长江。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这段文字中的“寻阳”“彭蠡”，具体在哪，学界至今争论不休，唯枞阳没有任何疑义。《汉书》也记载了汉武帝南巡往事，较之《史记》大同小异，但多了汉武帝亲力亲为的两处细节：一处是“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另一处是“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歌》”。
惜乎，《盛唐枞阳歌》失传久矣，倒是射蛟遗事尚有痕迹可寻。上码头的另一端连着枞阳老镇，在逐日凋败的徽派建筑中，我注意到一条麻石铺砌的街巷，名：蛟台里。经遛狗长者的指点，我终于窥见了“躲”进社区工作站背后的达观山。达观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三四座连续隆起的大土丘。由于旧城改造在即，山路成了工程余渣占据的临时“主场”。颇费了些周折，我才找到一条“旁逸斜出”的小径。一番手脚并用之后，我爬上了西南边稍矮的山头。五六十年前，还在此间“排兵布阵”的巨石群已荡然无存，除了一畦叶色青绿的红薯田，就只有从四面围拢过来的灌木丛了。若非田头竖立的两块文物保护碑，刻有“射蛟台”的字样，恐怕不会有谁知道：这里，一代雄主汉武帝曾挽弓射杀蛟龙——后世所称的扬子鳄。
枞阳射蛟台 （庞勉/图）
也就在这一年，枞阳历史上首次设县，辖治现今的枞阳、桐城诸地。其后，唐宋元明清直至1949年初，这块县域在绝大多数时光里，被称作桐城。
龙眠山居图临近中午时分，我站在景区仿古牌坊式门楼投下的阴影里。迎面而来的，是一道自西北向东南逶迤的山岭。或许因为前一日滂沱大雨的洗刷，此刻，白云轻抚的峰峦显得格外青翠、飘逸，令人顿生出尘之思。这便是横亘江淮平原的大别山余脉、“擅江北名山之秀”的龙眠山。
约摸半个钟后，错过班车的我被一辆摩托车驮往李家畈。公路随山势而建，迂回盘旋之间，前方海拔1057米的主峰大徽尖忽隐忽现。许多风力发电机伫立其巅，叶轮偶尔打上几个懒洋洋的转。从那里发源的龙眠河，始终喧哗地奔流于公路两侧，时左时右。驶过双溪桥，李家畈不远了。
与龙眠河谷地里的许多村落一样，李家畈小小的，十来户人家，依山傍水，看上去普普通通，并无出奇之处。不过，村口“元宝塘”畔的标识牌告诉我：九百多年前，此地不仅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还筑有一座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龙眠山庄，荟萃名木奇葩，游鱼睡莲。而山庄的主人，就是被誉为“第一大手笔”“百代宗师”的北宋大画家李公麟。其留传至今的作品《五马图》，堪称“宋画第一”。
远处的村庄是龙眠山庄遗址所在地。 （庞勉/图）
李公麟，字伯时，自号龙眠居士。《宋史》说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宣和画谱》则称“其文章则有建安风格，书体则如晋宋间人，画则追顾陆（指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朝画家陆探微），至于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世无与伦比。”
熙宁三年（1070年），虚龄22岁的李公麟考中进士，先在州县做县尉、录事参军之类的小官，后得到重臣陆佃（即陆游的祖父）的举荐，赴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就任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朝奉郎等闲职。其时，庙堂之上党争激烈。而李公麟“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得休沐，遇佳时，则载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访名园荫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用今天的话讲，李公麟在职场上表现得相当“佛系”。但私底下，他又与王安石、苏轼、米芾、黄庭坚等新党旧党人物交谊甚厚。王安石失势罢相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门庭冷落。李公麟执子侄礼（李公麟的三弟李公权娶了王安石的侄女），与其“相从于钟山”，临别之际，王安石赠诗四首，传为佳话。
苏轼整整大李公麟一轮，何时相识，无从考证，但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苏轼为李公麟的画作题诗赞文多达15篇（首）。难怪，互为好友的黄庭坚直呼苏轼才是李公麟的“真相知”。起初，李公麟以擅长画马出名，苏轼称赏，“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据传，李公麟刚画完《五马图》中的第五匹马，马恰巧死了。黄庭坚听说，戏言：“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结果养马人信以为真，竟恳求李公麟不要再画了。后来，李公麟服膺高僧劝言，改攻佛像、山水、花鸟等，苏轼夸赞他“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并常常与他联袂合画。两人共画的作品中，最有名的要数《憩寂图》。苏轼先画石，再由李公麟完成松树和人物，末了苏辙、苏轼、黄庭坚分别题诗：“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龙眠不似虎头痴，笔妙天机可并时”。
李公麟的《五马图》（局部）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元祐二年（1087年）六七月的一天，驸马都尉王诜（宋英宗的女婿）邀请苏轼、苏辙、米芾、黄庭坚、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少游、日僧圆通等16位名流，娱于自家府第西园。席间，宾主赋诗、作画、题石、拨阮、观书、听琴、参禅……极尽宴游之乐，饱览园林之胜，风流蕴藉不输东晋兰亭雅集。酒酣耳热时，李公麟“画兴”大发，运用纯熟的白描技法，将聚会现场的盛况“直播”于纸间。这就是著名的《西园雅集图》，米芾题记曰：“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
然而，诗酒唱和，终究过眼繁华。随着党争再起，李公麟的朋友们星散四方。苏轼、苏辙相继远谪岭南，黄庭坚则被贬至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
在戎州一千多个日夜里，黄庭坚无比怀念从前的雅集。他效仿“曲水流觞”之意，凿石引水，修建流杯池。当杯中斟满当地美酒“姚子雪曲”时，黄庭坚欣然赋诗，“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还不忘提及“老夫手风，须此神药”。
那时候，汴京城里的李公麟也正饱受“病痹”之苦。元符三年（1100年），李公麟等不及蒙赦北归的老友们了，因病辞官，“肆意于龙眠岩壑间”。《宋史》说他“既归老……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山庄图自序》记载，早在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李公麟就已“买山于龙眠”，并以唐朝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为蓝本，开始精心营造龙眠山庄。至迟在元祐四年（1089年），龙眠山庄落成。因为这一年，李公麟拿出绘好的实景长卷《山庄图》，请苏氏昆仲、黄庭坚鉴赏。一见之下，苏轼大为叹服，亲自题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苏辙遵兄所嘱，为山中景致一一题诗，作《龙眠山二十咏为李伯时赋》；黄庭坚则写下“诸山何处是龙眠？旧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
有意思的是，《山庄图》所描摹之龙眠山水竟勾起晚年苏轼“买房置业”的冲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苏轼从海南岛返程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在写给昔日下属苏伯固的信中，他说：“住处非舒（宋时桐城属舒州）则常（指时属常州的阳羡），老病唯退为上策”“龙舒（亦指舒州）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然而，来不及了，4个月后，苏轼溘然逝于常州（今常州市区）。又5年后，再也未能与老友们重逢的李公麟病殁龙眠山庄。临终前，“犹仰手画被，作落笔形势”。
站在防洪墙上眺望枞阳河。 （庞勉/图）
虽然苏轼“落户”的心愿未遂，但《山庄图》的横空出世，无疑令龙眠山身价倍增。打那之后，历朝历代尤其明清以降，远近官宦世族巨户莫不在此大兴土木，构筑别业、庄园、草堂甚至茔域（家族墓园），作为耕读渔樵、隐逸终老之所。比如，左光斗家族的“三都馆”、方以智家族的“碾玉山房”、戴名世家族的“响雪亭”、张英张廷玉父子的“赐金园”“双溪草堂”“文和园”等。值得一提的是，“赐金园”就位于龙眠山庄旧址。由张英动用康熙皇帝的500两赏银建成，故名“赐金”。康熙四十年（1701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致仕还乡。又在“赐金园”旁筑“双溪草堂”，每日诗酒自娱。康熙闻知，化用前人句子，为之题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
“天合群峰胜，山崖百折奇。肯教流水去，不遣世人知。”正是这亘古长存的山河，惠及万物生灵，哺育出引领风骚数百年的桐城人物，也看见他们哭过、笑过、痛过、醉过的万千况味。
（梁淑怡/图）
长河热泪方以智明万历三十八年腊月，北京城，后来成为崇祯皇帝的朱由检出生。10个月后，距北京两千里之遥的桐城，方以智呱呱坠地。以公元纪年计算，两者同龄，皆1611年生人。虽然一位贵为天子，一位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但迎接他们的，同为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
四百多年过去了，我驻足凝望的庭院刚刚经历一场风雨。地面水痕犹存，未及清扫的黄叶一直铺到庭院深处。那头，青砖围墙中央开着一孔月亮门，四进大屋远远露出小瓦堆砌的房顶。此外，庭院的步道两侧还点缀着数十尊太湖石。显而易见，若干年前，这些石头应该属于一座造型精妙的假山，而非眼前毫无章法的模样。
庭院深藏桐城老城北大街，今称潇洒园，系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失火后复建，由方以智孙、人称潇洒公的方正瑗重新命名。之前，庭院被称作远心堂、廷尉第，构筑于明万历年间。方以智就出生在这里。
据《方氏宗谱》记载，方以智一出生，精通易经的祖父方大镇便援引“蓍圆而神，卦方以智，藏密同患，变易不易”为他取名。其字“密之”也由此而来。不久，曾祖父方学渐从无锡东林学院讲学归家，为他取乳名“东林”，期许“将来磨铁砚”。
方以智果然是一颗读书的种子。“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通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其间，方以智两度跟随父亲方孔炤宦游四川、福建、河北、北京、山东等地，并接触西学，对哲学、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
20岁前后，方以智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之一、博物学著作《通雅》的初稿，并着手撰写另一部自然科学著作《物理小识》。需要说明的是，方以智所言的“物理”，概指世上一切事物之理，并非当今物理学的含意。《物理小识》集中体现了方以智的科学见解，提出了金星、水星绕日运行的正确猜测；介绍了大量西医解剖学知识，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关于炼焦和焦炭作用的记载，早于欧洲一百多年……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称《物理小识》“考证奥博，明代罕与伦比”。该书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被评价为“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
潇洒园 （庞勉/图）
崇祯三年（1630年），方以智走出桐城，仿效司马迁，壮游江淮、吴越。彼时，有着“小东林”之称、主张“兴复古学”的复社成立不久，方以智得以结识了一帮声气相通的青年才俊。两年后，方以智返回桐城，揭穿同乡前辈阮大铖天启年间攀附阉党的丑闻，劝说同学钱澄之退出阮大铖创建的中江社。对此，阮大铖嫉恨在心。
著书立说是方以智的终极理想。然而，时局纷乱，根本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崇祯七年（1634年），丁忧在籍的方孔炤平定桐城“民变”。未几，张献忠领军杀到，周边县城相继失守。唯桐城，在方孔炤的谋划下，固若金汤，赢得“铁打的桐城”之誉。孰料，此役过后，乡民流言四起，方家不堪其扰，被迫流寓五百余里外的留都南京。
在方以智的年代，毗邻江南贡院、夫子庙以及无数秦楼楚馆的秦淮河，其上空飘满了荷尔蒙的气味：家国兴亡、功名情欲、才子佳人……
在南京，方以智继续过着“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的豪奢生活，忙于结交黄宗羲、顾杲、陈子龙、西洋传教士毕方济等各色人物，常于金陵娇娃的脂粉堆里厮混。据此，红楼梦研究学者、我的朋友陈斯园认为方以智是贾宝玉原型之一。
很快，方以智声名鹊起，与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合称“复社四公子”。文采风流、倜傥不羁，无人不知。冒辟疆第一次听说董小宛，就来自方以智的介绍，“晤密之，云：秦淮佳丽。近有双成（指董小宛），年甚绮，才色为一时之冠。”
那个时候，不甘寂寞的阮大铖也从桐城赶到南京，上下打点，试图与复社修好。结果，痛遭抵制。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140人联名发布文告《留都防乱公揭》，将其逐出南京。事发前，方以智已回乡备考，并未参加署名。但阮大铖“气愈沮，心愈恨”，联系中江社往事，认为方以智在幕后指使。
6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北京。时任皇子永王讲官的方以智和寥寥几人站在金水桥上，商议去城外求援，扶立太子继位。未及行动，李自成的大顺军已从宣武门外洪水般冲了进来。二十三日，方以智跑到东华门外崇祯灵位前放声痛哭，被大顺军发现。“加毒刑，两髁骨见，不屈”。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趁乱越狱，经通州一路讨饭逃至南京。这段经历后来广为流传，时人谓方以智乃大明“文天祥”。
此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拥立有功，把持南明弘光朝政，疯狂报复排挤复社。对方以智，阮大铖扣上了“既亏臣节，复撰伪书”的“莫须有”罪名。不得已，方以智化名吴石公，避难浙闽粤一带，以算命、卖药、教书、卖字、卖画糊口。两年后，方以智在广东肇庆参与拥立南明永历政权。旋即，因宦官擅权去职。“遂弃妻子，散童仆，孤身强病，遁迹幽峒”，漂泊于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深山老林。永历十次征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称病不就，宁愿“曲肱茅屋鸡同窗，举火荒村鬼为邻”。
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陷桂林，永历亡命南宁，隐居昭平（今属广西贺州）仙回山的方以智被捕。法场上，“左置官服，右白刃”，清将劝其投降：向左走，当官；向右走，砍头。“以智趋右”。清将被其“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的意气折服，放他一条生路，送到梧州削发为僧，法名弘智，号无可，别号药地等。
方以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此后余生，方以智一袭僧衣云游天下，频繁往来安徽、江苏、江西、福建等地。驻锡名寺古刹，传经讲学；会晤新朋旧友，诗文唱酬；青灯伴佛，著述不辍；唯独时事，闭口不谈。由于方以智身怀绝技、行踪不定，后世不少人猜测他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组织秘密会社“天地会”。
的确，当时方以智的出行以及“遗民隐逸……鲜不入山相访”的情形引起了清廷猜忌。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清廷以所谓“粤难”为由，抓捕已辞去青原山净居寺（位于今江西吉安）住持的方以智，投进南昌大牢。当年夏天，“循赣江押解”广东对质。十月七日，座船溯至惶恐滩江面，方以智已染病不起。惶恐滩，位于今江西万安境内，是赣江十八滩中最险恶处，江水湍急，暗礁林立。其原名黄公滩，因苏轼留诗“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而改名，又因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而闻名。是夜，“波涛忽作”，大明孤忠方以智“即逝，而风浪息”。
方以智逝后，经桐城县令判理，墓分三处：衣钵建塔于青原山；爪发（即指甲头发）建塔于今枞阳浮山华严寺；肉身由“子孙领回安葬于浮山北麓”。
与两小时前一样，我又出现在一座庭院外。不同在于，这是一座寻常农村庭院，建在小山坡上。院门敞开，院内悄静，日头正暴晒着水泥地上的蓖麻。询问数声，一个小丫头跑过来，对我说，绕到她家屋后，就是方以智墓。
能看得出来，相当长时间，没什么人来过了。蒿草青青，蔓及我的膝盖。抬头北望，墓坐落在一串台阶的顶端。墓地由拜台、祭坛、坟冢组成，一方事略碑镌刻生平，两侧书联：“博学清操重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碑头精妙的狮子滚绣球，系从前墓道牌坊的遗构。事略碑后数步，并排方以智和夫人潘氏两穴，坟茔在前，墓碑在后，正中栏板浮刻：方密之先生墓。据说，方以智墓碑不书清朝年号，示其终生反清之志。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做出不敬之举，蹲踞坟头一辨究竟。
鞠躬礼毕，我缓步走下台阶。路过来路时，一只鸟雀从蒿草丛里鸣叫着飞向青天深处，然后，一切重新归于寂寞。
枞阳县浮渡村的方以智墓 （庞勉/图）
天下文章出桐城赶到六尺巷时，滴滴答答下了半日的雨好歹收住了。绕过“懿德流芳”牌坊和大照壁，就看见了两面围墙夹峙的六尺巷，长约百米，宽2米，鹅卵石铺成。不时，有行人拎着伞来来回回。对游客如我而言，这是桐城最著名的“打卡”景点；对附近居民来说，这是往返文城西路与西后街的捷径，至少走了三百多年。
六尺巷的形成，源于一次“宅基地”纠纷。康熙年间，小巷中央竖着一堵山墙。墙南张家，朝中有人做官；墙北吴氏，富甲一方。某日吴宅翻修，擅自动墙，张家不许。两家闹到公堂，县令难判。张府“驰书于都”，复信，乃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府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
以诗回信者就是前文提及的张英。不过，此诗并非他的原创，乃改动明人林瀚《诫子弟》前两句而成:“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又何妨。”林瀚祖籍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其家族“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与之相较，“康乾盛世”里的张英家族更加显赫:“父子双双宰相，一门六代翰林”，张廷玉还成为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一位游客在六尺巷做直播。 （庞勉/图）
这一时期，正值日后称雄文坛两百余年、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古文派（简称桐城派）兴起。桐城派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强调语言雅洁、文以载道，与清廷推崇的程朱理学、衡文标准“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相契合。
行走于今天的桐城，不难发现，市区有4条街道，名：南山路、望溪路、海峰路、梦谷路。它们分别取自“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字号。正是这“四祖”，开创了桐城派。也有研究者认为，方以智、钱澄之亦有启导之功。但不管怎么说，有清一代的桐城人，让桐城成为天下闻名的“文都”乃不争之事实。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43岁的戴名世冒着大雨走进“宗伯张公邸第（即张英在北京的府第）”。自从8年前被荐入国子监，他就常常寄居此间。他父亲戴硕是张英发小，故而张英对他照拂有加，还请他得便教授子弟。其时，戴名世文名远扬，却不愿“曳侯门之裙”而倍受冷落。直到4年前，遇到比他小15岁、文学主张相近的表弟方苞——戴名世母亲是方苞姑妈。因方苞在南京长大，两人并不认识——内心积郁始得廓清。在《北行日记》里，戴名世写到，他们在北京相聚时，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
那个时期，戴名世选编过一些八股文范文集，“文稿脱手，贾人随刊布之”“天下皆诵”。私底下，也自承“此非吾之文也”。戴名世虽然编书在行，科场却一直蹭蹬——乡试屡屡落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戴名世回桐城做五十大寿。其弟子尤云鹗花费24两银子刊刻《南山集偶钞》，即《南山集》，并延请方苞、汪灏、朱书等人作序，刻版存放方苞的南京家中。此书问世，洛阳纸贵，似乎也扭转了戴名世的运途。3年后，戴名世中举；7年后，戴名世连中会元、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然而，意外比明天先来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私刻文集”“语多狂悖”。坐死戴名世的，是一封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写给门生余湛的信。信中引用南明年号，不用清朝年号。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案”由此兴起，“吏议（戴名世和牵涉此案的《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身磔族夷，集中挂名者皆死”。
一年后，圣旨下。戴名世斩立决，不问家人之罪；已亡故16年的方孝标开棺戮尸，全家充军宁古塔（今属黑龙江）；其他包括方苞等人在内的数百名受株连者，发往汉军、旗人家为奴。雍正年间才“赦归原籍”。
临刑途中，戴名世口占一绝：“鼍鼓咚咚响，西山日已斜。黄泉无酒店，今夜宿谁家？”法场上，看到一个木匠获罪戴枷，监斩官也是一位翰林，自幼善对的戴名世吟诵一联：“木匠打枷枷木匠，翰林监斩斩翰林。”被杀后，老友杨千木雇了一辆马车拉着一口棺木赶到，捧起他的头颅，放入棺内。堂弟戴辅世待事态稍缓，将其迁葬南山冈（今属桐城市孔城镇清水塘村）。
滂沱大雨把我堵在离孔城老街入口约百米的地方，也让我拜谒戴名世墓的行程泡了汤。隔着重重雨帘，老街上鳞次栉比的马头墙，隐约如淡墨勾描。通过与当地人攀谈，得知：孔城老街地处今桐城东部，与枞阳、庐江两县交界，往北可达巢湖，向南联通长江，过去因水运繁盛。孔城因长毛（指太平军）打来前，这里居民多姓孔而得名。
及至雨歇，步入街内，才发现这条长方麻石铺成的街道呈S形，蜿蜒二三公里。相比我走过的许多新建的“古镇老街”，这里算得上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末民初时的风貌。因疫情和天气的影响，我没看到几个游客。沿街店面也早早上齐了门板，严严实实地，像捂着一个秘密。
孔城老街 （庞勉/图）
还好，桐乡书院的门大开。碧草、绿树、青砖路的尽头，站着一幢两层红楼。近看匾额，上书：朝阳楼。书院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因教学成效卓著，被谕令全国效法。科举废除后，改“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乡人称“洋学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此就读了半年。书院创办者戴均衡，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就是他，不顾清廷禁令，搜罗戴名世遗篇，整理成《戴南山先生全集》。且撰文直言，戴名世“足与望溪（方苞）齐名”。
孔城老街内的桐乡书院 （庞勉/图）
“南山案”发，方苞先被收押南京，后转入刑部死牢。其间，方苞坚持著述《礼记析疑》。狱友嘲笑他，“命在旦夕，尚为此无用之文，何益？”方苞答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数年后，方苞追忆狱中见闻，写下名篇《狱中杂记》。
听到方苞下狱的消息，大学士李光地想起廿年前初读其文时的感叹：“韩（愈）欧（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遂勉力营救。忽一日，康熙感叹：“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奏曰“方苞能”。终于讨得御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出狱次日，方苞被召入南书房，开启了三十余年的学官生涯。
康熙末年，已为文坛领袖的方苞偶然间读到刘大櫆的文章，“大奇之”。逢人就说：方苞算什么？我的老乡刘大櫆才是真国士，“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刘大櫆号海峰）”。其时，两人尚未谋面。刘大櫆正在家乡和张若矩（张廷玉之侄）、姚范等人交往过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刘大櫆应张若矩的邀请，到张家勺园教书。在那里，刘大櫆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好友倾素怀，芳园有佳树。花天共浊醪，月地连幽步。”
勺园太不起眼了。我在文城西路往返几趟，才发现它就蜷缩在六尺巷北边，只隔百步之遥。据资料记载，勺园“方广盈亩”。这跟我实地所见，相差甚远。虽然大门紧闭，不得参观，但从短垣矮墙、檐草瓦菲知道，勺园颓败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勺园易主，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诚入住，随即建起九间楼，存放万册藏书。勺园因此又称方氏九间楼。此后，中国文学史上一长串的名字都与之相连：方守敦、方孝岳、方令孺、方玮德、舒芜（方管）……捎带说两句，方守敦曾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1939年，方殁后，陈独秀送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
勺园现状 （庞勉/图）
刘大櫆于雍正三年（1725年）离开勺园，赴京游历。次年，拜入方苞门下，传其义法。同时，设馆授徒，准备科举。岂料，十年下来，场场败北。乾隆元年（1736年），方苞荐刘大櫆应征“博学鸿词”科，殿试时被张廷玉罢黜。后来，张廷玉得知乃刘大櫆落榜，心生悔意。12年后，姚范之侄姚鼐正式拜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乾隆十五年（1750年），朝廷诏举“经学”。为弥补遗憾，张廷玉亲荐刘大櫆，结果还是不中。而第一次参加乡试的姚鼐，顺利中举。这一年，刘大櫆53岁，姚鼐19岁。
被视作“韩愈复出”的刘大櫆老了。为了生活，他辗转于江苏、湖北、浙江等地充当幕宾；在黟县担任教谕；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问政书院。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才停下奔波的脚步，回归故里。
那个时候，为官仅五载的姚鼐对官场充满失望，开始萌生退隐之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刘统勋（刘墉之父）推荐姚鼐入馆，担任纂修校办。次年夏秋之交，姚鼐“称疾”辞官。回乡途中，他登上泰山，写下著名的《登泰山记》。
“桐城四祖”之一姚鼐 （视觉中国/图）
居乡期间，姚鼐常去看望刘大櫆。刘不顾“足疾未平”，和姚鼐讨论文章，“每穷半夜”。刘大櫆八十大寿时，姚鼐在扬州梅花书院担任山长，无法亲临道贺。他给老师写了一封贺信——《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在这封信里，姚鼐阐明了方苞、刘大櫆与自己的师承关系，首次指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刘大櫆病逝。就在这一年，姚鼐倾尽心血编选评注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告成。全书选录的722篇作品，体现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是最完善的古文读本。此书在姚鼐生前没有刊刻，以钞本形式传布，影响极大。桐城派后期大家吴汝纶评价此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
从梅花书院开始，姚鼐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历时40年，名气越来越大。“士子以得及门为幸”，门生弟子中才俊迭出，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陈用光、吴德旋、李兆洛……“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及湘桂，北被燕赵”，形成“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的盛况。嘉庆二十年（1815年），姚鼐去世时，桐城派的地位已无可撼动。44年后，自称私淑姚鼐的曾国藩，满怀敬仰之情，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三子（指方苞、刘大櫆、姚范）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指姚鼐）治其术益精……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雨中的桐城文庙冷冷清清。 （庞勉/图）
我再一次见到龙眠河，是在复建的东作门外。雨后的水流格外湍急，捎来龙眠山中的秋意。不远的河床上，横跨一座古老的石桥，名曰良弼。细辨桥头亭中玻璃罩内的古碑，始知：此桥系张廷玉捐出雍正赐金万两之一半，费时三年重修；而桥名，得自雍正赐予他的御书“调梅良弼”，意谓良相贤辅。
桥面已经坑坑坎坎，一道深深的辙印仿佛一道擦不掉的痕迹，记下了流水般匆匆的日子，也记下了我身后小城里，至今诵读不绝、弦歌琅琅的声音。
参考书目：《史记》《汉书》《宋史》《苏东坡大传》《明史》《南明史》《清史稿》《枞阳历史名人传略》《桐城派十二讲》《惜抱轩文集》《明末四公子》《中国绘画史》《方以智晚节考》等
庞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