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自嘲》诗赠柳亚子
编者按
在中国，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小说、散文、杂文，是几代读者自小就读过的。读鲁迅，既是读他的书，又是读他的人。鲁迅的书是大海，浩瀚无边；鲁迅的人是高山，雄伟壮丽。他的书和他的人，都是读不完、说不尽的。“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中的一句话。这些年，我们读鲁迅的书，愈读愈感觉鲁迅同样拥有小说中人力车夫愈走愈高大的形象，须仰视才见。鲁迅的作品，是经典的，不会被撼动。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鲁迅的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其富含强大的现实性。
须仰视才见的鲁迅，也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居一样，在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兴趣，在饮食上有其独特的口味。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意组织一组文章，重温大先生的精神世界，感受他别样的小日子。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有文化内涵、最具从古典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里程碑特点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日本学者增田涉所说，鲁迅是一个包容广大的“斯芬克斯”，一个很难研究得透的世纪式人物。
这个中国故事源于希腊神话，大意是讲，赫拉派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拦住过往的路人，用缪斯所传授的谜语问他们，猜不中者就会被吃掉。这个谜语是：“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腿最多的时候，也正是它走路最慢，体力最弱的时候。”俄狄浦斯猜中了正确答案——“人”。于是斯芬克斯羞愧万分，跳崖而死，给世人留下了“人的历史”的启示。
鲁迅高度重视“人的历史”，他解剖国民的劣根性，就是从“人的历史”为出发点，追求重塑现代人的历史。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还是回到现实，关注社会民生，先把传统的那些宝贝搁置起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的这句名言，足见他并未割断民族的血脉。
鲁迅写有七言律诗《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华盖集·题记》载：“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华盖，即像花那样盖在头上的云气。《古今注》载：“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这是指黄帝仿云气作的车盖。郭沫若在《孺子牛的质变》里，提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指出，“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里赞美这一联道：“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鲁迅身上有一股嵇康气。鲁迅说社会上有“三国气”“水浒气”，即关公崇拜和侠义思想，而鲁迅本人崇尚的是“刚肠嫉恶”的嵇康气。鲁迅断断续续地辑录《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十余遍，可见其内心有真挚深刻的共鸣。《嵇康集》从批判纲常名教的消极作用进而否定圣人，否定尧舜周孔，它旨在批判和揭穿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阴谋和虚伪的礼法，一方面反映了嵇康对现实政治和假名教的不满态度与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对外在道德规范、现世功名的鄙薄和对人生的执着与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颓废、悲观、消极的观点，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抗争。这种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思考，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反映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观点。鲁迅作为“精神界之战士”，被曹聚仁称为“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又被刘半农概括为“魏晋文章，托尼思想”。鲁迅在行文与行动上保持着昂然挺立的姿态，并用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去提倡“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精神。其实嵇康是鲁迅的乡邦先贤，其祖先为会稽上虞人。他以悲剧的形态弘扬了崇高的反抗精神，给鲁迅这一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赋予深刻的精神依托。
鲁迅虽然有些偏激，但他是抱着“起沉疴而用猛药”的焦虑感而言之的。他把魏晋文章，尤其是嵇康气，经过现代性的点化，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民族魂”。鲁迅是重视中华民族的血脉的，但他又重视世界的新潮，使民族血脉与时俱进，变得更加恢宏壮阔。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血脉是可悲的，但是一个民族没有自己与时俱进的深化和发展壮大也是可悲的。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传承不断，这是令我们足以自豪的。但是这五千年文明若不能与时俱进，发展壮大，也是可悲的。因而中国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发展成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引导整个民族的复兴，也是这种“人的历史”在崭新的层次和高度上的辉煌展现。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