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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全球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东非正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其情景堪称2005年4月上映的《蝗虫毁灭日》里的现实版。

据12日《华盛顿邮报》中描述:

“从远处看,它们就像一股浓烟,随着它们不断靠近,数十亿只呈现在你面前,像暴风雪一样汹涌,像雨滴一样难以计数,像贪婪的怪物一样令人惊恐地扑来。它们猛烈拍打着翅膀,像不祥之云挡住太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熟知和害怕的害虫,正在入侵东非。”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蝗群是多么地可怕!当然,对于蝗灾,不光是东非或者近代才会有发生,其实在我们古代就已经遭受过很多次蝗灾了。许多古文中对于蝗灾也有类似的描写,比如:蝗飞蔽天、草木叶牛毛皆尽、田禾俱尽、民食蝗、人相食……等等,当时的现状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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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对人类的生活危害这么大,对于科技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可以想出很多种方法来治理蝗虫,但是,古代的人们又是如何面对蝗虫灾害的呢?

古代人对蝗虫的认识

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曰:”蝗,螽也。“《广雅》中曰:“螽,蝗也。”

而关于蝗灾的记录中国的古籍中也早有记载。《吕氏春秋·不屈篇》记载:“匡章,孟子弟子,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蔽天状如霜雪,是岁天下失瓜瓠。”可见,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蝗灾的危害。

正因为蝗灾的可怕性和灾害性,唐代欧阳询在所编撰的《艺文类聚》中,并没有将“蝗”字放在“虫”部,而是放在“灾异部”中,在这个灾异部类中,首先便是“旱”、“祈雨”,然后就是“蝗”。可见,蝗灾在农业自然灾害中居于显要的位置。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除蝗蔬》中将水灾和旱灾与蝗灾也作了比较: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及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羊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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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蝗虫

因此,在古代的三大农业自然灾害中,蝗灾是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蝗虫俗称“蚂蚱”,属直翅目,包括蚱总科、蜢总科、蝗总科三大类,全世界有10000种以上。蝗虫主要包括飞蝗和土蝗,其中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毁灭力的成灾蝗虫。一个普通大小的蝗群大约有4000万只蝗虫,每天可移动150公里,并可以吞噬掉3400万人一天的食物。

而我们中国的飞蝗主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三种,其中东亚飞蝗一直以来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种类。

昆虫的一生,它的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要经历几次很大的变化才能成虫,我们称它们的变化为“变态”。大多数的昆虫如蝴蝶、苍蝇、蜜蜂等都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就叫做完全变态。而蝗虫的一生只有卵-若虫-成虫这三个时期,没有蛹期,被我们称为不完全变态。

蝗虫的“若虫”期也被称为“蝻”,只有翅芽还不能飞,只能跳。当然这个我们古代人们也早已通过细致地观察也已经知道。《太平广记》的《昆虫七·螽斯》中就有记载:“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为蝻。”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时,阮大铖专权,当时为了打击以东林党为首的政敌,就作了一本《蝗蝻录》,喻东林党为“蝗”,以东林社为主导思想而后建立的复社则为“蝻”,企图把他们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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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阮大铖的《蝗蝻录》这个题目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我们古代的人们就早已发现蝗虫的三态变化了。

但是,对于蝗虫的来源,古人却并不太知道。

比如,李昉的《太平广记》记载:“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说蝗虫是由小鱼、鱼螺化生而来。

再比如,欧阳修《新唐书》:“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螽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认为蝗灾是鱼卵造成的灾祸。

在《酉阳杂俎》中更是认为江中的小鱼不仅可以转化为吃五谷的蝗虫,百年后还可能转化为老鼠。

这些古人对蝗虫的初步认识都是缘于蝗虫多发生于河滩荒地,又加上蝗卵和鱼卵分不清,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总的来说,在不断与蝗灾作斗争的过程中,古代人们对于蝗虫的认知也在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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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腊庙与刘将军庙的驱蝗神信仰

在古代社会里,由于人们对蝗虫的认知有限,所以,面对蝗灾防不胜防、措手无策,所以就有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天谴”思想。

“天谴论”的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他们常常认为,上天对人类降下的灾祸和祥兆,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嘉奖,而且人的行为也能感化上天以改变原来的安排。

《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就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他的言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从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种思想一直被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接受,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以至于蝗灾来临,许多的地方官员,都不是忙着治理蝗灾,而是忙着发布“通饬”,命令各个州县去祈祷许愿、唱戏修庙,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将蝗虫早日驱逐去境。

因此,建庙祈神,是当时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非常盛行的事情。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说:“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此等神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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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祥先生便依据这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的三千种方志,完成了他那幅著名的《中国蝗虫灾害分布图》。

《礼记·郊特性》记载:“八蜡以祀四方。”据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释:四方,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

因此,建“八蜡庙”则是为了除虫捍灾御患的神袛,到八蜡祭发展到唐代时,已经是十分隆重了,皇帝与人民都要参加。

到了南宋,又兴起了祭祀刘猛将军庙以驱蝗虫的习俗。

刘猛将军庙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其中以苏州地区的各县农村最为盛行。据《崇祯吴县志·风俗》记载:

“十三日诣吉祥庵谒扬威侯,俗称刘猛将。燃巨烛如桮棬,至半月始灭。七月初,田夫耕耘甫毕,各醵钱祀猛将,曰烧青苗。横塘、木渎等尤盛。”

那么,刘猛将神又是如何发展为驱蝗神的呢?

宋室南渡时期,由于中原沦为金朝统治区,朝廷想要依靠忠勇之士收复失地,则是当朝统治者最为迫切的希望。于是,南宋出现了对忠勇之士不断赐号追封的现象。同时,也对这些忠义之臣不断地神化,欲借这些神力来激励人心,捍卫朝廷。

此外,当时宋代对于祠庙、神灵的加封和赐额的政策也形成了一套庙额爵号加封的制度。男性的爵位分为侯、公、王。女性神位则分为夫人、妃两档。道教神分为真人、真君。而且同一档次的爵位所含的字数分为二字、四字、六字三等。到了南宋,从六字扩充到了八字,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末年。

所以,对于刘猛将神的加封,也是在当时封赐制度盛行下产生的。而当时刘猛将神也不止一人,其中有:刘锜、刘锐、刘仲偃等,都是南宋赫赫有名的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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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景定四年,在今天的苏州建立扬威侯,后加封为“吉祥上义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后人又称为刘猛将军庙,或猛将军堂。当时举行祭祀、庙会演戏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刘猛将神则被雍正皇帝换成了元末江淮指挥使刘承忠,并被列为官方驱蝗正神,记入祀典。

刘承忠也是唯一位由官方祭祀、列为驱蝗正神并记入祀典的一位驱蝗神。

虽然民众修建八蜡庙和刘猛将神庙进行祭拜祈福,带有一定的荒谬和迷信色彩,但也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沉淀了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民风习俗。

从消极对蝗到积极治蝗的转变

尽管“天谴论”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年的蝗灾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有增无减,所以,也有些官员提出了灭蝗的措施,唐朝的宰相姚崇就是其中一人。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唐玄宗时期,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蝗灾,只要是蝗虫飞过的地方便寸草不生。然而,此时的人们还是沉迷于消灾祈福,致使灾情越来越严重。宰相姚崇看不下去了,于是给玄宗上奏折,说蝗虫只不过是一种害虫,完全可以消除的。玄宗十分信任姚崇,于是马上批准了奏章,姚崇开始实行用火攻灭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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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上奏给玄宗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认为只要虔诚地设祭祈恩,烧香礼拜就可以了。一时间朝廷上下官员也都认为除蝗不妥,连玄宗都有种杀虫作孽的心理了。

姚崇以前朝的蝗灾举例加以反驳:“昔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草木俱尽,牛马至相啖毛。”如果再放任不除,则又会导致人相食,牛马互啮毛的惨状了。

而针对玄宗杀虫作孽的心理,姚崇说由他一人处理,如果“因缘致祸”他一个独受。就这样,玄宗才终于答应下诏灭蝗。当时仅汴水一地,运用姚崇的焚烧之法就捕蝗十四万石。可见当时的蝗灾有多么严重。

在当时“天谴论”思想十分严重的背景下,姚崇的灭蝗取得了很大成功,以事实向广大官员证实了蝗虫是可以防治的。这在中国治蝗史上意义重大,后人只要提起灭蝗,就必然想起姚崇。

这也说明,“德化虫灾”的思想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根深蒂固,使唐代成为由消极对待蝗灾向积极捕除蝗虫的转折朝代。

唐代的职官制度上已经有专门掌管灾害的官员,据《新唐书》记载:“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也就是说,蝗灾也是考核官员功过的一部分。

而对于瞒报者,《唐律疏义》中则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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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灭蝗只是第一步,后来,接着又有了“募民捕蝗”、“以蝗易粟”、“以蝗换钱”的举措。这都可以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募民捕蝗的情况。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

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实行这些措施以后,无疑调动了老百姓捕蝗虫的积极性,得到了当时官员和百姓的热烈响应。

后来,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写了一本《除蝗疏》,从中归纳了历代许多除蝗虫的方法。受徐光启的影响,进入清朝,有关治蝗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等等。

虽然古代人们的治蝗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但也有其现实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如果发生了蝗灾,具有“天人合一”的民俗思想的人们,难免会因“天灾”引起“天谴”的联想。又因为蝗灾的发生具有其地域性和季节性,地方官员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许多地区来说,又何尝不是百姓眼中的“天”?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在老百姓的眼里,又何尝不是比蝗虫还要可恶?

所以,把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现与蝗虫的灾害对应起来,寄予一种“以德化灾”的愿望,也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所以,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