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五万余件各种形式的书法墨迹、碑刻拓本公之于世，敦煌遗书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清代内阁档案被学界并称为近代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敦煌遗书，最早可追溯到四世纪，最晚的一件则是北宋咸平五年（1002）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前后跨越了整整七个世纪，且其间十年以上的“空白期”极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间断式的进程痕迹，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由隶到楷的演变、转化至固定。敦煌出土文书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进程最直接的历史见证，成为体量巨大而内涵丰富的一个“书迹集合体”。
若以分期断代论，则可概括为几个阶段，本文略述如次：
五凉时期的敦煌书法，用笔简略而纯净，露锋入纸，行至末尾往往急促按下，捺笔上挑，笔触果断强烈，末端多有“燕尾”效果；就体势而言，尚未完全打破隶书的构造模式，楷书的法则规律尚显稚嫩，横平竖直、捺脚肥厚、轮廓稍扁，属于典型的楷隶兼半的过渡状态。此间的代表作如《譬喻经》《道行品法句经》《十诵比丘戒本》《律藏初分第三卷》等，都属于所谓的“正书初起时样式”。就书体演变的这个层面来看，到西汉中晚期，汉字虽然基本上完成了由古文字（篆书系统）向今文字（隶书系统）的过渡，但这种演变的趋势并未结束——总结四至五世纪的书法，虽然在风格上尚有不稳定性，发展亦不平衡，但以地域角度而言，或曰“北凉体”，而就字体角度来讲，可定为“隶楷式”时期。
北魏时期的书法尤其是写经体，比十六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法水准提升，书体进化提速，隶书蜕变的痕迹显著，而风格面目在多样化的格局上逐渐趋向规范、统一。永平四年（61）到延昌三年（514），由敦煌镇官经生所抄之经卷，标志着写经走向了“专业化”和“行业化”的道路。现存的十余卷中尺幅形式、所用纸张、笔法风格、卷末题记、格式规范以及装池标准，等等，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是北魏官方抄经之“标准品”。另如《胜鬘义记》及《晋春秋残卷》诸写本，亦是典型的成熟期魏楷，无论是各种点画的运行动作、起收笔方式以及转折处的顿挫、角度、力量等方面的处理，还是结构的疏密、正侧，以及体势的收放等规律的应用，都传达出一种稳定、有序的“成熟性”来。
北周各类文书的隶意消失殆尽，楷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为后来隋唐时期楷书定型和完全成熟前的最后一站：《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十地义疏卷第三》《生经第一卷》等作品，笔法严谨、结构整饬，更趋于“平画宽结”一类，整体上已非常接近新潮的南式楷法。
隋代的写经，有明确纪年的就达近百件，有些是敦煌本地人所写，也有的传自内地，但总体而言是在沿袭北朝风格的基础上又大量融会了南式技巧，并进一步趋向规范和严谨。由于南北长期分治、缺乏交流，故隋廷统一官抄本、校定经籍，以正错讹，促进了写经的规范化——卷子的格式至此也完全固定了下来。典型者若《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太子慕魄经卷》等，书写皆极为工整严肃，笔画挺拔端庄，线条洗练果断，字形结构稳妥合理，几无破绽。以这一批经卷为典范，不仅标志着隋代写经体的高度发达，同时也标志着楷书的完全成熟。
初唐时期的敦煌书法，继承了杨隋之风范，讲求严谨、精到、典雅，笔法技巧上近于虞、欧者不在少数，甚至不在其下而“足以抗之”了。元、明以后民间流传的唐人经卷多有被误会为大家名手所书者，也足以证明其中技法娴熟、水平高超之精品确能与名家高手相抗衡，故启功先生说此类唐经“其颉颃名家碑版者更难胜数……”郗玄爽所抄《佛地经》、沈弘所抄《阿毗昙毗婆沙卷第五十二》、程君度所抄之《金刚般若经》等，可为代表。
盛、中唐时期的敦煌书法，丰腴饱满是其特有的因素——整体上的笔画形态趋向浓厚、丰腴、圆润，结构扎实而细腻，譬如《阅紫录仪》《道德经卷上》《诸经要集》诸作。但另一方面，唐代在进入中、晚期后，因经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传抄任务日益繁重，导致职业经生的书写态度和认真程度似乎也及不上隋及初唐了——这种“职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在不少文本中，可以体察到不仅是字数行数的规范性已经松动，而且原先的那种庄严神圣的肃穆氛围也逐渐淡化下去了，千篇一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另一个外在原因，则是由于吐蕃统治期内的敦煌，政治对立、区域隔绝，笔、墨、纸张等工具材料匮乏，从而客观上也制约着书法前进的步伐，反映在各类社会性世俗文书上，尤为显著。
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楷书经卷技法偏于草率，缺乏含蓄和韵味，折射出晚唐书风的式微。反而是一些实用性世俗行书文本如《归义军节度使授官牒》《徒众供英等状》《沙州上座比丘尼躰圆等牒悟真判》，轻松自然、随意天真、饶有趣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期的各类敦煌写本中明显地感受到行草书比例的增加、墨色浓淡对比的运用，甚至是越来越多“不计工拙”式的抄写……法度的约定在松动，随意性的成分、自然性的含量在逐渐增加。
五代及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典型者有两类，一是《曹议金道场四疏》《沙州司福集等状》等，这些卷子都是五代时期官府文牒的标准格式。其书以唐人之法度为基础，笔画平稳、线条规整，楷中略带行书意味；结体偏长，斜势明显，不少字形有李北海、欧阳询的痕迹。另一类是《归义军曹仁贵赐邓弘嗣牒》《曹议金赐宋员进牒》等，此类多有颜鲁公之风规，点画醇厚、墨色浓重、线质丰腴，字形饱满结实，章法上也以茂密浓郁的特点为主，但这种类型相对稍少些。也就是说，五代的敦煌书风基本上是以瘦硬、清朗为主，唐人丰腴饱满的痕迹在迅速消退下去。及宋初，亦如是，尤其是非经类文本。五代、宋初这些牒状公文、世俗文本，是此期敦煌书法艺术的一大亮点。
敦煌文献涵盖了楷、草、行、篆等各种书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及类似美术字的墨迹，而主体部分则是楷体经书，总量达四万余卷。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一种重要的书迹形式，“写经体”有着它特殊的发展形态。自魏晋以来随着佛教、道宗的传播与流行，其规模、范围、影响甚为深远，至唐则达到了一个顶峰。直到进入五代、两宋，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才逐渐地衰退下去。
化度寺碑
敦煌写经体的第一阶段，即晋末至北周的二百年，这个阶段作品的基本特点是：横画起笔一般都是露锋入纸，尖锐迅疾，少用逆锋，左轻右重；结体紧凑并明显存有隶书意味，有时也会融合北碑书风的特点，格调古雅、风味朴厚。故可以称之为隶楷转型过渡期，包含了隶楷型、魏楷型两个阶段，风格各异的多种类型平行存在，但内在本质是一线式、单向性的——隶法消退并向着楷式的最终成熟和稳定不断前进着。第二阶段，即隋至中唐时期的两三百年。隋统一中国虽仅三十余年，但在书法发展史上却做出了重要贡献：融合南北书风，形成了严谨、典雅面目主导的新格局，开启三唐门户，为唐书之繁荣奠定了坚固而扎实的基础。而楷书在进入唐代以来，呈现出一种高度成熟的特性，反映在敦煌民间书法中亦是如此——向主流的士大夫书法靠拢，而且其成熟和定型的轨迹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隋代及唐高宗、武周时期，由于佛教之兴盛，民间写经深受其影响，此期的写经体，先是法欧、虞风格的居多，占据主导地位；盛唐以降，审美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瘦硬、严劲的面貌开始逐渐转向肥满丰腴的轨道上来，所以这个时期风格宽泛而饱满，形成了几种主要的审美取向并行的格局。从隋代写经体风格式样的固定，标志着楷书的成熟和隶书痕迹的完全终结，到中唐武周的繁荣鼎盛，写经在“书体”意义上达到了它的顶点。自吐蕃接管统治起到晚唐五代直至宋初是第三个阶段，其间因字体的演变已完全结束，于是逐渐出现了各种风格形式上变异的倾向，呈现出一种面目众多的格局，既有沿袭隋代清劲俊秀的作品，也有上追南北朝意味的例子；既有承接盛中唐法度森严的典范，亦不乏自然天真、不计工拙的风格，可谓百花齐放。
敦煌遗书中篆隶书墨迹极少，但唐代《篆书千字文》残卷却极有意思——此原为一卷，断为两部，满行为十字，右皆注小楷。篆书大字墨迹浓重，楷书小字墨色淡雅。虽然说《篆书千字文》在隋唐期间也曾有流传，如《隋书·经籍志》等便有著录，但一直以来墨迹却极为罕见。此件文书，可谓是填补了这一时期篆书千字文之空白。其篆法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那种重于装饰性意味的风尚——行笔间夹杂楷法隶法，长线条盘曲繁复，结字缭绕多变。细察之，书者在笔与纸接触以及笔画线条改变运行方向的瞬间，楷书的技巧动作和运笔范式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也或许书者本来就是从“求其形”这个角度来理解篆书的；然而这种书风与李阳冰这样的端正严谨的主流篆书格式还是差异极大，所以我们仍把它看作民间书法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在正统篆书构造形态的基础上代之以楷法和悬针状笔画等因素，从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由不拘、轻松浪漫的味道。
敦煌文献中的行草书墨迹数量不少，用途也很广泛，不仅用来抄写经文，还应用于一些辅助性经籍注疏、略述及寺院的经济文书、官府的牒状、批文以及民间的契约信札等诸多方面。其中，行楷略多，行草则相对较少。著名者，若《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瑜伽论》《大乘起信论略述》等，因功能性和时代之不同，风味各异。
另有唐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与传世的“小川本”及“关中本”比较，均十字一行，文字的格式也基本一致。同样是墨迹的蒋氏临本和“小川本”稍有差异，或结构上稍作改变，或笔画上略有增损，但绝大部分还是非常接近的。整体风格而言，“蒋氏本”用笔略偏于瘦硬挺拔，不若“小川本”之丰腴婉转、肥美滋润。这种瘦硬挺拔，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贞观年间欧、虞书风流行以及敦煌本地的审美趋向息息相关的。
敦煌第十七窟所出之唐代石刻拓本，计有《化度寺碑》《温泉铭》《金刚经》三种，这也为我们现在研究唐代碑刻书法的相关问题包括传世翻刻的考证、辨伪等提供了新基点。限于篇幅，暂不展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敦煌遗书中以木笔、苇笔、竹笔等非软性常规毛笔工具所写成的文书和经卷也不在少数，其中一些汉文书迹趣味横生，不乏可鉴价值，如中晚唐时期的信札类、契据类墨迹。写于大中十一年（857）的《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就是木笔书写的，《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则是正文毛笔书写而批注用苇笔。硬笔书写的情况以吐蕃统治时期为最多，因吐蕃人本就有使用硬笔之习惯，加之因战乱封闭而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切断，毛笔原材料不易运送的缘故；而新来的统治者们用木笔及苇笔书写吐蕃文的做法启发了当地人，敦煌的汉人们也很快地使用这种笔来书写文字，特别是各类社会性文书使用得非常普遍，以小字书写的佛典注释、戒律书、讲义笔记之类则基本都是用硬笔书写的。硬笔书字形上虽然与毛笔书迹差不多，但于笔画线条上还是有其鲜明特点的，这主要也是由提按因素的弱化和转捩因素的简化所导致的——即垂直于纸面的毛笔相对于水平纸面的上下运动基本消失，而仅剩前后左右的“平动”方式，尽管有些硬笔的材料并非很硬且有一定的弹性，但相对于常态的毛笔而言，其间的中侧变化、一波三折、轻重提按等外在表现还是被大大地压缩了。在笔画挥运中唯一没有改变的只有“速度”这一项因素，而与此同时，丰富的造型意识却进一步凸现起来……
总之，我们站在书法史的角度，敦煌文书所跨越的七百年间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文字演进和审美趋向等因素综合地决定着书法风格的变迁、融合以及笔法技巧的发展和演化。如此众多、如此集中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真实而全面地为我们展示着这一脉络。敦煌遗书各体皆备、风格多样、形式各异，但又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自然、淳朴的审美情趣，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着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又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同时，在敦煌写本中亦发现若干书史书论资料，如《王羲之笔势论》《怀素师草书歌》等，这对于我们现今的考证研究也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