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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明明

“你觉得不够幸福就是边缘吗?”这是黄丽群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疑问。在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里,她用十三个小故事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黄丽群出生于中国台湾,《海边的房间》是她用真名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华语小说之一。此前,她以笔名九九写了《跌倒的小绿人》《八花九裂》等书,先后获得时报短篇小说评审奖,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和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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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群(摄影 赵豫中)

黄丽群认为从古希腊至今,人们的困境都是相似的。《海边的房间》里的主人公虽忍受着各自的生活,也都绕不开爱和欲望的网。善于描写日常暴力的作家并不少,黄丽群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她采用了恐怖小说和情色小说的笔法,刻画人生的困顿和荒谬,却未沦为猎奇之作。她让你在倒吸一口凉气时,感慨命运的偶然性对人们的屠戮,并试图拼凑这些小人物之间的共性。

用恐怖小说和情色小说的笔法,刻画生活的困顿与荒谬

同名短篇小说既飘荡着情欲气息,又散发着阴森诡谲之感。即便熟悉了她风格的读者,已经小心翼翼、屏住呼吸,还是不慎被突如其来的结局吓一跳。她写的并非是远方的恐怖,而是人们内心幽微隐蔽的一面。从事针灸的中年男人、走不出丧子之痛的母亲、相貌丑陋的速食店店员、算命师傅、公务员、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角色,然而这般普通的人,内心深处也有难以触及的暗礁。只是平日总是沉默着,无人问津,才会在真相显露时令你后背发凉,让你讶异人的内心竟可这般蜿蜒曲折,或许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邻居,抑或是我们自己,也曾有过超出世俗常规的欲望,或是歇斯底里的孤独吗?

小说以书信体和故事并行,开篇书写了女主人公的冷淡和疏离,制造出一种叙事迷雾。随着故事展开,“海边的房间”也在潮湿、朦胧的气息中显现出它真实的面目。小说中继父为了将女孩留在身边,不惜让她瘫痪,拦截掉所有的信件,切断和她外界的联系。继父恩宠的背后是病态的控制欲和情欲,海边的房间又何尝不是人心的监狱呢?

在描写继父为女孩扎针时,黄丽群采用了异常平静的笔触:“今天的海也很好,没有风雨到来;海边的房间也很好,没有裂变到来。两人的日子还长,不怕。”现实处境和表面的祥和,产生了强烈的对撞,加重了故事的阴森和绝望。只要海边的房间还是坚不可摧,那么女儿就会继续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小说阴森、可怖的氛围也在男人病态的情话中变得愈发浓稠腥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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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房间》

短篇小说《猫病》聚焦了女性的性焦虑。女主人公偶然间捡到一只小猫,将它唤做妹咪。小母猫迸发的生命力唤起了她一直压抑的渴望。衰老和贫困不会让她的情欲湮灭,只是加重了对性的焦虑。她爱上了给妹咪看病的兽医,幻想自己像母猫一样被反复抚摸,小母猫的柔弱无骨、娇声与媚态是性吸引力的象征,也是她嫉妒的对象。故事的最后,女人掐死了母猫,像喝猪血补气一样,试图用猫血获得妹咪绵延数公里的荷尔蒙,恢复早已停止的月经。“医生我都停经好几年了,现在又流血,你可以看看我得的是什么病吗?医生,你看得出来这是猫病还是人病吗?医生你好,喜欢妹咪,对不对?你一定会喜欢我,妹咪、妹咪,下次我们再一起去看医生。”小说便在女人几近癫狂的喃喃自语中戛然而止。

近年来,女权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关照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作品并不少见。不像《坡道上的家》《82年生的金智英》那样对母职、父权有着鲜明的反思和抨击,黄丽群没有刻意塑造一个让人怜惜的“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她笔下的人物,早已被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狭隘想象规训,不断的自我矮化、自我降格。《猫病》中的女人,觉得自己应该在五十一岁停经时认命。因为老去的女人根本不能算作一个人,“没有任何资格洋溢”。

情欲缺失的背后,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女主人公为了给患癌的父母看病,卖掉了用毕生积蓄买的房子,最后只能住在逼仄的群租房。同住的年轻女生从不关心她的处境,只会污蔑她总是弄脏浴室;她试图与兽医院的医生攀谈,对方也毫无反应。高速原转的城市,让人日趋原子化,也让个体的孤独无法排解,对爱欲的渴望也显得不合时宜,只能以毁灭结束。

无常往往最平常

大学毕业后,黄丽群的第一份工作是编辑。这期间,她读到当时最活跃的作者的文字,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思索。因为台湾的城乡均质化很高,即便她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黄丽群关心的并非城市生活本身,而是普通人的境遇。

生活中的黄丽群喜欢算命,这让她觉得人生充满套路,无非就是阴差阳错,悲欢离合。她在接受记者采访和演讲中,多次表示自己对命运的偶然性感兴趣,不喜欢斩钉截定的事物,喜欢人类无法主宰、无力抗拒的事物。那些看似平淡、困顿无聊的生活,也饱含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随机性,“大命运之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机关。”

这些随机性往往都是琐碎无关宏旨的细节,而非惊天动地的转折。童年时期,父亲因周旋于饭局,很少有时间与她独处。一次父亲难得回来陪她吃饭,又因好友的邀约中断。黄丽群内心虽有怨念,却没有大声阻止,未曾想到父亲在途中遭遇车祸,永远离开了她。“没有喊住父亲”这样的小事,便是触发命运的小机关。

这种对命运中的偶然性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丽群的创作。在她的小说中,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总能串起故事重要的走向,让人们的生活瞬间坍塌。在短篇小说《当一个坐着的人》里,黄丽群写了一个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女孩和上级谎称自己摘掉了子宫,得到了上级的同情和信任。得到转正机会那天,从来都按时来月经的她,突然感到下腹有温热的液体喷流而出,弄脏了昂贵的进口沙发。

十几年来为了提升阶级的努力,竟毁于月经和此前随口撒下的谎言。其实真正摘掉子宫的是女孩的室友,她曾经因为嫉恨室友优渥的出身,谣传室友堕胎。借对方的血光之灾不会让女孩愧疚,反而觉得“能使的坏也就如此”,“别人身上的苦,尝起来舌根甘甜”。

相较于其它故事里爱而不得的失落和焦虑,《当一个坐着的人》难得地将视角转向了金钱与阶级带来的焦虑。让女孩感到身份悬殊的,并不来自于他者刻意的伤害与贬损,而是那些连对方都容易忽视的细节——同样是买水果,室友买的是进口的,自己只能买临期促销的。令人唏嘘的是,女孩从小就浸润在“贫穷及原罪”的环境下。她的父亲是大堂的门卫,需终日替人开门,看人脸色,故频繁向女儿传授“坐着比站着高级”这样的处事之道。

法国社会学家埃里蓬·迪迪埃在《回归故里》中,强烈反对了“人在童年时期是没有阶级意识的”这样的观点。他反问到:“如果你的母亲是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保姆,你难道不会因此痛心吗?”女孩失去工作机会看似罪有应得,但女孩让人恨不起来的原因,大抵是社会给予穷人的尊严太少,才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也格外敏感,被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刺痛。

只是黄丽群似乎太过于相信命运的无常,在下笔前就已经预设了人物的结局:相貌丑陋的速食店男子不可能获得真爱;家境拮据的女大学生,永远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独居多年的中年女性,情感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对细节的过分关照,也容易让人物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暴力中,对命运的偶然性追问也多少呈现出戏剧化的色彩,这也让黄丽群在反边缘和反正确性的同时,让人物不可避免的奇观化,限制了对市民社会意义的进一步探寻。

不幸福就是边缘吗?

出现在《海边的房间》里的人物,各有各的困顿。出版社为其推广做的腰封上,写着“畸爱者”“坏掉的人”这样的词汇。这种坏朽不在于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威胁,而是他们更像挤在超市角落里特价处理的果蔬,缺乏光泽,不够新鲜,只能安静地坏掉,散发出腐臭的气息。但有时候,千疮百孔才更接近普通人的常态。

小说中的人物覆盖面极广。《决斗吧,决斗吧》中的周雪是公务员、《卜算子》里的是算命师傅和他的儿子、《当一个坐着的人》的女儿是普通女大学生、《入梦者》里则是快餐店打工的独居男子……他们的职业都很普通,就是城市中大部分人从事的职业。

黄丽群反对用“边缘人”定义她笔下的人物。她说:“你觉得不够幸福就是边缘吗?没有你想象的幸福就是边缘吗?你可能非常傲慢,不像你期待的那样写结婚生子,生活乏味,一切都有,然而寂寞空洞的中年男人就是边缘了吗?这样的男人当然不边缘是超主流的,那就是幸福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中心,他们可能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可如果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都尽了他们的全力,过上自食其力的安稳生活,他们的感情无人回应就边缘吗?我不觉得现在高度原子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己微型的中心,在巨大的光谱的分散位置上各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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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有点奢侈的事》

诚然,当我们用“好看、有钱、有人爱”的标准,划分出“边缘”和“中心”,其实也不自觉内化了权利话语的叙事。就像是黄丽群时常念叨的“无常往往最平常”那样,无论怎样努力,都似徒劳;无论这样粉饰,处境都捉襟见肘,才更像是普通人的真实境遇,《海边的房间》写的就是在我们周遭,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黄丽群会认为“城市畸爱者”这样的表述像是营养成分表,而非小说真实的肌理。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击中人心,并不在于出奇制胜的情节,或是轻易地消费自己和他人的苦痛,而是用参透又不说破的态度,探寻普通人和他们不普通的命运。

柯裕棻对黄丽群的评价或许是最为精准的概括。她说:“多数的人会避开事实,尽量忘掉生冷粗糙的世界;有些人会阴狠疯狂地乱刀砍杀;有些人会滥情洒狗血;能够细细将可怖的人世剖开来,既让人看见那阴暗猥琐,又让人赞叹刀法精准漂亮,就是真才气了。”“她的文字温煦如日,速如风雨。晴日静好的午后,还觉得太平岁月温暖快乐,一转眼,不知哪来的乌云罩顶,大雨倾盆而下。读的人回过神来,重新整饬,自然有自己的一番了悟。那时,这朵谜一样惘然幽异的奇花异草,就在读者的心里盛开蔓延了。”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