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经写过一首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哪一个，孤身怪可怜。如果把爱情中的男女看成“两个”，那么，在胡适身边飞着的至少有江冬秀、韦莲司和曹诚英。1962年，他“一个”“忽飞还”（逝世），让那“三个”都“孤身怪可怜”。今天，我们来说说胡适与江冬秀、韦莲司、曹诚英的情爱故事。
01.胡适去世，三个女人反应各不同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湾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七位新院士。下午六点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席结束时，因心脏病复发逝于台北南港。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给了他这样一句很正面的评价：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3月2日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据报道，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而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
胡适就这么走了，很隆重，有着深深的情爱故事的三个女人，各自悲伤的反应也很不同。
首先是胡夫人江冬秀。
听到消息，江冬秀赶到了灵堂，心情完全可以用这样8个字来形容：伤心之极、痛不欲生。即使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大剂量的镇静剂，也未能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奋情绪。
26日中午，江冬秀与胡适的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台北参加父亲的丧事。江冬秀与胡适有两个儿子，胡祖望还有个弟弟叫胡思杜，1921年出生，生性好玩，喜交朋友，因不好读书，曾在美国8年就读于两所大学，但都未能毕业。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留在了大陆。
除了这两个儿子，胡适还有一个女儿，叫胡素斐，1920年出生，但6岁时就夭折了。
悲伤在所难免，但人死如灯灭，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祭拜过父亲，胡祖望赶忙回家看望和安慰母亲江冬秀，当时人们怕江冬秀在灵堂受不了，就将她安排回家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江冬秀开口问胡祖望：“你弟弟知道你爸去世了吗？”胡祖望被母亲的问话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随后觉得自己应该告诉母亲实情了，浑身颤抖着说：“妈妈，弟弟已经在爸爸之前去世了！”
江冬秀的身体从胡祖望的身上“弹”了起来，愣愣地看着胡祖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胡祖望说：“这是我在美国听说的，怕您伤心，一直没敢告诉您……”原来，胡思杜已在1957年9月离世，距父亲胡适去世已经近5年时间了。江冬秀当场晕倒，经现场医生抢救才逐渐苏醒。见她的情绪略微稳定了一些，胡祖望问：“妈妈，爸爸去世前留下遗嘱，要将弟弟的遗体火化……你看怎么办？”江冬秀说：“不行！这件事，我活着，我说了算，我得让你弟弟陪着你爸爸！”
其后，胡适墓地的东南侧，便有了一块胡祖望的衣冠冢，墓碑很小，只有四平方尺，是以胡祖望的名义立的，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1948北平解放前，江冬秀本想回到安徽旌德县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但由于胡适执意要她同去美国，她只好随之离开大陆而出走。在纽约度过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后，1958年才回到台湾。看着丈夫和幼子的墓地，悲痛的江冬秀艰难地活了十多年时间，于是1975年85岁时去世，进了丈夫和幼子的墓地。
其次是美国知己韦莲司。
韦莲司是胡适1914年6月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结识的女友。要比胡适大6岁。1959年，74岁的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房子全部租出去，为胡适建立基金会。为此，她把一间车库改成了自己的家，一个人生活并照顾自己，与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到小儿麻痹医院当义工。
这一年，胡适68岁。一切准备停当后，韦莲司在12月17日胡适过生日的祝寿信中，寄来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这是韦莲司为胡适精心准备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胡适去世时，韦莲司显然是没有及时收到消息，三年之后，她才把自己50年中胡适寄发的所有函件寄到台湾，并告诉江冬秀：“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当时，她已经80岁了，正在写自传。也许是为了能够得到某种安慰，江冬秀请求她能给自己寄来一份手写的自传，对胡适有更多的了解和怀念。1971年，86岁的韦莲司带着对爱人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她寄给江冬秀的自传，也是她对胡适一份痴情深重的爱。
最后是大陆女友曹诚英。
曹诚英，别字佩声，乳名行娟，安徽绩溪旺川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1949年，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曹诚英调到沈阳农学院任教，成为了我国著名的马铃薯专家。1958年退休。
和韦莲司一样，胡适去世后，曹诚英应该没有及时收到消息。
1969年，曹诚英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孤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绩溪杨林桥上停泊着她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但一切已经是物是人非。
事业上的成就改变不了精神上的孤寂。晚年的曹诚英，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用于家乡的修桥补路上。落户绩溪的当年，杨林桥被洪水冲垮一墩，全桥岌岌可危，出于对杨林桥特殊的感情，她带头捐资修复，绩溪的乡亲们将她乐善好施的事迹刻记在桥上，也把她与胡适那种刻骨铭心的情缘留存于后世。
1973年，曹诚英去世前，曾委托好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让她珍藏了一辈子，在她去世死也随她带去了天堂。曹诚英的墓地在绩溪通往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的杨林桥边，这是一条通过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的必经之路——也许，她是还寄望于在路边与胡适生死相逢。但斯人已逝，只留下一段持续半个世纪的似断非断的恋情，引人长叹。
02.与胡适爱恋，三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世和经历在胡适的心里，与他爱恋的三个女人就是三首诗，都美丽也都哀伤着。
A. 江冬秀：三十夜大月亮
1917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准备与江冬秀结婚。为此，他亲自写了一副半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半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结婚之日是阳历卅日，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下联还没有想好。一边写一边琢磨，“三十夜大月亮”都写好了，下联还没成型，胡适不知怎么办。旁边看着的一位亲戚，见胡适为难，随口冒出一句：“廿七岁老新郎”。胡适认为很好，照写，于是便有了婚礼上完整的两副对联。
这两副对联是有说法的：“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是说胡适和江冬秀已经订亲十三年了，这十三年，胡适到处求学，行走了七万里路。“三十夜大月亮”是说他和江冬秀在这一天花好月圆，“廿七岁老新郎”即是他到二十七岁才结婚，在当时的社会年龄有些偏大。
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人，1890年出生，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母亲吕贤英是庙首吕朝瑞（探花）、吕佩芬父子翰林的后裔。在当地，江家是旌德县的名门望族。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两家人还有一些亲戚。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是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正二品镇守宁古塔将军容山和三品卿衔吴大澂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1年胡适出生时，胡传51岁。但胡传在胡适4岁时就离世了。
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1891年生胡适只有19岁，1895年丈夫胡传去世时，才23岁。胡家家道中落，冯顺弟一直守寡。冯顺弟从小就对胡适要求很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因此，在胡适的眼中，母亲是慈母兼任严父。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而且，未征得胡适的同意，是个多少有些戏剧性的过程：有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的姑婆家走亲戚，恰巧胡适也随母亲到了姑婆家。江母见到胡适眉清目秀、聪明可爱，就想要把女儿许配给胡适。冯顺弟起初不同意，因为江冬秀大胡适一岁，而且属虎，她很迷信，觉得“母老虎”很厉害，对儿子不利。
这种事，按理说男方家庭不同意，女方家庭也就不再勉强了，但江母却是一个很执着的人，非得要一门心思地办成此事不可。为此，她请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做媒，要他多说好话，一定要把女儿江冬秀与胡适的亲事给订下来。胡祥鉴是教书先生，江冬秀是他的学生，在他看来，江冬秀没什么不好的。于是，他尽力促成此事，对冯顺弟说，咱胡家已经中落了，但人家江家还兴旺着呢，兴旺三代了，和这样的人家做亲家有什么不好的呢？冯顺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这才勉强同意将江冬秀的“八字”开来看看再说。
“八字”送来，算命先生说，江冬秀命带宜男，与胡适的生肖很合，不冲不克，还说江冬秀大胡适一岁亦无大碍，并不是什么大事情。冯顺弟很虔诚，将写在红纸上的“八字”折起来，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竹筒里还有她为儿子选中的其他几个女孩的“八字”，她把江冬秀的“八字”与那几个女孩的放在一起，请灶神爷安排。
过了一段时间，冯顺弟见家中平安无事，就用筷子去夹竹筒里的“八字”，结果把江冬秀的给夹着了。这样一来，她认为江冬秀和儿子订亲是“天赐良缘”，迅速与江母一起决定了当时只有14岁的胡适和15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
有了这种被“抽签算命”式的婚约之后，胡适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十多年时间过去，与江冬秀虽说偶尔有书信往来，但一直没见过面，更别说结婚了。为此，有传言说，胡适在美国有了女朋友，和一个外国洋姑娘结了婚，还生了孩子，但江冬秀不为所动，始终在一门心思地等着胡适。1917年夏，胡适留学回国，两家人商定让他和江冬秀于当年寒假结婚。胡适要求见江冬秀一面，并在日记里写下了详细的见面过程：
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
就这样，胡适在“趣闻”里与江冬秀结婚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为此，胡适在婚后私下里对友人直言相告：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又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可见，胡适是把坚守婚约看作是对母亲的回报，才不毁婚约，这中间多少一种殉道式的悲哀。
B. 韦莲司：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
韦莲司，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在与胡适相识后48年的岁月中，一直作为胡适的粉丝和女友而终生未嫁。
1913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租住韦莲司家在绮色佳镇橡树街120号的房子，与韦莲司相识了。胡适在日记里说，“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但韦莲司则“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就像一道阳光照进了初涉美国社会的胡适的生活。
韦莲司是胡适一生中第一次从精神世界走出，走得与她自己非常非常贴近的女人，胡适说：“吾自识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由于韦莲司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成为了“独立之女子”，也让她与胡适心灵相通了。
于是，年轻的胡适与年轻的韦莲司频频约会，在绮色佳的湖畔月下，常常留下他们流连忘返的身影。胡适说，他们在一起热烈地探讨许多问题，称韦莲司对他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韦莲司因此对于胡适来说成了一个新奇粲然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世界，胡适年轻的心被深深打动了，和其他走进朦胧初恋季节的青春少年没有任何区别，在与韦莲司的交往里，胡适一任情绪变得纤细而又多愁善感。
1953年胡适、江冬秀、韦莲司合影 1953年胡适、江冬秀、韦莲司合影
很多年轻男性都做不到的是，在胡适似乎爱上漂亮的美国小姐韦莲司的时候，并没有向她隐瞒自己在祖国的婚约，他曾向她谈到过自己的未婚妻：“她（指江）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显然，胡适对自己和江冬秀的婚事是失望的，但他依然对此采取了迁就与容忍。
韦莲司知道这些，但这些并没有阻碍她和胡适的交往，她静静地观看并享受着因为自己的出现，带给一个中国青年生命里的那份惆怅，也默默地体味着流淌在这个中国青年身上的东方文化。
有相聚就会有离别，但即使偶然的小别，也能让胡适不胜惆怅。对此，他曾在日记里说：“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远去的朋友”当然是韦莲司。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胡适与韦莲司的道别让他沿用了中国古代旅行折柳赠别的习俗，让韦莲司在不经意间看透了他身上浓郁而古老的东方情结，也对他开始了发乎情、止乎理的长达五十年的相思相望。
三岁时的韦莲司与家人
小别是因为韦莲司去纽约学习艺术，胡适探望她在所难免，但因为自己的婚约，胡适却把这一切变得小心翼翼。1915年1月22日，胡适来到纽约并到韦莲司的寓所海文路92号与韦莲司单独会面。当日上午，两人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午后至女士公寓午餐”，直到下午4时，胡适才直奔火车站离去。23日，胡适重返纽约，“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所，纵谈极欢。”“欢”到了什么程度，胡适自己说：“（韦莲司）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在这种“欢”里，有婚约的胡适想到了“避嫌”，在23日的谈话里，他居然叫来了自己的一位同学。韦莲司看得清楚明白，胡适这种刻意为之的举动，分明就是不让他们的会面超越友谊，但在24日，胡适回程给韦莲司写信时却说抱歉，称自己粗心大意，23日整晚都在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聊天。也许，正是因为胡适的矫枉过正，让韦莲司在那一刻里看清了他这个东方青年，也看清了自己将来会在他这个东方青年面前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1917年，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准备回国前，专程来到绮色佳向韦莲司辞行。这一次，他们在一起待了5天时间。胡适说：“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随后是长达十年的分别，胡适娶妻生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斐然，韦莲司在大洋的那一边与他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一直感同身受地为他祝愿。
韦莲司自画像
1927年初，胡适有过赴美与韦莲司聚首的经历，在西雅图登船回国前，他写信给韦莲司，称自己“唯一的遗憾是无法待得久些”。其后不久，韦莲司在给他的信中第一次理智地论及他的家庭：“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
1933年秋，胡适与韦莲司再度重逢，相望相思十多年，这一次，他们的肉体终于越过空间、时间和精神，第一次碰撞在一起。但在这个过程中，韦莲司一直把自己看得很清，早在1927年，她就给胡适写过这样的信：
“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胡适——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胡适，我爱你!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清醒而又理智的女子，“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对她来说仅仅是一个梦。
C. 曹诚英：月亮又来照我
曹诚英出生在商人之家，从小饱读诗书，喜欢研究各类学识，受到了当时先进思想的影响，十分反感传统封建礼教。但命运却给了她另外一种人生际遇：父母作主将她嫁给了一个富家的公子，结婚三年没有生子，离婚后，她开始了对胡适痴心的追求，没有再去嫁人。
曹诚英对胡适产生美好的情结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她要比胡适小11岁，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婚时，虽然举行了文明婚礼，但按照皖南旧俗，男方家中需要择选四位未嫁的少女充当新娘的伴娘，于是，胡家挑选四位青春姣好的少女始终伴随在新娘的左右，不到15岁的曹诚英就是伴娘之一。
相貌出众、气质绝佳的曹诚英对胡适一见钟情，在江冬秀的身后默默地注视着胡适。但说来就来的爱情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说扑就扑过去的，想到胡适已成江冬秀的丈夫，曹诚英也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埋在心里。婚礼结束后，胡适礼节性地送了曹诚英一块梅花手绢，曹诚英带着这块手绢，于随后不久嫁给了父母为她指定的那位富家的公子，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婚姻。
造化弄人，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没生孩子，富家公子执意纳妾，曹诚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于是离婚。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会议，休会期间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曹诚英在胡适与江冬秀婚礼上的那份美好情愫被点燃，相聚5天，她始终陪伴胡适左右，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此后，两人书信不断，胡适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不久，胡适到杭州养病，曹诚英以照顾胡适的生活起居的名义，与胡适同居三个月。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如同西湖中的荷花般悄悄绽放。离别时，胡适非常伤感，在日记中写道：
“今当离别，月亮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够继续这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躺在床上看着那月亮徐徐地移过屋角，心中不免黯然神伤。”
短暂而幸福的相聚过后是，蜚短流长的传言以及江冬秀在胡适婚外恋中的闹腾。本来，胡适打算与江冬秀离婚，但江冬秀抓住胡适文人要面子、重名节的心理，并以孩子相逼，最终使胡适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对于曹诚英来说，胡适就像一杯美酒，让她沉醉，但她也明白，人生长河里卷起的浪花，都会稍纵即逝，最终都会变成流水一去还复返，而她也因为对胡适过于痴情，走过了孤单、凄凉、怅然的后半生。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03.爱人之人，悲伤的故事只能自己承受胡适是民国少有的终身仍与包办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张爱玲认为，他和江冬秀结婚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可是，韦莲司和曹诚英呢？孔子有句话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站稳，才能扶起摔倒的人。自己要腾达，才能博施济众。胡适在江冬秀那里他是站稳了，但却扶不起因为爱他而摔倒的韦莲司和曹诚英；在江冬秀那里他是站稳后，他是“腾达”了，却无法“博施”韦莲司和曹诚英。也许，所谓爱情就是这样的，谁也无法“济众”——爱人之人，悲伤的故事最终只能自己承受。
补记：胡适与徐芳徐芳，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是清朝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毕业。与其说她和胡适有过一段恋情，还不如说她对胡适有过一段单相思，胡适只将她当作自己的学生。
像胡适这样的人，在当时是有很多爱慕者的。徐芳在得知胡适家里是一位“小脚女人”后就开始了对胡适的大胆追求。她是这样给胡适写信的：
“我从来没有对人用过情。我真珍惜我的情。如今我对一个我最崇拜的人动了情，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他。即使他不理会，我也不信那是枉用了情……我爱你的诗，我爱你这人，永远爱你的芳。”
见胡适不为所动，徐芳又说：“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心爱。”胡适还不理她，她就幻想着“警告”胡适：“我最美的先生，你要爱别人，可不成。你答应过我，不再爱别人。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你的芳就这脾气。”让自己陶醉在对胡适的单相思里不能自拔，并由暗到明，光明正大地追求胡适，结果自然也是一场空。
从1931年开始喜欢胡适到1943年嫁给一位军人，徐芳单恋胡适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嫁人后虽说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很少露面，但她却始终承认自己曾经的内心：单恋人的生命也许永远是冷静，可是，我不怨——绝不怨他的无情。又说：我有一个偏见——单恋的趣味多。
也许，若不让爱变成一种伤害，需要的就是这种豁达大度，提起来，也能放得下来，做不成情人、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徐芳就是这样的女子，在胡适去世的前一年，她与自己的丈夫还和胡适一家有说有笑地吃饭。千帆过尽，爱归所爱，那才是真正的美。徐芳正是在这种心态里活了96岁，在与胡适成为普通朋友的日子里，她与自己的军人丈夫白首相望，收获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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