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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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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朝,人们一方面赞美它的文化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另一方面痛惜其军力不强,只能不断地与辽、金等政权签订和约。

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致力于宋辽金史研究五十余年,他的十年心血力作《宋代外交史》新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有许多新的创举。作者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外交成败影响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反思。

1004—1005 年,宋真宗与契丹缔订《澶渊誓书》,确立了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北宋与辽金分别订立过两个和约,南宋与金订立过三次和约,与蒙古订立过一次和约(1233 年夹攻金)。两宋与他国所订立的和约总数,直到清朝末年才被超过。

陶晋生说,北宋与辽的和约维持了一百二十年,双方都谨守和约。不过,最后毁约的却是宋徽宗(1100—1126在位)。徽宗时,蔡京、童贯(1054—1126)等为收复燕云而实行联金灭辽的政策。金人灭辽后,宋虽然收回了燕京,但事成之后片面毁约,容纳叛将,予金人以借口,导致金人挥军入侵。钦宗被迫与金军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宋徽宗、宋钦宗与金订立了两次和约,却两次破坏和约,以致金军大举进攻,最终在1127 年遭受靖康之难。

南宋与金订立了三次和约,第一次为1141 年(高宗绍兴十一年)订立《绍兴和约》,宋对金称臣纳贡。1161 年,金朝海陵王毁约南侵。1164 年(孝宗隆兴二年)订立《隆兴合议》,南宋取得较对等的地位及减少岁币,此为第二次和约。1208 年(宁宗嘉定元年)订立第三次和约,南宋因战败而增加岁币,并且赔上宰相韩侂胄的人头。最后在金朝末期,1216 年(嘉定九年)宋人取消了对金的岁币,也就是结束了和平的关系。次年,金人以宋拒纳岁币发动南侵,但战事没有进展,至金哀宗(1224—1234在位)继位,停止战争。

蒙古侵入中原,与南宋联络,希望合作对付金朝。宋朝君臣对联蒙古灭金议论纷纷,最后采取联蒙政策,于1234 年合力灭金,不过宋最终亡于蒙古。

宋与辽、金、蒙元互派使节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搜集对方的政治、军事、民情等各方面的资料和情报。出使辽朝和接伴辽使的使臣,除了自己记录见闻和赋诗外,都有报告呈给皇帝。报告的内容包括行程、沿途见闻、呈递国书经过、与辽臣谈话记录,以及有关辽朝政局和军事的情报。国信所藏有奉使及接伴语录,统称《语录》。但这些报告存留至今的甚少,据统计,现存足本及残本,北宋有二十六种,南宋有二十四种,共五十种。

陶晋生说,宋和辽、金、蒙元交聘,使人众多,所留下的诗篇很丰富。从诗歌中,我们可知宋朝使者所见邻国的山川地理、城镇宫室、君臣人物、当前时势,而且可见使者的个人感想,因为使者有时会借诗歌表达个人对时局的意见或批评。

这些当年的外交官中,我们发现了唐宋八大家文人们的身影。

他们作为风流倜傥的一代著名文人,出个使,当个大宋朝的外交官,又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说苏家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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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苏辙:我出使契丹,我哥哥苏东坡写诗送我】

宋辽间使节交聘频繁,送人出使的诗篇很多。苏轼有一首送弟弟苏辙的诗,《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说到苏东坡的这位外交官弟弟,苏辙于元祐四年(1089)出使,贺辽道宗生辰,回国后上《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从苏辙的报告中,我们可见当时民间印行书籍外流、铜钱出界的问题。苏辙对辽道宗和其继承者天祚帝观察入微。他判断在道宗的治理下,北边可保无事。另外,辽朝重契丹人,虐待汉人,但燕人大族则不至于此。他又报告辽国赋税轻,朝廷施政有法度。第三至第五点有关使节的随从、车辆及驼马,都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使节交聘的细节。

除了苏辙,南宋楼钥的出使记录《北行日录》和范成大(1126—1193)的《揽辔录》载出使金都燕京的往返行程最为详细。

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随仲舅汪大猷(1200年卒)出使,贺金世宗正旦。他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当时金朝政治和社会文化很好的史料。例如,他在东京(开封)遇到一位曾任北宋官员的男子“自言月得粟二斗,钱二贯,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劳。语及旧事,泣然不能已”。他观察到“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诸处,故河南之民贫甚,钱亦益少”。他在相州遇见一个姓马的校尉,工作了二十年,抱怨自己和奴隶一样,甚至会受杖刑:“言并无俸禄,只以所收课额之余以自给。虽至多不问,若有亏欠,至鬻妻子以偿亦不恤。且叹曰:若以本朝法度,未说别事,且得俸禄养家。又得寸进,以自别吏民。今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高,未免棰楚,成甚活路!”金国官府使用三种文字:“闻彼中有三等官,汉官、契丹、女真,三者杂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认及教学者亦以此为别。”又描写射弓宴的细节如下:

四日乙卯。晴。射弓宴。张倬赐生饩,高蕙赐宴,完颜高赐酒果,完颜仲雄押宴……酒七行,各分位换窄衫束带。将出射,宰执遣右司张汝弼传语,问俘掳人事。既退,使副及官伴射弩,仲雄射弓。射垛设庭下,上画火珠,夹以小飞鹤二,下画一彩架,以承射帖,夹以大立鹤二。绿竹数竿,帖上初为银碗五,每头二矢。少顷加四花二矢。押宴、馆伴、国信使副、知五人以次执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庭下分列锦衣金帽卫士五十人,乐人立其左,又卫士一人为押宴执弓矢,二人为馆伴过弩,一人端箭,二人立垛侧喝箭。射每中,则面厅伛立,撒手报覆。乐使喝打着,即乐作;否则以抬捺后手见晓。初中时,先望阙拜赐。卫士以元矢穿所中银碟,引赐物过其前就坐,共饮。胜者酬酢必遍,然后复射。碟子重三两,中角花者随所中而得。中的者举九碟得之,以其一与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赐之后,但欲成礼即已。伴使志在于得,抵暮不肯休,屡谢止之,方已。两厅过弩者各以二碟酬其劳。易衣就座。又二行而罢。倬口宣云:“远将庆币,来会春朝。方休徒御之劳,宜有饩奉之赐。”蕙云:“长途远届,使事告成。将观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宠。”高云:“已成使事,将向归途,宜有珍颁,以彰宠遇。”

陶晋生说,这些都可见得,宋朝时出使礼节相当隆重,双方在比赛中展现实力,似也可能建立友谊。

外交官楼钥在返国途中,宿真定府。“道旁老妪三四辈指曰:此我大宋人也,我辈只见得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与泪下。”

老妪的一句“此我大宋人也”,任是外交官见得多了,也不免动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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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去契丹国的这一路风尘】

陶晋生的《宋代外交史》一书中,唐代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惊鸿一现。

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出使,到了雄州,写了一首诗《奉使初至雄州》:

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

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欧阳修从宋境到契丹国途中赋诗,有《奉使道中作三首》《过塞》《边户》等。他奉使道中思家,所写三首诗完全不用典,道尽旅人的心声,其一曰:

客梦方在家,角声已催晓。

匆匆行人起,共怨角声早。

马蹄终日践冰霜,未到思回空断肠。

少贪梦里还家乐,早起前山路正长。

《边户》一诗,欧阳大人指出沿边“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和议成功后,双方谨守盟约,尊重国界。诗中还注意到向宋辽双方付租税的边户(也就是两输户或两属户),及双方都不得在界河捕鱼的情形: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

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

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

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

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

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

出使使命完成后,欧阳修又作赋《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

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

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

虽然如此,出使契丹朝旅途遥远,跋涉艰辛。欧阳修回来后,写信给朋友说:“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胜其劳。”

人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不要说在古代,羁旅之艰辛可想而知。欧阳修虽然多病多愁,但他毕竟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大诗人欧阳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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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外交官:一路风霜一路诗】

我们知道,宋是一个文官大有作为、君臣共治的风雅时代。陶晋生的《宋代外交史》中,我们还看到了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文人们的身影。

苏颂、叶梦得、杨万里、范成大这些外交官们,当时作为文人的知名度都挺高的。他们在出使诗中表达的,不仅是外部环境,异域风情,还有难以言传的内心世界。

苏颂是北宋中期的宰相,两次出使(熙宁元年,1068;熙宁十年,1077),经过的地点不同。其路线可以和王曾、陈襄的报告中的路线比较。第一次旅途中,苏颂和副使张宗益(仲巽)唱和多首。第二次出使,已经是十年后的事,苏颂也有诗送副使姚麟《某向忝使辽于今十稔再过古北感事言怀奉呈姚同事阁使西上门使英州刺史姚麟》:

曾到临潢已十龄,今朝复忝建旃行。

正当胡虏百年运,又过秦王万里城。

尽日据鞍消髀肉,通宵闻柝厌风声。

自非充国图方略,但致金缯慰远甿。

尤其贺年的使节饱受风霜,是相当危险的。有诗《奚山道中》写北国的道路难行:

山路萦回极险难,才经深涧又高原。

顺风冲激还吹面,滟水坚凝几败辕。(自注:山涧水留遇冰则横溢道上,彼人谓之滟水,险滑百状,每为车马之患。)

岩下有时逢虎迹,马前频听异华言。

使行劳苦诚无惮,所喜殊方识汉恩。

苏颂的前后出使诗,还有诗句:“上得陂阤路转艰,陷轮推马苦难前。风寒白日少飞鸟,地回黄沙似涨川。”又有诗句描写天寒地冻的北国:“北海蓬蓬气怒号,四向茅檐卷地飘。”

苏颂的诗篇,除描述沿途苦况外,更是记下了北地的很多风土人情。如辽朝款待宋使的宴会,“礼意极厚,虽名用汉仪,其实多夷法”。辽朝君臣有游牧的习惯,接见外国使节常在行帐(“穹庐”),而不在五京,所以看起来很简陋(“鹑居”)。苏颂诗《广平宴会》:

胡中宫室本穹庐,暂对皇华辟广除。

编曲垣墙都草创,张旃帷幄类鹑居。

朝仪强效鹓行列,享礼犹存体荐余。

玉帛系心真上策,方知三表术非疏。

辽人的饮食与中原不同,因此使者很不习惯。苏颂记“虏中饮食风物皆异中华,行人颇以为苦”。《虏中纪事》曰:

夷俗华风事事违,矫情随物动非宜。

腥膻肴膳尝皆遍,繁促声音听自悲。

沙眛目看朱似碧,火熏衣染素成缁。

退之南食犹成咏,若到穷荒更费辞。

历经北宋至南宋的南渡词人叶梦得,曾任户部尚书,晚年隐居浙江湖州,号石林居士。曾送女婿出使,有诗《送严婿侍郎北使》:

朔风吹雪暗龙荒,荷橐惊看玉节郎。

楛矢石砮传地产,医闾析木照天光。

传车玉帛风尘息,盟府山河岁月长。

寄语遗民知帝力,勉抛锋镝事耕桑。

以上诗以描述异国山河彰显使者任务的重要,并以归来的殊荣鼓励即将出发的亲友。

南宋胡铨(1102—1180)将王嘉叟的出使比拟为苏武出使匈奴和张骞出使西域,用“遐荒”“绝域”来衬托使者的辛劳和使者返国后所获得的荣耀。《送王嘉叟侍郎使虏仍用其韵》:

苏张姓字炳如丹,遍历遐荒觉世宽。

龙勒殊勋标绝域,麟宫奇节障狂澜。

二千里外河源远,十九年间海上寒。

二子精忠君勉继,归来锦领万人看。

南宋著名文学家、《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1123—1202)《送王诚之舍人使北方得挥字》将出使辽境视为到“沙漠”去“宣威”:

岁晏滞急景,霜雪日霏霏。

家居尚无奈,何况披征衣。

舍人使持节,正尔辞帝畿。

扬鞭出门去,言面无几微。

中朝第一人,沙漠今宣威。

朔庭天骄子,应觉眼见希。

青春反南辕,花柳相光辉。

雍容对宣室,便可持枢机。

蛾眉含笑迎,酌酒争劳归。

金碗大如斗,客醉时一挥。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诗人杨万里,写了《送朝士使虏》:

又见皇华赋北征,谪仙俊气似秋鹰。

诗成紫塞三更月,马渡黄河十丈冰。

赵北燕南有人否,禽胡归汉竟谁曾。

天家社稷英灵在,佳气时时起五陵。

又有《出北关门送李舍人使虏》一首:

同寮缓辔出承华,又送双星水北涯。

霜外汀洲芦叶晓,雪余园圃竹梢斜。

只惊睡起犹残月,不觉归时已落霞。

百首鸳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

使人出使回国,往往会自述见闻,或者亲友在欢迎的聚会中会赋诗庆祝。如北宋刘敞诗《持礼北庭回示希元并寄之翰彦猷当世》:

肃承朝命谒穹庐,却卧空床涕满裾。

不敢复论天下事,更能重读箧中书。

男儿战死自无恨,国势倒悬谁为摅。

我本不来人强我,百年空使愧相如。

若是诗人自己出使,其见闻和感想甚为丰富。王珪(1019—1085)出使,每到一处住宿驿馆,即赋诗一首。如《望京馆》:

一从绝漠返朱轮,便有东风逐去尘。

和气旋成燕谷暖,使华重照苏门新。

山川如避中原执,天地应酬上国春。

二月寒亭行欲尽,初花犹未识归人。

又如《柳河馆》:

柳河山外日晖晖,柳色犹枯草正腓。

阴壑水声多北注,晴峰云影尽南飞。

黄牛拥毳争春耦,白马弯弧落暮园。

路人陇尘谁与问,桑间胡女避人归。

从南宋都城杭州出使金朝的范成大,也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每到一地,就赋诗一首,其诗作可以补充其所著《揽辔录》,如《渡淮》:“船旗衮衮径长淮,汴口人看拨不开。昨夜南风浪如屋,果然双节下天来。”如《真定舞》注云:“虏乐悉变中华,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到临洺镇,诗题注:“洺酒最佳,伴使以数壶及新兔见向。”在栾城时,“伴使怒顿餐不精,欲榜县令,跪告移时方免”。过芦沟时,“去燕山三十五里,虏以活雁向客,积数十只,至此放之河中。虏法,五百里内禁采捕故也”;在燕山城外的燕宾馆,“伴使把酒相劝。西望诸山皆缟,云初六日大雪”,生动地描写了金人对南使的招待。在燕山时作词《水调歌头·燕山九日作》:

万里汉家使,双节照清秋。旧京行遍,中夜呼禹济黄流。寥落桑榆西北,无限太行紫翠,相伴过芦沟。岁晚客多病,风露冷貂裘。

对重九,须烂醉,莫牢愁。黄花为我,一笑不管鬓霜羞。袖里天书咫尺,眼底关河百二,歌罢此生浮。惟有平安信,随雁到南州。

杨万里出使,在淮河遇见对方使人,赋诗《淮河中流肃使客》:

淮水中流各一波,南船小住北船过。

生憎两岸旌旗脚,引得霜风分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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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们:出使诗里难掩悲愤之情】

宋朝外交使节的职责,包括随时随地搜集资料。

陶晋生举了个例子。乾道九年(1173)十月,金使金吾卫上将军兵部尚书耶律子敬来贺生辰,起居舍人赵雄(1129—1193)假使翰林学士为馆伴使。耶律子敬于上寿宴会后辞行,赵雄与他并马同行。通过谈话,赵雄得知若干金朝的内幕,如燕京宫殿周围二十余里,十月正是田猎季节,金帝一年出猎三次,出猎时间往往需十至二十天,或一个月。金帝每年避暑于西京云中。金世宗有七个皇子,越王(永中)是长子。金朝两个宰相都姓赫舍里(纥石烈良弼、纥石烈志宁),年四十余及五十余。金尚书令姓李(李石),年六十余。

陶晋生归纳了一下,这些宋朝外交官们的奉使诗,有四个特色。

第一,诗人把出使的经过用古来中原与夷狄交往的先例和词句来表达,主要的先例是汉与匈奴的外交交涉。如梅尧臣的《送唐待制子方北使》:

王命来天外,阏氏坐帐中。

仪虽聘邻国,礼岂异和戎?

汉使方持节,胡人自带弓。

唯应沙漠凛,不减谏臣风。

第二,有些奉使诗作中有对外国实际情况的描写,是可贵的史料。不过眼见与中原不同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感触颇多,于是,使人将沙漠穷荒的凄凉景象和天寒地冻的苦况写在诗篇中,而并未出使的人则能想象使者将遭遇的处境。

第三,虽然出使外国是一件苦差,可能还会遭到处罚,甚至有生命危险,但是回国以后,想到自己完成了出使使命,巩固了邦交,心里颇感安慰。于是使者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他们的思索也得到了迎接他们的亲友的赞赏。

第四,使者还会在诗作中表达自己对于外交关系的意见,有称赞也有批判。如前面提及的曹彦约的《陪使者护客晚发京口》是奉使诗中政治意味比较浓厚的一首。“前日生辰使者去,贺正又出丹阳门”“敌使三节能几耳,客载万舸何为哉”,描述了迎接来使对官民的骚扰以及对资源的浪费。“甘心事仇谁作俑,耻不自羞犹怂恿。”诗人指责主国政者甘心事敌,恬不知耻。

至于悲愤之情,有浙江永康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吟《水调歌头》表达: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远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此词上阕叹汉使到敌国致敬的无奈,下阕悲愤中原沦陷,但仍有恢复的一天。不过所谓批判,往往仅是一笔带过,如上引梅尧臣诗中“仪虽聘邻国,礼岂异和戎?”一句话点出和议的本质就是和亲。

对此陶晋生指出,理性地看待宋代的外交,并不意味着为北宋的边备废弛和南宋的退让求和辩护。陶晋生也指出,长期的和平的确使宋朝举国上下因循荒惰,军政腐败,为北宋的覆亡埋下了伏笔;南宋的《绍兴和议》是屈辱的,宋高宗是懦弱和自私的,且没有战就没有和,没有岳飞等武将的奋勇抗敌,就没有最终的和议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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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