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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唐雷音寺 袁榭

去年春节前,我们告诉了大家:农历是咱老祖宗自创的吗?不是,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今年春节,我们再给大家补充条内容:“十二生肖”也不是纯正的国产货,来自上古的西亚与北亚。而且生肖纪年在中国通用的历史并不太长,与伊斯兰教入华的时间相仿佛。

古中国“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黄道十二宫”

在当代天文史考证下,“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虽然有失偏颇,但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的确,像占星学的“分野”、历法学的“闰年”,不消西亚人输送知识,古中国人也可以自发摸索出来。但天文、历法系统的基石性理念,西亚传至古中国的脉络与证明推理无可辩驳。没有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就没有古中国的“十二地支”、“太岁纪年”、甚至“二十八宿”。

论述“十二地支”与“十二宫”之同源最精到的,至今仍然是郭沫若在1929年出版的《释支干》。不论郭老的操守德行如何、公私生活怎样,他的金石考据学本行素养是海内独步、无可挑剔的。

郭老比较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方法很简单:“十二宫”的星座符号、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读音,与“十二地支”的甲骨文图像、“二十八宿”的星图与甲骨文形态、“十二太岁纪年”的汉语读音相对照。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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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

而古西亚“十二宫”初始的时间点是公元前45-23世纪、成熟时间点是公元前13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初创性举世公认,在使用甲骨文的古中国殷商时代之前。要说古中国“十二地支”不是沿袭自西来知识,实在难以服人。摘录一下《释支干》的具体考证,大家就能自行判断。

“太岁纪年”系统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汉语名字的拗口和难解在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疑惑。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这一串念下来,两千年来的普通人只会有一个想法:“这是啥意思啊!”

但郭老的考证就可以解释,对应“十二地支”的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十二宫”的古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单词读音转写而成。

比如“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的“太岁年名”是“单阏”,甲骨文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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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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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狮子座”的符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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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阿卡德语的读音是 šarru。

并且“卯”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帝王的“轩辕”宿,古阿卡德语中的“国王”也读作 šarrum。从文字到语言到寓意,根本就没啥区别。

其他类似的,还有“十二地支”中的“寅”,对应的“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战争的“角”宿。而“处女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ishtar kak,意为“女战神伊斯塔尔之星”。

再比如“十二地支”中的“丑”,对应的“太岁年名”是“赤奋若”,在“二十八宿”中对应的是象征执法正纪纲的“亢”宿与“氐”宿。而“天枰座”在古阿卡德语中的读音是 zibanitu,意为“上天仲裁命运”。

这些都是古中国“十二地支”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字音、古中国“二十八宿”与古西亚“十二宫”的寓意若合符节之处。如果读音、含义、字形几乎相同的两个词不算同一源头的话,那也只好摊手了。

古中国占星学与古西亚前辈重合处不止“十二地支”

说实话,怪不得从20世纪初到现在,无数学者都在鼓吹“古中国天文学西来”说。因为内容雷同处实在太多,而且雷同内容一排时序,大都是西亚在前、中国在后。

比如公元前6-7世纪的亚述皇家图书馆里的占星学泥板上,说“当火星逆行至天蝎座时,君主不能盲目放松警惕。在这凶兆下,君主不能轻易外出”。而公元前1-2世纪的《史记·天官书》里,称“火犯房、心,王者恶之也”。考虑到“心”宿、“房”宿都是天蝎座的主要亮星群,这时差五百年、地距几万里的两段占星卜辞,其实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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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亚述占星学泥板

当然,这种雷同可以用“相似不一定同源”圆过去。毕竟亚洲大陆两端的古人看到火星运动轨迹的异常,说不定都会想到“皇上要死”,不一定有知识产权专利源头。但是“十二生肖”所依据的“十二地支”及其配合的“太岁纪年”,与古西亚的“黄道十二宫”,其雷同处就没法轻易糊弄过去了。

十二兽搭配地支纪年直到12世纪才在汉地生根

“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图腾匹配“十二地支”的纪年系统。“十二地支”来自古西亚,就算不是板上钉钉,可供质疑的空间也不大。而十二兽系统虽然也有西亚源流,但对于中国人熟悉的“十二生肖”,北亚其实才是切近的源头。

有确证的是,世界上古史上,使用十二兽计时的文化是由首创“十二宫”的古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开始,向外围逐渐扩散。

首先接受十二兽计时习惯的是古希腊与古埃及,然后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十二兽计时习惯传播到外伊朗与北印度的希腊化占领区。十二兽计时系统在印度扎根后,又随着佛教的传播途径从陆路传向中亚与北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十二兽计时系统的传播链末端才是中国,而且扎根散叶广为人接受的时间已经是中古末期的12世纪了。

直到公元4世纪,古中国的纪年系统还在通用“太岁纪年“,神兽图腾也是通过配属“太岁”与“地支”相关,动物与地支的关系并不完全明显直接。在晋代人的作品与语录中,“岁在龙蛇贤人磋”、“白鸡王酉,今太岁在酉”,都是佐证。

但受佛教影响更深的中亚与北亚诸游牧民族,直接借用佛经的十二兽计时系统来纪年。公元6-8世纪的突厥碑文中明确使用兔年、羊年、鸡年、虎年、猪年、蛇年、龙年等单一纪年单位。

公元6世纪中期的鲜卑贵族宇文护,其母亲的来信中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虽然宇文护在北周与隋朝历史中很重要,但因为他的鲜卑北六镇出身,此人其实仍然是事实上的胡人。

直到唐、宋,十二兽纪年对于华夏文化人来说仍然是胡人的稀罕玩意。《唐书》在提到7-9世纪的“黠戛斯国”时,特地要注明“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在提到10世纪末的吐蕃时,也特地要注明“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若“十二生肖”当时在汉地足够普及,那么官方档案文献中不至于少见多怪地啰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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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与西来文化接受更深的辽国高官,直接在墓顶画上了“二十八宿”与“十二星座”的对应。

十二生肖在古中国足够普及的文本证据,至少要等到12世纪了。12世纪的头几年,有人向宋徽宗上书,称“十二宫神,狗居戍位,为陛下本命,请禁天下屠狗”。如果当时“生肖”、“本命年”等概念不够深入人心,不会有人胆敢拍这种脑袋挂腰带上的高风险马屁。

12世纪末,朱熹刁难学生,给的问题是“十二属相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学生“无以对”。如果当时十二属相不够家喻户晓,这种刁难也就毫无意义。而在当时,泉州、广州已经有清真寺了。

当然,有种族自豪感强烈的中国人,使劲想挖掘出生肖的本土根源来。有人抓住《诗经》中一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就称春秋前就有“十二生肖”,这个观点在清朝就被喷得无法回击:“拿这句就能断定‘午马’代表整个‘十二生肖’了?那怎么翻遍春秋文献找不着子鼠、寅虎呢?”

也有人拿各地出土的秦简上的占卜指南,称先秦就有“十二生肖”,根据是其中的《盗者》篇提到了地支与动物。但《盗者》篇是用来占卜盗贼长相的,提到动物是用来比喻盗贼长相,不是用来纪年。“鼠也,盗者兑口希须;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兔也,盗者大面头”这些卜辞要是能用来证明“十二生肖”纪年,按这种逻辑,2016年的生肖属相就是“窃·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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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盗者》篇的描述还真挺符合窃·格瓦拉老师的。

通过这通梳理,其实不难发现,不仅“十二生肖”在中国生根,得托古西亚与北亚外来输入的福。单论在世界占卜史上的渊源,“紫微斗数”系统得管“星座塔罗”系统叫二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